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的“零度”：修辞学视角下哈金小说的非本质化表达 王山美 102
修辞学视角下哈金小说的非本质化表达
王山美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31）
摘 要：哈金的小说运用“零度写作”的修辞手法，以其“中国底片”为故事的底色，加之以作家的生活经验，丰富了作品的“美国精神”，以此获得作品独特的修辞效果。他还擅长利用“印象”叙事的手法，从已有的知识、记忆与文化的话语中抽离出去，完全从印象出发向主题奔去，以此寻求新思想的表达可能。
关键词：哈金；零度写作；修辞学；非本质化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9）06-0102-08
哈金（1956—），本名金雪飞，英文笔名Ha Jin，华裔美籍作家。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华新移民作家的代表人物，在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先后出版《池塘》《等待》《新郎》等一系列作品，集中刻画了20世纪70年代生活于中国的各色人物。他的小说主要采用英文进行写作，这种母语与外语的杂糅对新移民作家的表达起着文化圈定与语序规范的作用。
零度写作是“一种精心制作的修辞方式”，也是一种拥有明确的单义，但失去任何言外之意的“零修辞”文本[1]。在历史书写的困境中，零度写作是否能成为拯救小说写作的救世主还未可知，但这种敢于挑战主流价值观的言说方式仍然表现出作家独特的思考立场与鲜明的书写姿态。哈金诸多短篇作品就是以这样的面貌问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修饰，在展示叙事情境时注意回避自己的情绪。在小说的文本内容中，哈金以其“中国底片”为故事的底色，加之以作家的生活经验，丰富作品的“美国精神”，以此获得作品独特的修辞效果。此类艺术形态需要作家在语言与文化上做到相互调和，并依赖一种更客观的表达方法将故事原汁原味地传达出来，因此“零度写作”可能成为一项操作性较强的选择。
一、时代的文学物候：哈金对二元对立的抛弃和语言策略的更新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代背景下，哈金面临的问题可能并不仅仅集中于语言的使用、文体的选择与价值观的取向，还体现在作家对于其生活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与历史情境的看法上，这种模式最典型的代表即是创伤叙事与史铁生等作家擅长的“不及物写作”。这类叙事模式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首先抛弃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其次对小说语言的使用策略进行有效的更新，再者小说充满20世纪80年的时代特点。
哈金不及物叙事的特色即在于其利用的基于记忆的“印象”叙事手法，一种自我指涉的叙事手法。这种叙事方式要求作家尽可能利用零度写作的模式，从已有的知识、记忆与文化的话语中抽离出去，完全从印象出发向主题奔去，以此寻求新思想的表达可能。在此叙事模式之下，一种“不确切”的审美体验也因“零修辞”或“不及物”的写作方式得到彰显。在哈金的作品《等待》中，作家所设计的“等待”即是不及物写作常用以自我解构的动词意象，是一种没有答案之问与没有结果之行。从小说叙事的结果来看，小说呈现限制视角的开放式解构，以第一人称进行的不及物叙事躲开了各类关系的干扰，构筑了一个无比辽阔的“印象”叙事空间[2]。在这一叙事空间中，作家以零度写作、不及物写作的方式为阿基米德支点，撬动了原本固若金汤的二元对立价值观，并以多元主义为新的价值起点启用了新的语言风格。
（一）印象叙事的反目的论调：哈金小说的记忆书写特点
就哈金小说记忆书写的特点而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小说作品面临着本质主义幻想即将破灭的危机，同时因为原有政治生态与主流价值观受到了挑战，小说在历史或记忆书写的艺术表现上存在书写中心空洞化的倾向。“什么是真实的记忆”，哈金在参与印象叙事的实践中，由自己的记忆出发，对于小说欲以体现的历史事实进行还原，以“个人化写作”展示出“我”所记忆的情节与人物关系。客观而言，印象叙事具有鲜明的主观性，并不存在一个可靠的历史评价标准。这种“不可靠”的印象叙事方式以独特的伦理取位横空出现，在小说文本中以描述“过程”为目的，展示作品丰富的美学价值。因此，哈金所采取的记忆书写方式是一种非客观的印象叙事方法，符合20世纪90年代中国作家常用的“个人化写作”偏执的书写特点，呈现了一种反目的论的艺术特色，承担了某种时代性的社会隐喻功能。
哈金所采用的印象叙事模式主要体现在他的历史题材小说中，如作品《等待》即是架空历史片段进行记忆书写的典型案例。在这部作品中，哈金记忆书写的几大特点被明显表现出来。一种纯粹追求个人化表达的意图，在作品《等待》中以性别化的叙事方式被呈现出来。女性的从属地位、军人对于婚姻的态度都成为小说情节演进的主要驱力。就作品的叙事目的而言，《等待》脱离了本质主义的观念，没有花太多精力对历史事实本身进行思考，而是呈现某种记忆的真实性，以此打动读者。在人物设计的层面，《等待》也将重点放在个人经历上，并没有过度讨论主人公的军人身份在特定年代的政治意义。就时代背景而言，《等待》将故事从复杂的话语缠绕中抽离，赋予故事以极具时代特色的历史价值。总之，哈金在处理记忆书写或历史叙事的问题上沿着“印象”的线索出发，以零度的写作方式架构历史事实，并按照一种非本质化的表达方法将故事娓娓道来，从而获得更为动态化的叙事效果。
