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阿图·葛文德《医生的修炼》摘录：比失去自信更糟的是武装自己
1、我发现医学真是很奇妙，在很多方面很难解释。风险那么高，病人却信任我们，将性命交付我们，让我们自由。发挥。我们将针管刺入病人体内，熟练地操纵着他们体内的化学、生物、物理等一切反应，使他们慢慢失去知觉，处于无意识状态，然后把他们的身体打开，露出五脏六腑。之所以这样做，来源于我们对医学技术持久不变的信心，深知医生这一职业要做什么。不过，当你靠近我们时，近得可以看到我们皱起来的眉头、不解的神情和成功与失败时，你就会发现，医学是如此混乱、麻烦和不确定。
2、通常，当我们想到医学和它卓越非凡的神奇法力时，首先闯入我们大脑的就是科学以及战胜脆弱和神秘的勇气，利用化验、机器、药物和手术等方法与疾病和痛苦做对抗。毫无疑问，这就是医学成就的真谛。但是，医生也不是神，有好运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他可能有古怪的笑声，也可能留着老土的发型。接连看过3个病人后，他会无可避免地发现，他所学的知识与现实要求他掌握的技能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他会坚持不懈地继续摸索学习。
3、医学并不是一门完美的科学，而是一个时刻变幻、难以琢磨的知识系统。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指引着我们，当然也有习惯和本能，还要靠一些经验，有时还有运气，然而我们知道的和我们追求的目标之间总会存在一段差距，不过正是这个差距驱使我们更努力地做每一件事。
4、
有人这样指责外科医生：“明明知道手术中可能会出错，下手时却从来不会有丝毫犹豫和怀疑。”但在我看来，这正是他们的魅力所在。每天，外科医生都要面对变化莫测的情况——信息不充分，科学理论含糊不清，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永远不可能完美。即便是最简单的手术，医生也不可能向病人保证术后状态一定会比原来好。
第一次站在手术台边时，我很惊讶：外科医生怎么知道这么做对病人最好？所有步骤都像是事先计划好的出血可以被止住，不会发生感染，不会伤及其他器官。当然，他其实不可能事先预料到这些，但还是切了下去。
5、在还是一个医学生时，有一次我去观看一台手术。外科医生在麻醉后的病人的肚皮上画了一条15厘米的线，护士居然把手术刀递给了我，吓了我一跳。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把手术刀刚经过消毒，还是温热的。外科医生让我用另一只手抚平病人腹部的皮肤，然后对我说：“一刀切到脂肪层。”我把刀锋放在病人的腹部上，开始动刀切了。这种感觉太奇特了，使人上瘾。我内心深处混合着快感和焦虑，还有一种正直的信念——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病人好。皮肤很厚且具有弹性，我的第一刀力气不够，切得不够深，我不得不再补上一刀。这短短的几分钟让我确定自己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不只是简单地拿刀而已，我渴望自己成为一名信心十足、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
6、外科手术像其他事情一样，技巧和信心是从经验中累积的。就和网球运动员、钢琴弹奏家和电脑修理工一样，我们都需要不断练习才能熟练掌握职业技能。不过，医生有一点与众不同：我们是在用人做练习。
7、
教授说，每隔两三年，他都会遇到拥有外科天赋的人——复杂的技巧很快就能学会，做手术时能顾全大局又不忘细节，同时具有防患于未然的前瞻性。然而，主治医生们还是说，他们欣赏苦干、实干的人一一细心、认真、努力，日日夜夜、经年累月地勤练同一套技术的人。
有个外科教授曾对我说，如果有两个人让他选，一个是不厌其烦、努力练习的博士，另一个是天才雕刻家，他会选哪一个做他的徒弟？他说，他每一次都会选博士。他说，当然，雕刻家那双手可能更适合做外科医生，但他还是会选博士，因为这种人比较“实在”——扎扎实实的功夫才是最要紧的。外科医生们深信，技术可教，刚毅难学。然而，无论是普通外科还是专业外科都喜欢招收那些没有经验、手忙脚乱的医学毕业生，训练几年，好好栽培他们，再委以重任。
8、说实在的，最重要的才能就是练习，愿意练，肯练。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说，想要成为一等一的高手，最重要的内在因素就是心甘情愿地长时间接受千锤百炼。他还发现，高手与其他人一样讨厌练习。（这也是职业体育选手和音乐家在退休后常常不再练习的原因。）要出类拔萃，必须有努力不懈的意志。
9、
对外科专家来说，他们的学习方式不像住院医生那样按部就班。当一项重要的新发明或新观点面市时，他们每年都要去参加相关课程。这些课程一般只有一两天，由业内的顶尖人士讲授，课上会播放视频并发放指导手册，他们还可以拿录影带回家去看。但与手把手训练比起来，参加课程的效果还是稍有逊色。
我们外科买了一台价值98万美元的机器人，这家伙做工精细，功能强大，有三只手臂、两只脚，还有一台照相机。外科医生可以利用操纵台控制机器人来操作手术。机器人的手不会抖，切口又小，对手术很有帮助。医院派了两个外科医生和两个护士飞往厂商位于圣何塞的总部，花费一天时间学习怎样操作这个机器，在学习中，他们用它在猪和人类尸体上做练习。尽管如此，由于练习时间短，他们还是不能完全自如地操作这个机器，但他们掌握了基本的操作方法，开始有操作的感觉了，也懂得如何做手术计划，迟早要把它完全掌握，然后在病人身上使用。
10、对医学院的学生来说，心电图看起来很复杂，难以理解。图中包含了12导极，每一个导极都会产生一种不同的曲线记录，每一种曲线都有英文字母做标识：比如，从一开始就下降的曲线被称为Q波，心脏收缩突然向上升起的被称为R波，随后又向下的被称为S波，受冲击后显示环型波的曲线被称为T波。学生要学习辨别这么多甚至更多的曲线。
11、瑞典的拉尔斯·伊登布兰特(Lars Edenbrandt )发起了一个实验。他将1万多名病人的心电图资料输入他的电脑系统，并“告诉”电脑哪种情况代表心脏病发作，哪种情况代表没有，直到电脑“成长”为专家，甚至可以读懂最复杂的心电图。接下来，他邀请沃林参与实验。沃林可是瑞典顶尖的心脏专科医生，每年要看上万份心电图。伊登布兰特从医院病例档案中挑选了2240份心电图，其中恰好一半是表示心脏病发作的。他将这些心电图分别交给电脑和沃林去诊断。1997年秋天，实验结果被低调地发表出来：沃林正确地挑出了620份，电脑则正确地挑出了738份。电脑以20%的优势击败了专家。
12、
西方医学一直将“像机器一样完美”作为目标。从进入医院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明白医生是不被允许犯错的。
花时间和病人搞好关系是好的，但必须是在X光片判断无误、每种药剂称量准确的前提下。医生不可以遗忘病人的过敏症或病史等问题，也不可以误诊。在手术室中，没有多余的动作，没有多余的时间，也没有多余的血可以被浪费。毕竟，这关乎人命。
13、
以疝气修补手术为例，这是一门很简单的外科手术，我在成为住院医生的第一年里就学着去做了。疝气通常发生在腹股沟，主要是因为腹壁脆弱，腹内器官被挤压到外面，产生凸起。在大多数医院，治疗疝气是将凸起推回去再修补腹壁，也就花90分钟左右，费用却要4000美元。无论是在哪家医院，10%~15%的疝气手术会失败，需要重新修补。然而，在肖尔代斯医院——加拿大多伦多郊外的一间小诊所，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里的医生做疝气修补手术只需30~45分钟，手术失败需重新做的比率不到1%，手术费也只是其他医院的一半。这里可能是世界上治疗疝气最好的地方。
他们成功的秘密是什么？看完这组数据你也许就会明白：在肖尔代斯医院，有12名医生专门做疝气修补手术，其他的手术都不做。每位医生每年要做600~800例疝气修补手术，比大多数医生一辈子做得还要多。在疝气修补这个领域中，肖尔代斯医院的医生比其他人经验更丰富，受到的训练更精良。
他们的成功还有另一个因素：他们分析了所有可能的变化，想好了一切补救措施。通过不断的练习，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就像开车上班一样轻松自在。一个外科医生如果具备了应对问题的自动模式，这说明他离“像机器一样完美”不远了。如果说瑞典心电图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机器是否可以取代医生的话，那么肖尔代斯医院的例子则说明，我们可以把医生训练得像机器一样。
14、
我问伯恩斯·肖尔代斯（肖尔代斯医院创始人之子也是位疝气修补医生），一天到晚做疝气修补手术，是否会感到厌烦。“不会，”他用史波克（《星际迷航》里的科学家）的口气说，“完美的手术使人感觉兴奋。”
这种超级专门化不仅带来了极高的手术成功率，也带给了人们更深的思考：医生是否必须在接受完整的训练后才能提供最好的医疗照顾？我在肖尔代斯医院看到的三位外科医生中没有一人有资格在美国其他任何一间医院做手术，因为他们并没有完成一般的外科训练。理查德是自学成才的医生；伯恩斯是从医学院毕业的；主治医生曾经是产科医生。他们在肖尔代斯医院当过一年学徒后，就成了世界上最好的疝气修补医生。我不禁想：如果你将来除了疝气修补之外不想做其他手术，那么真的需要接受完整的专业训练(4年医学院学习，5年以上的住院医生训练)吗？
现在，医学机构已经开始认识到像肖尔代斯医院那样的自动化操作可以产生更好的医疗效果，但许多医生还不完全信服，他们认为即便是同一种手术，也不可能归纳出一个通用的诊断法则。他们认为针对不同的病人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
15、
在过去的40年里，认知心理学家不断证实，在预测和诊断方面，电脑系统往往胜过最顶尖的人类专家的判断，包括预测每一件事，从一个公司是否会破产到一个肝病患者还能活多久，各个领域都有涉及。几乎所有的案例分析大战中，电脑要么与人类战平，要么胜过人类。你可能会想，如果人类与电脑共同工作，就可以做出最好的决策，但研究人员指出，这种情况很难实现。如果两者意见相同，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不同，那么还是听从电脑的意见比较好。
为什么电脑能胜过人脑呢？社会学家罗宾·道斯(Robyn Dawes)认为，首先，人总是易变的。我们很容易受他人意见的影响，此外，看事情的角度、最近的经验、注意力的分散以及信息的传播方式都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其次，人类不善于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人们总是把可变因素看得太重，而忽略其他的重要因素。一个好的电脑程序可不一样，它总是自动而平等地关注每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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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预见，医生以后将不得不让电脑取代他们做些诊断决策。比如一个叫作“电脑涂片筛检系统”的网络系统已经成为子宫颈涂片筛检的主要应用手段。到现在，研究员已经完成了1000多个相关研究，为医学中几乎每个领域都提供了类似的网络系统。有些系统被发展为可诊断阑尾炎、老年痴呆和精神病等疾病，有些系统被设计成可判断乳房X线照片和心脏扫描的结果，还有些系统可成功预测癌症治疗、器官移植和心脏瓣膜手术的成功率。
对医疗机械化的反对仍会持续一段时间。原因之一是有些医生没有远见，他们很顽固，不想改变做事的方法。另一个原因就是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而人性色彩却显得愈加薄弱。现在的医学关怀已经很缺乏人性的温情，倘若继续技术至上，人类会感到越来越孤独，病人常常会感觉自己不过是一个病历上的数字。
