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文化论文集锦9篇
家文化论文范文1
既然社会需要儒家文化，世界需要儒家思想，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其发挥作用，并且使他成为治国治家乃至治理全世界的灵丹妙药!早在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孔子则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终身没有追求物质生活，将毕生的精力放在治人，治国的精神世界里并且周游列国孜孜不倦的讲述自己的做人原则和治国理念。说到这里，有人会责问:“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是封建社会，能和现在比吗?”，殊不知，封建也好，资本主义也罢，那都是人们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特点给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下的定义而已。但是，无论是什么年代，什么社会，“人”的生存这个客观因素则不会改变，而且是永恒的话题，变化的只是人生存的条件和受条件限制的生活方式而已。然而，无论是什么条件，无论是什么生活方式，人总是要遵守“人”的尊严，以及做人的基本原则。孔子探讨的就是这个原理从而建立了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比如，“克己复礼”这个思想，不仅道出了做人的原理，而且指出了人与社会的必然关系。人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的一员，是两者的“对立统一”。作为自然的产物人有其自然属性，作为社会成员也有他的社会属性，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互相对立的。那么如何将这两个载然不同且相互对立的属性放在一起并且使之成为“统一”呢?那就是“克己复礼”。作为自然产物，人有他的自私和我行我素，随心所欲的消极一面，而且这种欲望是无限的，可以说宇宙有多大他的欲望就有多大，因此人的自私十分可怕!必须加以限制，否则人群就成不了社会，因此人必须学会和自己做斗争，学会要克服自己的欲望服从社会的规章制度。这就是“克己复礼”。古今中外，不管什么年代，什么社会，不管是先进还是落后，社会总有他的法则，而合乎这个法则的原则就是“克己复礼”。况且，只要这个社会是合乎逻辑，合情合理的人们自然心甘情愿服从这个法则，这种情况下人们更乐意“克己复礼”。儒家文化确实很优秀，他不存在过时问题，更不存在腐朽，无论是古今中外，他的思想总是适合人的生活规范。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提倡自己祖宗留下来的如此灿烂文化而盲目追求西方文化?那是因为中国人还不够成熟，知识还不到位，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过多地追求“快乐”，盲目地追求房子，车子，票子，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抢劫杀人，拐卖妇女，倒卖儿童等行为。人之所以人是因为他具有社会性，社会性的特点就在于他的规范性即应当“推己及人”，人过多地追求“快乐”他就最终失去社会性，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目前我们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患有严重的“我行我素”症，并且蔓延到整个社会，他们只谈快乐，只谈享受，却从不谈约束和修身，有的甚至不顾家庭的和谐，不顾社会的安宁，一心一意追求享乐，最后选择犯罪道路。在社会和家庭中女人的言谈举止往往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周围的人，无论是丈夫还是孩子，尤其是孩子受影响更大，前不久，十岁女童在楼梯里打伤两一名一岁幼童，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其家庭教育，尤其是孩子母亲的修养，因此领会“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内圣外王”等儒家思想十分有现实意义，这些思想都是治理社会和家庭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是年轻人的社会，到处充满着年轻人的歌声和欢乐。然而，随着这些“享乐气氛”的铺天盖地，那些“严肃，认真，工作，责任”等概念却被统统淡化，他们把“工作”等同于“工资”，“责任”等同于“放任”，领导干部的，责任事故的频频发生，校园里的学术腐败等，不无和这些消极思想有关。然而面对金钱和享乐主义的泛滥整个社会却缺乏有效的精神控制。
二、要学会向大自然学习
人生是短暂的，不要把它充满着火药味，充满着嫉妒和恨。要知道人和人比最终会逼死。生活本来应该是幸福的，爱情本来应该是甜蜜的，然而何必将这些美好的东西被房子碾压，被汽车撞碎，被钞票拐卖呢!要学会和大自然做朋友，风和日丽的时候要听听天空里的鸟叫声，夜深人静的时候学会对着星空思考。也要学会向古人学习，古人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高楼大厦，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有电有车，但他们依然能够生存，依然能够快乐，依然能够度过他们的一生，因此很有必要和大自然做朋友，学会心地善良且懂得“爱”。电影“天仙配”和“马路天使”就是一个纯朴自然的缩影，也是我们儒家文化的缩影。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回答宋勾践“怎样才能安详自得?”时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这不仅反应了一种道德和修养，同时也反应了一种心灵的境界，也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看过“天仙配”的人都记得那个大树旁的田园，看过“马路天使”的人也都记得那个拉二胡的青年和他的情侣对唱的情景，无论是田园还是都市，无论是农民和还是市民电影里他们都散发着一种粗朴自然，天真可爱的自然景象，这正是反应了我们东方人特有的含蓄，这就是东方文化。没有这种自然的“爱”，就没有那种真实情感的流露。电影的成也在于此。遗憾的是现在屏幕却很难看到这种纯朴而动人的情景。所看到的却是长刀子捅进胸膛血溅屏幕。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享乐主义思想，他们过分追求金钱和自我享乐，不把人的情感当回事，甚至把玩弄感情当成聪明，从而导致情感危机，爱情危机，婚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提倡传统的儒家文明，使人们懂得任爱，珍惜爱，并树立“推己及人，仁爱待人”的好品德。
三、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学
其实，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是个很好的社会学。什么叫社会学?社会学(sociology)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从某种特有的角度，或侧重对社会，或侧重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侧重对社会和人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虽然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最后还是回到社会，孔子研究的就是人和社会的关系。人，之所以“人”就在于他完成了社会化变化，这就是与动物的差别。人既然从自然人转化成社会化的人，那就应当具备社会化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即至少互相尊重，以礼相待，也就是说要遵从做“人”的原则。否则，岂能成为社会，相反成了兽群。孔子强调的就是这个做“人”的道理，而且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做“人”原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人就应当遵从这个规律。遗憾的是，虽然孔子2000多年就已经提出这个做人的道理，但却一直没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进入真真意义上的“智”的境界。“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即把对自己的爱，对亲人的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论语》中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博爱思想，已经囊括了现代的人权理念。无论是西方的“人权”也好，还是孔子的“仁爱”也罢，他们都是以“人”为基础的，然而孔子更加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因素，即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社会人，因此，不难看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个和好的社会学。
四、儒家思想与治国
治国的根本就在于治人，治人的核心就是治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使人明白“什么是羞耻”，“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从而使人的言行有所收敛，有所约束。会约束的人，也就是说会“克己复礼”人，他的责任性相对高，至少懂得不能伤害别人，也不会有违背道德和世俗的行为，这样的人越多，社会就越安宁，越和谐。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但是要说构建和谐社会，仅靠法律是不够的，更重要是治人的心。法律是套在人身上的缰绳，是人的警戒线，它虽然套住人的两条腿，但它套不了人心。其实可怕的不是这两条腿，而恰恰是控制这两条腿的人的“心”，因此，与其套腿还不如去套心，用绳人会反感，用心人会感动，这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管理学原理。随着人的自觉性，责任性降低，就算一千条法律，一万条法律，这些人却想的不是遵纪守法，而是如何去“对策”。社会上懂法律，讲法律的人不多，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也不例外，他们认为权利比法律大，很少有领导去学习和提高这方面的知识，一般老百姓那就更别提了。大多数基层领导和干部他们都自我感觉良好，很得意，很牛，基本上没有服务意识，相反“威慑”他人意识到很浓，认为“握拳”在手，理所当然要吓唬人。有意思的是大部分老百姓也心甘情愿被这个“拳”吓到，也认为理所当然，且会说“我当官也会这样，这才有本事!”，并把钱和色源源不断的送给这个官，当这个官最后露了馅被法院带走的时候他们又骂他“贪官!贪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所以“贪官”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官”儿本身，其实也和老百姓有关。归根结底和老百姓的素质有关!因此根除，净化社会环境，提高正能量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提高国民素质。那么如何提高国民素质，这里单靠法律是不够的，因为老百姓懂法的不多，不懂法就不存在守法意识。因此，要提高社会正能量净化社会空气，必须做到法制要结合德治并把教育提到议事日程来，遗憾的是教育基本上被边缘化，政府谈教育一般都是投入和改建校舍等问题，至于“什么叫教育，如何搞教育以及教育对社会的潜移默化作用”等要害问题无论是领导还是老百姓都不知道，也不去关心，甚至连教育工作者本身也漠不关心，学生的素质和教学质量也因此而令人担忧。为什么会这样那呢?教育不但对社会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被房子和车子埋没，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但缺乏正能量而且严重缺乏“千里马”，这涉及到我们国人的素质更涉及到我们官员的素质，说是我们的官儿是“考”上的，那也无非是做了个文字游戏而已，说是被“选”上的，那也只是被一帮像“球迷”，“歌迷”一样的人起哄而上的，这些“迷”哪里知道他们选出的人肚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货，也不知道他是“半斤还是八两”，这是官员的情况。至于老百姓，情况更不用说了，他们目前很单纯只是想挣钱。因此，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对他们来说“教育”是学校的事儿，与他们无关，他们只关心票子，房子，车子，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任何人的一举一动，一句一话不但影响着家庭和孩子也影响着周围，影响着社会。因此提高国民素质，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并把它放在突出位置，这对社会的治理至关重。这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另外，净化社会，提高正能量同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作用，孔子的“仁爱”，“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德治的基础。