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保罗·拉法格《女性问题》
法文标题：La question de la Femme
译者：杨毅
根据 La?question de la Femme, par Paul Lafargue, Paris, édition de?l'?uvre nouvelle, 52, Rue Gay-Lussac, 52, 1904 翻译
（译文观点不代表译者立场，仅供读者参考）
一、
资产者曾经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女性必须待在家里，并将她们的精力都奉献于监管家务、照顾丈夫、制造与哺育孩子。早在那资产阶级诞生并成型的古代社会，色诺芬尼就已经描绘了他的女性理型（idéal）之轮廓。但是，如果这种理型，几个世纪以来因其适应经济繁荣的条件曾被认为可能是合理的，那么它现在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幸存，因为这些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女性的驯化，以她们被多功能家务填满并耗尽所有精力为前提；然而，最重要、最繁重的家中劳动——纺羊绒和亚麻、编织、裁制衣物、洗衣、制作面包等等，如今由资本主义工业来承担。它还有一个前提，男性通过他带来的彩礼[1]和他的收入，满足家庭的物质需要；然而，在富裕的资产阶级中，婚姻既是资本的联合，也是人的联盟，并且女方带来的嫁妆常常要高于男方的彩礼[2]；而在小资产阶级中，家庭里的父亲的收入已经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致孩子——女孩和男孩——被迫在商业、铁路管理、银行、教育、文职等等之中挣钱；而新婚妻子继续在外工作，以补充夫妻的收入是很常见的，因为丈夫的薪酬无法满足开支。
因此，小资产阶级的女儿和妻子，和那些工人阶级的一样，加入了与她们的父亲、兄弟和丈夫的竞争之中。这种资产阶级曾通过将女性幽禁在家宅中，所避免掉的经济对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普及并加强；它还入侵了自由职业——医生、律师、作家、记者、科学家等等，这些男性为自己保留了其想象的应该永恒的垄断地位的领域。一如既往，工人们首先地从女性进入社会生产中得出了逻辑的推论，他们摈弃了匠人的理型——专注于家务的女性，代之以新的理型——女性是他们为提高工资与挣脱劳苦而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中的伴侣。
资产阶级仍未认识到，它的理型早已过时，必须改造它，使它适应社会环境的新条件；有嫁妆支撑她们与丈夫的平等的资产阶级夫人们是更加无法忍受的，从十九世纪上半叶起，她们就开始抗议在家庭中所受的贬低：她们反抗家中的奴役和判给她们的拮据生活，以及对她们的知识和物质享受的强行剥夺；最大胆的甚至要求自由恋爱，以及参加宣传女性解放的社会主义派别[3]。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曾有过天真的想法，认为他们可以用家庭的神圣利益来反对，以阻止女性主义运动。他们宣称，如果女性不再屈从于家务劳动、安装衬衫纽扣、修补袜子等等，这种利益就无法生存。女性就该献身于这些昏暗又无益的任务中去，这样男性就能自由地施展和炫耀他们杰出而优越的能力。这帮圣贤，在向反叛的女性资产者讲授对家庭的崇拜的同时，又歌颂那将女性从家中壁炉和婴儿摇篮中拔出，以对她们罚以工场的强迫劳动，而摧毁了工人阶级家庭的资本主义工业。
资产阶级夫人们嘲笑这些说教就像庄严的伪君子伦理一样痴呆，她们坚持自己的道路，并抵达了自己提出的目的。就如同古罗马和十八世纪的女贵族[4]一样，她们凌驾于佣人之上，摆脱了家务和哺育婴儿的烦恼，只为全身心投入梳妆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打扮最豪华的花瓶，以及推进生意。美国财阀的小姐和夫人们，已经到达了这类解放的最终限度，她们把她们的父亲和丈夫转变为供她们疯狂挥霍的百万积蓄。梳妆台并没有耗尽资本主义的女士们的所有精力，她们还在婚约上划一刀[5]来消磨时光，以确认她们的独立，并改善种族。《共产党宣言》指出，无数的有关通奸的、人身和财产分割的诉讼案件无可争辩地见证了，两性资产者激发出的对于婚姻之神圣纽带的尊重，而下流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不应附加这种纽带。