I’ve no idea． It happened when I was eight．A group of girls in our school performed a dance at an arts center for some heroes of the Korea War．We were all dressed like ducks, wearing white hats and feathers around our waists．When the dance was over, I left the stage for the ladies’room and ran into an old couple at the side entrance to the hall．[3]
我不知道，大概是在我八岁的时候。我们学校的一群女孩在艺术中心为一些朝鲜战场的英雄跳舞。我们都在腰上别着白色的帽子和羽毛，穿得像小鸭子。当舞蹈结束后，我离开舞台前往那个女士的房间，在大厅的侧门我遇到了一对老夫妻。（论文作者译）
同时，哈金的创作受到同时代艺术创作自主性增强和批评话语逐渐演化的影响，在作品中开始展示其具有先锋性的文艺批评意识。从创作背景看，包括哈金在内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诸多作家，在文学表现上更加注重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并据此更新了写作观念。这一点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哈金作为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作家代表，无疑受到这一文学发展时代转向的影响，不仅于文化身份上实现了转变，而且写作观念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形。用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看，艺术家常常是内倾直觉型的幽闭者，其审美理想充斥原始意象，并因强烈的乌托邦愿望而滑落入反审美的泥潭。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论，反“目的论”与目的论的分野，来自马克思辩证法与以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的传统哲学的区别，前者将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进行区分，否定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实现了认识论的根本转移[4]。回到这一哲学思潮建立的历史实际中，世界运行的规则由简单的线性脉络进入复杂的不平衡结构，任何对历史事实的认识都由简单的判断进入复杂的整体的不平衡认识。这就导致哈金的历史书写与“二元对立”的历史小说有了明显的区别：人物、情节与环境都以更为复杂的面孔出现在文本中；人物关系也不再用简单的三言两语囊括，而是包藏了更为复杂的人性原因。
（二）动态的不及物叙事：哈金历史题材小说的书写策略
不及物叙事，或言之不及物写作，在历史叙事及文学叙事中都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创伤情境的记忆召回而言，不及物叙事常能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在历史题材小说中，充满证词意味的人物对白、动作需要在叙事层面拟态真实的历史情境，需要以这种叙事真实验证自身的可靠性与某种价值。但由于历史事实或尘封已久，或被主流的历史话语压制，被表达的历史往往只有一面，失去了事实的立体性而逐渐有脸谱化、单一化的危险。在文学叙事中，作家个人的记忆又具有了一定的主观性，也因此没有合法的证言地位，但作为亲历者或旁观者，作家的记忆在真实性层面无可辩驳，并因其修辞性语言与真实历史之间建立了一层薄薄的纱帘。“不及物写作可以理解为一种直接的没有距离的表达，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排除了任何人为因素，造成了某种言说姿态变得超然物外。”[5]
率先舍弃“二元对立”写作方式的是诗人。因意识形态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界惯用本质化的语言进行文学书写。新诗歌的崛起，推动了中国诗人转而采取“非本质化”的策略改善语言，这种方式也成为汉语诗歌进入新时代发展的主要发力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沿自诗歌书写的习惯逐渐成为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传统。探索自我生命价值的个人化写作，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在新移民作家中，亲身见证这段文学转向经历的作家并不鲜见，哈金自己就以朦胧诗人的身份深刻参与中国文学的这一变革，并以英文小说创作的方式继承了这段记忆。在作品《移民作家》和《新郎》的部分短篇作品中，哈金都以其在军营、在高校生活的亲身经历，谈到中国人在20世纪末经历的思想变化，并以一种印象叙事的方式还原了当时的历史情境。
在艺术效果上，哈金采用的这种不及物写作的方式，无疑以动态的方式呼应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并借助历史书写的方式升华了这种叙事方式的社会隐喻功能，为读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记忆片段。作品《葬礼风云》（Winds and Clouds over a Funeral）就以火葬改制为时代背景，对村民、村干部以及涉事人员都进行细致描写，将一些躲藏在中国乡土社会角落的社会真相摆在读者面前，给读者以具有冲击力的阅读体验。