中国是个讲情义的国家，自古以来如此。尤其是自孔子，孟子以来的两千多年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无论发生什么变革，人们却始终没有放弃骨子里那种“亲亲”，“长长”，“仁爱”等道德观念。“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意思是说，亲近孝顺自己的父母，就是仁，尊敬自己的兄长，就是义。而仁义是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追求和提倡的目标，就象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一样。正因为不和谐，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正因为缺少仁义，所以要提倡“仁爱”。我们说“尊老爱幼”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年长的称“兄”，年少的称“弟”，德高望重的人不但受到尊重，也自然成了一种权威，左邻右舍，父老乡亲遇到什么困难和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向他们请教，因为年长的不仅德高望重且总比年少的见多识广，农村里的刘家营子，王家村就是这么过来的，之所以人们以“刘”或者以“王”命名他们的村落是因为这个姓刘或者姓王的人他们不但德高望重，而且无意中成了他们的权威，因为他们经过自身的修养已经具备“内圣外王”的高尚品德。他们没有文凭，也没有被上级委派，但他们照样主持公道，为人厚道，使所属社会井然有序，村民们也相互尊重，互相关心并遵从他们根深蒂固的“亲亲，长长”原则来服从他们的“官儿”。相比之下，现在我们的社会一贯提倡“年轻化”。的确，年轻人有文凭，年轻人有朝气蓬勃，但管理社会方面却不如长辈，因为，至少，一个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年长者在他面前，他怎么好意思向他发号施令;相反一个见多识广的长辈又怎么好意思去听一个孩子的教诲。虽然现实中都这么做着，但心里还是不服，从而避免不了冲突，因为，归根结底这种做法违背了传统的“亲亲”，“长长”原则。总的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儒家文化，懂得儒家文化的人才算是有文化的人，才知道需什么叫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什么叫“克己复礼”，什么叫“己不所欲，勿施于人”什么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思想。知道“克己复礼”的人，他不会有极端的自私自利，他会克服自己的欲望遵从社会道德的;知道“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的人，他会尊重别人，饶恕别人，不会强求别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从而能做到“推己及人”;知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他懂得不管怎么穷或者不怎么如意且能把精力倾注于自己身上，提高自己的修养，相反不管怎么富或者做官且忘不了继续努力为天下人造福。一句话懂得儒家文化的人，他们都’能“内圣外王”，使自己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品德。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提倡的“社会正能量”。去年，也就是刚刚过去2013年11月26日来到曲阜孔府考察时表示说，“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要以为过着现代化生活，也不要以为进入了21世纪，且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统统放弃，要知道改善中国人的思想灵魂就得从传统文化开始，就像说的那样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人毕竟是东方人，东方人有东方人的思想和特点。其实，根深蒂固他们还是摆脱不了200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儒家文化，因此要改善国人的思想修养就得结合儒家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果，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安宁，得到和谐，从而才不会有五花八门的违法违规事件。
五、儒家思想与“教育第一”
家文化论文范文2
比较之下，第六届全国美展奖励制度的设立，尤其是用评奖机制代替批评机制，这种方式的特定作用显得非常突出。奖励制度的基本立足点体现出对艺术家精神劳动的尊重、承认和鼓励，通过对价值评价系统的操控，影响美术的创作和发展，正是与市场经济大潮相适应的一种有效做法。自第六届美展设立奖项以来，美术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美术新人，通过全国美展的获奖确立了他们在美术界的地位，并对之后的美术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创作手法、艺术语言、题材等引起许多画家的效仿，往往是上届的金银铜奖获得者，在下届美展上就能看到其留下的影响。有的获奖画家，由于其重大贡献会在接下来的全国美展中被聘为评委，他的审美风格会随着身份转换作用于全国美展的艺术取向。譬如，第六届全国美展中获铜奖、第七届全国美展获金奖、第八届全国美展获油画艺术奖的韦尔申、第八届获得优秀作品展奖(此届没设金银铜奖)、第九届又一举摘得金奖的王宏剑，都在之后的全国美展中做过评委，这也折射出新的奖励制度所带来的审美取向的循环性和它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全国美展奖项的设立，除了维护美术自身的规律外，还要考虑这些奖项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评奖标准的要求。长期以来，通常以“政治和艺术相结合”作为标准，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前几届的评选标准基本是以“工农兵”为主，第六届以来已经有很大变化，“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要求题材、体裁、风格、形式的多样化”;［3］第九届明确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评价第十届美展优秀作品时，使用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新标准。第六届中国画作品王迎春、杨力舟的《太行铁壁》，第九届美展于长江、陈嵘、钱宗飞、吴涛毅的国画作品《民兵史话长卷》;第十届美展油画作品陈坚的《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与忻东旺《早点》，中国画作品袁武的《抗联组画》;第十一届美展国画作品孙震生的《回信》与苗再新的《雪狼突击队》等作品获奖的原因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评奖要求，但基本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作品，用高超的技艺传达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变化，这正是自第六届全国美展以来为适应时展需要而出现的崭新的发展和变化。
当然，经济杠杆的作用，无疑也会产生其负面社会效应。自第六届评奖制度实施以来，每当评奖结果公布后，全国美展的评审机制、评奖质量、入选标准、各地区的比例等受到各种质疑、批评和挑战。其实，这正是对这样的评审机制、评奖标准的关心和爱护。例如，批评家张晓凌认为全国美展“评选方式僵化”，“主办者每年向各省分配名额，由各省美协初选，再由主办者最终裁定”;“评选标准单一化”，“虽然全国美展每次评选都号称‘百花齐放’，但事实上，每次都是‘一花独放’”;［4］基于此种舆论，有的人则为画种入选的件数少而伸冤，如周光真曾撰文认为“第十一届美展陶艺件数与漆画相比只有120件，而漆画有300件”，［5］为陶艺工作者鸣不平;有的为分配名额抱屈，第九届美展评委妥木斯为没有入选进京展而鸣冤，他说:“我长期在内蒙工作，自己也是少数民族，在多次会议上都提出，这样的全国大展必须注意各地包括边远地区和56个少数民族的平衡，既然叫‘全国美展’，就要代表全国。今年连一件都没有，进京展览给‘剃了光头’，这是一个明显的工作疏忽。在今天，参加晋京展的意义既超出美术，也超出了民族问题。”［6］妥木斯的看法显然是从美术参展的意义上考虑的;有的为没有入选持异议，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的评委孙永说:“从我个人的创作经历看，我有两次在全国美展获奖，但是也有两届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的作品，拿去参展，结果都没入选，但是这几件作品我现在拿出来，怎么看都觉得是好的，让我很郁闷纠结的就在这里。”
再如，历届全国美展山水画获得金奖阙如，有代表性的画家很多落选，如在十一届全国美展上，湖南的旷小津、石纲，山东的刘罡、常朝晖，浙江的张捷、茹峰，河北的柴宗洁，黑龙江的周尊圣，广东的张彦、方楚乔，安徽的周逢俊、潘望森，四川的菅苠棡，北京的韩敬伟、许俊、张龙新、石峰等中青年山水画家纷纷落选，［8］其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明显的个人风格与传统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评奖或入选的受挫往往令参加者感到自身的努力方向错误，对如何调整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更有甚者认为，以后的入选或评奖也无望，就去寻求其他的参展机会，从而拒绝参加全国美展。作为全国美展的评委，其奖项的评出自然是由他们共同合力作出来的，但评委们对评审结果满意吗?答案总是“总体满意，但力作甚少。”力作缺少的原因很多，如有些成名的画家拒绝参展，如油画家艾轩认为:“尽管我心里还是很希望再次参加全国美展，但也不会再像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直接抱着作品去送展。”［9］一些参展获奖较多的画家，希望多给年轻人机会而不再参展。雕塑家陈云岗为后来的不参展说明了原因:“绝不会再参加了。一个人一生参加不了几届全国美展。而我两届连续获奖，已令我深感不安”。另外就是参展画家的功利思想作祟而影响到作品质量，一个部级展览提出自己的主题和艺术要求后，“有些艺术家以某种心理去曲解这种主题，而这类作品又被主办者加以肯定，成为经典套路，被一代代艺术家沿用，最后形成只有‘主题’而无真正思想和精神的窘境”。
第八届全国美展就因为“整体可以，但没有特别突出”能够得上金银铜奖的作品，同时也因为评委的意见相左较大，而为获奖者统一颁发优秀作品奖。有时获奖名单出来后，评委们甚至会怀疑是否是自己评出的奖，欧洋认为每次评委们评出的奖，“只能代表这一届评委大致的口味而已，即便如此，还不是真正说明评出的获奖作品完全代表了评委的意愿，尤其是对少量的金奖作品。有时评委在给某作品投票时，也许并未认为这些作品特别精彩，可得金奖，他或认为这些画还算有特点，或觉得此画功夫下得大，不忍不投票，或认为这位作者不容易，需扶一扶等等，就投下一票吧!另一位评委也可能同样想法也投下一票，最后结果是，这件作品票最多，获得金奖”，［12］这是一种不能的游戏规则，投票结果评委根本无法预测。对评奖的诸多怀疑、不满，原因复杂。一方面体现了美术评奖对画家创造性精神劳动的尊重和认可;另一方面，由于艺术标准不像体育运动那样可以有明确的数据衡量，不免出现明显的价值倾向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对奖项的设立，以及评价机制的选择上。从文献资料上来看，第六届全国美展以来的评奖都是在中国美协这一框架内进行的。评选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先是县、市地方层面，而后是省美协，评出优秀作品报送中国美协。中国美协再复评，选出入选全国美展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再选出进京作品，也就是获奖提名作品，而后在提名作品里，评出金银铜奖及优秀作品奖，各届有所变化。实行层层筛选，确立优秀作品的原则。在各省的入选作品中，会照顾画种、各地区的比例关系，一般按照各省会员的数量，来分配各省各市参加名额。在这各层级筛选中，都会有相对的漏洞或不公平产生，在各省的分配名额中，容易有人际关系、评委的审美眼光所带来的局限，以及各省分配名额的不合理问题。在终评阶段，评委组成，评审程序以及评委的个人阅历、审美品格等都有可能影响到获奖作品的评判。评选委员会委员的认定，也是中国美协确定和批准的，就评奖的委员会委员来说，有担任重要的文艺部门的领导，有在全国美展中获得金银铜奖的著名艺术家，有卓有成效的批评家等组成。评价标准的设立以及对它的理解和阐释是较为明确，也是较为统一的，如周扬所说:“评选不仅是进行表扬，还要有所倡导，应当全面地体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体现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周扬的话，虽是对整体的文学艺术评奖而言的，但也确实道出了美术评奖的本质，在表扬之外，关键的是“倡导”，体现社会主义美术应该有的样子，以起到对全国美术的导向作用。
