邓安庆：《道义实存论伦理学》（《西方道德哲学通史》十卷本——导论卷）

　　得知《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第一卷已经付梓，即将能与读者见面，此时立刻有许多感激和歉疚涌上心头，需要表达和说明。

　　“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很能表达我此时的心情。2012年在北京最后答辩，由5位专家评委最终投票决定把此重大项目给予我组织的课题组来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10年后的今天却还只是“导论卷”出版，对许多人而言这确实太慢太笨了，而对我来说，实在不可能再快了。当时根本想象不到，这一课题会让我从一个“看起来的年轻小伙”变成如今“龙钟似老翁”的“一头白发”（陆晓禾教授语）。就像任何一篇论文，写之前内心总是荡漾着许多美妙的遐想，而写出来后却不想再多看它一眼一样，当时凭借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感觉和对学术的满腔热情，觉得这一项目确实必须做，自己也有一点优势可以做且愿意做，于是就花了一整月的时间写了100多页的论证报告，努力争取拿到该项目。但当专家评委们最终信任地把此项目交给我时，尤其是实质地展开研究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了巨大的困难，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第一个困难是哲学上的，黑格尔之所以把哲学史做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靠的是一种为时代立法、能给不确定的未来带来希望和规范的原创性哲学，这种哲学既可回应时代精神的现实所需，同时也使得一种哲学史的叙事得以成立。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哲学为时代精神立法，但哲学史却是为思想立法的。也就是说，哲学史是用来检验和论证其原创性哲学的史料，是思想的事实，其自身的逻辑能够规约一种主观哲学观念的提出。不以史为鉴，原创性思想很有可能就会落入形而上学空洞无边的玄思默想，哲学史的语境和逻辑这时才成为抑制主观遐想的实实在在的大地。通过对哲学史的梳理并通过对哲学史进程本身的合乎逻辑的阐释，主观的思想才能得到最终的证成，这是非历史的单纯语言分析根本做不到的。思想和历史的关联一旦被割裂，任性的主张最多能在当下的讨论处境中获得知性的明晰，却根本达不到理性的奠基。这也是后现代哲学放弃了形而上学之后越来越难真正出现能为未来带来希望和规范的哲学之原因了。因此，做哲学既与形而上学不可分离，形而上学的论证也绝不可能仅仅是逻辑的事，跟哲学史的发展无关。在哲学（形而上学）与哲学史不可分离的关系中，“哲学史”这块“大地”，这一“思想事实”，需要有原创性概念或思想照射进来，才使得其内在的“规律性”放出光芒，就像黑暗的现实，需要一盏明灯，现实之间的因果规律才呈现出来一样，封尘在哲学史典籍中沉默的话语，必须有鲜活的原创性观念和思想来激活，才能面向我们今人的现实困境向我们发出响亮的回声，闪现智慧之光芒，从而与我们展开思想的对话。原创性思想、概念或理念，对之前的哲学史必须具有最大的综合力与最深刻的阐释力，才能经受得住哲学史进程中的思想检验并因此证明此理念的价值或意义，从而开创出一种可以理性期望的未来。在此意义上，有价值的哲学史研究和著述完全就不是无思想、无哲学地把外在的历史材料按照历史发生的顺序串联起来，它要从之前的思想事实中合乎逻辑地证明自己的结论，因而必定是在传承中创造，是在创造中传承。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既提高了哲学史研究的门槛，又提高了哲学研究的门槛。它把不具有哲学思想的哲学史排除在外，给其贴上了无价值的标签，也把不具有历史性的哲学，那种聪明的灵光一现的诗意想象排除在哲学之外，给其贴上“优美心灵”的标签，其对时代精神不具有规范效力。真正的哲学既能给不确定性以希望，同时此希望也能给不确定性以规范的确定性。

　　在这样的高要求下，我们悲观地发现，黑格尔之后，虽然不断地有非常不错的一般哲学通史问世，但道德哲学通史却一直付诸阙如。因为对于一般做道德哲学的人，他本来就只把道德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来做，因而是脱离了第一哲学来做的，所以，他可以就伦理观念本身去寻找历史的根源，如现代功利主义把源头推算到伊壁鸠鲁的幸福论那样，但他却无力在第一哲学层面讨论伦理与道德问题，或者认为根本不需要在这个层面讨论问题。这样虽然也可以提出一种规范个人行动的道德哲学来，却无法提出一种规范时代精神、为不确定的未来给出方向指引和规范可能性的安身立命的哲学来。而无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和黑格尔，他们所理解的哲学都是具有这种道德哲学底蕴的大哲学，而不仅仅是二级学科意义的伦理学。

