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和以色列——以赛亚·伯林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不朽声名主要来自他卓越的科学天赋。关于这种天赋，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完全没有能力言说。爱因斯坦被公认为自牛顿以来物理学领域中最具革命性的创新者。由是之故，他本人和他对其他话题的看法到处受到特别的尊重和关注。他对此是清楚的。虽然他是一个谦虚到家的人，常常被逢迎搞得窘迫，并且不喜欢出风头，但想到这一点他是欣慰的，即如果真要对个人表达敬意的话，这种敬意应该给予那些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成就的人，而不应给予那些在权力和征服方面有所成就的人。实际上，一个数学物理学家竟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性人物，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是为人类增光添彩。
在理论物理学或许还有物理学哲学领域之外，如果把爱因斯坦思想的影响比之于其他伟大的物理学先驱者思想的影响，就会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不用回溯太远，伽利略的方法和自然主义，在17世纪思想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远远扩展到技术哲学以外。牛顿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不管是否得到正确理解，启蒙运动的整个进程是建立在牛顿原理和方法之上的，是从牛顿的辉煌成就中得到其信心和广泛影响的，在法国尤其如此。在这个时期，这改变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某些核心概念和方向，包括道德的、政治的、技术的、历史的、社会的。没有哪个思想或生活领域能逃避这种文化变动的影响。
在弱一点的程度上，达尔文亦如此——他的进化概念影响了生物学之外的很多思想领域：它颠覆了神学，影响了历史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达尔文和赫胥黎观点的滥用，因其优生学，有时还有人种学的含义，造成了社会政治危害。我也许对把弗洛伊德视为自然科学家有所犹豫，但毫无疑问，他的教诲同样影响了远离心理学的领域——历史学、生物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
但是，爱因斯坦呢？他的科学成就涉及科学哲学，他的观点——他早年接受，后来放弃了马赫的现象论——表明他拥有哲学家的天赋，事实上，他的观点与斯宾诺莎、休谟、康德、罗素的核心学说是一致的。就此而言，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杰出物理学家中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但他对时代一般观念的影响呢？对有教养者看法的影响呢？当然，他表现出的是一个人中圣者的形象：有着纯洁的心、高尚的心灵、不寻常的道德和政治勇气，不懈追求真理，崇尚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同情社会主义，痛恨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压迫、暴力，对生活持唯物主义观点。但撇开那种人类善良同社会公正和非凡智力相结合所展现的东西——就是说，撇开他的榜样生活，撇开他那个时代成为并且被看成是一个最文明、最可尊敬、最有仁心者的那些方面——在一个很多人似乎按照全然不同的价值而生活的社会中，爱因斯坦有什么影响呢？
在今天，“相对”这个词一直被广泛误解为意味着相对主义，否定或怀疑真理的客观性，否定或怀疑道德和其他价值的客观性。但这是一个古老的和人们熟知的谬论。希腊智者、罗马怀疑论者、法国和英国的主观主义者、德国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那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使近代神学家、历史学家和普通人深受困扰——与爱因斯坦的信仰是正相反的。他是一个有着朴素而绝对道德信念的人，这已在他的言行中得到体现。他的外部自然的概念是一个可以进行科学分析的、理性的秩序或体系的概念；科学的目标就是关于独立的现存实在的知识，即便用来分析和描述它的概念是自由的、随意的人类创造。
爱因斯坦学说的普遍影响是什么呢？迄今，现代理论物理学，即便是它最概要的东西，仍没有也未能成功地像牛顿核心学说被伏尔泰等人介绍那样形诸于大众语言。英格兰品格高尚的公众人物，如霍尔丹和赫伯特·塞缪尔，试图从广义相对论中推导普遍的、常常有些陈腐的形而上学或神学真理，但结果只是表明他们的无能。