Sheng knew that not every word his father said was true, but he was convinced that the funeral affairs had to be handled this way．Now he realized what a powerful, experienced father he had, a father who could act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and could prosper in adversities．He felt there was a lot to learn from his old man．Again he stood up and raised his glass．“Dad, con- gratulations!”[6]
盛（Sheng）知道他父亲所说的话并不是每一句都是真的，但他确信葬礼必须以这种方式处理。现在他意识到自己拥有一位能力强且经验丰富的父亲，一位能够根据情况行事并能在逆境中坚定不移的父亲。他觉得自己从老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又站起来举起酒杯，“爸，恭喜您！”（论文作者译）
哈金创作的某些专注于记忆叙事的历史题材小说，在试图还原事实时不免落入“不可靠叙事”的窠臼，在依靠“印象”进行现实与历史的对话时如何把握真实性成为一道难题。历史如何复现？在文学叙事的理论讨论中，以“革命历史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就以开拓新的叙事模式为途径，将隐藏于过去某段时间的历史事实陈列出来，并依靠修辞精心制作出好的叙事内容，以此实现情境的复现[7]。因此，在哈金的作品中历史情境的复现无疑依靠作家基于“印象”的记忆叙事，但更多时候有赖于作家的呈现形式，即采用了何种修辞，是否在价值观念上奉行着某套理念。这些书写策略都在更具体的层面影响并决定了作品的叙事水平。
二、记忆叙事的维度：哈金小说的个体经验导向
近年来，有关移民作家历史叙事与记忆叙事的主题似乎成为小说研究的一个热点。当然，这一现象与移民作家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息息相关，从石黑一雄到多丽丝?莱辛，从苏?奈保尔到屡屡摘取国际大奖的美国华人文学家们，都以一种新的言说方式突破“流散作家”的刻板印象。站在两种文化的边缘，移民作家所采用的叙事方式势必与众不同：独特的叙述者身份、跨文化的主题与移民的处境都将是作家书写的内容。特别是在历史题材的小说中，移民作家往往参与对某种“仪式”的叙述，用想象和记忆对碎片的事实进行重组，以旁观者、流散者的身份对母国或移民国历史进行叙述[8]。同时，“仪式”似乎天然与记忆相关联，它标榜了某些记忆碎片对于个体生命或集体生活的重大价值，并以一种“礼”的方式将其固定在记忆中的某个节点上。
作家哈金以“印象”开展历史叙事，就是在书写记忆中足以举行“仪式”的片段，以精确的修辞试图还原那些难以言喻的时间碎片。记忆叙事的主观特征与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似乎水火不容。连接着作家个人生命经验的记忆碎片，一旦脱离纯粹的文学叙事的领域进入历史叙事的圈地，就面临着可靠性的拷问：是否具有代表性？文本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是否属于时代的主流？在哈金小说《新郎》的主要章节中，《武松难寻》与《牛仔炸鸡进城来》等作品都将注意力集中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都市生活。与许多再生小说不同，《新郎》在小说创作的层面包含了作者许多的生活经验，并在题材的内容指涉上添加许多历史元素。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对于历史的态度及其文学叙事的笔法，都会影响小说最后呈现的“似史”真实的程度[9]。
历史小说艺术效果的核心是历史真实性，是读者主观上获得的真实感。这种“似是而非”的阅读体验，是历史小说超越真实历史书写的虚构空间。《新郎》在创作上则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以接近于“或然历史”书写的笔法对宏观历史背景中的小人物命运进行聚焦。“反事实”书写的或然历史小说通过“what if”（假如历史并非如此将会怎样）的技巧，在真实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对人物命运进行合理演绎，进而叙述小说的主题。
