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无从归聚：清末民初知识人的社会形象

　　与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相比，后科举时代的知识人已是一种明显不同的社会群类。但一千三百多年岁月留下的历史惯性，又使清末民初的知识人常常是在科举士人的反衬下显现自己的社会形象的。

　　一、学堂与社会否隔，学生与大众否隔

　　20世纪初年学堂替代了科举，而后是学堂和科举代谢，教育的重心便移到了城市；与之同时，又是授学的重心急速地移到了时人心目中的新学新知一面。19世纪末期，自命维新的龙璋在一封信里说：“今日之人才，究非钻研故纸者所能够陶冶”，他更相信的是“通英国语言文字者”和“通格致诸学者”之能够成为人才。与19世纪70年代薛福成列举的“英才”“通才”“将才”“译才”相比，前后之间的要义大略相同，但先起的论说见之庙堂奏议，后来的论说大半发为报章群鸣，在20世纪初年的新派人物中，已是一种主导舆论的共知共识。之后舆论支配变法，“英国语言文字”和“格致诸学”之类都成了学堂里的主要课目。但时至民国初年，世人熟视之后统而言之的，已是“近来中国之青年半生精力大半消磨于外国文字之中。若言专门学问，转置诸第二位”，之后叹为“真可慨也”。曾经的期望所寄，一变而为“真可慨也”，说明新学新知化为课目，直接得到的并不是期望中的人才。

　　与旧日士人和学问之间历久形成的关系相对比，以“半生消磨于外国文字之中”，而致不能以“专门学问”自立的“近来中国之青年”，显见得更像是一种学到一半，犹未长全的比无可比。然而就两者之各成一类而言，则出自新知新学的一方又无须长全，并志不在长全。严复说：“科举既废”之后，士类“进身无阶”，遂“出洋惟取于速成，返国悉趋于奔竞”；尝“亲见东游日本速成归国，持三四卒业文凭，昂然见长官，唾手月二三百金”，而“人人歆动，以为是固可从学凭得也”。稍后，吴文祺亦说：中国人之求学于学堂，“读英文的，想做洋行买办；学经济的，想做银行经理；学政治法律的想做官”。因此，“学术不过是手段，目的是别有所在。目的一达到，手段早已用不着了”。他们说的都是新学新知之化为利禄，尤比科举试士的时文帖括直接可行，所以更能动人动心。由此更进一层，以中国文化尤重学以成人，所以先重学以为己作对比，章太炎称：今日之“公私立学校，只知授学生以知识，而于做人一道，却少注意。学生缺乏道德修养，心灵锻炼，甚至只趋利禄之途，于气节德操少有顾及，安能望其成大才、肩大事”。学以为己，则能够自省，所以“科举时代底人，大概都晓得自己学问底不足，现在学校里底学生，差不多有自满的态度，这就是科举还出几个人才，学校不出人才的原因”。康有为说：“昔者以经义试士”，从之而学者“岂必尽行，然犹知怀耻也，今则举习经义之士，皆易而为学法律之人”，遂“日以争权利为事，而未尝有道德之存其心”。同样的意思，梁启超说：“我国学生，本亦寒素之士居多，惟近年来则纨绔之风大盛。衣食惟求精美，居处惟求安适，其最堪痛心者，则莫如求学之青年，奢侈放纵，既伤其德性，复伤其学业。”与这种随兴学而来的风气丕变相对称的，则是学堂内外“以新学自炫者遍国中，而忠于学问者无一人。学绝道丧一语，今日当之矣”。他们所看到的，都是新学新知为一世所推重之日，直接受新学新知染化的学堂中人，则内里的进德意识和力学意识皆太过稀薄，以至成学成人俱不能及旧日的读书人。这些文字以其各叙所见而又所见略同，大体地描画了学堂替代科举以后，新一代知识人初起之日的群体形象，其间的关注所及则由兴学育才的初旨移到了新一代知识人的人格一面。这些以新知识人为对象的评议说明：科举虽已停置，但一千三百余年里科举制度下形成的读书人形象，却依然是此日中国人心目中读书人应有的形象。因此新知识人虽然出于学堂而别成一类，但论人论事之际，则很容易被置于两相对照之中，以彼之长比此之短。

