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的向家岭
一
一个男人从龙头山半山腰悬崖的水利修建工地滚下……
“向书记——拐啦，出事了！向书记——拐啦！”龙头山传出数百民工惊天动地的呼喊声。干活的民工们慌忙丢下手中的工具，呼天喊地从工地沿山间小路往坡底脚跑去……
“向书记肯定没命了，这一坡滚下去起码500米！”
“哎呀，连早饭也莫吃啊，当饿死鬼啊！”
当民工们议论纷纷跑到山脚底时，从山坡悬崖滚下的那人却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人们吃惊地打量着他，大声问道：“向书记，莫得事吧？”那人摸摸头后定了定神说：“莫得事，莫得事……”几个民工上前扶住他，把他扶到山脚下村子的工程修建指挥部……他到指挥部办公室，喝了一大碗开水，使劲地摇几下头说：“莫得事,莫得事，老天保佑，我还要到工地上去……”
从龙头山滚下那人就是我爹。
爹休息片刻，又上龙头山宜居大堰修建工地，与民工一道汗流浃背地打石头干重活。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无半点特殊：“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作为负责水利工程修建工地的书记，理所当然是几百民工的主心骨。因为这个工程是当年县上的一个献礼工程，要献给共和国1964年的国庆节。
时间是1964年夏天，我还没出生。时值酉阳县委、政府号召全县人民学习“红旗渠”精神，组织上千人修建样板工程宜居大堰，在龙头山悬崖峭壁上修一条水渠，把山腰龙洞的水引到宜居公社各大队灌溉农田和人畜饮水。由丁市区委组织民工大队，从全区十个公社抽调一批社员组成民工修建。爹被抽调到宜居大堰修建工地担任支部书记。
爹在龙头山逃过了人生的死亡一劫。龙头山地处渝东南边陲的武陵山区酉阳县宜居乡境内，海拔1600余米，是酉阳县第二高山，也是武陵山第二高峰，东接阿蓬江，西望龚滩、贵州沿河，历史上曾与佛教名山梵净山齐名。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龙头山香客逾万，不乏来自百多里以外的贵州、湖南、湖北的香客。龙头山被当地人称为神山。爹后来对我们说，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菩萨抱着他飞……这个梦让他变得迷信，每年菩萨生日，他就要烧几张纸，悄悄完“完愿”。
有人考证过，从爹摔下的山腰到他着地的山底脚，足有500米。而爹一点也没伤着，确实是一大奇迹。爹每次回忆起此事，都显得很淡定，仿佛那件事情与他无关。也许他还是心有余悸，但生活中久经磨难的爹至少比我更有承受力。
爹没出么子事，却吓坏了家里人，当爹从宜居大堰工地摔下的消息传到我家，我的婆——一个没有名字的小脚老太婆哭得死去活来，啥也没想就拉着娘到宜居看我爹。当时娘正怀着我，听说爹在工地上出了事，焦急得一天没吃饭，和婆连夜步行赶往宜居……那时，区乡之间还没通公路。
我家乡石桥村，小地名叫蛇盘溪，一个200多人的寨子。蛇盘溪生产队住冉、向姓两族人家。冉家人丁兴旺。而我家住的地方叫向家岭，隔蛇盘溪一杆烟时间，对面是铺子乡凉水井。向家岭住着稀稀拉拉几户人家。顾名思义，向家岭的人都姓向，同一个祖先，以前向家人口少，常遭其他姓氏欺负，到我公那一代人，向家人也开始发迹，同辈的每家都盘有两个儿子。时有向家脑子冉家腿子之说。公在民国政府当差，任酉阳保安中队队长。其实冉、向两个家族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开亲，彼此成沾亲带故的亲戚。
我公也死得早。爹四岁时，生刀骨病（骨髓炎）的公离职回家养病，因病痛难熬，只好吃鸦片镇痛，一年把时间将家里100余担稻田抽去十之八九。公死时，家里只剩下10担田与5挑土，假如当年我公没生病败家，那么肯定我家田地就不会卖掉、当掉，父辈们的日子就不会那么艰苦，但解放后我家就可能划成地主，难逃批斗的厄运。公虽是一个败家子，但就因他生病难忍而吃鸦片，才让我们一家人解放之后根红苗正，父辈才会有出去工作的可能。比如我表祖婆家的儿子张进凡伯伯，解放前夕他在外地读大学，他多次写信给当乡长的爹将家中田土悉数卖掉，却被他爹天天骂成败家子……解放后，他爹被划成地主，被人民政府枪毙……张进凡伯伯作为学生参加“青干班”（解放初的学生干部），却被当地人告到了省里，然后被抓回，因在酉阳读高中时与一个地下党同学有过节，解放初期他那同学在县里掌权，给他判刑20年，直到1980年落实政策揭掉全国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他才被释放回乡。
婆与娘一天一夜赶到宜居。一见到正在工地劳动的爹，婆跑过去抱住爹大哭：“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娘，我不是好好的……哭么子！”爹好像啥也没有发生，乐呵呵地安慰着婆。
婆是一个典型的善人，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相邻亲朋。当时，她已经是64岁的老人，风尘仆仆地从老家赶到宜居大堰工地为见爹一面。婆是1901年生的人，她自己不知道具体年份，只知道“庚子赔款”那年出生，可见 “庚子赔款”在当时普通人们心中留下的印象深刻，连不识字的婆也知道清朝“庚子赔款”。她称国民党统治时期叫“伪政府”。上世纪70年代，有几个从新疆逃来的犯人，路过我们家里时，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婆就把家里仅有的几斤米煮给他们吃。临走时，那几个逃犯给了婆半斤新疆粮票。直到我到县城读高中时，婆对我说：“给你点粮票！”我接过一看，新疆粮票，就问婆：“您的粮票是咋来的？”婆说：“是煮饭给几个从外地回来的人吃得的。”我告诉婆：“您被骗了，那几个可能是从新疆出逃的犯人。”婆说：“他们也哄我这个老太婆啊！”
娘站在旁边流着眼泪对爹说：“要是你出了事，叫我们几娘母啷个办啊？”
“我不是没出事吗？狗日的！”爹瞪一眼娘说。那时，娘正怀着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她和婆来看爹的时候，把姐撂给大伯娘。
“妈，你们惊惊乍乍来干么子，我又莫出么子事！”爹倒宽慰起婆。
见爹相安无事，婆与娘在工地上吃了午饭后又急匆匆赶回家。因为娘挂牵着四岁多还不能行走的姐姐。姐姐也是出生于庚子年，她比婆小一轮甲子。姐姐出生，正赶上难关，娘没奶水，姐姐也就摊上“饿饭”，导致严重营养不足。据说姐姐几次生病危在旦夕，被爹娘摊在小屋的破席子上，准备抱上山埋……婆几次把姐姐抱在自己心窝里，让姐姐慢慢缓过来了。家人都说姐姐是婆捡回的一条命。
二
爹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第三个年头的农历2月15日，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爹5岁那年，我的公去世。一个原本在当地殷实的家庭迅速衰败，贫穷得剩下几亩薄田，但好强的小脚婆依然颤抖着支撑风雨飘摇的家。爹和他的兄妹们成为“寡丁子”。当时大伯还在上学，虽然大伯过继给大公家，但大婆也喜欢抽大烟，她把祖宗留下的田产败得精光。实际上大伯还是住婆家，而处于中间地位的爹除照看妹妹外，还要干一些家务。
为维持一家人生存，婆开始做点小买卖：把当地一些家庭纺的棉纱背到附近乡场去叫卖，换回一点油盐。懂事的爹在家帮忙看牛喂猪。家乡有句谚语叫“从小看大”。邻居们都说，爹将来一定是很勤快之人，而对我大伯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大伯从小就不大干活，成天拿着一本书在家里晃来晃去，见家里鼎锅倒下也不扶一下，从小两兄弟形成鲜明的对比。公还在世时就定下让大伯读书。当时婆也认识到一个家庭必须要有一个人读书，才能支撑门面不受别人欺负。家里从小就看好大伯，而不看好爹。虽然大伯过继给大公家，仍然是公婆送他读书，公不在人世之后，好强的婆也没让大伯停学，仍然让他继续读书。
爹只是象征性地在保国民小读了两年的书。婆在世的时候常说，爹不喜欢读书，常到家下面的岩洞里去玩，逃学。真实原因是从小就懂事的爹，以逃学的方式减轻婆的负担。兄弟俩的学费要六块大洋，而婆挣六块大洋需要一年。懂事的爹故意逃学，好让婆不送他去上学，在家里帮助婆干活：比如打柴、打猪草、喂猪、看牛。爹从小就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手。亲戚与邻居都预言，爹将来是一个当农民的好把式。
爹从小就是一个不怕事的“天棒崽儿”。大伯成人之后，保长就打起我家的主意，因为以前他与我公有过节，公死后，家里已失去了顶梁柱，寡母孤儿成为他敲诈的对象。有人给婆支了风（透露了消息），婆就把大伯支到贵州的一个亲戚家“躲壮丁”。那个时候，成年男子都不愿当兵，不少人去大山里躲壮丁。有的人甚至残忍地自残，用菜刀或斧头砍掉自己右手的食指，逃避当兵。我家的亲戚中就有好几个这样的人。小时候，我不懂事，就打破砂锅纹（问）到底，问为什么一双手只有九个指头，那些亲戚只能说被万恶的国民党把他们的手指拿去了。当时我不懂，后来才知道是咋回事。保长带着乡丁到向家岭，没见到大伯，保长就指使人将婆绑在院子里的橙子树上，要婆交人，说是蒋委员长的指示。婆没办法，只有向保长辩解：“大儿子悄悄把家里仅有的几块钱拿着到外面做生意去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个地方。再说，他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早抱给他大伯家了，你去找他大伯要人啊！”大公已经撒手人寰，去找一个死人要人，岂不是白日说梦话？保长知道，婆在忽悠他。
“黄寡妇，你甭兜圈子，我还不知道你那根花花肠子，骗我，莫得门！”保长根本就不听婆辩解，用马鞭子抽打了几下婆，两个孃孃吓得哭爹喊娘。爹看到自己的娘奄奄一息，就站出来对保长说：“放了我妈，把我绑上，让我妈去把大哥找回来，让他跟你们去当兵！”
保长见一个不到十二岁的孩子发话，只好应承：“向黄氏，我放你一马，就听你小儿子的，你马上去把你的大儿子找回来，不然，你的小儿子就没有命了！千万别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婆姓黄，除了自己的小名以外没大名，解放后土改，政府才给她取一个名字黄伍。因为她在娘家排行第五，便给她取一个具有排序性质的名字。