但是，如果说爱因斯坦科学思想对他那个时代一般思想的影响还有些不确定的话，那么他的科学研究之外的思想与我们时代最积极的政治现象之一的联系，却是无可置疑的。爱因斯坦用他的世界性声望帮助（事实上倾心于）建立以色列国家的运动。一个民族应该感激那些帮助他们改善现实自我形象的人。如果有机会，稍有自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向爱因斯坦表达敬意。爱因斯坦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和对希伯来大学的兴趣是终生的。他同魏茨曼争论过不止一次；他对希伯来大学，尤其是其第一任校长来说至关重要；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待阿拉伯人的政策；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犹太复国主义基本原理的信仰。如果今天那些像年轻时的爱因斯坦一样痛恨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寻求社会公正、相信普遍的人类价值的年轻人（或其他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希望对此有所了解的话——如果这些人希望知道，为什么他这么一个被同化了的德国犹太人家庭的孩子支持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人的国家，不用较真也无须烦恼，任何一个体面而敏感的人都可以思考那些以他的民族的名义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他看来是错误或不明智但仍然稳健的，直至生命尽头他都如此认为——他们就应该读读爱因斯坦这方面的著述。爱因斯坦所说的话，无论是在科学中还是在生活里，都带着他一贯的明晰和直击要害的天赋，都是简洁的，都道出了真理。
他出生在乌耳姆城，父母都不信教。他在慕尼黑接受教育，在那里他没有遇到歧视。如果说他曾经激烈反对学校，并且近乎神经崩溃，那么这看来并不是反犹感觉引起的。也许，他反对的是19世纪90年代德国教育中的准军事纪律和民族主义狂热。他在米兰和苏黎世学习，在苏黎世工作，还在伯尔尼专利局谋到职位，后来在布拉格和苏黎世获得了大学教席，1913年被声名时至巅峰的能斯脱、哈伯，还有普朗克说服，接受柏林的一个研究职位。
我不必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普鲁士的气氛。在1929年写给德国总理的信中，爱因斯坦说：“当我十五年前（即1914年）回到德国时，我才第一次发现我是一个犹太人，而使我得到这一发现的，更多的是非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36尽管如此，一些早期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影响，特别是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这位德国犹太人的导师在这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布鲁门菲尔德的后半生中，爱因斯坦与他保持着亲密的友谊。但是，同赫茨尔一样，他认识到自己是犹太人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与不熟悉教义的冲突（在布拉格他遇到了这种教义的信徒，但那时他显然对此不感兴趣），还不如说是与主流圈子中的沙文主义和排外之间的冲突，在柏林即如此。这使他意识到，即便在文明的西方，犹太共同体也处境危险。他断言：“当一个人融入共同体时，他最好的一面才会发扬光大。因此，犹太人的道德危险是不与本民族的人联系，并被接纳他的民族视为外人。”37“犹太人的悲剧在于……他们失去了可以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共同体的支持。结果就是个人缺乏牢固的根基，极而言之等于是道德不稳定。”38
他认为，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以现存的群体生活建立一种紧密联系，使个体犹太人能够承受其他人群常常加于他们的仇恨和屈辱。爱因斯坦告诉人们，赫茨尔应该受到敬仰，因为他竭尽全力呼吁只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才能根除这种罪恶——它无法为同化所去除。老德国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犹太人生活困苦，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同欧洲的进步隔离开来。
那些普通的、地位低下的人们有一个我们所不及的优势：他们每个人都属于一个他们完全融入其中的共同体，在那里他感到自己拥有充分的权利，而这个共同体并不要求他改变自然的思考习惯。过去我们的祖先在心智和体能上都相当脆弱，但从社会意义上说他们却享有令人羡慕的心灵平衡。39
后来人们获得解放，迅速适应新的开放的世界，热切地取悦他人，结果就是失去自我，消失在一个共同体里面。
虽然多数犹太人调整自己——从语言上、态度上，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包括宗教形式上——以适应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欧洲人，但犹太人和他们东家之间的陌生感始终没有消失。这种自发情感是反犹主义的根本原因，善意的宣传也无法将之消除。民族主义者力图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和欧洲人掺和在一起。40