当小资产阶级的女儿和妻子们被迫自己谋生、补贴家用，而开始入侵商铺、管理部门、邮局和自由职业时，男性资产者们就已因谋生手段的如此收缩而倍感焦虑了，而女性的竞争又在一直缩减它。为男性辩护的知识分子，在谨慎考虑之下，没有重复已在富有的女资产者们那里遭受太多可悲挫折的伦理学家的说教，他们召唤了科学，他们用不可驳倒的、有着高高在上的科学性的理由证明：女性不能离开家务活，否则就违背了自然和历史的法则。他们心满意足地证明，女性是一种低下的存在，无法接受任何优越的知识文化，在她所从事的职业中，也无法拿出与男性竞争所需的注意力、精力和灵敏。和男性相比，她们的大脑体积小、重量轻、复杂度低，是“儿童大脑”；她们欠发达的肌肉没有攻击力和抵抗力；她们的前臂、骨盆、股骨颈部的骨头，总之，她们所有的骨骼、肌肉和神经的系统都只允许她们在家中进行常规活动。自然通过她们全部的器官指派她们去做男性的仆人，就像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卑劣上帝用他的诅咒将含米特人标记为奴一样。
历史为他们超科学的真理提供了响亮的证实，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断言这是在教导说，一直以来，不管于何处，女性都从属于男性，被关在房屋和女眷居室[6]里：如果这是她们过去的命运，那么她们未来的命运一定也是这样。奥古斯特·孔德，这位无比深刻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确切地如是声称。著名的小丑龙勃罗梭，则把他的驴腿子踢得更远。他严肃地断言，社会统计表明了女性的低下，因为女性罪犯的数量低于男性罪犯。沉浸于数据之中的他本可补充说，精神病患的统计数据指出了同样的低下。这样一来，伦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社会统计学和历史学永远地将女性和家中奴役绑在了一起。
二、
巴霍芬、摩尔根和很多人类学家修改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过去对女性的角色的看法：他们已经表明，在任何地方，先于那使女性服从男性的父系家庭的，是将女性置于首要位置的母系家庭。希腊人的语言记载了两种情况：在坚持母权制风俗的斯巴达人那里，持续称妻子为“? δεσποινα”（家庭的女主人、有权支配者），其他希腊人称其为“? δαμαρ”（被驯服的、被击败的）。奥德赛，在刻画瑙西卡时，使用的是“παρθ?νο? αδμη?”（未被驯服的女孩），也就是说，没有配偶，没有主人。法语表达里的婚姻之轭（le joug de l’hymen）[7]，保留了古老的思想。
与荷马相反，赫西俄德没有转述父权制的风俗，而是保留了宝贵的母权制家庭的回忆。他告诉我们，在其存在时：“男性，即便已是百岁，都住在谨慎（Κ?δνη）的母亲的身旁，他在她的房子里被喂食，像个大孩子一样” （Travaux et jours（工作与时日）， v. 129-130.）当时拥有“儿童大脑”的不是女性，而是男性：一切似乎都在事实上证明了，她们的智力是首先发展的。这种智力的优越，使其在埃及、印度、亚洲和希腊的原始宗教里对男性神化了，并且将艺术和手工艺（除了金属加工）的第一批发明都归功于女性神，而非男性神。在希腊，最初有三个远远早于阿波罗的缪斯女神，诗歌、音乐和舞蹈女神。“谷穗和面包之母”伊西斯和立法者德墨忒尔教会了埃及人和希腊人耕种大麦和小麦，并让他们放弃了吃人为食。女性在前父权制时期的男性和塔西佗所知的日耳曼人看来，就像是有着神圣和天命之物，“aliquid sanctum et proxidum”（ M?urs des Germains（日耳曼尼亚志）§ VIII），她们的谨慎和远见赋予了其这种神性的特质。我们是否可以推断，这种在经济环境尚不成熟时表现出来的智力优越是一种自然现象？
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女性的生命力优于男性。美国、英国和荷兰的人寿保险公司，他们的计算并不基于知识分子科学性的废话，而是基于死亡率表，他们向女性支付的终身年金比他们给男性的要低，因为她们死亡的可能性较小。这里是一个由美国和荷兰的公司为1000 法郎资金提供的终身年金的例子[8]：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男性过着更加多事的生活，更容易受到意外事故、疾病和其他死亡原因的影响。因此，女性的长寿并不能证明她们有机体的优越生命力，只能证明她们更少意外事故的生活的优势。