回顾历史，因为标准设定的规范性，而艺术又具有敞开性、探索性，评奖就可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漏洞与偏颇。第六届评委叶浅予说:“在评选中，意识到作为评委，既不能以普通观众的眼光来看作品，又不能凭本专业的标准去看其他品类的作品;必须从全局出发，既看现状，又看历史，既看个别，又看整体，尽可能评得客观些、公平些。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的偏爱，因此不得不承认，评价艺术，只能做到接近公平，因为艺术标准相当复杂”，［13］这既道出了评委在评判时难以避免的偏颇以及艺术标准难以衡量的苦衷，也说明评选方法、评选标准的研究，确实已经是一个时不我待的大问题了。全国美展的权威性、导向性，会演变成一种价值尺度，久而久之，会成为一种人格的控制力量，让画家产生一种屈从与认同心理，甚至放弃自己惯用的艺术手法，而只为获奖而画。李小山认为:“组织者的意向一贯明确，时代的力作、重大题材、工农兵形象、健康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等等，于是参展者心领神会按照这种思路去搞作品”，广东江门市美协主席戴国顺也恰当地表露了基层美术作者的心态:“基层的业余美术作者把五年一度的全国、全省性美展视为提升的阶梯。这提升包括名声的提升、身份的提升、画价的提升。倘能三次入选，成为中国美协的一员，在同行中还可以悄悄地翘一下尾巴。倘侥幸获取金奖银奖，各级文化部门层层嘉奖自不必说，画价也很因此往上升蹿，于名于利于地位都有好处”，在这里，这部分画家的参展心态表露无疑。艺术家参加全国美展，首先是关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优先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不是群体的共同利益和目标。从实用和功利的观点看，个人参与群体的真实动机是要借助群体这种社会组织来获取、维持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个人对群体而言，总是存在“搭便车”的心理，即希望别人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但全国美展的共同利益对个人而言，就不再是实用和功利的了，而具有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全国美展评奖在批评声中逐渐改进，对送件程序、展区划分、评委构成、评选机制等进一步完善。如第八届美展评委在画家之外，国、油、版、雕、综合等五大组增设一位理论家。从第九届全国美展开始，针对制作之风过盛的情况，评委们采取了抑制办法，评委赵绪成指出:“在评选中对一些制作痕迹太重的作品，评委们作了重新投票降级处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者，也因制作痕迹太重而没得到更高奖项便是例证。”
第九届全国美展还增加了艺术设计部分。第十一届美展在评委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变:除了沿用以往评委中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之外，本届还通过各艺委会推荐评委库的专家名单，选择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艺术家来充实专家队伍。在评选方面，更为科学化，如林木所言，“除了各级层层筛选外，在最终入选获奖的评选机制上，采取了设立评委专家库，随机抽取评委名单，临时通知评委，当场评选计分，当场公布结果，公证机关现场监督等等公正保障措施。为此，中国美协还专门设计了一套计分软件。每个评委在独立评选后，数据输入软件后可立即出结果。结果又在国家公证员的现场监督下马上公布，以杜绝事后的人为干扰。在复议机制上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性设计。在金、银、铜奖的评选上，也有一套公证员监督，评委评议，独立投票，现场计分现场公布的科学严谨的程序和方法。”［16］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雕塑征稿方式由层层筛选改变为直接向组委会投稿，同时增设了实验艺术展区，把实验艺术纳入到展览体系中，凡此种种改变措施使全国美展朝科学化、公平化发展。在对评选标准的认定上，全国美展近些年为艺术的自由作了最大的努力与争取，《物华》、《嫩绿轻红》等作品的获奖，说明全国美展对多样性、探索性作品的接纳与认同，对于美术来讲，这是令人庆幸的事。抽象绘画从第七届美展开始占有了一席之地，实现了“零的突破”。在近几届的全国美展中，表现日常生活、儿女情长、探索新技法的作品日渐增多，今年的第十二届美展中对实验艺术的接纳，使美术有了更为丰富的表达方法。全国美展，充满了跌宕起伏和悲喜交加，它的整体形象与百年美术融为一体，它的评奖，在各种声音中也显示了极高的关注度，政府、画家、观众等都对它寄予厚望，使美术评奖超出了它的承受力，也使它奇迹般地承受了这一切，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对它的关注、质疑、批评说明了对它的爱之深切，亟待全国美展评奖克服其弊端，以及与之有关的各方都做出调整:对于艺术家来说，要放宽心态，“得奖者不要太兴奋，落选者也不要太丧气，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17］对于评论家而言，也不要言辞激烈，全盘否定全国美展，诸如“评选整体有失公正”、全国美展“只是热热闹闹的活动而已”等言辞，这种一棍子打死的感情用事作风尚需改变;对于各美术机构而言，不要把全国美展的获奖或入选看作晋升、职称评审或社会地位的唯一衡量标尺;而对于全国美展的主办方，应该在听取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合理地分析，建立起客观的学术评价标准，“结合全国美展开展的中国美术理论批评建设，一方面要以开放性的文化心态接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要从自身的美术批评传统出发，结合现实的社会文化状况，提出新的美术理论问题”，［18］具体操作上，在送展渠道上，要允许没有组织的，或者说体制外画家个人送展，增强包容性，在评委库建设中，如林木所言，“可在评委库中，分出国、油、版、雕各自的评委群，也可再细些，如国画中，能兼顾到随机抽取的评委中又大写意、小写意、工笔画、山水、人物、花鸟，各类型能大致平衡;［19］在评奖层面上，“不要分金、银、铜，评出优秀作品就行。艺术没有固定标准，比不得体育竞赛，可以用一把尺子量。只能评出较好的，难以评出最好的”。
家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家族企业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再造
在现代经济中，家族企业成为最普遍的组织形式，据调查，我国90％以上的私营企业是家族企业。可见，家族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劲旅。“私营企业不搞家族制不行，太家族化更不行”，家族企业要实现“家族化企业”向“企业化家族”的转化，方太茅理翔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我国私营家族企业的发展方向。要实现这一目标，家族企业文化的再造是关键。
我国家族企业文化的渊源分析
哈佛大学教授唐纳利认为，所谓家族企业，是指同一家族至少有两代参与这家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且这种两代衔接的结果，使公司的政策和家族的利益与目标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可见，家族企业除了具有一般企业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家族企业尤其是我国的家族企业植根于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亲情主义，其文化具有浓厚的“家天下”的思想。
家族企业是在“家族”的基础上产生的“企业”，它的核心仍然是一个“企业”。企业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企业，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东方尤其中国，作为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国家，文化几乎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差序格局”，即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以血缘为序列、以父子为经、以兄弟为纬的立体关系网，家族企业在组织形态上正是传承了中国的这种传统方式。“家齐而治天下”是中国人生活的最高境界，家与国是统一的，即齐家与治国是统一的。这种思想体现到家族企业中就是家族与企业是统一的，即齐家与治企业是统一的，许多家族企业发展的动力往往来源于对家族繁荣的责任感。
可见，我国家族企业具有深厚的传统根源，短短几百年的西方企业制度本身并没有将这种近似宗教的华人家族文化合理吸收，更多的是要求淡化这种文化的痕迹，而“差序格局”的传统决定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方制度不可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就家族文化和企业文化的融合以往的研究表明，许多学者更多的是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点进行研究，往往得出与现实有较大出入的结论，最明显的就是在中国家族企业的中国式管理模式与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矛盾冲突中，尤其是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多数学者选择了前者向后者妥协。不可否认这是中国家族企业（尤其是尚在苦苦奋斗的中小企业）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提升方向，但中国家族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家族企业文化再造不能一味借鉴西方理论。因此，我们要结合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探讨一条适合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再造方案。
我国家族企业文化的特点分析
基于独持的中国文化根基的合力之下，家族企业文化与一般企业文化而比，具有其自身的特点，目前许多学者主要对其弊端详尽地加以阐述。他们认为，家族企业在根据可行的企业惯例和原则进行运作的同时，家庭希望对企业有更多的决策权，同时拥有家庭（家庭对企业的所有权）和企业（家庭对企业的经营权）。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家族企业中亲属凭血缘关系而不是凭专业才能占据重要的领导职位，不愿给不属于家庭的经理们发展事业的机会，更不愿意吸引真正有才能的管理人员来管理企业。因此，家族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作风近亲繁殖，使企业缺乏创新机制。
家族企业不愿为了满足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经营活动而一点点地放弃对企业的所有权以换取企业的发展，经营全过程都会围绕如何控制企业这个核心进行。这是导致家族企业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
家族企业文化中透着“家长制”权威不可侵犯性的气息。这种“家长制”管理模式给家族企业带来了许多麻烦，最高层领导者凭主观判断代替科学分析，以个人喜好做出决策，往往由于个人才能和经验的不足而力不从心。
虽然众多的学者指出我国家族企业存在以上弊端，但是就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史来看，其以精良的管理和杰出的经营业绩令世人瞩目，譬如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四川的希望集团等。家族企业文化的和谐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家族企业的凝聚力远远强于一般企业
家族企业中血缘关系弥补一般企业中纯粹经济关系的暂时性、不稳定性等不足。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信任的力量是靠契约约束的人际关系难以比拟的。家族企业多雇用家庭成员、同乡或好友，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犹如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但在企业中实施仁政，善待员工，而且还经常深入到员工中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疾苦。因此在家族企业中，人际关系和谐，员工队伍稳定，公司成员一般都能效忠于企业，以公司事业为己任，全心经营，努力工作。员工在心理上有归属感，对企业目标有认同感，企业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家庭对企业负责的态度、长期的投资、快速的行动和对企业的爱，这是许多一般企业费尽心机的企业文化建设也难以达到的。
家族企业的沟通通畅
家族企业从家庭成员共有的亲缘关系、共有的经历、身份及共同的语言中汲取到特别的力量。因主要经营者是亲属，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和特权都来自于同一源头。口头的和非口头的信息能在家庭内迅速传递。所有者兼经营者能够更随意地解决同一问题，而不需向家人多作解释。夫妇和兄弟姐妹们更能懂得彼此说话的主要意思及隐含的决心和犹豫。
家族企业文化的稳定性
家族企业中的所有权的垄断可以保持企业经营理念和目标政策的一贯性，从而保持企业的相对稳定性，使企业文化源远流长。