爹主动出面替婆受罪，当人质绑在橙子树上。婆被放下来之后缓了一口气，就离家外出，她没去找大伯，而是气喘吁吁跑到张家山找当区长的表叔公。表叔公二话没说赶忙骑马和婆到向家岭，拿着连枪（手枪）向保长发难：“狗日的龟儿子，如果以后还敢欺负向家的孤儿寡母，老子的枪就不认人!”保长看到这个架势，吓得大气不敢出，人在人情在！确实大大出乎保长意料。公虽以前在政府做事，但已去世好几年……保长想就是抓不到我大伯，也要让我婆出血，当时我家还有几担吊起龙王就不干的烂水田。见到区长气势汹汹，真枪实弹，保长只好悻悻地溜了。从此，我家相安无事。因为我家有当官的亲戚罩着……婆却说：“癞子门面三种客，瘸的跛的都交得。”这与公、婆的平时为人有很大关系。亲戚朋友之间患难才见真情。后来，当我们那些在国民党当官的亲戚落难从外面悄悄到我家时，婆就冒着很大的风险管他们吃喝。婆常说：“人生三节草，不知哪节好，三穷三富不到老！”我那不识字的婆也懂得人生的辩证法。
爹停学后，常跟着他娘赶转转场。有时还到百里外的龚滩码头背盐巴。龚滩是川黔边乌江上一个古码头， “钱龚滩货龙潭”的 “钱龚滩”就是指的这码头……很早以前，川盐就从涪陵用木船运到龚滩，兴起十几家盐号，然后就让背脚子从龚滩盐号人工分散运输到川黔各地……于是不少穷苦人家的人就去当背脚子背盐巴。爹从十二岁就去龚滩背盐巴，开始从30斤背起，到了十五岁已经能够背到80斤了。而大伯去背了一回盐巴，在乌江边的黑獭堡场下的木叶溪洗澡，盐巴被人偷走了，婆用了三年时间才还清大伯不小心落下的这笔债务，其中也还有爹背盐巴的酬劳。后来，婆就不让大伯去背盐了，而爹从十二岁起就开始到龚滩背盐，往返了上百趟，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岔子，把盐巴看得很紧。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大胆的人，別人自然也不敢贸然打他的主意。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这句话在爹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家庭的变故让爹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知道生存不易，就开始勤恳做事，踏实干活。然而在那个时代，无论爹如何辛苦，仍然无法让一个破败的家庭振兴。
三
爹是十五岁与娘成的家。时间是1948年农历腊月初八。正是家乡匪患兴起谣言流传年代，特别是流传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没文化的婆不能明辨是非，见不少家庭子女纷纷娶嫁，婆也慌了，就去和我嘎婆她二姐商量，要她的独生女儿嫁给爹，婆的二姐二话没说，两个十五岁的孩子在自家娘的包办下草草成家。当时我家乡流行“亲上加亲”与“血表亲”，大人根本没考虑后代如何优生繁衍，大多数人则是“像翻书一样翻一页算一页”。作为单人独手的婆当然也具有这种普遍的从众心理。
爹娶娘大喜之日，爹连一件出客衣也没有，只好找当地的大户人家借一套衣服，穿一天，婚期一过，就赶忙拿去还别人。后来，爹看到我们几兄弟十几岁还不知事，常常用这句话冲我们吼：“你几爷子还不知事，老子十五岁就开始当家为人！”他把早婚当成自己在孩子中炫耀的资本。其实我们就不懂为什么两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就当家为人。只能怪那个时候。娘后来对我们说，当时她还是在家里踢鸡毛毽的女孩子，大人叫她成家就成家了。
爹和娘一成家，爹就带着娘开始到老家后山躲壮丁，十天半月才悄悄回家拿粮食和蔬菜。那时候，一般家庭已吃不起油盐，只是清水菜饭。当时吃的盐是巴盐——一种固体盐块。婆是当地比较“存得实”的人，我们知事之后，婆屋里还有一坨巴盐，常常放在菜里滚一转，就捞起来放在一个大土罐里，据说当时爹悄悄在婆那块巴盐上敲一小块拿上山去。如果碰上好运气，就会在山里用棕丝做的漏子套到一只斑鸠或野鸡，爹和娘就会打一回牙祭，是刚成家的小两口难得的佳肴美味。后来爹对我们说起这事，脸上呈现出一种无法读懂的表情。家乡躲壮丁的地方叫洞湾，就是半崖上有一个洞，有一条小路上到洞口下面，用人工绳梯吊上去，洞里留下当地不少人右手的食指。而爹和娘却躲在洞湾下面的一个小洞里，爹少年时手脚麻利，娘就是他背进洞的。
爹老是坐在洞口望着湿漉漉的大山发懵，啥时才是尽头？每隔一场爹回家拿一些菜粮。有时还从婆的鸡蛋罐里悄悄拿几个鸡蛋，那恐怕是他与娘在大山里躲壮丁时最好的享受。
这样惊恐的日子在山洞躲了十月零一天。
1949年10月，家乡谣传共产党已经取得天下，酉阳乡下传言酉阳保安大队中队长唐建勋率部下反水，抓了县长……乡下开始人心惶惶，他们不知共产党来了究竟咋样？事实上，酉阳于1949年11月10宣布解放，当时通讯不畅，传到乡下时人们还将信将疑。
爹偶然一次下山，改变了他的一生。爹下山，在我家屋后一个叫牛滚凼的地方，见站着一排穿黄衣服的人，爹战战兢兢走过去，为首的一个长官见我爹，用半生半熟的普通话问：“小鬼，你是本地人吗？”
爹心惊胆战地听着似懂非懂的普通话，点点头。他生怕自己遇到抓壮丁的国民党军队。
队伍为首当官的仿佛看出爹的心思，和蔼地对爹说：“不要怕，小鬼，我们是解放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为你们分土地而来的！”
爹停下，两眼茫然看着这支穿着黄军装的队伍。
“小鬼，等一下，这里到火光咋走？”对方客气地问爹。
“这里到火光不远，经过石桥，到麻布坨，往山坡上走5里就是火光村。”对火光村爹显然十分熟悉。保长就住火光寨子。爹还不知道，解放军去抓保长左天玉。
“你能不能给我们带带路？给你一块大洋！”当官的征询爹。
“好！不过，你们说话一定要算数啊！”爹沉思一下才小心翼翼回答。爹想，带一回路就得一块大洋，天下掉下的一块馅饼。
“小鬼，先给你大洋，你再带路！”当官的从身上掏出一块大洋递给爹，爹拿着大洋掂了掂，仔细看了看，吹了一下，放在裤包里，然后就带着队伍上路了。
不到两小时爹就把解放军带到火光。解放军一到火光就打听左保长住处，随即包围保长家院子。喊了几声左保长，左天玉一出门，两个军人上面将他按倒在地，用绳子将他牢牢捆上，押着往回走。一见解放军捆住左保长，爹的复仇心马上涌动，跑过去打了保长两耳光：“狗日的，你也有今天！你还记得我的娘——向家岭那个被吊在橙子树上的寡母子吗？”
“小鬼，解放军抓他是去区上审判，你不能打他，人民政府会给你报仇！”解放军中那个当官的拍拍爹的肩膀说。
爹点头停手，狠狠瞪保长几眼。他一看解放军抓保长，一颗悬着的心也就着了地。解放军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青面獠牙，是吃人不眨眼的魔鬼。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此时，爹恍然大悟。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长官，我参加你们队伍行不？”爹问。
“好啊，小鬼，当解放军为天下穷人！让普天下的穷人当家做主。但当解放军要准备吃苦啊。”当官的笑着回答爹。
“我不怕吃苦。我躲壮丁一年呢！”爹答非所问。
“你还在躲壮丁啊？”
“就是啊，我们穷人没办法，只有跑进大山躲着。左保长说，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男的抓去当壮丁，女的抓去给共匪当老婆……寨子很多人躲进大山不敢回家。”爹像竹筒倒豆子般地说。
“那是国民党和土匪造谣，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当官的给我爹说。“小鬼，你去把你们当地躲藏在大山的人们喊回家。共产党解放他们来了，共产党不抓丁，不派款，还给穷人分土地，让穷人翻身做主人！”爹听着似懂非懂的话，点点头。“莫得问题，今天我回去就去喊他们回家。”
爹带着解放军往回走，到了我家后面的大路。
爹请解放军去我家喝开水，解放军也没推辞。离家几十步远，爹就大声叫婆：“妈，快烧开水，解放军来了！”婆见爹领着几十个穿黄军装的军人，心头忐忑：咋把队伍往屋里带啊？真不知死活？
“妈，解放军是为我们这干人打天下的，现在全国都解放了！”爹打消他娘的顾虑说。
“大军长官，快往屋里坐，快往屋里坐。”婆连忙招呼着解放军。
“大嫂，我们不叫长官，是叫同志。”一个解放军解释着。
“同志，好，叫同志，我是大老粗，叫错了，请包涵！”婆说。
“这是我们马连长！”一个战士向婆介绍领头的军人。
这时，爹才知道当官的是马连长。后来爹谈起他的经历，总是说，那次下山改变了他的人生。
“马连长，你领着队伍来我们穷乡旮旯，你们辛苦了！”婆说。
“我们为穷人打天下，应该的，大嫂！”马连长向婆行了一个军礼。
“不敢不敢！”婆胆战心惊地回答。
婆在灶台烧了开水，又用甑子蒸饭。婆见曾敲诈她的保长被捆着，她开始隐约明白解放军确实是为穷人，国民党队伍，咋会抓保长？婆心里反复琢磨。
“你家小鬼很勇敢，今天给我们带了路。”马连长对婆夸爹。
“小娃子还不懂事。”婆含含糊糊地说。
“大嫂，你家小鬼很懂事，今天帮解放军大忙。带我们抓反动保长！解放军在区里了解左保长干尽坏事，民愤很大，抓他去接受人民政府审判！”
“感谢军爷！”我那不识字的小脚婆反应敏感。她以前听说过共产党、贺龙在酉阳南腰界帮穷人。婆看一眼捆着的左保长，真想撕咬他一口。婆有涵养，在大军面前，她不会失格。
解放军喝水吃饭后，押着左保长回丁市。临走时，还给婆一块大洋作伙食费。婆咋也不收，但马连长说：“大嫂，这是我们解放军的规矩，你不收就是让我违纪。”马连长好说歹说，婆才勉强收下这块带着体温的大洋。
“小鬼，你今天一定要把老乡们叫回家，共产党来了，天下已经太平了！”马连长喊爹到一边说。
“一定一定。”爹说。
“最近几天你来区上找我啊！我给你安排工作！”
“要得！”爹按捺不住高兴。
刚送走解放军，爹就上山把娘接回家，然后到后山大路上，敲起家里的那面破锣喊道：“父老乡亲们，快回家吧，解放军来了……把左保长抓了……”