人口统计学的数据对这一异议作出了回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女性和男性的人数完美相称：每有 1000 名男性，在比利时就有 1005 名女性，法国有 1014 名女性，英格兰有 1062 名女性，苏格兰有 1071 名女性，挪威有 1091 名女性。然而，在这些是女性占优势的国家中，男性出生人数却过多； 就整个西欧来看，每 1000 个出生的女孩，就对应着1040 到 1060 个出生的男孩。如果说，尽管男性出生率更高，但仍有更多女孩存活，也就是男孩较高的死亡率，恢复了有利于女孩的平衡；那么，这种更高的死亡率便不能用男性更多事的生活来解释，因为它尤其发生在婴儿期，特别是头两年。除白喉和百日咳外，所有儿童疾病对男孩造成的损害明显大于女孩；从零到五岁，男性特别脆弱； 除了十至十五岁外，所有年龄段男性的死亡率均高于女性的死亡率。
女性的优越生命力也因其更容易复原生病的有机体而引人注目。三到十四岁患有贫血、早期结核、瘰疬和佝偻病的巴黎儿童会被寄往昂达伊疗养院(Sanatorium de Hendaye)，主任伊希伯（Iribe）先生观察到，六个月后，在他们被送回时，“女孩在体重、身高和胸部发育方面的进展要比男孩好得多，” 体重翻倍增加，而且通常更多。
疗养院的其他主任也指出了同样的事实。（Bulletin medical（医疗报告单）, n° 81-1903.）
女性无可置疑地比男性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古斯塔夫·卢瓦塞勒（Gustave Loisel）先生“曾研究过，这一差异是否存在于胎儿形态的生命中，以及可能的原因”他将他的研究结果交给了巴黎生物协会，协会在1903年11月6日的公报里发表了它们。
卢瓦塞勒先生使用了E·勒古（E. Legou）先生在巴黎的妇产医院对 72 个胎儿进行的 792 次称重和量体所得的数据[9]，并将 3、4、5 和 6 个月的胎儿平均体重相加，得到以下数据：
卢瓦塞勒先生说道：“因此，这些数字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在肾脏、肾上腺、肝脏、胸腺和心脏方面占优势：又因男性的身体总重量比女性大，这种优势就更加明显。”
现在，如果我们算出男性的总重量与较重器官重量之间的比例，我们发会现该比例仍然有利于女性：
因此，对于所研究的包括大脑在内的器官，女性胎儿的要绝对或相对地比男性胎儿重。卢瓦塞勒先生还根据胎儿的年龄研究了不同器官重量占总重量的比例；他制作了一张表格，我只保留了关于大脑的数字。
在第三个月时，也就是刚确定性别时，男性胎儿的体重低于女性胎儿，增长得更快；而从第四个月开始，大脑重量与总重量的比例总是对女性有利。
总之，卢瓦塞勒先生说，直到大约第四个月，女性胎儿的所有器官都比男性胎儿的重。而后，优势转移到男性，但确切而言，仅限于肺和性交生活的器官；另外，女性的心肌仍然更重。胚胎生命中实际为个体服务的器官在女性中仍更加发达。
现在，如果我们考虑到有利于女性的差异，尤其是在肝脏、心脏、肾上腺和肾脏方面，那么就会得出结论，女性有机体的更强生命力与其被更好地滋养和净化有关[10]。
三、
女性在出生时拥有的优越生理构造，确保了其在存活期间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这可能是她们在物种繁殖中所扮演的角色所需要的。这比男性的角色要更持久和费力——他们完成受精之后便不再参与，而女性的工作则开始，在怀孕期间和分娩之后要持续许多月份。原始女性哺育孩子两年或更久。雄性往往为自己的无用付出高昂代价：在交配之后，雌蜂会杀死雄性；而雄性蜘蛛必须赶紧逃跑，以免被更大更强的雌性蜘蛛吞食；在塞迦人（Sakaies）中，每年的米丽塔·安娜希塔节（Mylila Ana?tis）上，人们在巴比伦献祭刚刚与女祭司——她是亚述女神的化身——结合的英俊男奴。[11]这种血腥的宗教仪式应该是亚马孙式习俗的再现。