综上所述，我国家族企业文化有其独特的优势所在，如何扬长避短，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再造方式才是最主要的，而不是一味的把西方的模式安在自己身上。尤其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家族企业的种种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的时候，更要不断创新，逐步突破专业化、规范化的瓶颈，实行企业文化再造。
我国家族企业文化再造之我见
研究表明，企业发展模式大致的趋势应当是“K”字形的，即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是左边的竖线，代表着企业的主流模式，过去的华人家族企业模式是右下的一撇，它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融合形成了新的华人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即右上的一撇。根据以上理论，现代家族企业必须在家族管理与企业管理中找到一种契合，进行文化的修炼，找到一条现代家族企业的发展之路。
寻求“情”和“理”的契合。中国家族企业的文化修炼必须过这一关。在家族企业中，“情”易逾越“理”。企业经营者在努力建立员工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也是家族成员的努力方向。但在强调团队的理性方面，企业文化与华人家族文化并无二致。无论作为家族成员还是企业成员，都要维护对方的利益，确定彼此间生活的准则，做到有情有义。一方面作为家庭成员，情是天然的，所要强调的是行事的理性，即情不可以逾越于法理之上；另一方面作为企业成员，坚持企业的制度是必须的，同时要维护各方的利益，义有所托。
寻求家族企业管理者的人格与现代管理理念的契合，完成优秀企业家应有的修炼。家族企业经营者的创业经历、权威、才干和实绩所形成的领袖地位和人格魅力深深的影响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他的理念、作风、能力、经验、知识成为企业凝聚力的核心。因此家族企业创办者要具备高品位的文化修养、业务素质和明确的企业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在企业内部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企业管理者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要改变过去那种凭直觉的做法，集思广益，听取专业人员的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决策。另外，可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来鼓励职工参与管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减少决策失误的风险。此外，还应把集权和授权有机结合起来，鼓励职工创新，使企业更富生命力和活力。
寻求个性与传统的契合。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植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比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是个古老的话题，由此笔者想到“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应是企业发展的目标。同时成功的企业文化是有独特个性的，我们看过了太多的标榜为“求实”、“创新”、“敬业”、“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文化或者更确切地应称之为企业口号，给企业外部的人以千人一面的感觉。每个家族企业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中总有感人的事与情，这些都是企业宝贵的精神财富，较之国有企业更有形成独特企业文化的优势。弘扬这些精神，培育一种氛围，让员工在潜移默化中去接受企业、赞同企业、维护企业；重在发挥集体个性和智慧，发散员工的思维，而不是限制员工的思维；要规范员工的集体行为，但不是规范行为细节，不是让企业员工一切行为中规中矩，凡事谨小慎微，成为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例如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家在长期的艰苦创业过程中，受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整套不同于西方和日本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管理作风，这其中的一些思想如崇尚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忠于家庭、注重信用、倡导团队精神、弘扬群体主义，主张以和为贵、以情感人、以理用人等等都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不会因为年代的改变而过时。正是在这样一些精神的鼓舞下，东南亚华人经济圈创造了让世界颇为惊奇的经济奇迹。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理应将这样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扬光大，使之转化为企业精神，成为企业员工自觉遵守的价值准则，激发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使企业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寻求“小家文化”与“大家文化”的契合，实现优秀文化的碰撞。“大家文化”要求经营者具有开放的人才观，对各类人才引得进、用得上、留得住，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发展与升迁空间，鼓励他们成为有用之才。当企业由于发展需要引进人才时，家族成员往往产生排外情绪，压抑人才，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迫使人才外流或令其丧失工作的进取心。因此，家族企业的管理者首先应克服这种狭隘的用人观念，突破亲属与制度障碍，免去能力弱的家族成员的关键职位，另纳新才，并要求家族成员尊重和善待外来人才，实现“小家”与“大家”的契合。一方面，可以把子女送往西方发达国家名校学习现代经营管理，学成后回自己家族企业供职，参与本家族企业的管理。另一方面，雇用家族以外的专门人才并委以重任，执掌管理大权；同时，对企业人才进行培训，把企业打造成学习型企业，使员工的才能与公司的业绩共同成长，实现“资产社会化，权力知识化”；此外，作为“大家”不能像“小家”那样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力资源部应储备一批人才，并对他们的业绩跟踪测评，随时调整他们相应的岗位。
参考资料：
1.夏春玉、王鑫文，论我国中小家族企业的三项修炼，经济管理，2002
2.刘光明，企业文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3.黎永泰、蒋庆，民营企业文化管理的重构，四川大学学报，2001
4.谢振芳，家族企业的是与非，企业管理，2003
家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 韩国影视；儒家文化；文化心理
一、韩国当代影视的发展与流行
韩剧从20世纪80年代舶来中国，从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到本世纪初的《大长今》，随着中国电视受众群体的增多而迅速在国内流行。
韩剧对于中国的观众可谓深入人心。大街小巷从音像店到商铺和手机铃声到处响起的《大长今》的主题歌，随处可见的某方便面的韩女广告、某矿泉水的韩星广告，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韩国影视剧给国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如韩式餐饮生意兴隆，韩服婚纱摄影成为很多年轻人结婚相册中的一部分等等。韩剧不仅丰富了国人的业余生活，而且影响甚至左右了很多青年尤其青年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价值判断。
韩剧在国内的流行主要由于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曾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的转型期国人的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但都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人们。从韩国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久以来被忽视的纯净和温暖。而且儒家思想在现在的韩国依然保存得很好，这些都会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韩国影视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儒家文化
1、积极进取、达己达人的人格精神
韩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著名的粟谷先生即李琪把儒家的“仁义”“忠信孝悌”规范进行系统化，上升为为人处世之道上之君子人格，从伦理层面升华扩展到宇宙人我，即所谓“民族志向”。民本、为民思想，才能产生好效果。他主张利与义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与道德的进步密切相关，即使在儒家经典里也毫不回避这些：“徒以利害为急，而不顾是非之所在，则乖制事之义；徒以是非为急，而不究利害之所在，则乖以应变之权权无定规，得中为贵；义无常制合宜为贵得中而合宜则义与利在其中矣”这种文化内涵在韩剧中就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内化举手投足的细节在韩影视剧作中随处可见。在《大长今》中，徐长今从宫女到医女，从母亲被迫害致死到师傅郑尚宫被迫害致死，剧作者刻画长今的悲痛不是怨天尤人，不仅没有自暴自弃，没有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而在放逐中找到了方向，潜心向学，用不可替代的精湛医术战胜了小人之困扰，从而获得精神的力量。《大长今》最后以长今为一高危产妇剖腹手术成功，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结局，让观众始终沉浸在她的欢乐之中，让我们久久停留在她执著奋进、积极进取的精神之中而深受鼓舞和感染。
在历史励志剧和青春励志剧中，我们最容易被震撼的就是主人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不畏艰辛、勇于克服小人设置的种种陷阱和障碍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泣血奋斗史。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很少人生来就在富宦之家，所以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发展，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靠个人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目标。在这个奋斗过程中，默默承受来自权势斗争和阴谋陷害等带来的压力，常常把一颗充满愤怒的心调节到平常心的状态极为难得和重要。同时还要宽恕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小人，用包容的心去感化邪恶的心，用正直的信念去影响卑鄙低俗的权欲，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性命去成全坏人的欲望以达到劝诫惩恶的境界。这种人格的高尚和人性的升华是韩剧中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和完美人格。
这种人格精神在韩剧创作者们所表现的韩国历史中，通常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人物，换言之，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灵魂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历史或者引发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人物。比如《大长今》中的医女长今引发的男尊女卑传统之变、《商道》中的19世纪初朝鲜巨商林尚沃的“商而优则宦”，都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与革新。《商道》描写19世纪的韩国商人林尚沃的奋斗历程，作为一个商人，林尚沃是成功的。他是一个以“赚取人心比赚取金钱更重要”为宗旨的商人。林尚沃从小就有个要当“译官”的心愿，但眼看考取功名无望。他只好和父亲一起弃文从商。面对商场上的钩心斗角。他始终如一地以“经商就是做人”的观点，跨越国界，历尽艰险，艰苦创业，最后成为商界奇才。这种人格的修炼与升华带着儒家思想特有的烙印，激励着困境中的青年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在困境的磨砺中保持正直上进的品质，在面对明枪暗箭和委屈甚至精神的欺凌折磨中涅更生，从而感天泣地，止于至善。同时在韩剧中令人回味的是那些曾经超出伦理道德底线的人，曾经陷害别人、背叛朋友、爱情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因果相报的临终救赎，因对别人的罪恶感和被以德报怨的感召，这种救赎宣扬了邪不压正的人间天道。