哈金的小说还常以经验为导向进行书写。若以后结构主义历史理论的观点看小说中的历史叙事活动，也许原本就不存在单一的、和谐的或内部统一的文化，任何文本也不能指涉外部事实，只能利用别的文本进行互文。这种观念无疑在历史观上证明了哈金作品主旨的合理性，躲藏在主流历史文本之下的故事以断断续续的、彼此矛盾的姿态被重新演绎，并因文学叙事的虚构特点获得了公开言说的合法性。这种叙事现象有其缺陷，但它敢于认可偶然因素与个体价值的做法是对社会历史书写的推动。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被复数化的历史无论多么“离经叛道”，作家在想象空间中无论采用了多少种文学修辞，都不是对某一特定的言说或表达困境进行的反抗。这种以个体经验为导向的印象书写故而有了较强的现实意义，促进作家更多地对历史叙事进行反思，即历史是否具有开放性？未来是否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历史与未来是否具有发展意义上的连贯性？这都要求作家产生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失去未来”的焦虑。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以《故事新编》为代表的中国新历史小说就因其“先锋性”受到学界的关注。这种在历史小说创作上开“先河”的作品，在处理历史事实的问题上并没有止步于考证某个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而是以艺术再创造的手法力图塑造浓郁的历史氛围。哈金在短篇小说集《新郎》中，虽然并没有使用大量的神话故事营造某种氛围，但其他移民作家对于营造这种“历史感”的写作行为却颇有心得，例如著有《接骨师之女》的谭恩美就偏好利用历史素材营造东方神秘主义的艺术气氛。对于哈金而言，迎合西方读者猎奇趣味的东方神秘主义书写方法显然有其局限，神话隐喻往往不能实现作家的历史书写意图，反而会因描述的力度不当而陷入艺术荒诞化的泥淖。就“唐山大地震”的主题而言，围绕该主题创作的作品与相关作家往往从已知事实出发，抵达一个几乎被统一的叙事结局，并没有对人性进行深刻的反思[10]。这种叙事模式当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不过作为一种新的尝试或者突破，哈金在描述主人公童古汉的个人经历时采用了写实的笔法，以纯粹个人化的写作抛弃了宏观叙事的单一语调。这种方式给读者带来的冲击显而易见，因为叙事方式的改变产生了奇妙的艺术效果。
有别于现代演义体历史小说的文体特征，哈金作品并不追求某种末世感受或历史危机，但在叙事层面上仍旧追求历史与现实共在，以艺术手法拟写某个历史片段。在根源上，这种小说创作的历史观念与梁启超的“新史学”息息相关，“疑古”与“释古”之辩对此类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建构也起着基础作用。哈金的《新郎》在结构上自然不属于“纯粹的历史小说”，但是其作为叙事背景的几个当代历史事件，都在情节演进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有别于正式流通的历史文本，《新郎》在内容上更接近一些新编的历史故事，以不同的人群为叙述对象，在宏观背景下作细致地还原和想象。整体观之，小说集《新郎》在满足作家表达诉求的同时，采用了记忆叙事的手法，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架构出具有个人生命经验的叙事内容，并因此应和了“或然历史小说”的艺术特点，在传播上得到中西方读者的认可。
三、疏离与自在书写：哈金《等待》中的个人化写作
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曾在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诗学家罗振亚、王光明等人对其进行了先锋诗歌是对集体性写作定向反拨的认定，另一方面过度聚焦于身体、个人生活的“私人写作”或“身体写作”与个人化写作在概念上交相覆盖，消解了个人化写作的积极意义。什么是个人化写作？在90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化写作常常表示一种重视个体感受、疏离意识形态、拒绝普遍意义的文学话语实践，在叙事方式上它又不能等同于狭隘的“私人写作”。个人化写作虽然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保持密切联系，并在文化观念上参与思考知识分子重新定位的时代问题，但就其写作形式而言，个人化写作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
在哈金的创作活动中，这种关注个人生活的写作手法显然也受到了“个人化写作”潮流的影响。短篇小说集《新郎》中的《幼儿园里》与《武松难寻》都将触角深入集体生活两个场景：机关幼儿园与宣传部。作家将个人的命运遭遇置于集体主义话语中，以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折射其对主流社会生活所进行的抵抗。特别是《幼儿园里》以一位儿童身份的主人公忍不住在教师私藏的野菜上小便的作法，表达了一种基于“身体”被压抑、被压制的社会生存感受。就哈金个人的文学创作情况而言，读者很容易联系到个人化写作的三种存在形态，包括诗歌的“个人化写作”、部分女性小说以及所谓的“断裂写作”。这些文学话语形态，在文本层面呼应了一种人类精神的处境或某种存在于文化环境中的困局。当然，面向个人化的写作，不能被简单归类为对某种崇高的反抗或叛逆，而应被归拢到一种旨在净化文本、驶向孤独的话语实践中去。
（一）通往此在的写作：哈金写实小说作品的诗意及其艺术特色
“此在”的提出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思想结晶，在哲学理论研究中，“此在”既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种人格化的主体，也不是某种生命体。作为一个描述本质的哲学概念，“此在”与“被引向”（“auf dem Zuge zu”）的状态密切相连，海德格尔甚至表示“这种指引就是我们的本质”[11]。在诗学研究中，一种通往“此在”的写作曾被诗学理论学者所推崇，这种写作形式似乎贴合了诗歌创作的某些特质，在艺术表现上又徘徊在“隐匿”与“显示”之间。这一写作方式似乎也因此得到了一定范围的认可。作家哈金所生活的时代恰逢中国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位，在写作方式上文学界也出现了由集体主义话语滑向个人化写作的倾向。因此哈金也从移民作家的身份出发，在作品中更多关注主人公的个人命运，而非集体生活细节，以这种写作方式缓解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实现作家的言说目的。故而，这种个人化写作的方式只是一种途径，是作家力图展现作品艺术魅力的一种方法，最终的目的还是增添作品的诗意与艺术价值，写作或许是为了通往“此在”。