野蛮的、异族的生活，使女性可以从出生起，就保持和发展她的智力优势：每种性别都有其专门的职责。这就是分工的开端。骨骼和肌肉系统更强大的男性“作战、打猎、钓鱼和坐下”，澳大利亚的土著说道。他们认为其余的事都是女性的责任，其功能更应从事大脑活动。她们主管通常庇护百人以上的氏族的共同房屋；她们用毛皮和其他原料制备衣物；她们负责培植园地、饲养家畜和制作家用器具；她们保存、经济、管理、烹饪和分配一年中收集的植物与动物储备；还有，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尔基里和前荷马时代希腊的凯瑞斯，她们陪同着战场上的战士们，加入混战、接替伤员以及照料他们。她们的协作是如此受欣赏，以至于，据塔西佗说，在奇维里斯的领导下起义反对维斯帕先的野蛮人对罗马士兵表示怜悯，因为他们上战场时没有妻子的陪伴；还有柏拉图，和厄琉息斯密仪团的精英人士一样，受过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原始的教育，他让女性参加其《国家篇》中战士的战斗。
这些多重多样的职责，迫使女性反思、盘算、考虑明天和预料长远的未来，这必然会发展她的智力。颅骨学家还注意到，在黑人、澳大利亚人和红皮人中，两性的颅容量之间的差异很小；然而他们发现，这在文明民族中是增大了。女人对无忧无虑且毫无远见的野蛮男性来说是神。她们是谨慎而有远见的存在，掌管自己的生死命数。男人，用其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和获取的知识来杜撰他们的宗教，因此必须从神化女人开始：史前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的命运置于女神，摩伊赖（Μο?ραι）和帕耳开（Parcae）的控制之下，其名字在拉丁语中意为节俭、节约，在希腊语中意为在食物和战利品的分配中给每个人的的份额。
如果，我们让绚烂而诗意的希腊神话摆脱，古典时代和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学家与诗人负重其上和使其混乱的、被德国神话学家（法国和英国的神话学家也平淡无奇地效仿之）附上了自己最完美的混乱状态的象征、寓言、神秘...的刻意编造，它就会成为史前习俗的珍贵圣物箱，保存着旅行者和人类学家现在看到的，在非洲和新大陆的蛮族与异族中重现的风俗的记忆。神话传说为我们提供了，在进入父权时期之前的希腊人那里，有关男女智力相对价值的情况。
被荷马、赫西俄德和埃斯库罗斯称为“众神之父”的朱庇特，把女性神从奥林匹斯山赶走后，在那创立了已在人间被建立，并延续了几代人的父权制：宗教的天界总是反映人间的习俗，就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光。就像所有知道如何使用自己拳头的野蛮人男性（Illiade（伊利亚特）XV 228）一样，尽管朱庇特吹嘘自己是众神中最强的，并且为了驯服他们，他宝座旁边的两个仆人，力量和暴力，一直准备服从他的命令，但他的智力素质却几乎没有准备好取代主管着奥林匹斯家族的女性。为了弥补他所缺乏的能力，赫西俄德说他嫁给了 “人和神中最聪明的”美蒂丝。异族人和野蛮人，为了吸收一个敌人的勇气，会吞食他正在跳动的心。而朱庇特吞掉了美蒂丝，以吸收她的谋略、谨慎和智慧，因为她的名字在希腊语中具有多种含义——被视作是女性的特征的各种品质。
但是，如果我们依普罗米修斯对他做的糟糕恶作剧来判断，吸收看来是需要时间来完成的。普罗米修斯杀死了一头巨牛，并将其切成碎块。他把肉堆成一堆，用皮盖住，并在上面放内脏；而另一堆，是他巧妙地堆藏在脂肪包下的去肉骨头。“你把这些分摊得非常糟糕。”众神与人类之父对他说。 “无比光荣的朱庇特，最伟大的活神，拿取他的智慧建议他选择的那一份吧。”诡谲的普罗米修斯回答道。 天界之主只听从他的贪食，在奥林匹斯诸神的笑声中用双手举起那脂肪包；当他看到露出来的骨头时，他便勃然大怒。（Théogonie（神谱） 535 et sq.）这样的闹剧只在奥林匹斯天界上演，因为在人间，必须要诉诸类似的检验，以向父亲证明，他的智力并没有授权他在家庭和管理其财产上取代母亲的位置。
家庭与社会中的优越地位，在被男性用蛮力征服的同时，也迫使他们进行其不大习惯的脑力活动，并不断为他们提供发展智力的手段。与之相反，被 “驯服”（根据希腊语的表达）的女性，被封闭在家庭（她们在那的领导权已被剥夺）的狭窄圈子里，很少或根本不接触外部世界，并且看到她们所享有的发展手段几乎化为乌有。同时，为了完成对她们的奴役，提供给男性的知识文化对她们是禁止的。
尽管，这些束缚和劣势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已经到达极点，但女性的大脑仍然继续进化了：女性的智力从男性大脑实现的进步中受益，因为一个性别会将它获得的优点遗传给另一性别。就像某些品种的母鸡继承了公鸡中高度发达的距，在其他品种中，它们将夸张的冠遗传给雄性。达尔文对此说道：“幸运的是，在一切哺乳动物中间，更为广泛流行的是两性遗传均等的这一法则。否则，男子在心理天赋上的超越于女子就有可能像雄孔雀在翎毛装饰上的超越于雌孔雀一般。”（(DESCENT OF MAN — Sexual selection（人类的由来——性选择）, VIII et XIX.）[12]