怜悯与科技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它们也可以相辅相成。从根源来看，病人和医生之间除了医疗错误外没有什么矛盾。然而医生不可能摆脱医疗错误，甚至机器也不可能是完美的，错误越多，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也越低。不过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种各样的医疗网络系统不断发展成熟，可以承担越来越多的医学技术工作，医生可能会摆脱医疗错误的困扰，转而更多地关怀病人，比如与病人聊聊天。
17、公众认为医疗过失是某些医生的不称职造成的，律师和媒体也这样想，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医疗过失其实经常发生，而且每个医生都有可能出现过失，只是我们很少能亲眼看到医疗过失的发生，因此常常产生误解。错误发生了，我们情愿认为它们是异常的。
18、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几桩外科事故：有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时把一支很大的金属器械落在了病人的肚子里，结果病人的肠子和膀胱都被刺破了；另一位肿瘤外科医生为一位女病人做乳房切片检查，但却搞错了地方，使其癌症诊断拖延了数月；还有一位外科医生在急诊室碰到了一位腹部剧痛的病人，他没做电脑断层扫描就认定病人患有胆结石，18个小时后，扫描结果显示是病人的腹部主动脉瘤破裂，没多久，病人就死了。
你可能会说，怎么会有医生犯下这种大错？他们必须为所犯下的过错受到惩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为医疗过失，医生可能要面对医疗官司、媒体曝光、停职处分或是被解雇的命运。
做错了事就要接受处罚，这固然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现实生活并非这么简单。在医生这个行当中，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所有的医生都可能犯下可怕的错误。想想我刚才描述的实例吧。这些实例来自我询问的一些我认为值得尊敬的外科医生，他们都是从顶尖的医学院毕业的。上述实例是他们告诉我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错误。每一个人都犯过。
19、
1991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了一系列以医疗事故为研究课题的重量级报告——“哈佛医疗执业研究”项目(Harvard Medical Practice Study)，研究对象为纽约州的30000多家医院和诊所。研究发现，将近4%的住院病人因为并发症而导致住院时间延长、残疾甚至死亡，而这些并发症有2/3是后期护理不当引起的，1/4则确定是由于医生的医疗过失所致。据统计，美国每年至少有44000名病人死于医疗过失。
你也许会认为，治疗不当的例子只集中在少数差医生身上，但事实上，大多数外科医生在行医生涯中至少被起诉过一次，而在医院照顾病人的临床医生，每年都可能犯下重大错误。每次媒体大幅报道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的时候，医生很少会感到愤慨。他们通常会想：我也可能会犯这种错误。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避免差医生伤害病人，而是如何保证好医生不去伤害病人。
即使可以打医疗官司也于事无补。哈佛法学教授特洛严·布伦南(Troyen Brennan)指出，医疗过失的发生率不会因为医疗官司的存在而减少。那些提出医疗过失诉讼的病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确实是医疗过失的受害人。而医疗官司最终能否打赢，主要取决于原告病人的状况有多惨，而并非这个结果是不是由医疗过失所造成的。
有关医疗官司，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若把过失放大化，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问题，那么医生当然会拒绝公开承认和讨论这个问题。这种扭曲的制度造成了医生和病人间的敌对关系。错误发生时，医生几乎不可能坦诚地把错误告诉病人。医院的法律顾问会警告医生，虽然按规定他们必须要告诉病人出了什么问题，哪里受了伤，但在言语中不可以暗示在治疗中存在医疗过失。否则，这种“自白”会让病人一口咬定一切后果都是医生造成的，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最多，医生只能说：“我们很遗憾。我们尽了最大努力。”
20、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医生们坦率地讨论自己的过失，它被称为“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简称为M&M，几乎所有的教学医院每周都会开一次这样的会议。美国大多数州明文规定司法机关不得调阅这种病例讨论会的记录，尽管如此，还是经常有人施压，希望这种会议记录能够被公之于众。外科医生特别重视这种讨论会，在这里，他们可以关起门来认真检讨错误，裁定责任归属，同时进行反思，看看下一次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21、
比失去自信更糟的是武装自己。有些外科医生总是看到其他医生的错误，偏偏看不清自己的。他们丝毫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也不会对自己造成的后果感到恐惧。有一位外科医生告诉过我，很少有外科医生一点儿恐惧心理都没有，这种没有恐惧感的人反而更令人担忧。如果医生开起刀来一点儿也不怕，那病人恐怕就要遭殃了。
讨论会的意义在于使医生以“正确”的态度面对错误，不怀疑自己，也不否认一切。如果是可以避免的伤害，主任会问：“你有没有想过还能怎么做？”你不能用“只能这样”“别无他法”来搪塞。
因此，讨论会实在是一种极其复杂又非常人性化的机制。在会议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心得：避免错误要运用意志力，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时留心各方面的信息，预料到每一个环节可能出错的地方，防患于未然。出错并非不可饶恕，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教训。
其实，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的本质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强化“错误不能被宽恕”这种观念，另一方面会议每周都会举行一次，这又等于承认错误是医学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
22、
为什么错误发生得如此频繁？研究医疗过失的专家卢西恩·利普(Lucian Leape)指出，很多产业对错误率的容忍度不像医疗界那么高，半导体制造业或是五星级饭店的服务都努力追求零错误，航空业也力争把操作错误的发生率降低到十万分之一以下，且这些错误大都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然而，病人比飞机更具有独特性，也更复杂。医学也不是生产线，更不是产品目录，它比人类涉足的其他任何领域都要复杂。过去20年来，从认知心理学、基因工程到灾难研究，都让我们深刻了解到一个事实：不仅每个人都会犯错，而且每个人都常常会犯错。如果犯错后我们的行为模式不做相应调整，依然我行我素，那么不但不能消除错误，反而会一发不可收拾。
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瑞森(James Reason)认为，人类大脑有着了不起的思考能力，有时会凭直觉去做事。在遭遇前所未见的情况时，感官会传来各式各样让人应接不暇的信息，我们可以迅速过滤这些信息，当机立断，不浪费一点时间。不过这个优势有时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使人们在某些方面特别容易犯错。因此，如果一个体系的正常运作必须依赖人类完美的表现，那么很多错误就会伺机冒出。
在医疗中，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就拿开处方这个常规程序来说，记忆力和专注力都很重要——偏偏人类的记忆力并不可靠，也常常会开小差。不可避免的是，医生会开错药或用错剂量。即使处方笺上写得完全正确，药师在拿药的时候也可能因看花眼而拿错药。此外，厂商在生产医疗器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人类操作中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免不了会有许多潜伏的错误。像心脏电击器这种没有设计标准的仪器，医生在使用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同时，工作量太大，或是现场混乱，医疗团队成员沟通不足产生误解，这些都可能成为医疗体系中的潜伏错误。
23、很多专家认为分析错误并不能改善医疗过失的发生。在发生一连串事件的时候，医生只是最后必须出来承认错误的人。研究错误的专家认为，如果出错，应该仔细检讨、改善过程，而非检讨个人过失。因此，他们希望医疗走向专业化，就像企业一样追求单一产品的品质。目前已有成功的例证，如疝气修补技术炉火纯青的肖尔代斯医院，再如全美国的麻醉科因采取这样的方针而卓有成效。
24、倘若我真的犯了错误，有很多理由可以让我避免被吊销执照或被送上法庭，但这些理由并不能让我原谅自己。不管设想得如何周到，医生还是难免会犯下各种错误。要求我们做到完美实在不合情理。然而，我们自己千万不能放弃对完美的追求。
25、（“我”去参加年会一一美国外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所见所想）
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一个乏人问津的小摊位，摊主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摊位前。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的咖啡色西装，脸像月球表面般凹凸不平。众人不断从他身边掠过，没有人停下脚步来看看这人到底在卖什么。这里没有电视屏幕，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灯光设计，也没有送高尔夫球这样的小礼物。走近一看，原来这个摊位叫“知识”，店名只是用纸打印好了贴起来，摊位上摆着几百本外科古籍。
基于同情，我驻足翻看了一下看了之后才惊觉此地原来是个宝库：这里有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在1867年发表的论文，详述那革命性的无菌手术，还有美国外科大师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Halsted)的科学论文集初版以及1955年发刊的世界器官移植会议论文集，另外，还有1899年的外科手术器械目录，200年前的手术教科书以及公元12世纪犹太籍医生迈蒙尼德( Maimonides )写的一整套医学教科书的影印本，甚至还有美国南北内战时期北方军队的一位外科医生在1863年写的日记。这些让我如获至宝。之后，我就一直在此研究，直到晚上才离开。