力图写实的小说何以体现诗意，一直面临着文学实践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界的新写实小说以贴合大众理想的创作笔法，充分体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并于叙事视角的选取上别出心裁，类型得以归类为“后新写实”小说。描写个体生活，记录时代的历史碎片，必然牵扯出作家对于某个孤独个体的感受的描写。就“新写实小说”的发展而言，其在前期对于意识形态、崇高意义的拒绝，显然难以抵达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诗意地栖居”。哈金在其作品中也主要以写实、拟实的笔法，记录普通人的个体生活。这种崇尚过程真实的叙事手法，一方面满足了文学与时代保持并行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某种权力话语的一种反驳或抵抗，在文学实践中聚焦于个体经验的捕捉与描摹。在这种写作中，诗意的体现无疑需要作家进一步改良创作的技法，需要作家将写实性的叙事内容不再以纯粹个人化的面貌出现，需要作家将其从琐碎的生活经验中抽离出来，进入一个联结个体生存与集体生活的想象地带，并由此为作家提供诗意诉说的可能。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写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迎来高潮。它一方面继承新青年社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另一方面根植于其所在的时代，衍生出作品在特定时期的文化价值。就这类作品的艺术特点而言，评论家在总结写实小说作品艺术特色的结论上总不乏“冷”字。这个可能来源于作品中修辞或风格的形容词，在实际操作上指涉了某种淡化情节的叙事方法。究其写实的艺术手法而言，这种淡化处理的方式本身就可以营造一种符合中国文化价值的东方意蕴，“哀而不伤”，使作品充满克制的儒雅的诗意。就写实主义的艺术源流而言，这一观念与美术作品中视觉艺术的特点密切关联，模仿自然与现实的绘画如何创造诗意，一方面依靠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一段距离，另一方面取决于作者的主观选取，即苏轼所言“画以适吾意”。哈金的小说作品诞生于这个时代，必然在艺术创作中受到同时代写实主义作品的影响。在艺术表现上，以克制的“零修辞”手法表现个体命运的挣扎，并因此获得独特的美学体验和哲学意义，帮助作家实现了在写实的基础上超越个人化写作或集体主义话语的目的。
（二）宏大叙事的阙如：哈金对历史主题的使用与效果
在哈金的历史书写中，宏大叙事的阙如可能会导致历史言说的“碎化”，诸多事实细节的重要性被刻意抬高，同时叙述的完整性也受到影响。在哈金的作品中，《战废品》与《南京安魂曲》就脱离了纯粹个人化写作中缺失宏大叙事的不足，以时代背景为叙事中心建构设计了宏大叙事的复归。当然，纯粹个人化写作对于宏大叙事的疏离也有其客观原因，“作家面对历史本身复杂性的认识程度不够，或是对集体主义话语的抵触，都会造成作家在选择叙事方式上偏向于取消宏大叙事的写法”[12]。
例如作品《等待》（Waiting）以朝鲜战争为时代背景，对主人公命运进行了大胆的假设，并在情节上设计成一个男版“王宝钏”的故事，最终苦等十八年的男主人公也没有在迟来的爱情中得到预期的圆满结果。小说为了表现朝鲜在日本侵略时期战场生活的细节，还选择以诗歌作为主要的表达途径映射当时人的心理活动。
They were singing to each other about the Japanese inroad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One of them sang in a high falsetto: News just came from the border: Five thousand dwarf bandits / Emerged from the ocean．After waiting two days on the sea, They landed last week, Now heading toward Pyongyang．[3]50
他们唱的是日本人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故事。其中一个人高声唱道：战报自边疆，五千倭寇海上来，海上漂泊两宿后，上周来朝鲜，此番向平壤。（论文作者译）
因此，哈金着力聚焦于微观细节的写法，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宏大叙事的阙如，影响了历史书写的完整程度，让读者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在20世纪60年代后，历史小说创作中宏大叙事的缺失还与时代背景有关，史学界的主导观念逐渐从一致论转向多元主义，历史不再被描绘成一个单一的边缘围绕核心的统一声调，而是被谋划为一种更加自由的叙事方式[13]。整体观之，宏大叙事拥有恒定的书写中心，多元主义则多方面并举，作家的个人尝试也可以为历史叙事的解读提供概念理解上的新选择。虽然这种做法仍不可完全超越传统的叙事方式，但就其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而言，作家也的确在宏大叙事的阙如与复归之间找到了一个更有价值的书写方式。