爱因斯坦指出，否认或驳斥情感偏见或公开敌视，是毫无作用的。对他来说，受洗过的犹太枢密顾问只让人觉得可怜。他视国家边界和军队为祸水，但他并不这么看待民族的生存：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相互尊重地共同生活，相互包容差异，这就是文明和公正。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说法，就是对另一位国际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摩西·赫斯类似难题的回应。看看爱因斯坦1933年说的话：“对我们来说，作为个人在人类文化进程中起一份作用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对付只有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完成的任务。唯此犹太人才能恢复社会的健康。”41所以：“巴勒斯坦不仅仅是东欧犹太难民原居地，而且是重新觉醒的整个犹太民族共同精神的化身。”42
在我看来，这就是对犹太复国主义信条的经典表述，同阿哈德·哈姆非政治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说，爱因斯坦所宣扬的是创立一个社会的和精神上的中心。当英国的政策和阿拉伯国家的抵抗在他看来使得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不可避免时，他平静地接受了这点以及为免遭灭绝而使用武力，或许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必然的恶，但不过是以尊严和应变能力，而非傲慢承受的负担和义务。像所有可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爱因斯坦越发担心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关系。他企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这个国家能够通力合作。但他失望地意识到，一系列事件使这种企望在眼下难以实现。他始终如一地支持以色列犹太人国家，认为必须在这里追求犹太人的理想，特别是其中的三个方面：“追求知识本身，酷爱正义，以及渴望个人独立。”43
毋庸赘言，这与他周围那些有教养的德国犹太人的普遍态度对比多么鲜明，更不用说与西欧其他地方那些与他有着类似出身、社会和思想条件的人对比了。当人们回忆起爱因斯坦的早年生活，远离犹太人事务，毕生信奉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痛恨所有使人产生分歧的东西——在我看来这证明了非凡的洞察力、现实主义和道德勇气，今天他的犹太同胞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毕竟，其他杰出的德国犹太科学家，那些在个人诚信方面无可指责的可敬的人，弗里茨·哈伯、马克斯·玻恩、詹姆斯·弗兰克的反应很不相同。同样，施尼茨勒、斯蒂芬·茨威格、马勒、卡尔·克劳斯或韦费尔这些作家和艺术家的反应也很不相同，他们都很熟悉维也纳的反犹主义。
我不希望让人以为，爱因斯坦必然认为被大多数人的文化同化总是不光彩和注定要失败的。显然，犹太家庭的孩子们可能发现他们如此远离他们的共同体和传统的东西，即便他们认为这些很重要，他们也难以从心理上去重建真正的联系。爱因斯坦是清楚的，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每个人必须自由地按照自认为最好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只要这样做不危害别人。他没有责怪这些怀有不光彩或懦弱动机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在他看来，他们的人类尊严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他们的自我理解。
正是他不会自欺欺人或逃避，正是他愿意直面真理，并且如果需要的话，会反对公认观念的潮流，这使得爱因斯坦以大胆拒绝牛顿体系的核心要素而闻名。他在其他领域中的行为也体现了这种独立性。他拒斥习惯看法。他曾经说：“常识就是十八岁之前心灵中沉淀下来的偏见。”如果某样东西在道德上或政治上，同样在数学上没有让他不舒服，他不会否认、逃避或忘掉它；他会对之加以调整、重组或修修补补，希望它能维持下去；他不会等待弥赛亚——世界革命、理性和正义的全球统治——来解决难题。认为鞋子要是不合脚，穿一段时间就会感觉好一点，或者应该改变脚的形状，这是没有用的；说痛苦是一种幻象，现实是和谐的，因此冲突、不公正、野蛮属于表象的秩序，对此高级精神应超然，这同样是没有用的。如果他的哲学导师休谟和马赫正确的话，那么就只有一个世界，就是人类经验的世界；只有它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之外可能是奥秘；他承认并且完全相信这个事实，即宇宙作为最大的奥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那些否认人类直接经验的理论没有一个是有效的，这些直接经验包括通过远非有意识的途径产生的想象性顿悟。
正是这种实在感使他免于空谈，尽管他有深刻的信念。当他知道的东西与正统学说发生冲突时，他不否认他来自道德、社会或政治感受的直接证据。他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德国不受欢迎，因为他放弃了德国国籍。但是在1933年，他接受了抵抗希特勒和纳粹的必要性，认为需要的话就应诉诸武力，这吓坏了他那些和平主义的盟友。他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一个民主主义者，有社会主义倾向。爱因斯坦对于保护个人免受国家压迫的需要有如此强烈的感受，以致认为如果那些受过教育、富有经验和权威的精英不能有效地抵制大多数人的愿望，那么《人权法案》就会受到践踏。他称赞美国宪法，特别是其中关于总统、国会和公众舆论之间的权力平衡（他早年的政治学老师，奥地利社会主义者阿德勒·弗里茨对美国宪法很不认可）。他痛恨排他主义这种横亘在人类之间的高墙。但是当德国和波兰大学中的犹太学生受到民族主义者追捕时，他宣布魏茨曼是正确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解决办法徒劳无益；犹太人必须行动起来，在耶路撒冷建立他们自己的大学。