翻阅这些泛黄、脆弱的书页，我觉得自己终于发现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整个年会中，厂商的展示馆自然不用说了，就连在演讲厅里，我也总觉得被人当成了猎物。的确，新药、新器械有其真正、久远的价值。但是厂商太注重花哨的外表，让人看得头晕目眩，反而忽略了其真正价值。“知识”这个小摊位不但让我回顾起医学史上的每一个里程碑，也让我心生敬畏。
26、
有一次，有个穿着休闲外套、40来岁的人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几乎打从他坐下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说，他来自密歇根州的一个小镇，那里只有3500人，也只有两位外科医生。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则在离他80公里外的一个地方。他们什么事情都得做：给车祸伤员做手术、治疗胃溃疡穿孔、切除阑尾、医治大肠癌、乳癌，偶尔甚至还要去接生。他已经在那个小镇待了20多年了。
这位外科医生和我父母一样都是印度移民。我也向他讲了一些我父母的故事。30年前，我父母决定从俄亥俄州的阿森斯和密歇根州的汉考克两地中选择一地定居，并在那里当医生。他们在11月搭乘飞机抵达汉考克时，发现积雪已达1米，快要没到腰了。裹着印度纱丽的母亲一下飞机就决定放弃汉考克，转往俄亥俄州。
我旁边那位医生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他说：“没那么冷吧？”我们天南地北地闲扯，从天气说到孩子，又说到我的住院医生训练，还说到他想买一套腹腔镜。坐在我们前后左右的人都跟我们一样，聊得很起劲。有人为了职业棒球赛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或是对政治高谈阔论各抒己见；有人斗志高昂，有人垂头丧气。在车上，还有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医生告诉我们中国医疗的现状；之后我跟弗吉尼亚大学的外科主任又讨论了一下解剖方法；克利夫兰的一位住院医生向我推荐了一些不容错过的手术影片。
我想，这就是公关人员所谓的建立关系网络。我们渴望与人接触，也希望找到一种归属感。也许，我们都是为了一些实际的理由而聚集在此的，像是学习新知识、了解新器械、追求地位、凑学分或是忙里偷闲。但我认为这里有更重要的因素，理所当然地吸引着我们。
医生属于一个孤立的世界，一个不断流血、不断实验、不断切开人体的世界。我们是活在病人群中的少数健康人。因此，我们很容易被孤立，就连我们的家人也很难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住院医生训练结束之后，你就要准备好定居在“睡眼村”这种没几个人知道的鬼地方，或是寒冷的密歇根北部，当然也有可能待在车水马龙的曼哈顿。病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来，手术一台接着一台做。到头来，你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好不容易成功完成胃癌手术，而这种喜悦却不知道该跟谁分享。病人术后因并发症死亡，又有谁了解你的感受？你一个人面对家属的指控、谩骂，一个人为了医疗赔偿跟保险公司据理力争。
然而，每一年，我们都会不远千里地来到这个地方。在这儿，你会发现同伴，他们也许正向你走来，也许就坐在你的右边。主办人称，这次的年会是外科医生的大会师。的确如此，在这几天内，我们形成了一个大联盟。
27、
医生要通过严酷的医学训练，本来应该比大多数人更坚强、更从容、更抗压，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医生也有酗酒的问题，并且不比其他职业来得少；另外，由于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药物和麻醉剂，医生更有可能出现药物滥用的问题；而且医生也会生病，也会变老，也会因为心情不好而态度冷淡，或者因为某些问题而心不在焉，这时去医治病人就很容易出错。我们常以为医生出错是个别案例，比如一个行医40多年的医生可能偶尔出现一两次差错。然而，根据统计，在所有的在职医生中，3%~5%的人并不能尽职地医治病人。
医学界对问题医生的处置有一套公开明确的方法：同事们联合起来，尽快驱逐有问题的医生，不要让他们继续危害病人，同时必须向主管部门举报，吊销问题医生的行医执照。然而，这种惩处措施很难实行，因为很少有医生会去主动举报自己的同事。
28、对于举报同事这种事情，不举报的原因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负面原因是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袖手旁观很容易，何必费力气去搜集证据、砸人家的饭碗？正面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少有人忍心这么做。试想，有个你认识多年的老同事，技术不差、人品不错、心地善良，他因为吃止痛药上了瘾，或是因为手术时开小差而疏忽了对病人的治疗。这时，你只会想帮这个医生，而非毁了他的职业生涯。可是要帮助他谈何容易？只能悄悄地去帮，私下里帮。这是出于好意，但结果通常不是很好。
29、高尔夫球名将杰克·尼克劳斯(Jack Nicklaws)上场前一定会在口袋里放三个硬币；乔丹穿着芝加哥公牛队队服时，里面总是穿着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队的蓝色短裤；如果乐团成员有人穿黄色的衣服，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就会拒绝登场。对公众人物来说，迷信似乎是生活的一部分。职业棒球选手的迷信程度是最高的。纽约大都会棒球队(New York Mets)的投手图克·温德尔(Turk Wendell)为了获得好运气，上场的时候总会戴一条兽牙项链，从不穿袜子，绝不站在制球线上，而且每一局结束就必须去刷牙。1999年他与大都会签合约时，坚持要120万美元9毛9分的年薪。他告诉记者：“我就是喜欢99这个数字。”
30、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千奇百怪的题目都有人在研究。我找到的那篇研究报告刊登在1993年的《英国医学期刊》上，研究人员以伦敦的一个社区为研究对象，比较13号星期五和6号星期五这两天因车祸受伤住院的人数。尽管13号星期五路上的车比6号星期五少，然而在13号星期五那天因车祸受伤的人却比6号星期五那天多了52%。作者的结论是：“13号星期五这天不吉利，所以人们最好还是待在家里，尽量减少外出。”然而，待在家里就不会出现意外吗？作者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自己，这样的研究只有一个，而且只是针对一个社区做的研究，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那天车祸事故会特别多，用随机变量理论就能轻松解释。
然而，人类常常会相信一些毫无道理、子虚乌有的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即使是碰巧出现的事情，我们也常常认为是“经过特别安排的结果”。统计学家威廉·费勒(William Feller)就描述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军密集轰炸伦敦南区，有人发现这个区域有些地方常常被炸，有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被炸过。有人就借此发挥，说这些从未被炸过的地方一定是德军间谍的藏身之处，德军轰炸时才会刻意手下留情。然而，费勒对炸弹落点进行统计后发现，轰炸的地点完全是随意选取的。
31、北卡罗来纳的行为科学家唐纳德·多西(Donald Dossey)根据研究调查，估计全美国有1700万~2100万人得了“13号星期五恐惧症”。这天，有人会请假不去上班，有人延期搭机，即使谈大生意也要拖后几天。每年，因为这个黑色的星期五，经济损失高达7.5亿美元。
32、
有很多人相信月亮的魔力。1995年的民意调查发现，有43%的美国人相信人类的行为会受到月亮的影响。有趣的是，心理卫生专业人员比起普通人更相信这点。好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虽然文化信仰不同，人们都把月亮和疯狂联系在一起。当然，月亮圆缺的周期性使得人类情绪随之上下起伏，这个观念似乎要比13号星期五的效应听起来更有道理。科学家一度认为，这种生物的周期性是无稽之谈，但现在大都认同季节会影响情绪和行为这个说法，而且人都免不了有昼夜规律，也就是说生物体的各种生理机能，如体温、警觉性、记忆和情绪会因昼夜变化而有所不同。
我在电脑上继续搜索，找到了上百篇有关月亮与人类行为的文章，最让我好奇的一篇是发表在《澳大利亚医学杂志》(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上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长达5年，追踪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一家医院里药物中毒或企图自杀的病例。在这期间，这家医院总共住进了2215个药物过量或企图服毒自杀的病人。研究人员要研究的是，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和月亮的周期到底有没有关系？另外，这跟一个人的星座或生辰八字是否有关？报告指出，正如每个人所想的那样，服毒自杀的概率跟星座无关，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处女座或天秤座，这种倾向就会比较严重。生辰八字也是一样，看不出跟自杀率有任何关系。然而，研究结果证明，女人在满月之时服药自杀的比例要比在新月的时候少25%。
令人更惊奇的是，其他类似的研究居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996年有篇报告研究的是法国多尔多涅地区10年来的自杀率，作者用妙趣横生的英文下了这样的结论：“法国人在圆月时死得少，在新月时死得多。”另外，以俄亥俄州凯霍加郡和佛罗里达州戴德郡为对象的研究也发现，在月圆之时，自杀率较低。至于月圆是否有快乐效应，从而使得自杀率下降，这些研究并没有证实这点。就算心理状况和月亮的周期性有关，关联性似乎也很小。
研究人员也调查了其他一些事件与月亮周期性的关系。有人翻阅了警察局的记录本，看看月圆时的报警电话是不是比较少；有人咨询了精神科医生，研究月圆时病人是否更不容易出现状况；也有人统计了月圆之时，一些常见的疯狂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否比较小。我还注意到有人研究了月圆时看急诊的人是不是变少了。结果，没有人发现月亮和这些事件有明确的关联。
33、
我确信，在我值班的那个晚上，不管月亮是圆的还是方的，不管大家认为那个星期五有多么的不吉利，出状况的概率其实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两周后，这一晚终于降临了。我在下午6点整准时步入急诊室。我突然发现，这天急诊室里人满为患，白天值班的住院医生已经疲惫不堪，然而还有很多病人等着我来处理。我一进急诊室，就来了一个脸色苍白、浑身是血的车祸伤者。根据警察和紧急救护人员的说法，原来这个年轻人和女友逛街时身上带着枪，结果看到警察时拔腿就跑，上了车，一脚油门踩到底。警察追了上来，由此展开一场大追逐，最后以撞车收场。
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的工作就没停下来过。我简直累死了，一整晚忙个不停，连找两分钟坐下来歇歇腿的时间都没有，好像有永远都处理不完的病人。