听到爹的喊声，在山上躲壮丁和土匪的青壮年纷纷回家。大家嚷着要爹给他们讲有关解放军的故事。爹吹起了牛皮：“解放军与国民党不同，解放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他们抓了左保长，听说要敲他的沙罐……”
“你真看见解放军抓了左保长？”冉岁模大爷有些质疑。
“啷个不是，还是我带解放军去抓的呢！”爹白一眼岁模大爷说。
“我三毛还会吹牛皮铛铛啊！”
“你狗日的来狗屎运了！”岁模大爷笑着说爹。
“来啥子狗屎运啊？”爹不解地问。
“你给解放军带路，解放军来了一定有你的好处！”
“那有可能啊……马连长喊我这几天去一趟区上！”
“那你还不去？说不定要你当保长呢！”
“我咋会当保长呢？”爹自言自语。
第二天一早，爹步行30里小路去区上。丁市是一个小场，百余户人家的小镇，还缺水，但丁市区公所设在这里，以前爹常和他娘到丁市赶转转场。多年后，到南方去打工的丁市小青年，对外面姑娘吹牛自己是重庆丁市人而吹动女方芳心，姑娘们随着打工娃到丁市才意识自己已经上当受骗。
爹到丁市，发觉变了，看到街道一些铺面挂起以前过年才挂的红灯笼，到处贴满标语：“解放军为天下穷人！”“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军丁市区！”“热烈庆祝丁市区人民政府成立！”看到这些标语，爹明显地感到社会真要变天啦。
爹在街上问了问，得知解放军已在丁市成立人民政府，区公所就设在旧区公所内。爹走到区公所门口，见荷枪实弹站岗的解放军。爹直往里面走，被一个站岗的解放军拦住：“小鬼，干什么？”
“解放军马连长叫我找他！”爹一点也不胆怯。
“真是马连长找你？”另一个站岗的解放军问。
“就是，前些天我给他们带路，他叫我今天我到区上找他。”爹解释着。
“小鬼，我带你去见马区长。昨天成立人民政府，马连长被选为区长。”一个战士给爹解释着，马上领着爹到马区长的办公室。
“马区长，这个小鬼说你叫他来的？”
马区长点点头：“小鬼，你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马连长叫我来我肯定来啊！”
“小鬼，有胆量，你好大年纪啦？”
“十六岁，翻年就十七岁！”
“也该是大人啦。”
“我去年就当家了啦！”
“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你有没有胆量和勇气？”
“当然有，我就是来投靠解放军的！”
“小鬼，欢迎你，坐下谈谈！”
“马连长，我已经按你的要求，把躲在山里的人都喊回了家！”年轻的爹抓住机会还知邀功求赏。
“小鬼，从现在起，你就是解放军的人啦，你们当地要建立农会，让你来担任领导，你有没有胆量和信心？”
“有！当然有啊！”爹信誓旦旦地说。
马连长打量了一下爹：“共产党就喜欢你这样敢说敢当的人，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向，我叫向垂坤。“爹回答一点也不夹尾。
“好，小向，你就带着几个解放军回你的家乡去，发动群众，尽快建立农会。”
“要得，我一定要为新政府尽力干事！”爹信誓旦旦回答。
爹被马区长看上。马区长经过对爹的几句问话，知道爹是一个有胆量的人，是一棵可以培养的好苗子，一年后，马区长和另外一个何姓干部一道，介绍爹入党。爹与马连长的一次偶遇，彻底改变爹的一段人生。如没遇到马连长，爹不可能17岁就走上革命道路，17岁就当上家乡的农会主席。显然，人生有很多难以解释的机缘。
爹当天晚上就带着6个解放军赶回向家岭。吃了晚饭，就领着解放军到本村大塘池我娘的娘家。爹去的目的是动员他的大舅子也是他的大姨表哥谢光奇，一同发动农民组建农会。当时我大舅舅也在躲壮丁。在亲戚中，我大舅比较老实，也有点胆识。他还读过几年保国民小学，有文化。一想到要成立农会，爹首先想到就是他的大舅子。
大塘池在我们老家后面的大山上，要经何家、申家两个寨子，然后沿着斜坡往上走一段路。爹带着解放军打着灯笼火把到大塘池。一进寨子，狗声四起，寨民纷纷把头伸出门外看究竟……
“大姨孃，大姨孃，大哥在家没？”爹大声喊。
“三毛，出么子事？”我嘎婆也就是爹的大姨妈兼丈母娘在门口打探。
“大姨孃，大好事啊，共产党……解放军来了！”
“你不是说么子瞎话啊？”嘎婆将信将疑地问。
“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啷个是好事？”嘎婆看着拿着火把的爹大声呵斥，“天落下来了……你还以为是毛盖系系断了（不知天高地厚）……”
“大姨孃，我真带着共产党解放军来了，以前是国民党造共产党的谣，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为我们穷人翻身来了！”爹指着他身后的解放军说。“大姨孃，你看他们是红眉毛绿眼睛吗？”
“三毛你个背时鬼，你不知天高地厚啊？咋把当兵的往家领啊？”嘎婆不听爹解释。
“整个中国都解放了，共产党来了，不抓丁派款，你还不相信啊？”爹反复给嘎婆解释。
“大娘，不要误会，我们解放军是人民的队伍！”解放军孟排长给嘎婆解释。“你看我们是来抓丁的吗？是小向同志带我们到你们这里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把地主老财的土地分给你们！”
嘎婆仔细打量着来人——那些穿着黄色衣服的军人，一点也不像乡公所乡丁那样凶神恶煞。嘎婆迟疑一会让他们进屋，叫爹一行人坐上火铺烤火。
“大姨孃，大哥在哪？我专门找他成立农会！”
嘎婆没说话，而是到后屋的红苕洞子上敲了几下，大舅从洞里钻出，走到铺跟前。
“大哥，你这是？”
大舅笑而不答，在桐油灯下吃惊地看着那几个军人，内心害怕来抓他当兵。
“大哥，你还不知道？全国都解放了，到处成立人民政府。我们村也要成立农会，我带着解放军和你商量这事！”爹给大舅解释。
大舅舅听到爹一通解释，他的顾虑才打消。
石桥村农民在爹与大舅的发动下，成立关木乡的第一个农会。谁也想不到发动者竟然是两个小青年。
四
1950年3月，家乡成立关木乡人民政府。爹当乡武装队长，即现在的乡人武部长。一个只有17 岁的人当政府工作人员也就是当下的公务员，按照目前规定，爹是未成年人，连当公务员的资格都不够。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像爹这样参加革命的人比比皆是。当时毛泽东题词的刘胡兰加入共产党才15岁，爹还比她大两岁呢！
乡政府一共4人，一个书记，一个乡长，一个武装队长，还有一个文书兼任好几个职务。关木政府人员我家占一半，大舅当乡长，爹当武装队长。爹说当时党委书记叫何中科，一个眼睛里掺不得半点沙子很原则的共产党干部，平常对同志很热情，如你工作出现纰漏，他肯定要把你批评哭。当时主要工作是土改与清匪反霸，因而乡里最重要的职位是武装队长。解放不久，国民党顽固分子及土匪蠢蠢欲动。上级给乡政府工作人员都配了枪。爹常背着一支中正式步枪，配有15发子弹。当时酉阳地区土匪十分活跃，土匪头目陈铨被国民党任命为川黔湘鄂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有20000余人枪。曾在1950年夏扬言占领酉阳县城。酉阳是一个夹在山沟的小县城。民国时期，是行政公署的所在地。由于剿匪需要，解放初期曾建立酉阳地区，此前酉阳由陈家控制。陈蒿生与陈铨为争夺国大代表而同室操戈。屁大一个县城，设有专署，还有县政府，当时驻军只有军分区的警卫连。酉阳县城告急，不少刚参加革命的人只顾眼前利益，纷纷退出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爹也面临他人生第一次考验。但是他没退却，他说：“该死卵朝天，不死就过年！”爹抱着革命到底的决心，每天坚持到乡政府上班。十几岁的爹比一般成年人胆大，马区长几次表扬爹是一个革命坚定的好干部……
匪首陈铨攻打酉阳前夕，酉阳政府迁移319线的古镇龙潭。龙潭和龚滩一起称为酉阳名镇，“钱龚滩货龙潭”之“货龙潭”就是此地，在当时是四川名镇也是当今重庆十大名镇之一，曾称武陵山区的小香港。同时，龙潭地灵人杰：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出生眉苏河边的赵家院子，同盟会的早期会员王勃山和他的女儿瞿秋白第一任夫人王剑虹也出生此地王家大院。陈铨扬言要拿下龙潭，彻底解决酉阳的共产党。如果土匪一旦攻占龙潭，就断了酉阳物资补给。
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在乡政府上班的爹，神经高度紧张，常睁眼睡觉。白天参加清匪，晚上还组织民兵保卫乡政府。当时农民不像文学作品中的农民那般觉悟，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的是自家安危，而年少的爹还要给本地农民打气，十几岁的孩子给成年人做工作，现在看来，实在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没半点虚构。
不久，解放军95团从重庆赶来酉阳剿匪，酉阳局面才得以改变。爹作为武装队长，参与地方剿匪。陈铨队伍逃到贵州沿河黄土，爹曾带关木乡的几个民兵抓到土匪中队长黄四，从贵州押回四川。路上，匪首见领头的爹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半大人，耍横不走，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同伙救他，爹也想到土匪的意图。爹叫几个民兵拖着走，拖了一天一夜，才到沿河官舟。
“向队长，这个狗日的土匪不走了，他想坏事。”一个冉姓民兵说。
“再拖一会，看看再说。”爹回答。
“我们也很疲乏了，要是土匪追来咋办？”另一个民兵说。
“杀了他！”又一个民兵说。
几个民兵说得爹没了主张。同行三个民兵都比他年纪大，如他再坚持自己想法，肯定要被他们责难。爹心头很清楚这点，他沉默着。共产党人宽大俘虏，如擅自杀土匪头目会被上级追查。爹虽还没成年，但他有些成熟的想法。
“向队长，你说啷个办？”民兵们异口同声问。
“杀了他！”
“杀我？狗日的敢！”土匪头目嚎叫。
“狗日的还说老子真不敢杀你！杀了他！”爹被匪首这句话激怒。
几个民兵面面相觑，想不到一向稳沉的爹说出这句话。
“好！就杀了他！”冉姓民兵举起马刀，朝黄匪颈子砍去，连续砍几刀砍下了黄姓土匪的头颅。
“做任何事都应该思前想后，千万不要受别人日弄。”也许这是爹的经验之谈。
爹后来对我说，他被人日弄（骗）了，冉姓民兵与黄匪有家仇，日弄我爹下令杀黄匪。