　　与这种大体描画之侧重人格相比，新文化运动后期恽代英由“中国教育便再不发达，何致会如此的没有人才，乃至一国许多事，都不能做？中国亦办了二三十年学校，多少总要成就几千几百人，这些人毕了业，便到哪里去了”发问，然后从“社会改造”说到“教育改造”，观照的也是出自学校的新知识人，而视野显然更大：

　　许多“盲目向上”的教育家，听见人家说教育是高尚、纯洁、根本改造社会的事业，便自命为他们是社会托命的人。然而他们的教育，除了糟蹋社会上的金钱，做房子，买仪器以外，低的只能给学生一些模糊影响的知识，高的只能为学生养成庸懦柔顺的品格。

　　之后是这种“盲目向上”的“教育家”一批一批地化育出与之同类同种的学生：

　　我看见许多好学生卒业以后，不但对社会无有益的贡献，对自身亦无合式的啖饭地方。只因他们在校的时候，全然不知社会情形，与某种职业实际的需要。一般当教师的，多直接或间接把外国的书本讲义裨贩传述下来，内容多少不合中国情形。这些教师，因为学问大了，地位高了，自己以为不必，而且亦不屑考察中国实际的情形。所以谬种相传，这种洋学堂的洋学生，卒业后只好在外国人以至少数中国人所办工厂银行中做奴仆。

　　被清末中国人迎入学堂的新学新知，历经“二三十年”的施教与受学之后，其间的“裨贩传述”之不易消化和不易消受，已使这种来自外国“书本讲义”的东西在转展授受中具现形相，而常常与“中国实际的情形”不能合拢。“教育家”之所以被看成是“盲目向上”，正在于其自立立人，皆以外国为上而以中国为下，以及由此造成的前者隔断了后者的“全然不知社会情形”。时人曾作《轮回教育》一文，言之犀利地说：“这些教员所讲的内容多是些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铁路、美国商业、美国……美国……他们赞赏美国和冬烘先生颂扬尧、舜、禹、汤一般。”而后是学生“毕业后也到美国去混个什么M、什么D，回来依样画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循环下去，传之无穷，是一种高级轮回”。这种内在于教育过程中的矛盾说明，“乡邑子弟”之“负笈城市”，而后“入都出洋”，在其从空间上一程一程地越走越远的同时，又从深度上一层一层地缠绕于这种矛盾之中。人在其间进学受教，越走越远和层层缠绕便都成了“盲目向上”导引下的被改变和被重造。

　　通观而言，相比于对学堂中人的人格德性作评说褒贬，恽代英更着力于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由教育生成的社会群体，新知识人实际上并不认识中国社会。与附着于新学新知的知识人因俯视大众而与社会中的多数自相疏离作比较，这种不知不识是外来的新学新知本身不能内化于中国社会的结果，从而使受学的新知识人在这种新学新知导引下，不由自主地游离于既有的社会现状之外。然而这些游离于社会现状之外的人依然是一种实际的社会存在，从而是一种仍然在影响中国的社会存在，因此，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与大众脱节，社会上层的政治、思想与社会下层的经济结构脱节，城市与乡村脱节，沿海与内陆脱节里，这种新起的知识人群体都与之直接关联或间接关联，成了内在于脱节过程之中的社会力量。1919年李大钊作《青年与农村》，以理想主义发为呼吁，力求填平这种脱节留下的空间：

　　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

　　并预言“只要知识阶级加入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但以后来的事实对照这种期许，显然是“盲目向上”造就的游离既已汇入历史过程中，则“漂泊”于都市的“青年朋友”便不会被单纯的理想主义轻易地召回“乡土”。

　　二、学潮起落与师生伦理的裂变

　　这些议论前后相接地出现于科举停置之后的三十年间，一面写照了新学新知在教育过程中的利禄化；一面写照了新学新知与中国社会的壅隔。两者的交相为用，都在使知识人日益分明地成为一种随兴学而生，又别成一类的社会群体。与一千三百年间的科举士人相比，时人直观而见的是在“商业化的学校制度之中，与阶级化的学风之下，集合若干青年于一堂，不相关乃至于互相敌视地过生活”，而且“教育法术总不外教以争权，教以吹法螺”。然则已经同大众疏离而自成一群的知识人，自身又并没有足够的亲和程度和认同程度，以维系彼此，聚集为整体意义上的“团体”。而后是各自成群，又牵延而起的“憪然不靖”便先见于那个时候的学堂。其间最易引发而常常见到的，是新知识人的产生和形成时期一路相伴的各色各样的学潮。钱基博记述早年在江南陆师学堂读书的章士钊说：