但是，缺陷也会像优点一样从一个性别遗传到另一性别。如果女性从男性的大脑进步中受益，后者的发展也会因女性大脑发育的减慢而被延迟，这种减缓，是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智力活动产生的，而这正是男性所判处给女性的。追求一流后代的饲养者，会同样操心雌性和雄性的无缺陷；斗鸡爱好者同样重视对母鸡和公鸡的选择，他们只繁殖那些长距并有斗志的母鸡。我们可以说，自打从氏族共产主义走向财产私有制下的生活以来，人类只靠一个性别的努力在发展，而它的进化因另一个性别带来的落后而减慢。男性系统地剥夺女性在物质和智力上发展的手段，使其成为人类进步的减缓力量。
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和比较野蛮人、异族人的不同时期，我们便会不禁注意到，人类的心智在持续与显著地进步，因为女性和男性自由运用其形体与智力的才能，同样地有助于物种的进化。而这在人类一进入文明和财产私有的时期就减缓了，因为这样一来，在其发展中受拘束与牵制的女性，就不能以同样有效的方式对此作出贡献。让中国一千多年来萎靡生长的衰老停滞，只能归因于女性的退化，她们的脚被残忍地毁伤，以便被更狭小地监禁在女眷居室中。欧洲同样患有贬低女性的病症，因为尽管过去两千年来，物质极大进步，科学知识不断增长、积累非凡，但我们不能说现代文明人在大脑的功率和容量上超过了古典时代（从基督纪年前七世纪一直到四世纪）的希腊人。毫无疑问，维克多·雨果、左拉、一个业士或任何一个博士，他们的大脑中储存着大量实证而多样的概念，这是埃斯库罗斯、阿那克萨戈拉、普罗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所没有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及其同时代人在想象力和智慧上，要比几代伊奥尼亚和阿提卡人更丰富、多样和广阔，他们是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无与伦比的绽放和繁盛的工人、他们是历史的奇迹、他们沉溺于人们从未见过的精思妙想和诡辩哲学之悖论的放荡之中！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智者[13]提出、讨论并解决了唯灵论（spiritualiste）哲学和许多其他问题。然而，小亚细亚和希腊半岛的希腊人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摆脱野蛮状态。我们可以援引很多原因，来解释人类发展的停顿，但主要的是对女性的奴役。
四、
资本主义生产接管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大部分工作，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妻子和女儿收编进其制造业、商店、办公室和教育的雇佣大军，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它对智力的迫切需求使男性道德中可敬可畏的公理被搁置一边：“阅读、写作和计算必须全部成为女性的知识”。它还要求要像教授男孩那样教授女孩科学的基础知识。这第一步既然迈出，也就无法禁止她们进入大学了。这证明，被知识分子称为 "儿童大脑 "的女性大脑与男性大脑一样能够接受所有的科学教育。抽象科学（数学、几何学、力学等）的研究最先对女性开放，也是在那里，她们首次能够施展自己的智力。她们现在在攻克实验科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应用力学等），并且在美国和欧洲，涌现了一批与男性同步前行的女性，尽管她们幼年起的生活充斥着身体和精神发展条件的劣势。
资本主义将女性从家中壁炉拽出、扔进社会生产，并不是为了解放她们，而是为了比剥削男性更残忍地剥削她们；所以，它防止那些为把她关在婚房中而设置的经济、法律、政治和道德的障碍被推翻。被资本剥削的女性，既承受着自由劳动者的苦难，而且还戴着过去的锁链。她们经济的苦难加剧了。她们已不再由继续统治着她们的父亲或丈夫养活，她们必须自己谋生。并且，在“她们的需求比男人少”的借口下，她们的劳动得到的报酬更少，而当她们在工厂、办公室或学校的日常劳动结束后，她们在家里的劳动随即开始。母性，这一神圣的工作、最高社会职责，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可怕的经济和生理上的苦难的原因。女性的不可忍受的状况，对物种的繁衍是一种危险。