爹带着几个民兵把土匪的人头挑到区上。爹去见马区长时撒了谎：“黄匪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我们击毙，由于在贵州，路途远，只有砍下他的脑壳带来！”这是爹人生历程中第一次向他的上级撒谎，是他人生中唯一次撒谎。马区长根本没想到爹撒谎，相反还表扬爹：“小向，你做得很对，对土匪就应该这样！”特殊年代，枪毙人根本不用法院审判，只要区长签字就可。黄某抓到区上，逃不过敲沙罐。因此没人去追究匪首被砍头的真相。
马区长认为爹的革命立场坚定：一是爹在土匪动乱面前，毫不退缩积极坚持工作；二是爹开始学习，一般文件也能领会，而且字越写越好；三是贫困家庭的受苦子女。于是，爹作为区上重点培养对象。那时，培养干部不看文凭和资历，而看出身与参加工作的态度。
1951年7月1日，爹被马区长与何书记介绍入党，成为区上最年轻的党员。他入党时间比我大舅还早一年。爹入党宣誓之后向领导表态：“为党的工作，就是上皂角树，我也要爬上去！”
抗美援朝中期，爹曾向县武装部申请参军入朝。婆听说之后，就一个人跑到区上找马区长闹，不准爹去参军。因为她只有一个儿子，大儿子已过继给别人。爹就被婆的吵闹没当成兵，一辈子很后悔。和他当时一起去报名参军的一个老乡，后来在部队当师长，有年回乡探亲，专门到我家感谢爹：“向队长，当年不是你动员我去当兵，我哪里有今天！”爹苦笑着说：“当年要不是我娘拉我的后腿，我也去当了兵！说不定我也当了军官！”
“如果你去当了兵，你的职位可能比我高！”爹只一声叹息。人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偶然的一次选择，就会导致人生结局截然不同。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爹走过他人生青春。娘在50 年代生了三个姐姐，都由于没爹的照顾与缺医少药而夭折。在爹的人生历程中是很不完美的。婆常常到乡上去说爹：“三毛啊，老祖宗说，无后为大！不要一天只知道干革命工作！”婆虽明事理，但传宗接代的意识牢牢地主宰着她的行为。爹是一个孝道之人，他当然知道婆的内心想法。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爹参与建立“红专学校”。同时，也参加大跃进的建设，把当地成片森林砍来炼钢铁。当时提倡“超英赶美”，年轻的爹只有响应党的号召，把我们当地关木山、毛盖岭的森林彻底砍光。当时这里是一片上千顷的原始森林。老辈人说，原来的森林是鸡都钻不进的森林。爹当时还以为是搞建设，而没有想到毁掉了上千年的森林，给当地造成了自然灾害。后来森林下面的田土全被大水冲走了。很多年后，爹才明白当年自己干了多么愚蠢的事。他说：“要是那些森林留到现在该多好啊！”若干年后他说这话时眼里闪烁着泪光。
人民公社建立，是爹人生的转折点。爹被组织任命为万木（由关木改名）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大舅舅当了社长，一位姓陈的当党委书记。“三面红旗”在万木公社高举——乌江河畔的万木公社和全国各地一样放起“卫星”，粮食亩产上万斤，仿佛共产主义社会指日可待。爹对共产党的目标深信不疑，万木公社也出现了万斤田，不少大队把不是别丘田的稻谷搬到同一丘田，让上级领导参观。同时，农民把炊具都上缴大队办大食堂，每户人家的房子上再也看不到炊烟，到处写满 “吃饭不要钱！”“大食堂万岁！”“人们公社万岁”等大字标语。
大队食堂开始还能勉强应付，但不到半年，万木公社不少大队食堂面临断炊。于是人民公社就倡议一平二调，让有粮食的大队支援缺粮的大队。人民公社也出现前所未有的矛盾。党委书记陈某仍在放卫星，说万木公社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要支持其他公社。我家乡石桥大队已没粮食，婆与娘在吃稻米糠壳，爹每天晚上把他在公社食堂的饭打送回家给婆与娘吃。因为娘已怀上我苦命的姐姐——后来我唯一活下来的姐姐。
爹开始对公社的“大食堂”产生了怀疑。1960年春天，大食堂已难以为继，爹建议召开公社党委会议研究解决全公社群众生活问题。所谓党委会议，其实也就是三个人的会议。党委书记陈某，副书记兼任社长的大舅以及我爹。在会议上，党委陈书记大谈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遇到的是暂时困难，社会主义绝对不会饿死人！就是饿死人，万木公社也调出粮食接济其他公社。会议焦点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陈书记，你去各大队看看就知道，比如红光大队就饿死了几个人。”爹说。
“小向，请你不要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不允许你污蔑，我们公社还要争取腾出更多粮食支持其他公社！”
“陈书记，你还有没有点人性？我们万木公社不少社员都没饭吃了，你还要支持别的公社？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共产党讲究实事求是，你咋能够这样？”爹站起来发起他的犟牛脾气。
“小向，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反对社会主义和人民公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下级服从上级。”陈书记也站起来，横眉冷对着爹。
“狗日的陈书记，请你不要给老子戴帽子，我说的是真话，不相信。你自己去各大队看看！”爹没被党委书记高压低头，据理力争。
“我不是给你戴帽子，而是你丧失共产党人的原则，与党委唱反调，挑战社会主义制度！”党委书记越说越离谱。
一直坐着的大舅似乎闻到了火药味，他站起来调停：“你们两个都冷静考虑一下，党的政策要坚持，群众利益也要兼顾。”
“我们是召开党委会议，讨论万木公社7000多人的生命问题，不是唱高调，陈书记，你要为公社饿死的社员负责！”
“小向，你要为你今天说的话负责！”
“我不怕，就是杀头我也顶住！”
“你是不是要走向党的反面，与党对着干？”
“我不是与党对着干，而是为党的利益！”
“你太狂妄了！”
“狗日的你才太狂妄！不要动不动就给老子扣帽子，是开党委会讨论群众生活！”
“我要向上级汇报，停你的职！”
“停职就停职！只有千年百姓，没有千年的官！”爹吼道。
“你看我能不能处理你啊！”党委书记声嘶力竭。
“除非你杀我的头，否则我还是要说真话，万木公社没粮食可外调了，首先要保证本公社社员的基本生活。”爹也放起海话。
“我说外调就要外调，看你能咋样？”党委书记也不肯向下属低头。
“狗日你陈某人敢外调粮食，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爹像一头发怒的狮子，猛地扑向党委办公室墙上取下挂着的中正式步枪，拉动枪栓，对着陈某，陈某也从办公桌拿起一把二十响驳壳枪对准爹。
一场万木公社党委的内讧一触即发。
顿时，一直坐着的大舅感到事态严重，赶忙站在爹与党委书记之间。“你们都把枪放下……一个党委书记，一个党委副书记，还有没有党性原则？……要开枪你们就先朝我开枪。”爹和党委书记两人听到公社社长厉声呵斥，似乎清醒，两人同时都把举起的枪放下，让万木公社党委内部曾发生的一场血战化险为夷。爹回忆起他那次冲动，他说：“我的方法确实不对，但我不那样做，不知万木公社有多少人饿死。我一点也不后悔！”从爹发飙之后，万木公社再没将仅有的几万斤粮食外调，让一些断炊的大队燃起几天炊烟。
第二天一早，爹就卷起铺盖，回了老家向家岭。
第三天，爹被他的入党介绍人何中科叫到区上说道：“小向，一切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要使个人脾气，今后还可考虑再回单位工作。”
“何书记，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利益，人民都活不下去了，我做那个官还有啥意义啊？”爹毫不隐瞒自己观点。
“困难是暂时的，灾荒年成不可避免。”
“我看有些灾荒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我把你调到另外一个公社去如何？”
“哪里也不去，我就回我老家去，如果组织上还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让我回老家去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去家乡想想办法，尽量少死人！”爹推心置腹地说。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人，他首先想到自己的家乡，个人本位主义思想难免。
“看来，我也做不好你的工作，我就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回大队当支部书记！”
“何书记，我在哪塔都是为党工作，共产党人没有职务高低。我一定要让家乡人民活出来！”爹信誓旦旦地说。
“好，小向，啥时候想通了，还可以回以前的岗位！”何书记给爹留了后话。几年后，何书记，一个老革命在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自杀，他被一群戴着红套子的人强行挂着牌子批斗，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吊死在县委大院的小树上。当听到何书记死的消息，爹从家里步行到酉阳县城看望，但他却没见到自己老上级最后一面，因为何书记是酉阳最大资本主义当权派，而戴红袖章的人说他是自绝于人民……尸体草草埋掉。
爹回家乡当大队支部书记。他在大队群众大会上暗示，大家可以搞一点自留地，开荒种一点杂粮。爹也在为自家着想，当时大伯在外地教书，伯妈和几个堂姐堂哥还有婆，娘、姐姐等人生存都很严峻。爹用自己在公社剩下的几十斤粮票买些豌豆种子，分发给生产队一些社员。
月亮田地，爹和娘就在后山森林中空隙地上，挥舞着锄头，翻挖荒地，播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粮食。五月之后，爹与娘的辛苦换来收获。“灾荒之后那年年成非常好，我们种了一坡的豌豆，收入了十几背篼！”后来，爹谈起与娘种豌豆，总是乐呵呵地笑着。