　　时校律严，为士钊敬惮；然以此为躁妄者不便。时值上海南洋公学大罢学后，阳湖吴敬恒稚晖主《苏报》，特置《学界风潮》一栏，恣意鼓吹，士气骤动，风靡全国。中国学生之以罢学为当然，自敬恒之倡也。当时知名诸校，莫不有事，陆师亦不免焉。时士钊既以能文章，为校士魁领，则何甘于不罢课而以示弱诸校。一日，毅然率同学三十余人，买舟之上海，求与所谓爱国学社者合，并心一往，百不之恤。三十余人者，校之良也，此曹一去，菁华略尽。

　　当其挥手东去之日，既对身为总办而“尤重士钊”的俞明震“函劝不顾”，又对“主讲国文，兼授史地”的马晋羲“垂涕示阻，亦目笑存之，自以为壮志毅魄，呼啸风云，吞长江而吹歇潮矣”。当这一场“风云”停息之后，则“三十余人，由此失学者过半，或卒以惰废不自振”。因此，“中年以后，士钊每为马晋羲道之，往往有刺骨之悔”。这个过程所见的“此曹一去，菁华略尽”，正是学生群里的一种分化组合。而以当初“何甘于不罢课而以示弱诸校”的一呼而起比照后来的“刺骨之悔”，则又说明了这种分化组合之容易发生，以及这个过程中意气与盲目常常交相混杂。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这种与学潮相为表里而小群脱出大群，之后自起自落于聚散无常之间的事，曾是许多新知识人共同经历过的人生阅历。民初报人黄远生后来作《忏悔录》，自叙清末在南浔公学的一段生涯说：

　　此时学生，正讲革命自由民权种种。余辈羡慕南洋公学学生闹学之风潮，为报纸所赞叹，既为电贺之，文曰：“南浔公学全体学生，恭贺南洋公学同学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大书特书，登之于中外日报，其可笑如此。又以小故，与学校寻闹，全体罢学，以余为代表。迄今思之，余实此一大罪恶主动之人。罢学后，同学或赴海上而嬉，或即赴南洋公学投考。此时公学完全官办，余即投考之一人。昔日电贺他人之脱离专制，今乃自己脱去自由之校，而求入专制之校而不可得。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已然矣。

　　然后总论那个时候学潮随兴学育才而起，称“此时学生风气，以罢学为一大功名。自南洋公学发起后，穷乡僻壤，皆受影响，几举全国之学校而破坏之。蔓延及于海外，日本留学生之罢学者，年必数起，最后以留学生取缔风潮为归宿”。在他的叙述里，是因“革命自由民权种种”，而后罢学有了反“专制”的名义和道理，但同时因“报纸所赞叹”起“羡慕”之心，而后“以罢学为一大功名”，则又可以看到，“革命自由民权种种”对于“此时学生”不过是一种肤泛空洞，既没有确定性，也没有具体性的内容。由于没有确定性，又没有具体内容，遂使这些自外引入而震荡一时的名词能够被随意诠释，并用之以造出他们意中的万众注目。所以，当这一场南浔公学仿效南洋公学的“全体罢学”哄然群起，最终以各自四散为了局之际，本来犹未真知的“革命自由民权种种”，便都不足以串连始终而收拾人心。虽说黄远生的事后追叙引此为疚而深自刻责，但时当“士气骤动，风靡全国”和“穷乡僻壤，皆受影响”之日，那一代形成之中的新知识人其实大半都曾与这种“风靡”和“影响”的裹挟离得很近。在后来的历史名人里，郭沫若小学时代因“罢课”而遭“斥退”，中学时代因“风潮”而遭“斥退”；茅盾中学时代因“和学监捣乱”而遭“记过”，后被“除名”；曹聚仁中学时代因怒骂舍监而遭“除名”，并且连带而得“志趣卑下，行为恶劣”八字“考语”；舒新城小学时代因“凭一时的意气，作快心之举”，以“鼓动罢课”而遭“开除学籍”；胡适中学时代（中国公学）因参预“风潮”而“虽不在被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马叙伦中学时代（养正书塾）因与学堂当局冲突而遭“开除”出校，等等。