以《南京安魂曲》为例，哈金选取了“南京大屠杀”为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将作品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并在小说的细节中交代了1938年1月14日国际委员会刊发的文件内容。这些文献无疑为小说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为情节的铺设提供了权威话语，在无形中以宏大叙事的方式促进了小说内容的进一步完整。这一叙事手法的积极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作家哈金受到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影响较大，在叙事上常常拒绝重视普遍意义的宏大叙事，因此作品过度聚焦个体命运的叙事风格总有过分琐碎之嫌；二、专注于历史叙事的小说作品有其拟史的叙事目的，因此宏大叙事的完整性能够很好地弥补个人化写作本身的不足，并在小说的内容上营造较好的历史和时代氛围；三、就作家本人的艺术风格而言，宏大叙事的使用可以提升其作品的接受程度和传播情况，为其文学实践提供更大的艺术发展空间[14]。
就指导哈金小说作品互文性研究的观念而言，作品的历史性与元历史性可能是解释之一。特别是对于古典小说或历史小说而言，这种文学中带有历史性的情况就可得见，美国学者路易斯?A?蒙特罗斯在其作品《文本与历史》中谈及“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即是证明文学与历史文本之间存在“互文性”[15]19-20。在论及历史文本与文学虚构二者的关系时，美国历史哲学学者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必然存在着联系，这种观念在后来新历史主义及新历史小说的文学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其次，就小说作品互文性研究的写作手法而言，“互文性”得以存在于文本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跨文本的行为有据可查，文本中可以体现“互文性”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引用、戏仿、模仿、改编等多种方式。就这些形式的叙事活动本质而言，它们都可以被视为一种“重复性叙述”，将意象、人物或情节运用特殊的修辞一再重复地表达，从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2] 唐书哲．必要性与奢侈性：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生存经验的文学再现——以哈金的《自由生活》为例[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1）：58-66．
[7] 陈爱敏．个人记忆与历史再现——谈哈金的流散身份和文革书写[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48-51．
[8] 罗义华，邹建军．寻找东方主义：当代中国美华文学研究的文化症结——以哈金研究为例[J]．中华文化论坛，2010（3）：119-123．
[13] 洪治纲．集体记忆的重构与现代性的反思——以《南京大屠杀》《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安魂曲》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0）：20-30．
（责任编辑：郑宗荣）
WANG Shanm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31, China)
Abstract: Ha Jin’s novel uses the rhetoric of “zero writing” to enrich the American spirit of his works by using his “Chinese negatives”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ory together with his writers’ life experience, so as to obtain the unique rhetoric effect of his works. He is also adept at using the “impression” narrative technique which extract impression from the existing knowledge, memory and cultural discourse, and realize the theme completely from the impression, in order to seek the possible expression of new ideas.
Keywords: Ha Jin; zero writing; rhetoric; non-essenti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