他毕生痛恨民族主义。但他承认民族存在的某种形式对犹太人是极为必要的。首先，他认为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很明显，他很看重政治忠诚。他曾两次宣布放弃德国国籍。当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现无法忍受继续持有德国护照时，如果不是感到自己能够完全忠于这些民主国家，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不会选择入籍瑞士，或在希特勒上台后接受美国公民身份的。正是这种社会敏感性和对人类生活本质的确切洞察的结合，使他脱离了空想的狂热；也正是这一点，使他具有道德说服力。
他是一个天真的人，有时我甚至想，他会上那些傻瓜和骗子的当。但是天真有它自己的感受方式：它有时会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东西，而不是透过习惯智慧或某些未经批判的教条所提供的眼镜。这样一种独立性，既促使他拒绝公认的物理时空概念，并且不顾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反对大胆提出了引力波和光量子的假说，也使他获得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由。
结果，这位喜欢独处的人，这位完全没被五大洲的敬仰和无与伦比的声名腐蚀的人，这位相信通过辛勤工作来揭示自然界秘密——这些秘密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奇迹般地得到分析和解答——以获得救赎的人，这位温和、害羞和谦虚的人，却让很多机构不高兴：德国民族主义者、仇视德国的法国人、极端和平主义者、犹太同化主义者、正统的拉比、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还包括那些绝对道德价值的卫道士——爱因斯坦实际上也坚信这些价值。
他既不是主观主义者也不是怀疑论者。他相信，科学概念和理论是人类想象力的自由创造，而非培根或密尔或马赫所认为的那样来自对经验数据的抽象。但是，科学家试图利用这些概念和理论去分析或描述的，从科学上看，本身就是一个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客观结构。道德的和审美的价值、规则、标准、原理，无法从科学中推导出来——科学处理的是实然，而不是应然。但是，对爱因斯坦来说，这些价值、规则、标准、原理都不是由阶级、文化或种族的差异引起的，也不受其支配。它们也无法从自然法则中推导出来，它们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是普遍的、不偏不倚的，可以为人们共同的道德或审美洞察力所发现，体现在伟大的世界宗教（不是神话）的基本原理中。
像斯宾诺莎那样，爱因斯坦认为那些否定这一点的人只是为激情所蒙蔽；实际上，他认为斯宾诺莎与他性情相投。像斯宾诺莎那样，他认为上帝就是自然界中的理性，从字面意义上讲，是神圣的和谐，神即自然（deus sive natura）；同样，像斯宾诺莎那样，他对贬抑他的人没有怨恨，也没有妥协——他保持着平静和理性，富有人情味，宽厚，不武断。他不想控制追随者，也不需要盲目忠诚。如果他认为什么运动总体上是有益的，或至少益处大于危害，他就支持——比如，国际联盟或美国的左翼团体。
对犹太巴勒斯坦也是这样。他痛恨沙文主义；他对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对待阿拉伯人的态度提出批评，有时甚至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但这并没有使他偶尔像别人那样退缩；他公开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损害以色列的利益去取悦阿拉伯国家，他认为这是美国的一项帝国主义政策。他批评希伯来大学的一些政策：比如，他认为，从法西斯欧洲逃出来的学术移民中的年轻人，不是那些年龄大的和有名气的，也应该得到任用。但这并没有减弱他的忠诚。他没有准备放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虽然该运动的个别领导人有缺点。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基于这样的信念，人类的基本需求有权得到满足：人类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免于饥饿、冻馁、恐惧、不公正，也免于无家可归。
他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漂泊者。在致他的朋友马克斯·玻恩的一封信中，他说他没有根；在每一个地方他都是一个陌生人。按他的说法，他是一个寂寞的人，本能上拒绝与人亲密。他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家，不愿意为人所知。他深深怜悯和同情那些政治迫害、社会歧视、经济剥削的受害者，很显然，这是他的世界观的核心要素；或许，这种怜悯和同情部分地弥补了他在建立亲密人际关系方面的困难。