“今天是13号星期五。”护士抱怨说。
我刚想说，研究结果表明，其实灾祸跟日期并没有什么关联。然而，话还没说出口，呼叫器又响了。又一个全身是伤的新病人来了。
34、长期的背痛已经成为员工请长假的最主要原因，仅次于感冒。事实上，背痛在当今美国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然而没有人能解释这是为什么。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背痛是物理因素造成的，即脊椎压力过大。现在甚至已经有了“背部训练学校”，专门教授提起重物的正确姿势等。然而，现在体力劳动者数量逐年减少，受背痛困扰的人却不断增加。
35、
如果背部状况不能预测是否会存在长期背痛的问题，那么什么才能预测呢？也许是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比如感到寂寞、官司缠身、被训斥或对工作不满等都可能会引发背痛。但医生和病人都不愿承认这一点。
翻开医学史，你会发现有不少人一直想解开疼痛的谜题。勒内·笛卡儿早在300多年前就曾试图做出一个解释。他认为，疼痛完全是一种身体现象：组织受损使得某些神经受到刺激，神经纤维再把神经冲动传到脑部，疼痛的感觉就产生了。笛卡儿说，这种现象就像拉了拉绳索，敲响了大脑中的警钟。笛卡儿这个说法影响深远，已经深入人心。20世纪疼痛研究的焦点就在于寻找与疼痛有关的神经纤维和神经传导路径。
医生遇到抱怨这里疼、那里疼的病人时，通常会采用笛卡儿的观点，把疼痛视作身体组织受到伤害的表现。于是，医生就会为病人从头到脚地检查一番，查看病人的椎间盘是否破损，有没有骨折或是感染，检查病人是否长了肿瘤，然后想办法把出了问题的地方治好。不过，这种解释显然不够严谨。
3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亨利·毕阙(Henry Beecher)曾针对伤势严重的士兵进行了一项研究，现在这份研究报告已成为经典著作之一。毕阙发现，在伤兵（受伤种类包括复杂骨折、中弹、肢体残缺等)当中，58%的伤兵只觉得有一点疼，甚至感觉不到疼，只有27%的伤兵需要药物来缓解疼痛，但如果是一般百姓伤成这种程度，没有止痛药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毕阙认为，伤兵对疼痛的忍耐力会这么高，显然和心理因素有关。这些伤兵因为保住了一条命而欣喜若狂，这种狂喜抑制了疼痛信号的传导。由此可见，疼痛的传达路径相当复杂，并不是一条简单的单行道。
37、1965年，加拿大心理学家罗纳德·梅尔扎克(Ronald Melzack)和英国生理学家帕特里克·沃尔(Patrick Wall)提出了闸门控制理论。他们认为，在疼痛信号传送到大脑之前，在脊髓中必须经过一道像是闸门一样的东西。闸门可以控制疼痛信号的传导，使得神经纤维无法直接将疼痛的神经冲动传送到大脑。而事实上，研究人员真的在脊髓背角处找到了这个“闸门”。这个理论解开了某些谜题，比如脚痛的时候，为何按摩可以缓解甚至消除疼痛？那是因为按摩可以把信号传送到脊髓背角，关闭控制疼痛信号传达的那道闸门。
38、
梅尔扎克和沃尔最惊人的假设是，这道闸门不仅能阻止感觉神经把信号传到大脑，同时也能阻断来自大脑的信号。换句话说，拉动了绳索，警钟不一定会响，而且警钟本身（也就是心灵）可以让响声停止。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很多研究人员纷纷着手研究情绪、性别和信仰会对疼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找了一些芭蕾舞者和大学生进行了一个实验。实验方法很简单：你把手放入和体温差不多的水中两分钟左右，以此作为感觉标准。两分钟后再把手放进一盆冰水中，开始按顺时针的方向旋转。当你开始觉得疼的时候，把时间记录下来，这就是你的疼痛阈值。当你觉得疼得受不了，不得不收回手的时候，再把时间记下来，这就是疼痛耐受度。为了避免受伤，双手放在冰水中的时间不能超过120秒。
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女学生平均16秒就开始觉得疼痛，在37秒的时候便觉得疼得受不了。女舞者的疼痛阈值和耐受度几乎是女学生的3倍，同样，男舞者的疼痛阈值和耐受度也比男学生高出许多。这种差异要怎么解释？也许这与芭蕾舞者的心理因素有关吧。专业舞者无论是自我修炼、体能还是竞争心理都特别强，也比较习惯练习中的伤痛，这也就是他们即使扭伤了脚还能登台演出的原因。
关于疼痛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的疼痛阈值和耐受度要高，而有毒瘾的人这两项结果都低。另外，对疼痛的敏感度是可以通过训练降低的。目前已有惊人的数据证明，即使是最简单的暗示，也会对疼痛感产生较大的影响。
（疼痛阈值：个体能感知疼痛的最小刺激强度；疼痛耐受度：个体能忍受的最大疼痛强度）
39、
有一项研究是以500个牙科病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在这些病人中，有人注射的只是镇静剂，但医护人员告诉他们，打这一针可以减轻他们的疼痛，这些人果然不会觉得很疼；而有些人注射的也是镇静剂，但医护人员对他们什么也没说，效果就大打折扣；有些病人其实已经注射了麻药，但医护人员没有做任何说明，效果甚至比不上只注射镇静剂但得到暗示的病人。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在疼痛的过程中，大脑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有时也主动参与其中。现如今，每一本医学教科书都告诉我们，闸门控制理论不只是理论，而是事实。
闸门控制理论融合了笛卡儿的观点，即当你感觉到疼痛时，其实就是组织受伤后信号由神经纤维传送到大脑的结果，但闸门控制理论加上了这一点：大脑也能控制传送伤害信号的闸门。
40、（幻肢疼痛）很多病人在截肢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会感觉被切掉的手或脚还在，而且还有疼痛感。事实上，手或脚已经不在了，闸门已没有神经冲动要控制了，那又怎么会感觉到疼痛呢？绳索和钟锤已经都没有了，但那警钟似乎还在响个不停。
41、
当初提出闸门控制理论的梅尔扎克，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放弃了众所周知的闸门控制理论，改为支持这个新理论。这个转变令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但梅尔扎克提出了一些数据，告诉大家疼痛或其他感觉并不是大脑被动的感受。受伤的时候，神经信号在传输时的确会通过脊髓这个闸门，但真正产生疼痛感的是大脑。即使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大脑也能产生疼痛感。梅尔扎克做了个假设：假如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把你身体其他部位都摘除了，只剩下一个脑子装在罐子里，你仍然可以感觉到疼痛。事实上，你所有的感官感受仍然存在。
根据这个新理论，疼痛和其他感觉都是大脑中“神经调节系统”作用的结果，就像是CD播放器上的按钮。你感觉到疼痛，是因为大脑中产生疼痛感的神经模组正在运行，就像你按下CD播放器的“播放”键一样。疼痛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反应，包含的不是一种特定的感觉，而是由肌肉运动、情感变化、注意力的集中程度和全新记忆等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感受。
这样想想，脚趾踢到东西这样的事情似乎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从新的疼痛理论观点来看，来自脚趾的信号必须经过脊髓的闸门，再加上来自大脑的各种信号，比如要将记忆、愿望、情绪和注意力等许许多多的因素汇集起来才会触动脚趾疼痛的神经调节系统。有些人也许可以消除身体上受到的一些刺激，不会注意到脚趾踢到东西，那就不会觉得疼痛了。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梅尔扎克的理论让人大吃一惊的是，脚趾明明没有踢到东西，神经调节系统却同样会运作，使得脚趾感到疼痛，就像踢到东西一样。
42、这种有关疼痛心理学的新理论，为疼痛药理学的研究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对药理学家来说，治疗慢性疼痛的终极目标就是研发出一种比吗啡还要强效的药剂，并且没有副作用（成瘾、昏昏欲睡和运动障碍）。如果疼痛是由神经系统的过度反应引起的那么只要研发出一种可以抑制神经系统反应的药物，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疼痛科医生开一些抗癫痫的药物给病人使用。这些药物可以调节大脑神经元，降低神经元的兴奋性。
43、
事实上，某些长期疼痛看起来像是一种社会流行病。
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很多上班族，特别是电脑操作人员，都有手臂突然疼痛的经历。医生的诊断结论是“重复性疲劳伤害”，简称RSI。这不是简单的抽筋疼痛，而是严重的长期慢性疼痛，而且症状会越来越严重，疼痛感也会越来越强烈。这类患者平均每年一般会请两个多月的病假。（RSI，包括手腕神经压迫症、脊椎神经伤害、颈部及腰部僵硬酸痛等。一一译者注）
面对这些手臂疼痛的病人，医生找不到疼痛原因，查不出病人身体究竟是哪个部位有损伤，因此也无法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然而，这种手臂疼痛的患者越来越多，就像是一种流行病。到了1985年，患有这种病的人数达到了一个峰值。在澳大利亚的两个省，某些产业内有30%的工作人员都出现了RSI的症状，但其他一些产业的员工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引发这种病症的原因是否和工作环境有关呢？是不是重复性的动作引起的？还是因为工作设备不符合人体工学？然而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因素和RSI的病因没什么关联。而且，这种病症只盛行了一段时间而已，到了1987年几乎销声匿迹。90年代末，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甚至抱怨RSI病例少到没法做研究。
与此相比，长期背痛则是挥之不去的病痛。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很难去追查这种病痛的社会因素，更不用说文化因素了。目前有几个研究表明，婚姻幸福或是对自己工作满意的人，患严重背痛的可能性比较小。另外，从统计数字来看，从不同医生处得到的诊断证明越多的人，以及可以领到伤病保险金的人，长期背痛的症状会更严重。以澳大利亚为例，很多研究人员认为，RSI的诊断证明和澳大利亚政府早期发放的RSI伤病保险金就是引发RSI流行的两个主要因素。医生不再开这种诊断证明，RSI也不可以领取保险金的时候，这种病症就会突然减少了。此外，媒体一开始的大肆报道让社会大众对这个病症更加关注，很多工作设备也得到改善，而RSI这种流行病却有增无减。近些年，在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与工作相关的流行病，例如“反复压力伤害”和“反复性动作疾病”。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目前大家仍争辩不休，结论很难统一。
从身体上找不出什么毛病的病症不只有背痛和手臂疼痛。研究结果表明，很多慢性疼痛的形成原因和社会脱不了干系，如慢性骨盆腔疼痛、颞下颌关节综合征和长期的压力性头痛，等等。