2、长幼有序、谦卑、礼让的人伦观念
在韩剧中，亲情比如手足之情、舐犊之情、反哺之情都描摹得浓郁深厚。在《大长今》中，长今之母病逝山坳，小长今采来野果喂到奄奄一息的母亲嘴里并反复的忏悔请求母亲对自己贪玩任性的原谅；《黄手帕》中尹紫英对年少失怙的弟妹无私的照顾、对年迈外婆的赡养；还有《小妇人》中母亲为了惠得、未得等四姐妹的成长忍辱负重、忍受丈夫的打骂、外遇和抚育四个女儿的劳累。这一幕幕，都反映和折射出东方伦理的礼、孝之义，无不感人至深，令人扼腕。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作为小人物出现的老人家，嘴里老是骂骂咧咧，骂儿女、骂老伴、骂街边不守礼仪的小青年，看来熟悉又亲切有趣，一如我们身边的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父辈们。大多数韩剧并不展示历史风云的波澜壮阔和社会进程的纵横捭阖，而是倾力于对纷繁陆离的现实生活进行工笔素描和对平凡人物进行特写放大。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物的悲喜交加都会在电视剧里得到淋漓尽致的细微表现。大到财产婚姻的争论，小到锅碗瓢勺的碰撞，家长里短与儿女情长在平淡烦琐的纵横交织中尽显人生的无际无涯、不可捉摸。平实而又复杂的人生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全景化、立体化、人性化的展示。同时，韩剧通过这些小角色的言行把普通人、平凡人的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展现给我们，不仅使剧作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而且还以大众化的审美趣味赢得了观众。
齐家是儒家思想的美好愿景。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一国之基。所以，家庭被置于首要地位，家庭中的伦理秩序被一再强化。在韩剧中，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与亲情，对家庭秩序的关注也是其特点。所以，关注家庭、家族，将表现家庭成员的情感世 界作为电视剧表现的中心，是韩剧的一大特色，也是吸引众多青年、中年甚至老年观众的看点。“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道德品行之一。孝是尊重父母与祖先。心存爱与尊重，对父母、对祖先尽最大情义的一种习惯或行为举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发扬光大了。不仅在中国，在韩国“孝悌”的思想也被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小到维护家庭大到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石。洪日植说：“孝作为韩国人的观念文化，几乎是我们的信仰。”不论是“孝”是“悌”，在每一部韩剧中都有表现。如电视剧中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上级的毕恭毕敬都体现了韩剧对“孝”的提倡。至于“悌”，我们可以看到韩剧中，弟弟、妹妹必须对哥哥、姐姐用敬语，夫妻之间在公开场合也使用敬语，男女之间使用敬语称呼对方为“小姐”或“先生”，即使在学校、工作单位，也要对比自己早入学、早进单位的人用敬语称呼“学长”或“前辈”。
总之，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仁”――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而构成这个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四大要素是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基础含义。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又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这一模式日益渗透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它终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三、当代韩国影视与当代中国影视
对当代韩国影视的激烈抨击时有耳闻，而这些否定性评价也并非中肯，韩国影视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毫无理由。这种文化冲击，说是乘虚而入并非无稽之谈。反观当下中国，在当代的中国传媒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转型期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中电影电视人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信仰和价值的迷茫与失落，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混乱，对利益的偏重而本末倒置表现出华丽的形式与内容的空洞苍白的不足。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没有自己的“根”，不能把握历史的主流从而引导现实主流文化，不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当今社会，从而弱化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之责，让人深思。
当代中国影视不乏优秀作品：《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但极度奢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所表现的空洞浮华却也尽显文化的虚无和严重的形式化。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文化市场上的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最终形成核心传统文化的普遍缺失。这种缺失还有文化政策和利益的原因。
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和它们的影视产业。
家文化论文范文5
我国早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就开始智能化家具方面的研究和开发，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在科研和技术上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通过在知网上对以“智能化”和“家具”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看在早在1995年就有相关学者对智能化家具进行了研究。从1995年至今，我国在智能化家具方面的研究可查的已经有将近100篇之多，其中还不包括专著等文献资料。此外，在智能化家具设计开发上现今也却了一定的成就。如有些家具生产商和设计人员设计出了具有自动加热与保温的功能餐桌；可以自动调节温度、角度的高度指标的床类家具；能对婴儿尿床时立即发出警报的婴儿床等。从整体来看，我国的家具智能化设计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产品技术含量低、可以实现的智能功能少、安全性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普及型和个性化发展方向还有待摸索。
2智能化家具设计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2.1智能化家具设计向功能性多样化方向发展
统观我国的智能化家具的设计现状还是主要以体现家具的智能化为主。与国外的智能化家具设计相比，在功能性多样化的体现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智能化家具设计的多元化发展的方向基本的一点即是实现设计上的多样化功能。不仅要体现智能化家具的某一项功能，还要结合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进行多种功能共同实现的目标。如智能化的灯具在设计时可以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间的融合来达到自动开关、自动控制光照强度以及自动控制局部范围内的温度等多项功能的实现；智能化餐桌通过多元化设计同时实现满足不同数量的人使用和对餐桌上的食物进行保温等多项功能的。
2.2智能化家具设计向普及化方向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智能化家具的受众已经不仅仅限于某些富裕的群体，它也开始进入寻常的百姓家。它的消费群体开始向普通的人民大众转移，那么对于文化程度处于中等水平的普通大众来说，智能化家具设计中的高的科技含量往往使他们望而却步，对其使用技术难以熟练掌握。所以，智能化家具设计的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即使促进它的普及性。这需要设计人员在对智能化家具进行设计时要充分考虑使用者和所使用的场合，确保家具的可接受程度和便于操作性。
2.3智能化家具设计向安全性方向发展
如前文所述，智能化家具的组成都是一些与电相关的元件，一些运行型的家具也需要电来支撑和某些金属或者材质来构成。这些动力系统或原料在智能化家具设计中的应用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智能化家具使用的危险性。故而，在设计人员对智能化家具进行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使用者在使用家具时的安全性,将电路控制在安全电压范围之内,并要在绝缘和接地方面做到很好的防护措施；必须有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及良好的散热措施;在设计时还要考虑到当使用不当时,要将缓冲装置和自动停机等功能考虑到设计中去。
2.4智能化家具设计向个性化方向发展
智能化家具设计向个性化方向发展主要是针对社会上某些群体而言的，如老人和儿童以及一些特殊群体等,设计人员对智能化家具进行设计时要针对这些群体设计出具有一定针对性，能够体现个性化服务和个性化专长的特点。如针对老人和儿童设计的具备一定监管、娱乐、安居和护理特性的桌案类、坐卧类等智能化家具。
3结论
家文化论文范文6
（一）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客家作为汉民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拥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和思想，如尊重自然的风水文化、顺应自然的建筑艺术和保护自然的村规民约等。以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范式，对客家生态伦理文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时俱进地传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协调其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新的道路，构建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为客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赣州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深入挖掘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赣州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赣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美丽赣州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
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
（一）民居建筑客家村落的选址、布局、座向、道路、池塘、树木等基本都是根据"堪舆"理念建构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尤其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适应当地复杂地理环境的建筑产物，选址和建造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合乎生态的经验和原则，居所选址讲究地理生态性，结构布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要求，房屋功能表征着政治伦理生态，凝聚着以生命为核心的生态美学意蕴。围龙屋的外形是“方与圆的有机结合体，方与圆寓意‘天圆地方’，整座屋宇即为一个小宇宙的象征，这便折射出客家人深谙‘天人合一’、人地和谐之道的文化风貌。”