但是，这种无望和痛苦的局面宣告了她们奴役的结束——始于私有财产之建立的奴役，只能随着其被废除而终结。文明的人类在机械生产方式的压力下，正在走向一个以共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在其中，摆脱了束缚着她们的经济、法律和道德的锁链的女性，将能够自由地发展她们的身体和智力，就像野蛮人的共产主义时代一样。
为了禁止原始的滥交，并逐步限缩性关系圈，原始人除了性别分离外别无他法；我们有理由猜测，是女性主动提出了这种分离，而其随后被职责的专门化巩固和加强了。在社会上，这表现为每种性别特有的宗教仪式和秘密语言，甚至表现为斗争[14]：并且，在其具有暴力对抗的性质之后，它就导致了对女性的残酷奴役。不过，其随着两性经济领域对抗的普及与加剧，正在减少。但是，现代的对抗不会导致一个性别对另一性别的胜利，因为它是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的现象之一，而这种斗争，将在囊括了男性与女性的工人阶级的解放中找到它的解决方案。
生产技术倾向于消除行业与职责的专门化，并以专注和智巧取代肌肉性的努力；而且它越是完善，就越是在社会劳动中结合与混同男性和女性；它也将防止蛮族和异族保持的两性分离状况的回归。共有财产将使文明中的经济对抗消失。
但是，如果可以瞥见奴役女性和性别对抗的结束，并为人类设想一个身体和智力无比进步的时代，从而其繁衍将由肌肉和大脑高度发达的女性和男性来进行，那么，去预见自由而平等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性关系则是不可能的，他们将不会被肮脏的物质利益及其产生的卑劣道德所结合或分离。但是，如果我们根据现在和过去来判断，在生殖激情上比女性更猛烈、更持续的男性（在整个动物系列的雄性和雌性身上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将不得不“开屏”，展示他们全部的身体和智力素质，以征服女性情人。正像达尔文证明的那样，性选择在动物物种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除了极少数例外：大约三千年前，它在印欧人种中停止了。而如今，它将再次成为人类完善的最有活力的因素之一。
母性和爱情将使女性重获她们在原始社会所占据的优越地位，而这一记忆一直被保存在古代宗教的传说和神话里。
注释：
[1] 法语中男方给的彩礼和女方带来的嫁妆都是一个词"dot"。由于汉语中没有对应的概念，故译者根据语境翻译成对应的汉语词，原作者是没有区分的。——译者注
[2] 嫁妆曾在女性的历史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父权制初期，丈夫从女性的父亲那购买她（但如果丈夫因任何原因休了她并将她送回其家庭，父亲必须归还他的售款），然后，这笔购买她的款项将被送回并构成她的嫁妆（其父母按习惯会将嫁妆翻倍）。从妻子带着嫁妆进入夫家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再是他能够送走、卖掉和杀死的奴隶。在罗马和雅典，丈夫财产中的被抵押的嫁妆，在休妻或离婚的情况下，最好应该全额归还给她。欧里庇得斯的一个残篇中说道：“人们并不享受女性给家庭带来的财富，她们只是为了使离婚变得困难。”喜剧作家们嘲笑那些在嫁妆诉讼的威胁下，陷入对妻子的依赖的丈夫们。普劳图斯的一个角色对一个指责妻子的丈夫说：“你接受了嫁妆的钱，你出卖掉你的威信——主权。”富有的罗马已婚女性，傲慢到不把自己的嫁妆委托给丈夫管理。她们把嫁妆交给管家，管家有时会在她们身边担任另一种职务，那毒舌的马提亚尔说。