44、针对慢性疼痛，比较人性化的治疗方法通常是详尽地为病人进行身体检查，然后再了解病人所在的社会环境是否有问题。慢性疼痛往往不是因为我们身体本身出了毛病，而是我们身体外面的问题。从疼痛的新理论来看，这个层面的影响最惊人也最为深远，疼痛似乎也上升为一种政治问题了。
45、
恶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听起来像是头奇怪而可怕的野兽。医学院的课程往往会跳过或是草草带过这个问题。然而，呕吐感却是会让病人上医院求诊的第二大不适症，仅次于疼痛。许多药物典型的副作用就是恶心。很多接受外科手术的病人，在麻醉过后清醒之时往往会呕吐，因此手术恢复室的病床旁通常会摆上一个呕吐盆。很多化疗病人也被呕吐感的阴影笼罩，一致认为这是化疗中最痛苦的部分。60%~85%的孕妇有害喜的现象，1/3怀孕的职业女性曾因恶心呕吐、身体不适而请长假，在1-000个孕妇中大概会有5个因害喜严重而体重大幅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妊娠剧吐症”。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舟车劳顿之时都领教过恶心头晕的滋味。对宇航员来说，坐太空船当然免不了会头晕目眩，只是很少有人提及这方面的问题罢了。
关于呕吐感，最特别的一项研究结论就是，人人都对其厌恶之极。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大思想家西塞罗曾说，他宁可被杀死，也不要忍受晕船的折磨。恶心不是一时难受而已，而往往会折磨得人永生难忘。不少女性忘了当年生产时如何痛得死去活来，但对害喜那种恶心的感觉却记忆犹新，一想到就怕，有些人甚至怕到不敢再生孩子。恶心就是如此特别的感觉。在英国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小说《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中，狱方为了让凶残成性的主角阿利斯改邪归正，让他接受了一种特别的治疗，结果只要他想到性与暴力，就会反胃想吐。德国有些城镇也执行过类似的处罚手段。根据1843年的一份手稿所记载，他们把犯罪的青少年关在一个摆在小镇外的箱子里。警察高速旋转箱子，直到观众看到他们吐了为止。
对生物体来说，恶心呕吐这种可怕的生理反应似乎是一种本能。吃了有毒或腐坏的食物，我们就会吐出来，这样才能排出体内的毒素。对恶心感觉的记忆也会阻止我们再度吃下同样的东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服药、接受化学治疗或全身麻醉之后通常会有恶心呕吐的反应：剂量虽然经过小心控制，但药剂本身还是具有毒性的，因此身体会排斥它。
46、
其他引发恶心呕吐的因素就很难解释了，但科学家开始注意到，这种自然的反应还是很合理的。拿害喜为例，你可能认为成长中的胚胎需要营养，害喜让孕妇恶心呕吐、吃不下东西，对孕妇的身体健康和胎儿的生长发育不利。但根据进化生物学家玛吉·普罗菲特(Margie Profet)在1992年发表的著名研究报告，害喜其实有保护作用。她指出，对一般成人无害的食物往往会危害到胚胎。例如，所有的植物都会产生毒素，于是我们的身体演变出精密的解毒系统，因此植物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接受。但是这些系统还不能完全去除有毒的化学物质，胚胎又很敏感，即使是微量的化学毒素都不能接受。比如，马铃薯中毒素的含量尽管对母体无害，但会使动物胚胎的神经系统出现异常。爱尔兰人喜欢吃马铃薯是出了名的，其脊柱裂发生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也许这和他们好吃马铃薯有关。
普罗菲特认为，害喜可能使胚胎避免自然毒素的伤害。她指出，女人之所以在怀孕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面包和谷物这种清淡又不容易腐坏的东西，而对含有较多毒素的食物，像是苦的、辣的或是不太新鲜的鱼肉敬而远之，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种理论可以解释为何害喜多发生在怀孕初期——这正是胚胎器官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对毒素最敏感的时候。与此同时，这个时期胚胎的热量需求很小，光靠母体储存的脂肪就够了。整体来看，怀孕害喜程度比较严重的孕妇要比程度轻微或不会害喜的孕妇的流产率低一些。
48、
那么，晕动病（因晕车晕船等引起的不适感）又有什么好处？这就很难解释了。1882年，哈佛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察觉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耳聋者不会晕船。自此，大家就把研究焦点放在了前庭系统上。科学家认为，剧烈的摇摆、震动会过度刺激这个部位，大脑因此产生信号，引发种种神经失调的症状，如恶心和呕吐。
但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生理学家查尔斯·奥曼(Charles Oman)则认为，这个理论仍存在不足之处，很难去解释所有的现象。比如我们在跑步、跳跃或者跳舞的时候都不会晕眩，但如果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动作，像是在游乐园坐的过山车，就会让人头晕想吐。另外，坐车或坐飞机会令人产生晕眩恶心的感受，但是开车或开飞机时就很少出现这种状况。而有时，完全静止不动也会令人产生眩晕的感觉，像是进入虚拟空间或观看3D电影引起的晕眩感。奥曼发现，最容易让宇航员眩晕的事就是观看同伴头朝下飘浮在空中的情景——观者自己会有身体颠倒的错觉，会顿时觉得头晕、恶心。
研究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感知的动作和我们预期的动作相反，我们则会产生眩晕的感觉。例如，第一次搭船的人如果感觉脚下不再踏实地踩在地上而是起起伏伏的，就会觉得晕眩；戴上头盔进入虚拟空间的人明知自己的身体是静止不动的，却看到自己的身体上天下地，也会觉得天旋地转；而自己开车就不会这样，因为行进速度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并且可以感受到自己身体的移动。简而言之，晕动病是没有预料到的动作带来的晕眩感。
为什么未预料到的动作会让人产生如此难受的感觉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那个概念：恶心呕吐是保护身体免受毒素侵害的本能机制。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在更新世(距今164万年至1万年前)，人类还没有机会体验坐车、坐船这种持续、被动的摇晃状态，这种眩晕的感觉通常会出现在吃了迷幻药以及喝醉酒的人身上。因此，眩晕引起的恶心呕吐可以说是现代生活的副产品，这与身体本能排斥毒素的防御系统有关。然而，这个结论不像害喜的理论那样容易解释，而且并没有依据去证明这个结论。此外，焦虑、看到鲜血或目睹别人呕吐都会引起呕吐感，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让人信服的解释。
49、
我们通常认为恶心和呕吐是同一种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恶心和呕吐有很大区别，在大脑中是由不同的区域控制的，因此，有些止吐剂可能对治疗恶心有效果，但不能治疗呕吐，反之亦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呕吐和恶心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记得有个六年级的小学生有一种特殊本领，可以随意控制呕吐。他用不着挖喉咙就可以吐出来，而且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种“特异功能”叫反刍症，可以使人在吃下食物后不久就吐出来，而且不会有任何恶心的感觉，相反，也可以让人在头晕恶心到了极点时不呕吐。所以，能够止住呕吐的药不一定能消除恶心的感觉，然而有很多医生和护士并不了解这一点。例如，医护人员对枢复宁评价很好，但病人并不觉得它有多么神奇。枢复宁这类药物确实对化疗病人呕吐的情况有所改善，但病人还是会感到不舒服或恶心。
科学家对化疗病人的恶心呕吐现象进行研究后有了惊人的发现——化疗病人向来是科学家们研究恶心呕吐的主要对象。研究人员发现化疗病人的恶心呕吐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急性恶心呕吐，在使用某种化学药剂后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内出现恶心呕吐感，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会持续太久。很多化疗病人在一两天之后又会产生恶心呕吐的感觉，这就是第二种，延迟性呕吐。在接受化疗的病人中，有1/4的病人在接受药物注射之前就会出现预期性的恶心呕吐，这是第三种。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的莫罗把这三种形式的恶心呕吐的特点记录下来，发现一开始病人急性呕吐得越厉害，就越容易出现预期性呕吐。化疗做过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引发预期性呕吐。有时，病人看到护士拿药过来，就会条件反射呕吐，后来只要看到护士的身影就会呕吐，甚至有时开车经过医院也会作呕。
当然，这些反应类似《发条橙》中描述的心理治疗的症状。这种心理反应或许是造成延迟性呕吐（包括害喜）的关键性因素。延迟性或预期性的呕吐一旦形成习惯，即使是再强效的止吐药也无用武之地。根据莫罗等人所做的研究，只有像催眠或深度放松等行为疗法才可以大幅改善呕吐的状况。然而，这种行为疗法并非对每一个病人都有效。
50、
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医学中对抗恶心呕吐的武器还很老旧。很多人正在被恶心呕吐折磨着，他们表示，如果能消灭恶心呕吐感，花多少钱都没关系。于是制药厂投入数百万美元，希望能研发出效果更好的新药。以默克集团(Merck)为例，他们已研发出一种颇有潜力的新产品，目前叫作“MK-869”。这类新药叫作“P物质拮抗剂”。默克宣称，此药用于临床忧郁症患者效果不错，因此备受瞩目。（P物质，由神经细胞释放的物质，能把疼痛相关的脉冲传至中枢神经。一一译者注）
这个研究结果具有重大意义，原因有两个：首先，这种药物可以同时改善急性呕吐和延迟性呕吐；其次，它不但可以减轻呕吐的症状，还能消除恶心的感觉。在接受化疗后的5天内使用MK-869，多达49%的病人的恶心感消失。
51、所有的药物都是有局限性的，只会对一些病人有疗效。即使是MK-869这样的强效止吐新药，也只对半数左右的化疗病人有效。(至于MK-869能否减轻害喜的症状，由于医学伦理和法律限制，药厂通常会避免让孕妇参与新药的人体试验，因此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答案。）迄今为止，还没有像吗啡对付疼痛那样的特效药可治疗恶心。然而，临床医学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专业学科，即减轻治疗法，它有着不俗的表现。这是个很完美的计划，试图以科学手段减轻病人的苦痛。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做到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竟然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法。
52、