在爹的默许与带领下，当地父老乡亲都在偏僻的坡上干起私活，种上豌豆与胡豆等小季作物。每年春夏青黄不接的季节，乡亲们就到坡上采摘豌豆与胡豆充饥，度过他们生命中最为艰难的岁月。他们艰难的日子里，因为有爹的引领，才让他们蹒跚地走了过来。
爹一回家乡，就解散了大队食堂，同时，扩大群众的自留地，发动大家去山上挖蕨根，然后做成蕨根粉，也发动群众到大山中打红籽，用石碓舂成粉与野菜一块做成粑粑吃。很多年后，当地人充满感激：“感谢向支书，如果没有他来想办法，可能全大队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如果我当年不回来，根本就没有你们！”爹后来自豪地对我们说。
现在，我终于理解爹当时的选择。相对几百上千人的性命而言，放弃他个人的工作回乡救人，却是无法比拟。
五
人最珍贵的记忆应该是童年。我在两岁就有懵懂记忆。当时我们大队已经开始斗“走资派”。爹被红卫兵抓到大队部。召开革命群众斗争大会斗我爹，我是被娘背着去开会的。爹的胸前挎一个大牌子，我当时不知道写的什么字，后来才知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候，我不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什么涵义，一个农村的支部书记也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很多年后我仍百思不得其解。
当有人数落爹的罪状时，娘一个健步冲上去，狠狠地从爹的身上扯下纸牌子：“各位群众，你们说我老公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如果他是走资本主义，是哪个最早在石桥发动群众成立的农会？是哪个最早把解放军带到我们这里？放你娘的狗屁，他是走资派！”娘吼了几声，像一只母老虎一样，从台子上拉下爹，然后牵着我，就回到了家里。当时不知娘从哪里来的勇气。一些社员跟着起哄：“瞎了你们几爷子的狗眼！向书记咋是走资派？”在场的那几个红卫兵莫名其妙，悻悻地看着娘把爹从批斗会场劫走。
“如果当年不是你，那几爷子早就饿死了，现在莫得良心，起坏心整你！”娘义愤填膺地对爹说。批斗爹的某人，过难关时差一点饿死了，爹给他五毛钱一斤粮票救了他一命。娘从会场上拉下爹的场景在我两岁心头留下永远的烙印。
娘把爹从批斗会场拉回家之后，再也没有红卫兵找爹的麻烦。娘说爹：“你就是一个运动员，运动来了斗你，运动去了又用你！”
小时候，我听到一些人斗争爹，说我爹在某家吃了一杯水，在哪家吃了一个包谷粑什么的，占了贫下中农的小便宜。爹回家，我就反复问爹：“爹，你真的吃了别人的包谷粑啦？喝了别人的水啦？是不是？”
爹笑而不答，娘和二孃都骂我：“狗日的，你也还要斗争你爹？”
后来我才听娘讲，说是那些红卫兵无聊，找不到爹走资本主义的把柄，就把爹当年驻队的吃了一些农民的饭什么的拿来支吾。娘说：“你爹从来不让别人吃亏，他吃了别人一个红苕，他就千方百计给点其他的东西补上，那些农民主要是转移话题！”
在我没出生之前爹与娘之间关系曾出现隐性裂痕。原因是我娘一连生四个姐姐。三个姐姐我都没见过。尽管爹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仍在他脑海残存。四姐是灾荒年成生的苦命人，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还只会拉着我的包片学走路。我出生之后，爹娘奇迹般同心经营家庭，因为他们对未来生活有了盼头。
我是家里第一个儿子。一家人把我当宝贝。干农活时，爹总是用条背带把我背在身上，我有一种骑在马上起伏的感觉，被爹厚实地成天驮着。
幼时我好吃。听娘说我满周岁，在我面前放着书笔、鸡蛋、粑粑，看我拿啥，对我未来进行一种人生的预测，而我拿了鸡蛋，大人都说我将来好吃。幼时我最快活时刻，就是爹帮一些农民家阉割小猪之后拿回两个肉蛋蛋。我好奇地问：“爹，拿的啥东西？”爹说：“是猪卵子！”爹笑着在猪卵子上切开一个口子，蘸上食盐，用菜叶子包着放在火堆上烧一会，掏出来给我吃。这是我小时梦寐以求的美味，不亚于当下小孩朝思暮想的肯德基。每次爹外出回家，我就吵着叫爹要猪卵子，他就笑着对我说：“听话！明天爹骟猪，给你拿两个猪卵子……”听到爹这么说，我就会停止哭闹。小时我认为爹外出会给我带好吃的猪卵子。当我受委屈哭得收不了场时，爹就哄我：“不哭了，爹明天拿猪卵子给你吃！你再哭，爹就不给你拿了！”听爹说这话，我再伤心也不会哭。如果说猪卵子在当年乡下小孩心中属于诱人的食物，那么牛卵子更是他们难得的佳肴。三岁那年婆给生产队喂一头公牛，生产队长领来一个骟牛匠，把牛捆在我家门外的橙子树上，用刀割出两个牛卵子，被爹切成片炒给我吃，我吃得意犹未尽。我多次央求爹：“我们以后多望几头公牛，多有一些牛卵子吃啊！”爹看着我笑笑说：“狗日的，你想得很美！哪里天天有这样的好事！”可是，当年婆养了一头小公牛，我们当地人叫骚牯崽，当时我就渴望骚牯崽快点长大，我好吃牛卵子，每天，我就帮婆到山坡上打草，婆还表扬我说，我家剑波变勤快啦，其实她不知道我心头的小算盘。大约半年之后，生产队长领着骟牛匠到我们家，我非常高兴，又有吃牛卵子啦，可是这次，我没有上次那样的幸运，骟牛匠、生产队长和其他几个社员一起将骚牯崽捆在我家院子的那颗橙子树上，用锤子锤击牛卵子20几次，牛在哞哞地叫着，我看到牛的那个地方在流血，一滴一滴地流在地上，骟牛匠说了几句“又大又肯长”之类的话之后，就用一包面面药给流着血滴的牛卵子敷上，叫婆注意牛的伤处，不要让水打湿。
骟牛匠和大人们就把解开牛走啦。
婆就把牛牵到牛圈里，我看着被牵走的牛，无语，真想找那骟牛匠算账。我去用手指蘸着地上还有余温的牛血，失望地流出泪水。后来，我才知道，骟牛分为开骟与锤骟，开骟就是从牛的生殖器中取出睾丸，而锤骟就是将睾丸用锤子打碎……我家的骚牯崽被锤骟了，我当时非常痛恨那骟牛匠，让我半年的等待化为乌有。一顿美味在骟牛匠的锤子声中无形的消失了，让幼小的我曾经在梦中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口水。
山里孩子很少吃到山外水果。我们吃得最多的是茶泡和牛奶子。茶泡是油茶树上结的果实，每年春夏之交，老家土边田坎的茶树长一些红白相间的果实，那就是茶泡，酸甜而脆的滋味。当时家乡不少人家喂不起猪，吃不起猪油，吃的就是生产队里自家榨的茶油。而按现在营养标准却是吃的是天然而又降血脂的茶油。牛奶子是武陵山区的一种野生水果，每年的农历四月间成熟，像牛奶子的乳头形状，有淡黄、青黄、红黄几种颜色，味儿甜酸甜酸。吃时很合口，一不注意就吃得放不下嘴，几天吃不下别的食物。很小时，爹和娘常上山给我们打牛奶子吃。而我知事之后，牛奶子成熟的季节，我就邀约小伙伴们上坡打牛奶子，用桐子叶子包着拿回家，吃得牙齿都败了……为此，常常挨爹几声激烈的呵斥：“狗日的，吃东西都要知饱足啊！”
大人喜赶场，细娃想过年！黑獭堡场已由原先五天一场调整到十天一场。我和姐姐最希望爹或婆去赶场，给我们带几个酥食或泡粑。小孩家，根本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钱，反正只知道吃。有时爹赶场回家，见他没给我们买粑粑，我就吵着爹要，爹就说：“乌江发大水了，沿河下来卖粑粑的人全淹死了！”于是，我和姐姐就只有失望，为什么乌江会发大水呢？我反复自言自语。又有几次爹去赶场，没给我们买粑粑，我又要，爹又说：“卖粑粑的人都死了！”我很失望，卖粑粑的人都死了，意味着今后就不可能再吃粑粑。有次我对三大爷家的咪毛说：“我爹说卖粑粑的人死了，莫得卖的！”咪毛和我一样大，他说昨天赶场他爹给他买了泡粑，我不相信，咪毛说：“那是你爹哄你！”我才不相信爹会哄我。晚上我问爹：“爹，咪毛说三大爷昨天给他买了泡粑，他说卖粑粑的人没死啊！”爹听我说这话，看了一眼娘，他们彼此笑笑。他一本正经地说：“爹还会哄你不？二场我去看那些卖粑粑的活了没？他们活了，爹一定给你买！”此时我对爹的话深信不疑。后来知道，卖粑粑的人死了是特殊时代不少父母哄小孩常用的托词，包含父母无奈的生活元素。生产队集体劳动，一天值一两毛钱，买几个粑粑相当耗费一天出工的工分。
小时候，我和普通乡下儿童一样，最盼望过年。“红萝卜，咪咪甜，看到看要过年，又放火炮又煮朒（肉），又吃葵花又好耍……”这是我童年唱的儿歌，当地不少大人小孩都这样唱。记得有一年过年，爹给我买一个红白相间的花皮球。像过年的包子大小，打在地上一抛抛的，我爱不释手，连睡觉也抱在怀里。当大人去生产队铲田坎时，我好奇地用菜刀切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我一切开见皮球瘪了，我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等婆和爹娘回家，见我的花皮球破了，我还在哭，他们就笑我：“傻小子，只有你才干出这傻事来！”二孃常拿这件事笑我，二孃本不是我们家庭成员，是大伯在黔江马喇湖教书带回家的一个孤女，与我们同姓，因没爹娘，当教师的大伯将她带回老家，本来要和大伯娘住一起，但伯娘是半边户，又有几个堂哥堂姐，二姑只好和爹妈做一家人，认我爹当哥，给我们当二孃。走亲戚串人户，二孃总是带着我。后来二孃用她挖中药材卖的钱又给我买了一个和原先一模一样的花皮球。她再三嘱咐我不要再切开，球里装的是气，气跑掉就不再抛了。我长大之后，明白自己小时做过多么令人忍俊不禁的傻事。
六
我的出生，完全改变我家以前不太和谐的生存氛围。如果说在我没出生之前，爹娘之间还常有些思想摩擦的话，那么我的出生给一个失望的家庭带来希望。从此，爹与娘就再也没大吵大闹。我是家里第一个继承香火的人。
爹每次到外面开会回来，总是用菜叶子包着一两片肉，放在火上烤热给我吃。见我吃得津津有味，爹的脸上露出自得的笑容。那是爹口不吃舌不吞给他的儿子吃。
一场运动波及到我们生产队。坡上生产队的粮食没人秋收，我和娘到地里拾苞谷黄豆之类的粮食，有时，娘还会在山上烧起火，放几抓黄豆角在火上，噼噼啪啪炸响之后，从火堆里捡烧熟的黄豆给我吃，很香很脆，我至今仍也找不到恰当词汇表达其滋味。