妻子通奸在法律上会导致离婚和嫁妆的归还，但与达到悲痛的极端相比，丈夫们宁可对其妻子的胡闹视而不见：在罗马和雅典，法律必须处罚她们，以提醒她们婚姻的尊严；在中国，人们用竹子打她们的脚底若干下。刑罚还不足以鼓励罗马男性抛弃他们通奸的妻子，为了提高男性的德性，法律允许那些揭露他们妻子的不忠的人保留部分嫁妆：当时有一些男性，只有预见到妻子的通奸才结婚。罗马的太太们，在监察官的妓女（她们不适用法律）名单上登记自己的名字，从而绕过法律。被登记的已婚妇女的数目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提比略治下的元老院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 "那些祖父、父亲或丈夫是骑士的太太进行身体买卖"。（）就像18世纪的贵族社会那样，女性的通奸在古代的罗马贵族社会中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进入了风俗之中，并被开玩笑地认为，是对婚姻的一种矫味剂和补充。——原注
[3] 1830年的圣西门主义宣言声称，圣西门的宗教是来“结束这种可耻的交易、合法的卖淫，其在婚姻的名义下，常常奉献于忠诚和利己、智慧和愚昧、青春和衰老的畸形结合。”——原注
[4] 原作者使用的是patricien和aristocrate的阴性形式，前者专指古罗马时期的贵族，后者则是常用的“贵族?”。——译者注
[5] 指违背婚约。——译者注
[6]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女性的专属住宅或房间，目的在于隔绝女性，类似于后宫。——译者注
[7] hymen是书面语的婚姻的意思，首字母大写Hymen即希腊神话中的婚姻之神，许门。据说作为凡人的许门从一群海盗中搭救了许多姑娘，但是条件是与其中一位结婚，而后被神化，成为婚姻之神。意义类似于“婚姻的枷锁”。例如，罗伯斯庇尔的《为德蒙乔小姐婚礼所作的诗》（Vers pour le mariage de Mlle Demoncheaux）中：一个太过让人羡慕的人，让你屈从于许门之轭下（Un mortel trop digne d’envie t’a soumise au joug de l’Hymen.）。见?uvres complètes de 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Texte établi par Eugène Déprez, Ernest Leroux, 1910, Première Partie : Robespierre à Arras (p. 226-227).——译者注
[8] 法国公司在不同性别之间不做区分，因为它们提供的年金非常少。法国最重要的La Générale公司，为1000法郎的资金提供的终身年金，对于50岁是64.20法郎，60岁是80.80法郎，70岁是118.50法郎，80岁是143.70法郎。同样，它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在1819年，其股票每股价值750法郎，而在去年的1月则标价31300法郎。——原注
[9] E·勒古，《关于胎儿发育的若干思考》，巴黎1903年出版。（E. LEGOU. Quelques considérations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 f?tus. Paris 1903.）勒古先生出于法医学的目的进行称重和量体。——原注
[10] 对蚂蚁和蜜蜂的最新观察倾向于认为，受精的卵会产生蚁后/蜂后和工蚁/工蜂，而未受精的会产生雄性，因此，其产生于不太复杂的卵。——原注
[11] 原作者使用的Mylila Ana?tis由两个部分组成，Mylila应该是源自希腊语转写的Mylitta，其指代的应该是宁利勒（Ninlil）。而Ninlil时常与伊什塔尔（I?tar）女神融合在一起。（参考：http://oracc.museum.upenn.edu/amgg/listofdeities/ninlil/）而Ana?tis应该是源自Anāhitā，Anāhitā又被混同于I?tar，故原作者将两词拼接起来的用法不难理解，但并未找到出现该拼接词的对应的文献。而塞迦人（Sakaies）和原作者所说的献祭习俗的关联尚待考据。——译者注
[12] 中译文源自《人类的由来》第十九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原作者标注出处提及第八章和第十九章，但是该语段全部出现在第十九章。——译者注
[13] 柏拉图并不被认为属于智者，此处应该是引用原作者笔误。——译者注
[14] A·W·豪伊特（A. W. Howit）在澳大利亚人中观察到一种崇拜性图腾的族群，他说，当作为一个性别之图腾的动物被另一性别的人杀死时，同一部族的女性和男性经常就会打架——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