　　这些“风潮”大半起于师生之争，以及由此激成的学生与学校当局之争。其间不会没有是非之辨和贤与不肖之分，也不会全属是非之辨和贤与不肖之分。曾经卷入中国公学风潮的胡适二十多年之后追记这段旧事，而一经成稿，即先送呈当日主持校务，并因之而在“风潮”中先被“攻击”，成了“主要目标”的王敬芳，请他“批评修改”。王敬芳在回信中追述始末，说自己留学日本的时候同样曾是“闹过风潮的人”，比之胡适，本已先知此中滋味。然后他说：

　　人类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主观的偏见。常有人因一时立脚点不同或观察点不同，往往终身视为仇敌。你当公学闹风潮的时候，何尝不视我为罪大恶极之人。如今你这篇文章，不但对于当时公学的当局有很多原谅的话，并且很恳切的托我校正当时事实上的有无错误。这种雅量，实在令人佩服。

　　两人的对话是隔了二十多年之后对于往事的平情说理，而此日的彼此之间可以平情说理，正在于当年各争所争，尚能相争以理。作为反照和对比，则是光绪末年奉派办理高等实业学堂的翰林院编修陈骧呈文说学务，举为实例而言之愤然的另一种师生之争：

　　今年自正月开学至五月，未经考试，自应遵照奏定章程，于暑假前考试。乃诸生徒顾私谊，竟欲不考，以便数人之私。遂讬辞天气炎热，有碍卫生，来请免考。因与酌拟每日卯时入考，己刻散场，该生等以既无碍卫生，初皆遵诺。至五月初一日，诸生惑于异说，仍来坚请免考，而事在应考，再三未允，该生退后，即纠众罢课。自此连日聚众于礼堂，登台演说，喧嚣哄乱，并逼令监督撤去考试之谕，以至暑假亦竟不考，而即散学。

　　其中之尤见“悖横”的，是“同学有不愿与闻者，倡首诸人，威逼万端，且更勒令入会”，并于会中分立“报告员、纠察员、干事员、书记员等”各色名目，以至“一堂之内，严防密探，俨成敌国”。在这场因“数人之私”而起的风波里，学生一方纯用劫法，显然并不能算是相争以理。而学生一旦掀动风波，其发为“悖横”的程度则犹不止此。清末在湖北帮办学务的陈庆年日记中有一节说：

　　二更时，自强学堂学生管存元（江汉关道瞿延韶之婿）、王传铭（臬司刑幕某之子）使酒捽市人、乱殴，与委员出言不逊，纠党寻闹，通班鄂人和之，竟敢毁管堂委员窗扇什物，声势汹汹，人不能阻。

　　次日又“诬谓管堂（委员）左祉铭平日屡骂湖北人，任意妄为，云欲得左而甘心焉。左匿于家，以避其凶锋”，而后是国法和情理皆莫能纠绳。他由此发为感叹，慨而论之曰：“中国各方学堂，学洋文外，上别无所教，下遂渐薄理义，以侮辱他人为能事。无论其学不成，即学成亦有何用？”与身在风潮之中的学生一方常被“斥退”、被“开除”、被“除名”相对照，后面两个故事则更多显示了学校当局一方在风潮面前的被动避让和束手无策。