减轻治疗法针对的都是生命快走到尽头的病人，它致力于提高这些病人的生活品质，而非延长他们的寿命。或许有人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但很多证据表明，从事减轻治疗法的医生、护士或社工为那些病人做了不少贡献。病患到了这个时期常常受疼痛的折磨，还会感到恶心。有些病人由于肺部功能很差，经常会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来；有的病人得的是不治之症，身心受尽折磨。减轻治疗法的专业人员给了这些病人很大的帮助。他们通常会认真看待这些病人的痛苦，把这些痛苦作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和其他医护人员截然不同。一般的医生或护士只会把病人的痛苦看成一种症状，当作疾病的一种反应，目标还是治疗疾病本身，因此只会检查身体是否出了什么问题。如果阑尾发炎，就做手术切除它；如果是骨折就复位、固定；要是肺炎的话，就用抗生素来治疗。我们认为这就是在为病人解除痛苦。但病人的痛苦通常并不是做手术、吃药就可以解决的，恶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通常，恶心并不是一种病症，而是一种正常反应，比如搭乘车船或怀孕，或是化疗、使用抗生素以及接受全身麻醉等情况都会引起恶心、呕吐。这时，病人即使没有任何疾病，仍会觉得很痛苦。
想想生存的意义吧。当病人住院的时候，每4个小时，护理人员就会来到病床边查看病人的生命指征——包括体温、血压、脉搏和呼吸速率，以帮助医生了解病情。全世界的医院都是这么做的。的确，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临床检查数据得知病人的身体情况，但是不一定能看出病人的问题出在哪儿。减轻治疗法提出，应该将“痛苦”（病人不舒服的程度）作为第五个生命指征。减轻治疗法引起的争议迫使医生们不得不正视痛苦这个问题，让医生们了解自己在缓解病人痛苦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另外，由于减轻治疗法的兴起，也出现了更好的治疗手段。例如，病人在严重恶心或疼痛难忍的情况下通常会抵抗治疗。减轻治疗法的专家发现，最好在症状不严重的时候，甚至在症状出现之前就进行治疗。因此，在搭车乘船或化疗之前可先使用止吐剂，防患于未然。
也许减轻治疗法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出了症状和痛苦的区别。如埃里克·卡塞尔医生(Eric Cassell)在《受苦的本质与医疗的目标》(The Nature of Suffering and the Goals of Medicine)一书中指出，对某些病人来说，只要了解他们痛苦的来源，以不同的角度来看痛苦，或者只是接受我们无法完全征服自然的事实，就能控制痛苦。尽管药物没有作用，医生还是可以帮助病人。
53、
人究竟为什么会脸红？是皮肤反应还是一种特殊情感？或是一种血管表现？科学家还不确定如何来形容这个现象。脸红现象是生理和心理问题的结合体。一方面，脸红是非自愿的、无法控制的外在表现，就像长青春痘一样。另一方面，脸红也关系着思考与情感等心理因素。马克·吐温曾写过这样的话：“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或者说，只有人类需要脸红。”
人们往往认为脸红仅仅是内心羞愧的外在表现。例如，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就认为脸红是由于性欲受到压抑。然而，达尔文在1872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不是羞耻本身引起了脸红，脸红是裸露身体或受到羞辱时的本能反应。他写道：“当一个人感觉自己犯了错误时，即使不是什么要紧的错误，也会感到羞愧难堪，但可能不会脸红。然而，如果他发现有人知道他犯的错时，就会立刻脸红，尤其在发现他错误的是他讨厌的人时。”
然而，如果我们在意的只是羞辱的感觉，为什么当我们听到别人赞美的时候也会脸红？为什么当别人为我们唱生日歌的时候我们也会脸红？为什么当我们注意到有人盯着我们看时也会脸红？几年前，两位社会心理学家珍妮丝·坦普尔顿(Janice Templeton)和马克·利里(Mark Leary)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脸部温度感应器放在被试的脸上，然后在他们面前放一面单面透视镜。随后，把镜子慢慢移开，原来镜子的另一边坐满了观众，一直在看着他们。实验进行时，有一半时间观众是戴着墨镜，的，另一半时间没戴。奇怪的是，只有当观众取下墨镜，被试在看得见观众们的眼睛时才会脸红。
54、
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脸红会产生一些连锁反应？脸红本身是羞愧引起的，但却可能引发难为情、困惑和精神不集中。达尔文曾努力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他猜想可能是由于大脑中的血液流过面部的关系。
为什么人类会有这种生理反射？有一个理论说，脸红是害羞的外在表现，就好像笑是快乐的表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反应只会出现在身体可见的地方（如脸部、脖子、胸部上半）。事实上，不一定要通过脸红才看得出一个人难为情。研究结果显示，在你面红耳赤之前，旁人可能就已经看出你不好意思了。脸红需要15~20秒的时间才会到达顶点，而大多数人在不到5秒的时间内就能察觉到一个人是否感到不好意思。他们在一个人眼神转移的刹那便会看出端倪：通常那人先是往下看，然后再往左看，或是在半秒到一秒钟之内露出羞怯、不安的表情。由此可见，脸红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表现害羞。
然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同另一个说法：极度害羞可能不仅仅是伴随脸红产生的反应，而就是引起脸红的原因。这个概念听起来还算能够接受。人们讨厌难为情的感觉，所以当我们难为情的时候，我们会尽可能把它隐藏起来。然而，难为情还是有其存在的重要性。我们对别人的看法很敏感。难为情表明一个人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与此同时，这在其他人看来是一种请求原谅的表现。难为情让我们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如果脸红会使这种敏感度提高的话，那脸红对人类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55、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是身体机制出了问题才会脸红的。他们这样形容脸红：夸张、突如其来，而且令人羞愧万分。曾经有人告诉我，甚至自己在家看电视时，看到电视里的人脸红，他也会不自觉地脸红。
另一个人也有同样的困扰，他是位神经科专家，就是因为容易脸红，才不得不离开临床医学，转而从事研究工作。即使这样，他仍然没有摆脱脸红的困扰。他从事大脑遗传疾病的研究，由于研究成果显著，邀请他演讲的人不断，请他上电视做节目的人也络绎不绝，而脸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次，他不得不躲在办公室厕所里，以逃避CNN记者的采访。还有一次，他被邀请做研究报告，面对的是世界前50的顶尖科学家，其中包括5位诺贝尔奖得主。通常遇到这种状况，只要把灯一关，放幻灯片就可以了，但这次的情况不同。一开始就有人不断向他抛出问题，这位脑神经学家立刻变得满脸通红。他支支吾吾了好一段时间，然后慢慢退到讲台后面，偷偷按了呼叫器的开关。他低头看了一下呼叫器，并对众人说他临时有急事，不得不先走，对此他很抱歉。之后，他一整天都躲在家里。这个人是研究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专家，他却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种综合征并没有正式的官方名称，有人称之为“严重脸红”，也有人叫它“病理性脸红”。粗略估计一下，大约有1%~7%的人存在这种脸红的问题。他们和大多数人不同。一般人过了青春期之后就可以慢慢地摆脱脸红的困扰，但是病理性脸红的患者年纪越大脸红反而越严重。
56、（治疗“病理性脸红”的手术）
这个手术叫作经胸腔内窥镜交感神经切断手术（简称ETS)，目的是切断交感神经系统中的一些神经纤维。这些神经纤维能调节一些我们无法用意识去控制的生理现象，像呼吸、心跳、消化、出汗之类，当然也包含脸红。20世纪初，医生开始尝试用交感神经切断术来治疗一些疾病，比如癫痫和一些眼疾。那个时候，实验性质占大多数，对病人可说弊大于利。但医生发现交感神经切断术对两种病症有明显效果：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无法接受手术的病人，这种手术可以帮他们解除心脏绞痛的症状；另外，患有多汗症的患者，如手掌多汗或头脸容易大量出汗的病人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治疗。
以前，要做交感神经切断术必须打开胸腔，因此很少有人选择这种治疗方法。近几年来，可以通过内窥镜来做这种手术，不必打开胸腔，因此手术切口也很小。瑞典哥德堡的医生注意到，不少多汗症的病人进行手术后，不但解决了出汗的问题，也不会再脸红了。1992年，他们为少数几个长期生活在脸红阴影下的病人进行了手术，效果出奇好。他们向媒体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之后因脸红问题而上门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1998年以来，已有3000多个病人在瑞典接受了这种手术来解决病理性脸红问题。
57、（新闻主播艾莉莎做了手术之后......）
除了家人，艾莉莎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手术的事，可是她的同事很快就注意到了她的变化。电视台制作人告诉我：“她说和她爸爸去度假了，回来后却像变了一个人，真是太神奇了！看到镜头前的她是如此的落落大方，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不久之后，艾莉莎就跳槽到了另一家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报新闻，成为当家女主播。
只要剪断几条神经，就能让她改头换面。身体上的一个微小变化居然能使人脱胎换骨、宛如新生，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艾莉莎笑称她的脸红为“红色面具”，但这个面具严重影响到了她的内在情感，阻挠她实现梦想。揭掉面具，她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但以前爱脸红的那个自己到哪里去了？那个受到一点点指责就觉得羞愧万分的自己呢？艾莉莎慢慢发觉，原来的自己仍然存在——即使脱胎换骨之后，她仍然十分在意别人的眼光。
一天晚上，她和一个朋友一起吃饭。她向这个朋友坦白了手术的事。除了她的家人之外，这个朋友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然而，他听完后却感觉十分震惊：她居然为了消除脸红而做手术？！他说，这么做简直就是虚荣的表现。艾莉莎回忆着他说的话：“做你们这一行的人为了往上爬，真是不择手段。”
那晚，她一路哭着回到家，既感到愤怒，又觉得羞愧。她怀疑自己这么做是不是错了。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里，她越来越相信自己是个骗子。她说：“手术的确扫除了我在职业生涯上的障碍，但是利用这种非自然的手段达到目的，我惭愧万分。”