1968年秋，我们家里来了很多人，分别是贵州沿河指挥部与司令部两个派性的人。一帮人由我的姑爷带到家里，姑爷是贵州沿河综合厂工人，他们的组织叫指挥部，20几人，主要是他们厂的工人，到我家之后，在我家的楼上打地铺，吃住在我们家里。从那时起，我家就开始用甑子蒸饭，我婆与娘忙得不亦乐乎。爹主要负责给他们采购粮食。指挥部工人都有贵州粮票，爹就和我家堂哥去黑獭堡的贵州粮站给他们买口粮。每五天就要去一次。没过几天，堂孃（堂姑）翠娥在晚上带着几个人又到我家，属于沿河司令部的，他们为躲避红卫兵的批斗，找我的堂孃帮忙，悄悄来到我家躲批斗。指挥部和司令部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派，而在我们家里，在爹的调解之下却能相安无事，后来他们还成为好朋友。那时，张伯伯很喜欢我，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张珍祥，是沿河城关区委书记。爹叫我喊他张伯伯。同时还有一个叫张建汉的伯伯，他是沿河副县长，后来当沿河县长。他们两人都打成沿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理人，被红卫兵挂着牌子游街，受不了皮肉之苦，悄悄逃离沿河，半年之后，司令部的人们陆续回去，因为他们都被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委会。不久，指挥部的人也相继离开我家。
爹在文革中是靠边站的人，他也常面临着被批斗，但他还能保护那两派躲避的人，确实需要一种勇气与胆识。爹说：“癞子门前三种客，瘸的跛的都交得！”他和不同阶层的人都处得好关系。
张伯伯与爹成了好朋友。张伯伯恢复工作当沿河农工委主任，就接我们一家老小到他家去玩。他家在沿河县城郊张家坝，离县城不到十分钟时间。我第一次到沿河是爹和我一块去张伯伯家。我第一次坐汽划子，从黑獭到沿河船票1毛5分钱。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梦想，长大之后开汽划子，戴盘盘帽和穿着白色的水手衣服。
张伯伯与爹友谊深厚。张伯伯教育我们晚辈之间交往要保持与他们老一辈一样。我第一次坐汽车也在沿河，张伯伯去乡下开会，把我带在吉普车上。回家之后，我曾向几个堂弟们炫耀，我坐了张伯伯的小包车（吉普车），让他们羡慕得直瞪眼。
幼年，爹给我取名剑波，源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英雄少剑波，具有一种典型的政治语境。
张伯伯常逗我：“剑波，剑波，张伯伯将来一定要给你找一个好媳妇！”当时我不知媳妇内涵，我说：“我要表姐！”
“要得，剑波要哪个，张伯伯就去给你找，就是将来张伯伯老了，杵着大烟杆也要吃你的喜酒，看你结姑娘！”但张伯伯终究还是没有吃到我的喜酒，1976年去天津小津庄参观学习时，归途中遭遇唐山大地震，魂散他乡。
爹一说到张伯伯就哽咽。张伯伯当上县革委会副主任不久，专门到万木公社协商，准备把我爹调到沿河的乌江航运分局当书记，但万木公社书记却使出杀手锏说：“向支书是老共产党员，我们公社党委重用他！”爹的最后一次可能走出家乡的机会就这样悄然流逝。
那时节，我看到大人用稻草搓绳子，我也学大人们搓。“噗噗噗！”我吐了一泡口水，又继续搓。然后将绳子去爹身上绑：“走资派，不老实！”大人们都看着我笑，那时就模仿革命群众斗走资派动作，现在想起非常可笑。
“狗日的，你还要绑你爹！”爹骂道。
“我我！”我说。“你是走资派！”
“狗日的，你知道啥子是走资派！别胡乱说！”
“童言无忌！”婆常见此场面就打圆场。
二孃常和娘捡拾生产队遗留地里的黄豆，见她们提着黄豆回家，我就说：“你们偷生产队的粮食！”
“狗日的，我们做菜豆腐，看你吃不吃？你还说偷不偷？”二孃常骂我。
我只是顽皮地笑着跑开了。到晚上，吃菜豆腐时，我吃一碗又一碗，那时乡下孩子，吃菜豆腐实在是一种享受，无法用童年的话语表达，只有一个劲地吃，吃得肚子胀痛了，还依依不舍端着碗，不肯放下。
“狗日的剑波，你不是说我们是偷的吗？狗日的你还敢吃！”二孃看着我的吃相，假装要抢我的碗，这时，我总是一言不发，尽管埋头狼吞虎咽地吃菜豆腐。
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小时我被爹狠狠打过一回，“叫你吃，叫你吃！”原因是我喝二弟临死前喝剩下的糖水。我二弟四清生病，想吃糖水，爹到大队开证明去公社供销社买了半斤红糖。二弟是1966年春出生，小我一岁，娘生二弟正是“四清”时期，爹也给他取一个时代语境的名字。他一岁半生病离开人世。当时公社医院已无人上班，只好在家请土医生医治二弟，可终究没挽回二弟性命。
爹怕我的魂魄被二弟的小鬼勾走，还专门请一个土老师给我“杀铧”喊魂，烧纸钱送牛王菩萨。我不知道大人的具体意思，但我知道，一定是为我……我不知事喝一口糖水给一家人造成一个可怕的阴影，多年我不喝糖水就与此事有关。
糖在那年月可是属于十分奇缺的供应物资，是一般人家的奢侈品。每人只有过年时才供应三两，作为生活在农村的人而言，过年时，才用红糖芝麻包糯米包子。否则就是生病与有贵客才冲糖水。当然也少不了我们孩子。家有客人冲糖水时，给我和姐姐的有区别，我碗里的糖肯定比姐姐碗多点。到了读书年龄，爹没送姐姐读书， 1971年我上小学，姐姐还在家里看牛。此事被张伯伯知道后，把爹叫沿河上了一堂政治课：“坤，你是共产党员，咋还重男轻女，再困难也要送碧鲜（姐姐名字）读书，不然我要亲自到你们家去闹！”因受到张伯伯的批评，爹才勉强送姐姐上小学，姐姐读一年级时，也是13岁了，而我已上三年级。姐姐对爹娘不送她读书颇有怨言，她出生在难关时期，本身不幸，而又不让她读书，不亚于伤口上撒盐。姐姐读书的成绩不错，虽然大脑发育比较迟，但她不笨，成绩在班上常常是前几名。后来三弟和四弟相继出生，她帮娘带两个弟弟，后来娘当上大队妇女队长，经常外出开会，带弟弟的活就自然落在姐姐肩上。很多年后爹才说：“对不起碧鲜，没让她好好读书！”姐姐说：“过去就过去了，说起来也没意思了！”但我知道姐姐的心头永远对爹有一种说不出的成见。姐姐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子，她不会有伟人般宽广的胸怀。
1972年夏天，我患上一场大病，原因是我在去麻布坨（楠木小学）上学的路上，跑累了在吊颈岩路边的水井里喝水，得了水急病（结核病）。从我们家到麻布坨，得走10里左右的小路，当时我只有7 岁，常走着去上学。一年级，有时二孃还送我到学校，到了二年级，我就和高年级娃子们一道上学。常是跑跑停停，一次，我渴了，就埋下头在路边的小水塘喝几口水。我开始咳过不停，同时发烧不退。娘起初还以为我患了感冒，请几个土医生用几个民间土方子，不但没见效果，相反越来越严重，娘就带信给在公社岩石厂的爹，说我生了病。当时，公社办五小企业，爹就被任命公社岩石厂书记，具体负责构元大队三角庄和石元大队何家沟两个矿区。每天他在这两个矿区之间来回往返。爹从公社岩石厂回家，冲娘发一通火：“崽子病怎么严重才给我说，还不想办法就要拖死啦！”
第二天一早，爹就背着我到黑獭医院看病。黑獭堡是一个很闹热的乡场，位于乌江东岸边上，一脚踏两省。一直以来，黑獭堡赶农历的五、十，五天一场。同一条街上，一边贵州，另一边四川（现在是重庆），一家人兄弟之间也可能属于不同省份。但黑獭堡却是当地物资集散地，赶场天街道上成千上万的人拥挤着。在黑獭堡公社医院没看出什么名堂（问题），爹心里很急，儿子生病着急的永远是自己的爹娘。
爹决定把家里的一头母猪卖了，送我到酉阳县城看病。我一个表孃（表姑）秋香孃（冉从学）在酉阳县人民医院当护士。爹就背着我去丁市区，然后乘班车去县城。这是我第一次到县城。县城当时在我这个乡下娃子心中很神圣。酉阳是古代州府所在地，而且还是中国土家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当时县城很小，一家人吃啥东西，全城人都会闻到味道。县城一家有事，大家不请自来帮忙，延续着农耕时代的土家习俗。以前还有土司衙门，可惜在“文革”期间被当成“四旧”毁掉了。这是我第一次坐班车，尽管我咳得很厉害，但我还是充满着好奇，在车上东张西望，同车人都说细娃不装病。爹到县医院门诊部询问表姑的科室，然后带着我去表孃的科室，对表孃说了我的病情。表孃就带爹去缴费，送我去照了光（放射）。之后医生就给我开了很多药，嘱咐爹让我住一段时间的院。当时住院要200元钱，爹身上只180元，急得六神无主。表孃说：“二哥，笔群的病住不住院也没大关系，慢性病，最少要打一年半针，吃一年半药。弄不好还要影响他一辈子的智力！”爹就叫表孃帮忙在医院给开链霉素针剂和异烟肼等药物，第二天一早，就背着我赶车回家。鉴于我的一次过失，家里的一头母猪得到的钱就无声无息地进入医院的账户。
在县城，我第一次吃到大肉面，所谓大肉面也就是面条上面飘着几片肥肉，红红的辣椒汤弥漫着诱人的香味，在我的味觉里反复萦绕。
回家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医治，吃药倒不要紧，主要是打针，从来没打过针的我十分怕惧。刚退下裤子，我吓得一阵阵惊叫，死活都不肯打针。爹在我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说：“狗日的，不要怕，每打一针，老子就给你五分钱！”
见爹的架势，我就不敢吱声了。打针便没想象的那么可怕，只是像小虫咬了一下。
爹请生产队冉瑞月咪公给我打针。冉瑞月是一个年轻人，虽然年纪比较小，但在当地冉姓里辈分高，爹得叫他咪爷，有时也叫老伙计。但是他始终叫爹向支书。那时瑞月咪公家生活比较困难，常在我家吃早晚两餐饭。每天很准时，一年半早晚从没出差错。一方面出于感恩，过难关爹曾送他家三斤粮票，救过他们一家人的命。另一方面吃饭，自从爹从公社回家之后，我家就没缺过粮。我家住得单村，周围有很多空地，爹和娘种一些五谷杂粮，每年家里多少还有一点余粮，生产队不少人都受过我家接济。后来，我长大之后，说话感谢瑞月咪公，他说：“我不是给你打针，我那一年半的饭咋吃啊！”也许是发自他内心的实在话。那时，生产队有一个叫土狗崽的小孩，因吃树皮草根，拉不出屎，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爹见了，主动给了他们家一升米熬稀饭吃，后来孩子却奇迹般地好了，那家人至今还对我家充满感激，只要我家干啥活，一家人就会主动帮忙，那孩子他爹说：“要永远感谢向家，特别是三公！”
我患水急病，爹娘为我开小灶，所谓小灶就是用茶罐给我煨米饭和鸡蛋。炖蛋用点猪油与鸡蛋调匀之后放锅里蒸。姐姐和弟弟很郁闷，他们见我吃好的，常带着不满的目光：“还是生病好，顿顿吃鸡蛋！”结核病除吃药打针治疗之外，还要跟上营养，每天吃一个鸡蛋。
爹听别人说，水急病人要常到树下呼吸新鲜空气，每天一早，他就叫我起床，到家院子的橙子树下做深呼吸，有时我实在不想起床，他就把我包上衣服，抱到橙子树下做深呼吸。
“要经常注意呼吸新鲜空气，你的病才好得快！”