　　与上海的中国公学、北京的实业学堂和湖北的自强学堂加以对比，显然清末民初的风潮起于学堂，其因果各色各样，其理路也各色各样。但这种各色各样一经报章发为舆论的“恣意鼓吹”，便都成了一模一样的东西。曾是“恣意鼓吹”的始作俑者吴稚晖后来作里昂（中法）大学校长，而为“诸生哄而驱”之，且“布词丑诋”。学潮的鼓吹者因之而成了学潮驱逐的对象，则冲击之外又多了一重有如报应的羞辱。他“大愤绝去”，并在“归国以后，誓不更兴办学事。私居聚议，每严颜斥若辈青年无望，恨恨不已”。然而“持论大廷，建言新闻，则又大神圣其新中国之新青年，壹是有褒而无贬，有书而无但；且制为通例曰：'学生与教习斗者，学生必胜；犹之人民与政府战者，人民必胜’。藉是长养天下学生暴动，曾不动色”。作为那个时候的一个代表人物，这则记述以其见之于“私居”和“大廷”全不相同的两种态度，说明了当日蓬蓬然而起的“恣意鼓吹”虽然以文字为学生造声光，而着眼点其实大半并不在学界风潮本身，而在以其一己之所信鼓荡天下。但清末民初的大规模兴学与这一类“恣意鼓吹”相遇于既定的历史过程之中，则风潮与学校共生，遂不能不使“师生每成仇雠”成为引人注目的世相和时论中的题目。以此日比往昔，对于曾经长远存在的师道，身为西人而久在中国的丁韪良描述其眼中所见的中国人之于老师，说是“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崇敬教师的职位。不仅生活中的教师受到最深切的敬意，而且'教师’这一名称本身，从抽象意义上说，就是崇拜的对象。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师’与'天、地、君、亲’联系在一起，被镌刻在碑铭中，成为五种主要的尊崇对象之一，用隆重的典礼加以奉祀”。就知识人之为知识人而言，师生本在同一个群类之中。因此，以这些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旧日情状为记实，则与中国既有和久有的这种以伦理维系而被称为师道的关系相比，显然是在这个时候因学校而成师生的关系中，学生看老师和老师看学生都已变得非常不同了。

　　三、共生与纷争之中的社会相

　　“师生每成仇雠”成为学界风潮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其深处的历史内容，是师生之间本以伦理为支撑的内在绾结，因无法重建于伦理已经变化了的学校之中，遂不能不互相脱裂，各成一方。而风潮起于学界，其一种场面与另一种场面的因果各色各样，理路各色各样，面目各色各样，以及其散布于南北之间，潮来潮去而各成群起一哄的众声喧哗，最终都归于兴尽意阑之后各自纷纷散去的横不能聚成团，竖不能连成线。所以，一面是从清末到民初，时论叹为“风潮”的“日多一日”一面是“日多一日”的风潮大多数所共有的分散性、临时性、随意性、易变性、小群性，都在以其潮来潮去和各色各样立此存照，反映了身为风潮主体的学生既与教师互相脱散而各成一方，其自身同样也在相互脱散而各成一方之中。当日因南洋公学罢学，遂有爱国学社。而本在日本留学的邹容“偕张继等五人排闼入”陆军学生监督宅，“榜颊数十，持剪刀断其辫发”，之后“潜归上海”，栖于爱国学社。“是时，社生多习英吉利语，君谓之曰：'诸君堪为贾人耳’。社生皆怒，欲殴之”则显然而见的是同属风潮中人，其共处之际也不能然相洽，以至于殴人者几几乎被殴。因此，出自学堂的新知识人虽以章太炎所说的自相“往还”远离大众，而作为一个在历史变迁中产生的社会群类，却并没有形成能够以类相归的同一性、整体性和凝聚性。而后是“师生每成仇雠”，同时师生又常在代谢之中，以上一代学生成为下一代老师而构成了一种不断的再生和重造，由此形成的传承以及一面传承一面泛化，都会使新知识人的多争和互争成了那个时候知识界的常态。

　　沈尹默后来以“新旧之争”立标题，追溯新文化运动的前史说：“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物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这是其各自原有的本来面目，“但当太炎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前一段文字说的是同门之间的新旧之分；后一段文字说的是以师门为墙界的内外之争。因此这些叙述虽以“新旧之争”立名，而其笔下的次第而叙，写照的却是内外之争的涨起淹没了新旧之分的事实。以他所举的章太炎门下“三派”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为同属新知识人一类，来与“严复手下旧人”作对举，则用“新旧之争”为统括，虽然名实不尽相合，而尚不能算是全无所本。与之相比，1924年舒新城评说当时的“教育界”，其中相分相争的一派支离破碎则已没有头绪而无可统括：