（二）梯田耕作梯田耕作是客家人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客家人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切实防止了水土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成为传统山地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梯田耕作文化”，不仅是带有浓郁山区小农经济特色的文化体系，也是一个人地协调并具有美感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系统内的森林、梯田、村落和小气候进行着一种复杂而有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三）客家人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土地、房屋、水溪等都具有神性，称为“伯公”（土地神）。俗语说，“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此外，家里有灶王，村里有社王等等。自然崇拜的神秘性深深地根植于客家群众的生态价值观中，有益于人们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尊重，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破坏自然的行为，对生态保护的具有积极意义。
（四）文学艺术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是客家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如比较有名的叠字山歌“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山树多；山闻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3]P66体现了客家人亲近自然、歌唱自然和呵护自然的气质，传达着一种“天人舍一”的精神意蕴。客家的一些俗谚，如“山上树木光，好田会变荒”、“高山开荒，平地遭殃”等等，都是客家人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注重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真实写照。
（五）禁忌制度在客家地区，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常见枝繁叶茂的大树挂满了红布，周围插满了香烟火烛，被当作敬拜的对象，严禁砍伐。有些地方还忌讳对着树木撒尿或把自己的鲜血涂抹在树上，认为树木会因此成精，并残害这个人。尤其是小孩，更是不可造次。客家人的树木信仰文化中表现出的对树木生命力的羡慕和崇拜，实际上是寄托了健康茁壮成长和福寿延年的美好愿望。
家文化论文范文7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横向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境概念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其融合都来自于儒、道、佛的影响，纵向考察则可以轻松理出儒、道、佛思想对立统一影响意境说生成、成长及成熟的轨迹。意境说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共同孕育的一朵奇葩。
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深刻且有着光彩夺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完成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它深深植根于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中国特有的宗教思想的灵光，可谓中国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很泛，却也很随意。一般中国人没有严格的，也很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灵的态度往往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无忧无虑时，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种神灵都不信;有灾有难时，见到庙宇就烧香，见到神灵(塑像、画像)就跪拜。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尽管崇尚实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还有对神灵的畏惧、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识也是很强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着中国人的儒、释、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彼此之间相对宽容，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人可以既崇孔子为师，又求仙访道、吃斋敬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文人们的人生信条。元代画家兼诗人的倪赞表达更为鲜明，他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这种现象正透视出中国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泛神”、“准教”。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而古代中国“泛神”、“准教”特点所带来的儒、释、道对立统一现象也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
关于意境的概念与内涵尽管至今尚无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论，但通过文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意境的内涵也已有许多共识。笔者在此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意境是艺术家创造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能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产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意境的内涵也可由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虚实相生，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我国诗文自古就有写景抒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强调诗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发，《诗经》所用“比兴”则是通过言他物(写景)，来发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也是一种景与情的结合，尽管景只是作为抒的媒介物出现的。人们真正将自然物象的“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则得益于道佛自然观的影响。老庄主张回归自然，他们把“心斋”的空明、虚静当作对自然万物做自由观照的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非理性的直观思维方式方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昔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老庄还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领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认为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也倍加青睐。道佛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家对道禅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在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迥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同时，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统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诗家虚实之说也来源于道家的虚无论与佛家的色空观。老子曾对“有”“无”关系作过说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认为“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庄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可见，道家“以虚无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实”。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修行者接触色相时应“不于境上生心”(《坛经》)，不迷恋、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观，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实则以“中道”这一有着辩证思维特点的观念又解除了这一危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空”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这种虚无观在魏晋之前已为文人重视，被当作玄学的核心。魏晋时，随着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观因其与道家虚无思想有着相通的精神，而强化了对文人们的影响。既然在道家与佛家眼里虚实并生、色空一体，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论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虚实统一的可能性。虚可涵盖少、情、隐、气、神、意、主观等，实则可含蕴多、貌、显、骨、形、象、客观等，既然通过直观思维的“悟”，可以发现虚就是实，那么，通过直观的艺术思维也会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的统一。这样虚实关系的解决，就带动了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解决，虚实关系也就成了各关系的统帅与核心。
诗家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佛、道都将语言视为工具，否定其本体意义。正是这种语言观上的契合，使他们合力冲击，一举取得了言意之辩的胜利。这种契合也引起了诗家的重视，以至在魏晋时即开始了对语言的反思。他们未费周折便认识到语言的局限，体悟出语言潜在的能力大有作为，从而明确了对言外之意的追求。许多诗人开始注意突破语言局限，充分发挥语言的张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笔墨节俭，字锤句炼，以有限的文字负载无限丰富的内涵，在诗文中留有大量语义“空白”，有待读者“填充”。这种诗歌创作，要求欣赏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诗歌语言的浅直、单一，而喜好朦胧、多义;不满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满足于实景的展露，而欲求虚景的蕴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证明意境基本内涵与道家、佛家的关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诗学，则诗成了褐语、‘玄言诗’和‘理学诗’，全是‘出世’货色，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诗和意境说了。意境说的形成还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与融人。首先，儒家重视艺术与审美。尽管孔子把诗歌看作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伦理政治工具，有损诗歌内部规律的探讨，但可贵的是他将诗歌的功能不仅概括为“观”、“群”、“怨”，而且同时指出了其审美功能“兴”。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来与诗文不离不弃，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其次，儒家对情与景的认识对意境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形成也有影响。儒家也重情，讲好恶，讲“乐道”、“忧道”、“思敬”、“思哀”，讲真性情、赤子之心。这个“情”不是道家所主张的纵情宣泄，而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经理性精神梳理后的。与道、佛一样，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当作“比德”的工具:“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这里儒家离间了情与景的关系，将景一清的直接关系，变成了景一清一理。但这并未阻碍意境说的形成，因为意境中的情不是过分强烈的，而往往是蕴含着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统一才能构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观念，刻意追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发展与安排遵循“适度”原则，克服“过”与“不及”。这大大启示了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浑融一体，这就把看似分离开来的情与景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也与道、佛两家殊途同归，促进了意境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发展。