她越来越担心会有人发现她做过手术。有一次，有一位同事好奇地问她是不是减肥了，才会变成这样。她无奈地笑了一下说没有，然后就不再说什么了。“记得有一个周末，电视台为员工举办了郊游野餐。我心里一直担心，拜托，今天千万不要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脸红了。”她发现自己像过去一样感到难为情，只是现在不是为了脸红而难为情，而是为了不再脸红而难为情了。
在摄影机前，她也因为这件事而不能专心工作。1999年6月，她接手了新工作，但她有两个月的时间去调整。在这两个月中，她越来越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重新回到荧幕上。那年夏天，她和其他工作人员去邻镇，报道当地因强风暴雨而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工作人员让她站在摄影机前练习。她确定自己看起来不错，但就是觉得不对劲。她说：“我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几天后，她辞职了。
辞职后的一年里，她都在自我挣扎，不知道要怎么正常生活。她不愿与任何人来往，整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快被沮丧淹没了。然而，慢慢地，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尽管心里有一万个不情愿，她还是向朋友和以前的同事坦白了手术的事。令她感到惊讶的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支持她的决定。2000年9月，她甚至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的社团组织——“红色面具社团”——宣传有关脸红的信息资讯，并为脸红患者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说出了心中的秘密后，她终于摆脱了困境，继续前行。
或许有人想知道，她的困扰到底是生理还是心理因素引起的。这个问题就像“脸红是生理反应还是心理反应”一样，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答案。我问过艾莉莎，她是否后悔做过这样的手术。她说：“一点也不。”她甚至说手术是“她的救星”，不过，她也补充道：“但是大家应该知道，手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手术结束后还有一堆问题需要面对。”她已经不再为脸红而感到不安，而且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她无法完全摆脱脸红问题。
58、
胃绕道手术是减肥的特殊疗法和终极手段，在我参与过的手术中算是最神奇的一种。
这种手术就是把胃囊人为缩小，然后再将胃和空肠连接在一起，绕过部分小肠，所以叫胃绕道手术。这个手术并不是为了治疗任何疾病，也不是为了修补任何身体缺陷或部位损伤，只是为了控制一个人的食量。近年来，这种手术越来越受欢迎，单是1999年这一年，在美国就有45000个肥胖病人做了这种胃绕道手术。到了2003年，接受这种手术的病人多达90000人。
59、
一想到食欲，我就会怀疑人类对自己的主宰力。我们相信意志力。在一些简单的事情上，我们很容易就能做出选择，比如要坐还是要站、是否开口说话、是否要吃一块饼干等。但是，对于胖瘦问题，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想瘦就瘦。看看人类的减肥史，几乎全都以失败告终。无论是什么减肥方法，是流质减肥法、高蛋白质减肥法、葡萄柚减肥法、区域减肥法、阿特金斯减肥法，还是前白宫健康医疗顾问欧尼许医生倡导的素食高纤减肥法，虽然都有立竿见影之效，但很难保持长久，很快就会反弹。199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专家小组回顾了过去几十年的减肥研究报告，发现90%~95%的人在减肥后一年内，减下来的体重会反弹1/3到2/3，不到5年，就会完全恢复到原体重。
为了帮助病人减肥，医生真是绞尽脑汁，例如：用金属线把病人的颚骨绑起来，使得病人不能张口吃东西，只能进食流食；在病人胃里植入气球；大面积切除身体脂肪；甚至不惜开颅，利用神经外科手术破坏病人位于下视丘的饥饿中枢。即使这样，依然不能保证病人瘦下来。以颚骨捆绑法为例，这的确可以使体重大幅下降，但是有些病人依然可以在牙关紧闭的情况下大量进食流食，还有些人则会在颚骨松绑后反弹。人类经过长期不断进化，可以忍受饥饿，却无法抵抗美食的诱惑。
注：
区域减肥法，生化学家巴利·西尔斯(Barry Sears)提出的以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减肥法，将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控制在40%以下，蛋白质与不饱和脂肪则各占30%，而一般人日常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占将近55%~60%的比例。
阿特金斯减肥法，罗伯特·阿特金斯(Robert Atkins)提倡的吃大鱼大肉减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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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惨的减肥史中，只有一种人不用费很大力气控制自己的体重，这种人就是儿童。依据4项随机研究，一群6~12岁、极度肥胖的儿童接受了一项简单的行为训练，先是每周一次的课程，一段时间后每月一次，训练共持续1年。10年后再度对他们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很少有过度肥胖的问题。显然，儿童食欲的可塑性很大，成人的食欲则比较难控制。
除此之外，进食的速度也可以决定是否会存在肥胖的问题。通常，我们的过量进食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吃得慢，但吃得久。普－威综合征的患者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一种遗传异常引起的疾病，由于下视丘异常，导致患者不会有饱肚感。虽然这类患者吃东西的速度很慢，通常只有常人的一半速度，但是会一直不停地吃。有的患者在找不到食物的情况下甚至会吃垃圾或宠物饲料。除非他们拿不到食物，否则会不断地吃，直到变得极度肥胖。
另一种情况更常见，就是进食速度太快，即科学家所说的开胃效应。食物能触动我们嘴里的感受器，信号传到下视丘，我们就会加快进食的速度。只要舌头接受到一点点脂肪，嘴里的接收器就会促使我们吃得更快，在肠道的感受器发送叫停的信号之前，食物已经吃进去了。东西越好吃，我们就吃得越快。这时，我们不是咀嚼的频率很快，而是咀嚼的次数比较少。法国研究人员发现，为了吃得多、吃得快，咀嚼时间会随之缩短。在每种食物被吞下之前，咀嚼的次数变少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狼吞虎咽。
嘴和肠胃传来的信号是相互冲突的，一个人的下视丘和脑干会对此进行判定，这种判定将决定一个人的胖瘦。
有些人没吃多少东西就觉得饱了，另外一些人，开胃效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关于这种控制机制，这些年有不少相关的研究调查，并且成绩斐然。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像是来普汀和神经肽Y这类荷尔蒙的浓度会随着体内脂肪的多少而有所起伏，从而影响胃口。然而对于这个机制，我们目前还知之甚少。
61、
1998年，有篇医学报告描述了两个患有严重失忆症的病人白瑞和罗伊。这两个人就像电影《记忆碎片》(Memento)的主人翁莱昂纳多回一样，可以很正常地和你进行交流，但是一旦有事让他们分心，他们就会完全忘记刚才你们之间的谈话，甚至不记得跟你说过话。（白瑞得过病毒性脑炎，而罗伊是癫痫患者，已有20年的病史。）
宾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保罗·罗辛(Paul Rozin)以这一两位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记忆与吃东西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连续3天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不断给白瑞和罗伊送来各种食物和饮料。每天，白瑞都会全部吃光，罗伊则会剩下一些。用餐结束后，研究人员会把餐盘拿走，过了10~30分钟左右之后又端来同样的食物，并告诉他们：“吃饭了。”这两个人则忘了刚刚已经吃过了，又开始大吃特吃。再过10~30分钟第三次送来食物。这两人听到“吃饭了”，就又开始吃了。有时，罗伊甚至可以吃4顿。不久以后，罗伊终于表达不想再吃的意愿，说他的胃“有点胀”。可见，罗伊胃部的感受器在发挥作用。这个研究显示，一个人即使刚刚吃饱，但因为失忆，会忘记自己刚刚吃过东西，单凭社会情境（看见有人拿食物来）就可以激发食欲。
你可以想象出大脑中有几种不同的力量在相互竞争，有一种力量会让你觉得饿，另一种力量却让你感觉饱。你的味觉接收器、嗅觉接收器以及视觉刺激都让你对面前的食物垂涎三尺，然而你的胃肠感受器会告诉你：“够了！”你体内的来普汀和神经肽Y会向你反映出你储存的脂肪是过多还是不足。你的社会经验和个人经验也会告诉你，到底应不应该再吃一些。这些机制中一旦有一个出了问题，就会给你惹出大麻烦。
62、
研究表明，胃绕道手术成功的病人通常都有这种经历。有一个做过胃绕道手术的女病人告诉我：“我还是常常感到饿，但不同的是我会顾虑更多。”她说自己的内心也出现过米莉那种自我对话：“我问自己：‘我真的要吃这么多吗？＇我会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自我监督。”对很多人来说，这种自我控制并不局限于吃东西。他们变得更加自信，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有的人甚至会因为一点小事与人发生冲突。研究发现，病人在手术后的离婚率比较高。米莉就是，手术后没过多久，她就和丈夫离婚了。
根据陆续发表的研究结果，大多数接受胃绕道手术的病人至少可以在一年内减掉超出标准体重部分的2/3(一般在45公斤以上)，而且可以长期保持手术后的成果。一项长达10年的追踪调查可以证明，病人术后平均体重增加的幅度在5~9公斤。另外，病人减肥成功之后，健康问题也少了很多，如心脏衰竭、气喘、关节炎等疾病的罹患率都降低了；更令人惊讶的是，原来有糖尿病的人，80%因为减重成功而痊愈了。
63、根据已发表的研究报告，接受胃绕道手术的病人中约有5%~20%会反弹。这些失败的例子让人不禁感叹，减肥路上到底有多少困难呢？就拿减肥手术来说，八成以上的病人术后不能再吃很多了，吃多了就会觉得胃痛，食欲因而降低，但是手术还是可能会失败。研究人员迄今为止仍然找不到可以解释造成这结果的原因，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减肥失败。
64、
最近，减肥手术令人忧心忡忡，并不是因为它的失败，而是由于它的成功。长久以来，减肥手术就好像外科手术的“私生子”。进行这项手术的专家，也就是所谓的“肥胖专科医生”，常常要面对很多批评与质疑：既然有那么多减肥方法，为什么一定要采取手术这种特殊的手段呢？有些减肥手术医生在重要的外科研讨会上发表报告时，常常会受到激烈的批驳。减肥手术医生也觉得，其他领域的外科医生不仅对他们的病人投以鄙夷的目光（认为这些病人不单有心理问题，还有道德问题），甚至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抱以不屑的态度。