　　我国教育界的派系少以主张分，而多以地域分：北京的江浙派、两湖派，江苏之江南、江北，浙江之浙东、浙西，全国之东洋、西洋，东洋之某大、某高，西洋之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比国、意国，美国之TC派与非TC派，国内之某大、某高等不一而足。考其内容，则大半为谋个人的利益，而有如斯不伦不类的派别。各派别除各为其本派的利益外，对于国家无共同之教育方针，所以某国庚子赔款退还的消息一经传出，教育界的各派便要发生许多内讧。

　　之后，由“教育界”而及民初的中国社会与政治，尤其引为感慨的是，“自命为知识阶级之执牛耳者的教育界无组织、无团结如此，无怪乎政客与军阀之黠者，常利用之以为政争的工具。论知识与人数，政客、军阀都不及教育界，而教育界反为鱼肉，任人宰割者，其原因在无组织，更在于无大规模的组织”。他深诋当日“教育界”的“无组织、无团结”，而就“教育界”之“自命为知识阶级之执牛耳者”，则其意中的“无组织、无团结”同时也在写照整个“知识阶级”。若又就科举停置之后，学堂养成学生，之后学生走出学堂，以新知识人的身份从业于教育界之外而言，他在论说中把“教育界”与“政客、军阀”划分开来的那一条设定的界限，实际上又不足以说明知识人的分布与流动的限度。

　　以“政客、军阀”统指权力所在的政界，则其时留下的更多文字记载，由政界众生相评说新知识人，描述的都是科举选官的制度停置之后，后起的新知识人虽然以其另成一路而不同于旧日士人，却仍然在沿着一千三百余年留下的惯性自趋于名利所在的政界之中。刘成禺说：“光、宣之际，张、袁联袂入京，分执朝政，人以为政权在汉人；实则载涛掌陆军，肃王掌民政，载泽掌财政，载振掌农工商，伦贝子掌资政院。张之洞常对鄂中门生在其幕下者叹清室之将亡，谓亲贵掌权，违背祖训，迁流所及，人民塗炭，甚愿予不及见之耳。当时与其谓亲贵掌权，毋宁谓旗门掌权，满人敢于为此，实归国留学生之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然后他举其大端，各作描绘：

　　自军谘府创立以来，涛、洵领海陆军，倚日本归国留学生为谋主，各省陆海军学堂出身者附之。虽革命健将中，亦多海陆学生，而其时据大位者，皆由奔走旗门而来也。奔竞之风，由京中遍及各省，上行下效，恬不为怪。其他文职朝士，谈新学者集于肃王、端方之门，作官者则入载洵、庆王父子之门，谈宪政者又趋于伦贝子之门；某也法律大家，某也财政科学大家，弹冠相庆，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显见得这些出自留学生的新知识人甫出校门便归依于“旗门”，既以“奔走”表现了对于权力的附着，又以“有以教之”表现了知识之化为手段和政潮的因之而起。由此开先而引导后来，至民国初年，当时人所见到的已是“青年子弟，高等游民，微论为学生、为教师、为新闻记者、为党人说客，凡国民中稍优秀者，无不鼓吹政治主义，逗挑政治感情，为社会之蠹虱，营寄生之生活”。作为这个时候“国民中稍优秀者”的“学生”中人、“教师”中人、“新闻记者”中人和“党人说客”中人之“无不鼓吹政治主义”，而用意又在于“逗挑政治感情”，这种前所未见的景象之成为民初中国熟视惯见的社会现象，既由清末“归国留学生”的“奔走旗门”和“有以教之”前后相沿而来，又以其后来居上的人数之多和范围之广说明：知识人之不同于旧日的科举士人，在于他们既已整体地处在政治权力之外，而其中的个体犹在以附着于权力为各自的捷径。因此，“无不鼓吹政治主义”，就一方面而言，是由个体的选择合为群分类聚，而被比为“社会之蠹虱”，就另一方面而言，是“政治主义”而以“挑逗政治感情”为秘技，则其涉入政治的过程，便只能是起于搅动而归于搅动；一面是“全国之高等流氓，乃等于插标入市之猪牛，小者卖其皮肉，甚者乃至毛骨不留”，另一面是“全国稍有才力聪明之士，各举旗帜，奋力相攻”。在这些叙述里，“全国稍有才力聪明之士”和“全国之高等流氓”，指的都是同一个从新知识人中蘖分出来，而藉政治以“营寄生之生活”群类。而其间由“各据旗帜”的一派与一派相争，到“插标”自卖的个体与个体相争，都在显示从头到尾的四分五裂和从上到下的四分五裂。时当“无不鼓吹政治主义”，“旗帜”虽然可以集群，但以“插标入市”的自卖为趋附的路径，则一群一派易聚易散。人在聚散无常之中，便只有个体的存在，而没有作为社会群类的整体归属。与舒新城痛诋的“教育界”相比，这种附着政治而别成一路的“国民中稍优秀者”，同样是在“无组织、无团结”之中。