“知道啦！”我也希望自己的病早些康复，与同伴们上山砍柴、放牛，才可以去黑獭赶场，才可以去沿河张伯伯家玩，一个生病的孩子总有自己的梦想。
那年月，我做梦都想吃刀板肉。如此享受只有过年或过端午时才可能遇上。刀板肉就是腊肉煮熟之后，放在刀板上切成为小块，手拿着吃。现在想来，别有一番风味，甚至还有一些流口水。过年或端午，我和姐弟们守在灶后面的刀板前，盯着娘切着刚从锅里捞出散发出香味的腊肉，娘常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吃得我们发馋，我们仍看着不想离开，爹见我们的神情对娘说：“啥时候也是吃，就给他们吃够吧！”于是，娘就恨了我们几眼，给我们每人又拿几块。当年肉很珍贵，一般家庭杀不起猪，即使杀个猪，其中一半也要交给公社食品站，只是到过年，才供应每人半斤肉。那个时候，食品站杀猪的员工很牛气，当时还出现 “中共万木食品站”的笑话，一个食品站杀猪的站长，在黑獭堡场上贴出 “中共万木食品站”通告让人笑话很久。我们大队一个周姓社员娘生病想吃肉，没办法，只好悄悄将家里的一只半大猪杀了给他娘吃，不知是被谁告到公社，而被武装民兵押着被挂上私宰毛猪纸牌子，在黑獭堡场上游街。还是爹出面找公社田书记说情，才得以释放回家。寨民们都说爹是一个良心人，爱给乡里乡亲做好事。爹和娘也很为难，一年也就三五十斤肉，熬油，还要招待客人，爹是大队干部，常有公社干部到我家，也需要接待，娘恨不得把一块肉分成三块吃。
我经过一年半打针吃药，到贵州沿河县医院复查，复查结果完全盖化，我的“水急病”彻底治愈。差不多压在爹心头两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生过啥大病。儿女是爹娘的冤家，花的是爹娘钱财！爹和娘常常对我们说。
父母身上好安钱，儿女身上好安钱！这是爹常说的一句话。后来爹生病，我送他去医院治疗，看到我花不少钱，他用一种自责的口吻说：“又给你们添负担了！”这时，我就说：“你不是说父母身上好安钱，儿女身上好安钱吗？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上世纪70 年代初，农村一般家庭生活过得巴紧，一旦家人生病，便是雪上加霜。但我家在爹和娘的同心协力之下，没落下任何债账，还“丰衣足食”地度了过来。
爹在岩石厂还不到两年，民工对他有口皆碑。铺子沙湾溪一个背矿的李姓民工，从生产队出来做“副业”，在矿上背了一年半矿石，也就是从三角庄和何家沟背到乌江边的黑獭堡，每天两趟来回6、70里，100斤1.块5毛钱。李姓民工不小心将他背半年矿石的票弄掉了，哭着找到爹，爹就到会计那儿帮他查，终于查到帮他要回血汗钱。至今那李姓民工作古，但他后代还对我爹感恩戴德。逢年过节到我家走动。他儿子说，如果我爹当时不把他爹半年的血汗钱讨回，他爹就交不起生产队的“副业”款，他们一家人就分不到粮食，很可能家里的生活就要受到煎熬，日子更会艰难。他们家弟兄姊妹很多，日子过得很巴紧。他们子子孙孙都会念叨我爹。
爹被公社安排到岩石（多晶硅）厂当书记，源于爹与邻近贵州沿河县领导关系不错，因当年沿河县来函要把爹的组织关系转到沿河航运分局工作。万木公社领导不答应，说是要重用爹。公社办企业需要运输，而万木公社当时还没通公路，只有走乌江航运，因此爹就成为香饽饽。常到沿河航运分局联系船只，还到重庆、武汉等一些大城市出差。那是爹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后来他一讲到他到岩石厂当书记历史，总是一脸自豪。他没贪污厂里一分钱，另一个副厂长却因为贪污500块钱被判刑坐牢。
当年，大队经常开斗争大会，生产队有一个地主，是我们本家，和爹同辈分，我们叫歪二爷。地主是他爹，他爹去世之后，他就成为我们大队的斗争对象，每次开会，议程第一项就是把恶霸地主向某某拉上台来，让广大贫下中农诉苦。有时，还要喊一些“打到地主分子某某”的口号。看到大人们斗地主，我也就组织一些小伙伴跟着大人学斗地主，斗争歪二爷家的碧娥妹妹，常把她吓得大声豪哭，她跑去找我娘告状。因她三妹鲜娥喊我爹娘干爹干妈。我常被爹骂得狗血喷头：“碧饿妹妹咋是地主？地主也只是她公！以后再吓她哈我打死你！”有次我还被爹打老一耳光。
我被爹打之后，就准备报复碧娥妹妹，组织生产队的几个同班同学，用旧报纸写几幅歪歪斜斜的“打到恶霸地主向某某！”“向某的女儿破坏社会主义！”的标语：贴在生产队仓库板壁上……一些社员见后就告诉我爹，我被爹叫回家跪下，要我承认错，我始终没认错，又被爹狠狠地教训一顿：“狗日的以后还坏，老子打死你！她老爹老妈是地主，关她啥事？”
“娃儿家不懂事，不知不识，童言无忌，不要打他！”这次还是歪二伯娘到我家给我解了围。当时我咋也想不明白，爹为什么要袒护地主子女。后来爹对我说，他小时受到歪二伯伯的爹关照。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不能忘本！”爹说。我终于明白当年我爹为啥要庇护歪二伯伯家几姊妹。
多年后，我遇到碧娥妹妹，顿生忏悔。
七
1974年秋天，爹从岩石厂回生产队劳动。爹在岩石厂正干得有声有色，公社某书记红眼，从中插一脚，组织几波人查爹的账，一无所获。爹十分气愤，还去公社骂了一通那书记，差点和那书记打了架。
爹气愤愤地说：“老子真想打死你狗日的！”
爹离开岩石厂之后，那领导亲戚当书记和厂长，到沿河联系船只，沿河航运分局根本不买他的账，等到乌江边矿石堆积如山，运不出去，岩石厂就此黄了。很多人说：“要是还是坤哥继续搞岩石厂，肯定起叫（红火）了。”当岩石厂快黄时，公社书记又找爹去挑“重担”，爹断然拒绝：“老子又不是尿桶，随你们来回搬动，要就用，不要就丢掉！”爹的几句话让那位党委书记无话可说。
生产队“发扬铁姑娘精神”修“大寨田”，山坡上，到处用石灰写着“农业学大寨”，蛇盘溪就把本地具有象征意义的蛇堡挖成平地，人造“万斤大田”。后来又在王家屋基修大寨田。我病刚好不久，爹叫我周日到王家屋基干活，我成为农田修建工地上最小的劳动力，不少社员说我爹够狠心，把一个几岁娃儿喊去劳动。开始说什么我也不去……爹狠狠骂我一顿：“狗日的，劳动锻炼一下，对你今后有好处！”
刚到工地劳动头几天，我十分恼恨爹，别家像我这么大的孩子还在家里玩，而我却被爹强制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每天1.5个工分。成年男劳力10分，妇女8分。我眼里常含着泪水不情愿地在工地抱着小石头，甭提我当时咋恨爹，回家我就冲弟弟们发火，如家里只我一个男孩，爹就不会让我去生产队劳动。1968年家里添二弟委权，他是大队成立革命委员会那天出生，爹也给他取了一个时代语境的名字。1973年又添小弟建权，出生于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期。我就成儿子中的老大，自然失去了爹娘的宠爱，出头椽子先遭烂。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爹当时真正用意。
我在生产队修大寨田期间，我每天带着少午（午饭），当时不少人平常两顿饭也捉襟见肘，不用说吃三餐。不少人吃野菜，吃稀饭，成天饥肠辘辘。挖葛根堆舂成碎片，从掏出粉汁，做成葛根粉充饥，也有一些社员晚上到坡上挖蕨根做蕨粑吃，面黄肌瘦。有天晚上，我陪娘去生产队开社员大会，有一个叫书珍姑婆的老人，给我一块黑糊糊的蕨儿粑，我吃了一口发苦就丢在地上，娘狠狠地打我一个刮子，骂我：“大家都吃得，你二气（讲究）个啥！”然后捡起强迫我吃下去，我只好硬着头皮吃，吃得我两眼直流泪。而我每天中午吃着黄白（大米与苞谷面）相间的干饭，爹去坡上捡些草木柴火，用铁皮缸煨着，发出阵阵香味，让不少停工休息的社员们馋得直流口水。这是不少家庭过年才能吃到的伙食，而成我每天的少午。当地人说少午少午就是过舞，也就是很简单，随便吃一点应付，多数人当时根本没吃少午的可能与习惯。
“你看人家向支书家笔群，吃的啥伙食！那才是人过的日子！”不少社员私下议论。很多人看我吃午饭，却在想着自己的生活，仿佛我们之间的生活有一道无形的鸿沟。当时我为尽量少干活，我吃少午总是磨蹭着，慢慢吃，好像在品尝什么人间美味。我的心里在抵制爹，故意慢慢吃午饭，以一种无声的行为反抗。其他大人知道我还是一个小孩，根本不和我计较。我干不干活，也没人说三道四，一个只有几岁小崽崽，到劳动工地上干活不易，何况我每天还要多少抱些石头。
多年后，我专程到我少时劳动的王家屋基，昔日山堡已变为一丘大田，田里长着绿油油的水稻，像很多年前我写的一行行诗歌发表在很有分量的刊物。在这里，我开始写出我人生第一行幼稚的诗歌，尽管是爹强行给我命的题写作。
有时爹在工地也吼我几句，原因是我常去解手。他毫不客气地骂我：“懒牛懒马屎尿多！狗日的！快干活！”爹越骂我就越慢慢走，我心想什么时候，这大田修好了就好。因为爹说，只要大田修好之后，我就解放了！爹是日哄我的，从我一参加生产队劳动，只要放假，我都要参加集体劳动，工分由最初的1.5分干到8分，一直到1981年集体劳动解散前夕——我高中毕业之后。高中假期参加劳动，我还为我是半劳动力曾与娘抗争，娘是生产队长，她怕别人对她有看法，不敢贸然提出给我加工分。生产队收苞谷，一般妇女背小背，而我已背中背了，还是半劳动力（5分），在一个叫沙坡的地方，大家都背得满了，还有一些苞谷没人背，娘看见我的背篼还可加上，我横竖不干说：“我是半劳力，我不背，除非给我加了工分，我才背！”
“你的翅膀硬了！娘的话也不听了！”娘冲我发火。
“不是我不听你的话，而是一份劳力一份代价！”我顶了娘的嘴。
娘发火抓起苞谷砸向我。几个社员拖住劝娘说：“谢队长，你家笔群不该半劳力了，你看他背的背篼，比一般妇女的大！至少也该拿妇女工分了！”
“既然大家说你该拿妇女工分，你就拿吧，把剩余的苞谷背回生产队仓库坝子！”娘沉默了一会才对我说。
我抗争工分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娘回家对我说：“我不好给你提加工分，如果我主动提，社员们会说我当干部私心重！”
娘对爹说我争工分的举动，爹不但没骂我，相反还肯定了我：“狗日的长大了，男人就是要像你那样……”
大寨田还没修结束，又兴起“兴修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家乡又兴起“学大寨赶昔阳，努力建设新酉阳！”的热潮，各大队相继成立基建连，爹到大队基建连当书记。修建本地的石桥水库，石桥水库原名当门沟，位于两座小山之间的石桥大队和石元大队交界处，爹和其他民工一起吃住都在工地。尽管工地离家只5里路程，但他很少回家，他把工地当成自己的家。他向公社下了战书，决心4个月修好石桥水库。我有一次到石桥水库的建设工地，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劳动号子此起彼伏……爹在工地与社员们一起打夯，拖动压坝机，干得热火朝天。