　　……

　　解决了哲学上的困难之后，面临的第二个困难是组织上的。

　　申报课题时设想以十卷本的篇幅可以从容地展开西方道义实存论的历史画卷，而且我邀请了9位在西方道德哲学史领域的知名专家各自担任一卷的主笔，原想这样绝对可以很好地完成国内这一重大项目，甚至可以在国际上显示我们的合作优势，完成他们不可能完成的这一任务。但是，在后来的具体研究中我们发现，学术研究尤其是哲学这一思想课题真的是无法兵团作战的，首先是科研管理制度上的限制就根本难以突破，重大项目是有80万元经费支持的，但是，我们的子课题负责人却分布在各个不同的高校，而且按照之前的规定（现在的规定可以了），经费基本上不可能划拨到子课题负责人的学校，而只能由他们拿发票来复旦大学报销。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报销都是困难重重，如果几十个人的经费都拿来报销，那几乎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所以我的子课题负责人听到这种情况，都说根本不用我们的经费。但是，这却让我十分难为情，如果没有经费，朋友们出于友谊一起合作，倒不难理解，而明明有经费朋友们却因报销制度而享受不到，却还要让他们干活，这实在是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于心不忍。最后我就只好不让朋友们参与了。但这同样留下无法言表的各种歉意。当然，对于绝大多数朋友而言，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经费问题，而是不太愿意被课题束缚着做科研，因为各人都有各人自己喜爱的做哲学的方式，这是无法统一也根本不需要统一的。同时，这一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个个都是大专家，要让他们都按照我设想的“通史观念”和方法，也太强人所难了，但如果不按照统一的通史观念，各人都按自己的设想写出自己的一卷，那么很显然，就会像现今许多哲学史多卷本一样，各卷分开看都写得很出彩，但无论如何不能算作一套完整的合格的哲学史著作。总之，这10年来我一直对曾经答应参与的所有同行都心存愧疚，实在对不起大家，这是之前申请课题时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对于一直参与本课题的同道们，我内心也只有感激，太多的歉意无法一一言表，只可望乞海涵。

　　……

　　而这就出现了第三个困难，即时间性困难。

　　大学老师不是专职研究员，老师的主业应该是教学，培养学生。我们老师基本上每年每人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各两门课，即四门课，这是比较重的负担，因为对于一个认真的老师而言，每年讲的内容都不一样不说，即使是同一本经典著作的精读，我自己的做法，基本上每一次上课前都要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搜罗一遍，以便给学生讲出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点，而且重要的经典著作，我几乎都要对照外文原文来认真阅读。一旦我们想多给学生传授更多的经典，而不只是几本熟悉的著作，时间就总是不够用。特别是这项课题原本计划是10个子课题负责人各自领导三五个人完成一卷，我自己也就除了负责总纲领的制定之外，只需完成一卷即可，而后来，绝大部分都得我自己来承当，因此即便我实际上非常刻苦但时间依然远远不够。一般重大项目要求5年时间，即便后来再被允许延长2年时间，到2019年不得不最终结项时，像中世纪卷也就只是搭起了一个基本架子，很多内容还缺乏翔实的论证。好在我全部按照规定上传到规划办的网站结项后，1年多的时间里根本没有人给我组织结项，我也就默默地利用这段时间一直在抓紧时间修改完善，虽然今年9月国家规划办允许我以会议评审形式结项，但至今结项审批也还没有走完程序，也就实际上给了我更多的修改完善时间。在此我要特别特别感谢最后结项时7位评审专家对我的各种美言，他们一致地给了项目以“优秀”的总评，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基于友谊、基于期望、基于同道而给予我的最大鼓励，“优秀”还是一个未完成时，未来3年我的时间都将为了感谢你们给的这个优评而不懈努力，力争不辜负我们共同热爱的这一艰难学术。

　　在这万分匆忙的写作进程中，我要特别感谢学院领导准许我休了4个月的“学术假”，第一次享受，感到幸福无比。所谓“学术假”即不用上课，但还是要完成其他各项事务，用专门的时间从事写作。我申请到了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从2021年的3月到7月，整个这段时间是我完成修订这个“导论卷”的最关键时间，因此我要特别感谢浙大高研院，它让我有可能将整个时间都用于做自己的研究，而且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高研院办公室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他们这个年轻的团队，非常专业、非常尽心地专门为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服务，使得我们在全身心地做自己的研究工作时，不用为别的事情操心，让我们不仅亲切地感受到家庭般的温馨，而且更能让我们享受到作为教授的尊重，这种从未享受过的东西真让我们有受宠若惊之感，不拿出点像样的成果，觉得受之有愧。我在这里结识了国内其他高校的尊贵长辈，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王则柯教授，也结识了许多令人起敬的同侪，特别是更多年轻有为的才俊，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科学研究的希望，在同他们的学术交流中也让我学到了其他人文科学中我根本不懂的东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浙大高研院简直变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家园，一个梦想之地，我要向在这里我认识的每一个人表达我最为诚挚的感谢。

　　现在到了我向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表达我诚挚感谢的时候了。贺圣遂先生曾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后被礼聘为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是沪上著名出版家，当他得知我承当国家重大项目“道德哲学通史研究”（十卷本）之后，立即以出版家的敏锐，让我无论如何要将书放在商务印书馆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著名的国家级出版社，我之前只在商务印书馆北京总馆出版了几本翻译的哲学名著，而且我还有好多本翻译著作未交稿，我当然愿意有机会在这么高大上的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专著。通过贺老师的介绍我认识了接任的鲍静静总经理、责任编辑万俊（现调往东方出版中心）和张鹏等各位编辑，他们只静候我交稿，其他一切不再让我操心，保证我的时间用于修改以后各卷，这种敬业精神和专业出版人的风格令人敬佩，更令人感动，因此我非常感激有缘与他们合作。

　　最后我也要借此机会，向家里的“领导”说声抱歉，我的整个生活就是读书、教书和写书，因此几乎所有时间都给了哲学，本该在“家”的时间非常之少，如果没有谅解和宽容，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而我能每天安静地在办公室，不怨之情令人感怀。我的许多学生为这一课题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帮助，师生之情，弥足珍贵，虽然平时很少说感谢，但在这一项目即将完成时，我清楚地记得你们每个人的贡献，在此必须向你们说声感谢。

　　邓安庆

　　2021年12月5日于复旦光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