时过境迁，美国外科医学会(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现在已经认可肥胖医学是一门专科领域。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也发表声明，为胃绕道手术立案，认为这是治疗病态肥胖唯一有效的方法，不仅不会反弹，而且对健康也大有帮助。大多数的保险公司也支持这项手术。
医生的态度也有了180度大转变，从不屑转变成鼓励，有些医生甚至请求严重肥胖的病人接受胃绕道手术。在美国，过度肥胖者并非少数。据统计，在美国成年人中，有500万人属于“病态肥胖”，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BMI)旦在40以上；还有超过1000万人刚好在“病态肥胖”的门槛上下。如今，每年因病态肥胖做胃绕道手术的人差不多是心脏绕道手术病人的10倍。
病人太多，现有的专科医生根本应付不过来。美国减肥手术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Bariatric Surgery)总计只有500个会员，他们都是胃绕道手术的专家。病人通常要等好几个月才能预约到时间接受手术。减肥手术这么盛行而且利润丰厚(有些手术费竟高达2万美元)，不免衍生出一些问题。大批医生投身减肥外科手术的行列，有的已接受过专业培训，但技术还未纯熟；有人甚至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却也在为病人做这项手术。更复杂的问题是，有些医生不遵从标准手法，自己创造新方法，如“十二指肠置换术”或是“长臂绕道术”，也就是利用腹腔镜进行胃绕道手术。
65、胃绕道手术如此流行，最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社会现状。在我们的文化中，“肥胖”和“失败”是等同的，人人都对快速减肥法抱有兴趣，不惜任何代价想要快速瘦身。医生通常是为了病人的健康着想才建议病人接受减肥手术的，但很多病人是为了摆脱肥胖带来的羞耻感才不顾切接受手术的。在当今社会，不少人看到肥胖的人，尽管嘴上不说，眼神也会透露出“你怎么会让自己胖成那样”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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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你已经到了病态肥胖的程度，却不愿接受手术，在别人看来是很不理性的。曾经有一位158公斤重的女士告诉我，当她对医生说自己不想接受减肥手术时，医生立刻严肃地告诉她不做手术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听过不只一个要做心脏手术的病人说，医生为她进行手术的前提是她必须先做胃绕道手术减肥。有些医生甚至会告诉病人，不做减肥手术就没救了。做了减肥手术就能治好病吗？我们不敢打包票。我们只知道，尽管这项手术对减肥和健康都很有成效，但还没有研究显示这项手术的危险性和死亡率也下降了。
我们对减肥手术的担心与疑虑并非空穴来风。正如凯斯西储大学研究肥胖的专家保罗·厄恩斯伯格(Paul Ernsberger )对我说的，很多做胃绕道手术的病人只有二三十岁。他这样说：“一次减肥手术的效果是否可以维持40年或更久?还没有人知道。”由于病人每日必须服用维生素，他也担心长期营养不良的问题。动物实验已经证明，这种做法将会增加得肠癌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医学的进步是清楚明了的，但世事往往会背离我们的期待。每一种新的疗法都有我们不了解的地方。对社会和病人来说，可能很难决定要不要接受某种新的疗法。也许将来会有更简单、更彻底的手术可以解决病态肥胖的问题；也许科学家会发明一种新的药丸，使人不会觉得饿。目前，胃绕道手术是已知唯一的有效减肥手术，然而关于减肥手术还存在很大争议，而且我们目前还有太多的领域未涉及，起码还得再研究一段时间。如今，就走一步算一步吧。各地的医院都在兴建肥胖手术中心，订购更坚固耐用的手术台，训练专业的减肥手术医生和相关工作人员。大家都在期待着有一天会出现更新、更好的减肥方法，淘汰目前的做法。
67、
近几年来，已经很少有医生要求死者的家属同意做尸体解剖。然而，《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觉得有必要向不做尸体解剖的做法“宣战”。根据最近的统计数字，在所有的死亡案例中，接受尸体解剖的案例不到1/10，很多医院甚至已经放弃做尸解了。
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20世纪的医生都很积极地为死者做尸体解剖，而且这还是不知道经过多长时间的努力争取才实现的。尸体解剖这种做法虽然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但翻开整部人类历史，在20世纪之前，尸解都是极为少见的。宗教人士大都不赞同这种做法，除非是统治者规定的。根据史书记载，罗马医生安提斯提乌斯是最早做法医尸解的人。他在公元前44年为被刺杀身亡的恺撒大帝做了尸解，记录表明他身上有23处伤口，包括最后胸口上那致命的一刀。1410年，天主教会下令医生为在职未满一年就身亡的教皇亚历山大五世验尸，调查他的死因，想看看是不是继任者的阴谋。结果没发现任何证据。
在近代，倒是宗教人士发起了第一次尸体解剖。1533年7月19日，医生为西班牙岛(现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对胸腔以下相连的连体姐妹的尸体做解剖，看看她们有一个灵魂还是两个。这对连体姐妹出生后，牧师把她们当作两个个体，为她们洗礼。后来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牧师这么做是不对的。岛民口中的这个“连体女魔”结果在出生后的第八天死亡。大家决定请医生来做尸体解剖，以查明连体女婴的死因。做解剖的是一个名叫卡马乔的医生，他发现这对姐妹虽然身体的一部分相连，但两人身体内各自的所有器官一应俱全，因此判定她们各有自己的灵魂。
68、
即使是在教会约束并不严格的19世纪，大多数西方人还是不愿让医生为他们的家属做尸体解剖，以确定死因。尸体解剖只能私下做。有时，医院里的病人刚断气，医生就会马上采取行动，往往家属还来不及反对；甚至还有人会等到死者入土后再去挖坟，这种行为到20世纪初还有。为了保护死者，有些家属会在漆黑的夜晚在坟地守候，直到天明。还有家属会把大石块压在棺木上。1878年，俄亥俄州有家公司甚至售卖炸弹棺材，如果有人图谋不轨、想要挖坟的话，就会引爆炸弹。然而，医生还是执着于这种行为。由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编写、1906年出版的《魔鬼辞典》(The Devil's Dictionary )中是这样描述“坟墓”的：“死者躺在这里，等着医学院学生前来取走他们的身体。”
直到20世纪初，柏林的鲁道夫·魏尔肖(Rudolf Virchow)、维也纳的卡尔·罗基坦斯基(Carl Rokitansky )和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等医界巨子们提出应该支持尸体解剖，才转变了大众的看法。他们说，这个做法有利于发现真相，尸解可以使医生找出肺结核的原因，也可以让他们找到治疗阑尾炎的方法，还可以证实阿尔兹海默症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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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尸体解剖可以使医生避免前人所犯的错误。如果没有尸体解剖，医生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诊断是错误的。当时有很大一部分的死亡案例都找不出死亡原因，尸体解剖使真相大白，让死者的家属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了解自己家人的死因——这可能是最让人心服口服的解释。
除此之外，由于医生在医院做尸体解剖时十分小心谨慎，使死者保有尊严，因此舆论也就不再妄加评论。久而久之，不向死者家属要求尸体解剖的医生反倒会引人怀疑其专业素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北美，尸体解剖已经成为病人死亡后的一个常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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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想要进行尸体解剖为什么那么困难呢？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死者家属的反对。根据最近的研究调查，大多数死者家属同意尸解。相反，过去为了尸体解剖不择手段甚至盗尸的医生现在几乎绝迹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不可告人的原因，像是保险公司不支付费用、医院要省钱所以并未认真治疗，或者医院想掩盖医疗过失的证据。换句话说，尸体解剖一旦盛行起来，医院就亏本了，而且治疗不当致死这种事也就瞒不住了。
但是，我猜测尸体解剖不再盛行，还有另一些原因，比如21世纪医学技术的发展成熟。我没有向马修的遗孀请求尸体解剖，不是为医院省钱，也不是怕暴露医疗疏失，而是因为我认为出现疏失的可能性简直太小了。如今，我们有电脑断层扫描、超声波、核子医学、分子检验等先进武器在手。当病人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们已经确切知道死因了。尸体解剖等于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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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诊致死，之后又通过尸体解剖翻案的例子多吗？我本以为这种例子应该很罕见，顶多有1%或2%吧。但是1998年和1999年的三个调查研究表明，这种案例大约占40%。有一项针对尸体解剖的大型研究下了这样的结论：1/3的误诊病人如果得到恰当的治疗，应该可以存活。曾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任编辑的医生乔治·伦德伯格(George Lundberg)提出的事实更令人吃惊：至少从1938年以来，尸体解剖揭露的误诊率至今都没有任何改善。
为什么会这样呢？近些年来，医学诊断的技术与设备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不是吗?然而，在死亡的病例中，居然每5个就有2个的死因被误诊。这样的比例实在令人震撼。几十年了，我们仍然停滞不前。哈佛的医生做了一项简单的研究，看伦德伯格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他们到医院调阅了1960年和1970年的尸体解剖报告，找出误诊致死的病例。那时电脑断层扫描、超声波和核子扫描等先进科技还没有出现。然后，再查看1980年的报告，这时上述设备的应用已相当普遍。研究结果发现，在误诊致死这一方面的确没有什么改善。无论在哪个年代，病人的死因可以这么归类：有1/4的致命感染、1/3的心脏病发作和将近2/3的肺栓塞。但在诊断时，真正的死因却都没有找到。
就大多数的案例而言，医疗设备的好坏并不是关键问题，而是医生在一开始时脑海里的诊断就是错误的。也许有先进的设备可以运用，但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