像多数以某种方式同原子弹的生产相联系的物理学家一样，爱因斯坦在晚年受到科学家责任感的压迫，因为他们引进了一种恐怖的毁灭世界的新手段；他谴责他所入籍的国家使用原子弹，在他看来，这就走向了危险的帝国主义道路。对反动分子和法西斯的暴行和野蛮的痛恨，使他相信左派中没有敌人——这是许多体面和慷慨之士的幻象，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也许，他作为科学家的非凡天赋诱使他匆匆忙忙去大而化之地处理现实问题——包括那些没有清晰答案的、不适合进行数量分析的、复杂的政治和文化问题，以致忽略了日常生活的复杂细节。因为在我看来，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才能可能存在某些差异。经常有人指出，大的发现和发明——相对于证明其有效性——需要对答案必定在何处的高超想象力和直觉感受，而不是理性分析，这与艺术家的幻想、天才历史学家或学者对过去的同情式洞察并无二致。这个判断很可能是真的。那些与人类及其事务打交道的人，需要对所有的人类经验和活动的根本性质有某种意识，对男人和女人可能是什么或可能做什么的限度有一种感觉；离开了对自然所施加的这种限度的某种意识，就不存在用于拒斥那些数不清的逻辑上可能，但实际上荒诞的历史或心理学假说的标准了。
关于何谓人类理性，亚里士多德、康德、伏尔泰和休谟很可能是对的：对人类事务中什么是可能、什么是明显不可能的感受，关于观念的正常联结，关于诸如过去、将来、事物、人、因果次序、逻辑联系等的基本概念——组织细密的范畴和概念网络，这些人类理性（也许还有理智）实际上所依赖的。可以设想一下，离开这些东西，在超现实主义的画家或诗人，或者心存侥幸的作曲家看来，可能是有趣的，但这是对理性的故意反对。
但是在数学或理论物理中，这种实在感看起来并不是必需的。事实上，有时需要的可能是相反的东西。伟大的发现——比如，虚数，或非欧几何，或量子理论——正是摈弃了那些通常使用的观念，就是说，背离了某些对于普通人类经验必不可少的范畴。看起来需要这样一种天赋，即构想那些原则上无法想象、也难以用日常语言来表达的东西，这涉及日常交流，涉及人类生活的事实和需求。这种对日常实在的脱离甚至蔑视，构成了抽象思想家的大众形象——泰勒斯走路不小心掉进了井里，还有把手表当作鸡蛋来煮的心不在焉的教授。
遁入抽象——一个以纯粹形式组织起来的理想世界，这纯粹形式是以特意发明的象征主义表达的，而这个世界排除了日常经验的不规则性和不均匀性甚至基本假定，有时或许是与早年生活中某种移情类型的精神不安联系在一起的。爱因斯坦在慕尼黑上学时精神崩溃，同牛顿和达尔文的童年生活经验是一致的，他们在精神上也有些难以接近。这些思想家也谈论过爱因斯坦所描绘的经验类型：在自然界严格的因果结构中显示出来的神性面前，有一种深沉的宗教情感。这是任何东西都动摇不了的实在的幻象：爱因斯坦是一个坚定的决定论者，从来不认为不确定性原理是自然知识的一个最基本范畴，或者是客观自然界的一个属性，而认为它只是我们对自然界的暂时的和不完全的分析的一部分。
这种对于纯粹抽象和普遍性的痴迷，有时影响到了与他人发展密切的人际关系和充分享受社交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似真的假说。爱因斯坦可能就是这样。他在个人生活方面保留的，都给予了世界。不仅他的成就的名声，而且他的形象、他的面庞，都为世人所熟知。他的外表成为天才科学家形象的一个视觉符号、一个模式，正如理想化的贝多芬成为有创意的艺术家的商业化形象。有多少人知道其他天才科学家，比如说普朗克、玻尔、卢瑟福长什么样呢？或者牛顿、伽利略甚至是达尔文长什么样？爱因斯坦那带着朴素的、仁慈的、发痴的、忧郁的表情的面貌，在所有地方都打动了人们的心。他极为出名，实际上就是一个人间英雄。他的形象就像查理·卓别林那样为人熟悉和受到广泛爱戴，在很久以前就被印在了美国的邮票上或以色列的纸币上。
最后，我们把话题转回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像以色列国一样，在今天比以往受到更多的攻击，既有来自周边国家的，也有来自内部的；有时是理性或公正的，多数时候缺乏理性或公正。爱因斯坦对于背离人类尊严，特别是背离自己民族的行为毫不宽容——他相信这个运动，相信这个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它，直至生命终结，但他有时也批评特定的人或政策——这个事实，可能就是本世纪一个国家或一场运动可以引为自豪的最高的道德证明。一个真正的（和知识相当渊博的）好人坚定的公开支持，与他社交和思想圈子里那些人（他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有共同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对此几乎完全缺乏同情形成对比，也许这本身并不足以证实一个学说或一项政策，但绝不会否定它；它有一定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大价值。
[36]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思想和见解》（Ideas and Opinions），索尼娅·巴格曼新译本和修订本（伦敦和纽约，1954），第171页。以后所有爱因斯坦的引文均出自该书，只注明页码。」
粗体为本人所加。
附图一张
出自《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