意境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透视出儒、道、佛对立统一的历史。儒、道、佛的对立统一影响和促进了意境说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作为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初内核，古老的“比兴”、“易象”说与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兴”是借“他物”起兴，这又必然联系到物象。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从言志到比兴、“易象”，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一次飞跃。推动这一飞跃的直接动力正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正如赵沛霖先生所说:“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晋是意境说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开始。东汉末年，佛教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由印度传人中国。汉帝国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长期禁锢，魏晋时的战火纷仍，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常常陷人个体与社会对抗、主观与客观分裂的矛盾状态而痛苦不堪，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重压，他们谈玄说道、纵情享乐。但强乐无味，反而使他们更加不堪现实的重负，于是纷纷去寻求解脱之途。佛教的“苦”观“空”观，抹杀时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这种观念和超脱方式恰好与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们如饥似渴，很快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同时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头换面，儒、佛贯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论家如刘姆的文论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说呈现破土之势。在《文心雕龙?物色》里，专门阐述了情景关系，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段话意为诗人不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应该以心灵拥抱景物，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作;他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意象”说，《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所谓“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刘樱还开始提倡“隐秀”，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兹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锡珠玉也。”在此，刘舞已经意识到诗歌语言的含蓄、朦胧、多义的特点，强调追求重旨、复义、秘响，从而得到文外之义，潜发之采。这样看来，刘担的这些论述已经直接触及到意境的基本内涵，为意境说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唐代，意境说破土而出，成长为美学与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时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强盛期。意境说由盛唐诗人王昌龄首次提出。他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家文化论文范文8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均来自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她们出生并成长于旧中国，在大陆的娘家都曾有着不错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她们赴美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她们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她们的四个女儿均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与独立，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基于这样的背景，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就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由于中美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小说中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从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促进不同文化圈的人们的和谐共处。
一、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美国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倡长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辈必须服从长辈，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得有半点违背。《弟子规》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统数千年的传统核心伦理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渊源。在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很重。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这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进取精神。另外，在欧美文化中，人们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崇尚个性。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的伦理思想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伦理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而不是百般服从”［2］431。美国伦理思想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却富有“美国特色”。美国“辽阔的土地、独立流动的气氛、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等，为美国伦理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美国特征”［2］427，培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
无论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还是独特的美国精神，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二、《喜福会》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冲突
小说中，随着对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四位母亲要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塑造自己女儿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儿，而在美国生长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四个女儿要按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无法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两代人无法沟通思想因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四个女儿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美国人发生矛盾。在女儿方面，她们几乎都不能理解她们各自母亲的过去，而且常常为中国的习俗、规矩大伤脑筋。在母亲方面，因英文的贫乏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甚了解，她们无法接受各自女儿疏远自己这一事实。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凤之心的膨胀，几位母亲都企图控制她们女儿的命运，这无疑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母亲龚林达一直试图教会女儿韦弗利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顺从父母，做事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从小到大，每一个成长阶段无不浸透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儿女必须对父母尽孝。“孝”的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尊敬父母长辈，物质上精神上还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而且要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孝”的另一含义是顺从。“顺”就是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但是，韦弗利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熏陶，强调独立能力，自我意识和反叛心理强烈，所以她抱怨妈妈对她“管头管脚”。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要求弹琴时，妈妈说：“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3］145晶妹顶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3］146她认为“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3］145，表达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独立自主观念。妈妈的话一语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区别。在中国，人们常用“女儿是妈妈的贴心袄”来形容妈妈和女儿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母女关系是诸多家庭关系中最和谐、最容易理顺的。美国伦理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平等关系，是朋友关系。美国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平等地位意识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使得美国父母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小说中的四对母女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因为女儿已经美国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国妈妈仍按华人的传统解释母女关系