爹在水库建设工地三个月之后才回一趟家，一见我们姐弟清瘦，便朝娘发一通火：“狗日的婆娘，我把几个娃子交给你，你却把他们喂成为毛头狮子，再穷也不要穷娃子！”娘见爹发火，沉默了好一会才说：“我又不是啥子前娘后道，还亏待他们几爷子？”
“你看你就是前娘后道，把我的几个娃子养成哪样？”
当晚，娘就给我们几个孩子改善伙食，炒腊肉，还打了几个鸡蛋。从那时起，我和姐弟都滋生同样的想法，盼望爹常回家吃饭。因为有爹在家的日子，娘就会煮好东西给我们吃。
娘平常比较节约，爹没在家，夏天是四季豆煮洋芋，秋天是苞谷豆腐，冬天是荞面和着萝卜丝煮。有年秋天，娘为了节约粮食，做了几盆苞谷豆腐，我和姐弟们约好，大家不吃她做的苞谷豆腐，娘一个人吃了四五天也没吃完，后来长霉坏掉了。多年后一家人在一起谈到那件事，娘还怪我：“还不是你在作怪，害娘吃那么久的苞谷豆腐，还烂掉不少啊！”娘平常对家里口粮精打细算计划开支，“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辈子穷！”是娘的口头禅。我错怪了娘，让自己孩子过上好日子是每个娘永远不变的生命哲学。
爹知道娘是一个比较节约的人，怕娘在生活上亏欠我们几个子女，常常不定期回家，如果看见我们还是吃洋芋荞面，就会对娘瞪眼。娘明白爹的意图，把我家的主食改成“两糙饭”，用苞谷面与大米和着煮，先用鼎锅把米煮开，再放上苞谷面，用筷子和均匀，然后放在火塘边慢慢煨熟。是当时农村比较富裕的家庭才能吃上的主食。三十几年之后，我回家仍喜欢吃娘做的“两糙饭”。
那年月，娘的心都划烂了。爹是干部，她也是生产队干部。公社干部到大队检查工作常到我家吃饭，娘为不让爹在外面丢脸，打肿脸面充胖子，把家里头的好吃的食物悉数待客，而我们几孩子却吃粗粮。每回有公社干部到我家时，我们就不高兴，因为那些干部坐在桌子边吃饭，而我们几个小孩则是娘舀一碗菜饭就端起站着吃。如果碰到好心的干部，还可能在桌上给我们挑一点好菜，而有些干部在我家吃饭，却无视我们小孩存在，自顾着吃。姐姐说：“以后他来的话，我们就说大人没有在家！”
1974年冬天，婆在熬皮油时——皮油就是棬籽的白皮榨的油，主要是用来做化工原料，当时也被当地的农民当成食用油——我和姐姐去把火铺炕上的腊肉割了一小块，叫婆炸酥肉给我们吃，娘回家发现了，我和姐姐吃了笋子炒肉（竹鞭子打人）。爹回家后，听娘说这件事，吼了娘：“肯定是你这婆娘皮薄了几个娃子！娃子馐了，咋不这样？”爹当天就叫娘给我们煮肉吃，让我们吃够。爹就是天，爹回家，我们几个孩子的舌尖就有味道。
1974年的冬天，爹在水库工地指挥拉压坝机时，被拉着的压坝机，不小心压在左腿上，骨头破碎。娘听说之后，去水库工地嚎啕大哭，我和姐姐也是在放学的路上听说之后去了水库工地，爹已经被人送到区里医院。我们哭着要到丁市区医院去看爹，大人们不让，工地上一个公社副书记陈伯伯给我们说：“娃儿们，要听话，你爹一定会站起来的！公社千方百计地找医生给他治疗，今后公社就是你们的家，放心，毛主席和党不会让共产党的功臣吃苦的。”但我和姐姐还是一个劲地哭，爹站不起来了，倒下的不是日子，倒下的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我和姐姐哭得昏天地暗，几个民工把我们拖着背回家。回到家里，婆放声大哭，我从来没听到婆这么哭过。
“婆婆，不要哭，向书记不会有事的！”当地不少群众安慰婆。
“以后有么子下气力的事情，就叫我们！”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不知是咋过来的，来安慰的人们都走了，我们家里没点灯，娘去了区上，病怏怏的大伯娘从坎上下来照顾我们。娘和大伯娘属于当地妯娌模范，她们几十年没红过脸，娘平常将堂哥堂姐当自己的子女，而大伯娘也是一样对待我们。
得知爹被压坝机压伤，张伯伯半夜三更从沿河赶来我家，先看我们几个孩子，他又连夜去区医院看望爹。他和爹是患难之交。爹说，他一辈子有三个好朋友，一个他的入党介绍人何中科，一个就是张伯伯，还有一个就是与他一起入党的李章全伯伯。无论任何时候，彼此心里都想着对方。
娘从区医院回家，眼圈黑黑，一脸倦容。娘对我和姐弟们说：“你爹的腿受了伤，你们大家要争一口气，好好读书，大家不要怕，还有娘呢，虎倒不倒威！”没多少文化的娘充满着人生的骨气。
常言道：伤筋动骨一百二十天。爹在区医院医治4个月之后，瘸着左腿回了家，腿没好，左腿还短了五公分，公社领导知道医不好将爹送回家。从这时起，爹被人暗地叫“跛三爷”。爹一天杵着一支木头拐棍活动，在大队基建连记工分一年。这时期，不少亲戚像避瘟神般躲着我家人，生怕我们给他们带来厄运似的。同时也有个别邻居背后幸灾乐祸地谈论我们家。
第二年，他回生产队记工分。爹的任务就是照看生产队早稻田的稻谷，拿一根竹竿子在稻田边喔火喔火地吼麻雀，让那些想到早稻田吃稻谷的麻雀无法着地。
不久，组织上象征性地给爹一个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政治身份，参与楠木小学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推荐。那阵，上初中高中与上大学一样推荐。前提首先看学生家庭出身，其次才看表现，根本不看成绩如何。197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时，爹也参加了我们班学生的升学推荐，我们班有一个黄姓同学，因他社会关系复杂——舅舅当过土匪而遭到学校与其他贫下中农代表质疑，爹却力排非议：“一个人的出身不由自己，关键是看他个人如何表现，黄同学表现较好，应该给他读书的机会。”爹顶住压力推荐将黄同学上了初中，这位同学在后来考上中专，走上工作岗位。
我上初中时爹对我说：“不要有自来红的思法，自己要好好表现！”小学毕业班上同学推荐投票，我的票数满票全班第一，一方面因我在班上表现较好，是学校红小兵大队长，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爹是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对同学们升学有关键的话语权。很多时候，人很卑微，就包括我自己，爹的腿受伤之后，我沉默寡言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多人都怀疑我又生了病，因为我听到了村子里有人说：“跛三爷家彻底完蛋了，没有他，一个女人支撑四五人，哪还能够翻身！”因为爹当不了顶梁柱，干不了重活，这是农村最忌讳的事。
当时我家看了一头牛，计一个女劳力的工分，前提是每年要交12000斤牛粪，活儿就落在我和姐姐身上，每天早刷粉亮，我和姐就背起竹篮稀背，上山坡拾牛粪，拾半背牛粪，背去交生产队保管员过秤，然后回家背书包上学。姐姐常煮饭吃之后才上学，当她去上学时，太阳已经偏西，学校在上下午课……而我多数时间就空着肚皮上学，放学回家才吃婆婆为我热好的冷饭。当年11月，我和姐姐顺利完成一头牛所交的牛粪，为我家挣了一个女劳动力的工分。当年生产队决算中，我们家没补款，还分到60几块钱的红。多年后我和姐姐回忆当年拾牛粪挣工分，一种感概涌上心头。
1976年7月，爹的好友张伯伯在唐山地震中不幸遇难。张伯伯作为沿河县的农工部长，率全县农业口干部去天津小靳庄考察，取道唐山，准备去参观大寨。在唐山地震中失去踪影。他在天津还给爹买些治腿的药，爹还没拿到药就闻噩耗，爹痛哭好几天。在天津，张伯伯给爹寄药时，给爹写了一封信，鼓励爹要坚持治疗康复。这封信还至今保存在爹的箱底。爹常常说：“患难见真情，就像你张伯伯，时刻想着你爹的腿伤！”爹的话语中包含他的人生感悟。“好人命运不长啊，要是你张伯伯还在的话……”爹往往只说上半句而留下半句话，我知道说这他话的真实含义。
这年秋天，在文教局工作的亲戚左守均姑爷到酉酬区偏北公社驻队，他听说当地的民间骨科医生彭明清医术高超，亲自上门咨询之后给爹写信叫我爹带上50斤白酒去治腿伤。爹开始有些不相信，娘说：“无论咋样，都要去试一试。死马当成活马医！说不定就治好了呢！”爹就拿着信亲自找万木公社党委书记田大孃。田大孃时任县委常委兼任万木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她和爹是同一批入党，是一位典型的农妇，不识字。她在爹写的申请上盖自己的私章，在她权限内让公社供销社给爹供应20斤白酒，缺的酒只能到区上找段书记批条。当时酒是国控物资，每人每年二两供应。爹去找区委段书记的批条，带着陪他治疗的周姓社员到区供销社打酒。在区供销社，爹虽拿着段书记的批条，但开始吃了闭门羹，遭管卖酒主任田姓女子白眼，她说：“三十斤酒不是小数，全区人民的酒不能让你一个人糟蹋，你的腿看到萝卜就是一蔸菜啦！”爹就和她吵：“这是区委段书记批的条啊！”“酒不是段书记私人的，他批的条子又怎么样？酒是全区人民的！”那田姓女人是我们老乡，她的工作源于爹的推荐，她有工作之后眼睛长在额头上。爹后来逢人就说：“田某某忘了本！当时我的眼睛瞎了，才推荐了她！”爹冲那女人发了一肚子火之后拿着条子又到区委找段书记。段书记听说之后义愤填膺，亲自跑到供销社找田姓主任：“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向书记打三十斤酒，他是因公负伤，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臣！酒钱由区上负责！出什么问题我顶着！这是组织的决定！”见到段书记语气强硬，田某人只好悻悻安排售货员给爹打三十斤酒。当爹和大队护理爹的周某提着酒走后，田某人却在身后说：“姓向的，如果你的腿医好了，我手板心挖四两肉！”爹的腿医好之后，专门去供销社田某家门口走几回：“田某某，我向某人的腿已经好了，你手板心不是要挖四两肉吗？”说得田某无地自容，找几个熟人给爹解释。十年后，供销社失去昔日辉煌，田某人被分流下岗当个体户。爹说：“人，三穷三富不到老！”
爹在社员周某陪同下，乘班车到酉酬编北乡，找到彭医生。彭医生是一个骨科民间医生。在第二国内战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