例如，在韦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间，母亲常常不打招呼，随便来访，这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却遭到了女儿的抗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这也是长幼有序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弟子规》中写道：“称尊长，勿呼名。”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论长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亲密越如此，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小说中，瑞奇初次拜见未来的丈母娘，临别时，他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说：“林达，庭姆，我相信我们不久以后还会见面的。”［3］189林达和庭姆是韦弗利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除了几个同辈的至亲好友外，无人这样直呼他们的大名。这个举动在华人眼里就是“没大没小”！可瑞奇浑然不知，还觉得自己与未来的丈母娘挺谈得来呢。但是吴晶妹和韦弗利等人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她们总是以“叔叔、阿姨”等称呼长辈。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价值观的差异。
（二）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为了得到母亲的支持，经过精心策划，韦弗利带瑞奇来家里吃饭。因为她知道“烹饪是我母亲表现她的爱意、骄傲和能力的一种方式”［3］186。谁夸颂她的烹饪，谁就会取得她的欢心。赴宴前，韦弗利反复叮嘱瑞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3］186果然她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太太对自己的拿手菜总是先谦虚一番，说自己的菜
做得如何不好，其实意在获得大家的表扬。那晚，她满心欢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骄傲地放在未来女婿的面前，自己尝了一口后故意谦虚地说：“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3］188那句话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快来尝一口，然后称赞她烧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还没来得及这样做，瑞奇就接着老太太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3］188说着就在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层乌黑的酱油，顿时老太太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场的其他人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谦虚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成绩也乐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搅混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三）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
韦弗利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她妈妈喜欢到处炫耀，自己也跟着出名。女儿看不惯这一套，抗议道：“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3］97儒家伦理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母亲们望女成凤，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无形中给女儿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儿成名了，母凭女贵，当妈的当然高兴。可是小说中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精神中的“个人奋斗”。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父母无关。韦弗利对母亲行为的反感使她最终放弃了下棋。
（四）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四个女儿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但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的美国人发生了矛盾。韦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结婚。可瑞奇比韦弗利小几岁，她担心这桩美国式的婚姻会遭到母亲的反对。尽管对母亲心存怨恨，她还是想方设法试图先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没有如瑞奇所说的“说一句‘妈妈、爸爸，我准备结婚了’”［3］189。母亲总是对瑞奇挖苦讽刺。韦弗利向朋友玛琳娜诉苦，玛琳娜建议：“告诉她住手，别破坏你的生活，告诉她闭嘴！”［3］182女儿让母亲闭嘴，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闻所未闻。韦弗利虽然对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一知半解，却深知作为女儿，是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的，“你会被指控为杀人帮凶”［3］182。韦弗利一方面讨厌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坚决要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中国的孝道，这让她处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小说主人公之一罗丝是位性格温顺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请出席他父母的招待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泰德的母亲婉转地表示不同意罗丝和泰德结婚。罗丝听后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当泰德得知此事时，他大为恼火。首先他对罗丝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感到吃惊和不解，然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斥责他的母亲不尊重他的权利。婚后罗丝对泰德百依百顺，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爱他的表现。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夫唱妻随”的伦理要求。然而事与愿违，泰德反而对她产生了厌倦提出离婚。这下震动了罗丝，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她终于明白了，在美国，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她决心为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斗争。泰德发现妻子原来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权利意识的弱女子，两人竟破镜重圆，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满。在这里，先是泰德违背父母之愿选择了亚裔妻子，而后一向没有主见的罗丝学会了对丈夫说“不”。这两件事都表现了美国家庭中的独立意识。
女儿们在与母亲们的不断冲突中长大，经历了各自的快乐、烦恼与痛苦，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母亲。小说行将结束时，女儿们已意识到她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并使其变为优势。吴晶妹的中国行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看，实际上是在尽“孝”，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母亲们在遭到长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亲的权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们了，注意到在她们生活的基础上女儿们正在谱写更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间的这种和解，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华裔的后代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和谐地融合。
三、结语
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精神相比，无所谓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处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应该互相宽容、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只有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家文化论文范文9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又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儒家文化是前人不断积累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儒家文化中含有的人生道德修养给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的源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优秀文化。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儒家思想文化以仁爱为本
这种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正确处理产生的各种矛盾。仁爱也是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精神境界。当人与人相处时，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对于人们的立身处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儒家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中的责任和义务
父母有责任抚养自己的子女，当父母老了之后子女也有义务照顾他们。这些都是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儒家思想文化重视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其思想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应该是跟随自己的心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追求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追求。以一种高标准的理想道德来要求自己，对于培养自己的良好情操起到巨大的作用。
4.儒家文化强调对自身的道德修养
儒家文化把道德修养和教育连成一个整体，达到知行合一。儒家文化重视培养人的信念和人格，并立志向善。这些对于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大帮忙。
二、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