　　四、无从聚合：一个没有形成自觉意识的社会群类

　　从受学一方的易起学潮到授学一方的“无组织、无团结”，再到“稍才力聪明之士”的“无不鼓吹政治主义”而“各据旗帜，奋力相攻”，都可以看到知识人养成过程中的相互离散以及知识人走出学堂之后，其生存状态和活动状态的相互离散。因此，民初中国知识人所在之处，最容易见到的都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无从认同，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不相认同。而就事理以言因果，则“无组织、无团结”的分散，本质上是没有共信而见不到合群意识；“奔走”和“寄生”的各寻依傍，本质上是无从归属而见不到群类的独立意识。然则不相认同正是由无从认同衍生而来的。所以，就外观而言，自科举停置，产出于外国学校和中国学校的新知识人已经取代了旧日士人的地位，但其自身内没有形成独立意识和外没有形成同类凝聚，又决定了他们并没有实际地据有这种地位。钱穆说：“国史自中唐以下，为一大变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处于天下，不能如今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中唐之下的“一大变局”是科举制度促成的，因此，在“一王孤立于上”和众民散处于下之间的这种“举子士人之天下”里，士人之能够自为群体，并以其明显的群体特征而与其他人口相区别，正说明了科举制度不仅产出了士人，而且从整体上聚合和组织了士人。有此自为群体，时当“一大变局”之下的上下俱无重心，举子士人便被实际地置于中国社会的重心，从而与国运和世运连到了一起。之后，又因其与国运和世运的相连相结，而不能不以梁启超所说的“与国休戚”为群体伦理。即使时至清末，广东读书人简朝亮并未应试出仕，而身在士林之中便是身在这种伦理之中，其自述怀抱，犹以“仆维不才，无以报国，庶几读书申明大义，斯亦下士之责”为理所当然。而“与国休戚”的“下士之责”出于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又实证地说明了这种伦理自觉在士人群体中的实际存在和自为延续。然而“与国休戚”，则“休”归之，“戚”也归之，成归之，败也归之。因此，与国运和世运相连的士人又常常被置于国运和世运的起落之中，一面被责备，一面被期望。自谓身历“甲午、戊戌、庚子、辛亥四次重要关头”的瞿兑之，“垂老”之日曾以晚清史事总论士人群体说：

　　中国自宋以后，是士大夫的政治。士大夫政治可以说误尽苍生。但是没有士大夫呢，更不知今日成何世界矣。即以光绪朝中而论，自相残害破坏的是士大夫，议论纷纭而致国是不定的也是士大夫。然而试想光绪初元的清流的纠弹权贵，抨击奄竖，扶植纲纪，排斥佞谀，是何等义正词严，凛凛有生气。尽管动机不尽纯洁，尽管直言不被采纳，然而这种气概，是叫人有所忌惮的。国本所以不动摇，就靠在此。君主之威虽然无所不极，小人之倾害亦无所不至，终觉士大夫的公论不能轻易抹杀，士大夫的身份不能轻易摧残。

　　他言功言过，写出了自己直观所见的晚清士大夫，并以其言功言过明了地阐释了士人群体既已居一世之重心，则天下不宁，自不能不承担误苍生之责；又以其没有士大夫“更不知今日成何世界”的一言以断，说明朝野摇晃而时处倾危之际，这个群体犹能合力守护“国本”和维持“公论”，从而使天下没有全然失其所归。因此，虽然瞿兑之眼中的晚清士大夫品相不齐而不尽可爱，但他的叙述又非常明白地使人看到：与“国本”之“所以不动摇”和“公论”之所以“不能轻易抹杀”直接对应的，仍然是当日士大夫的群体存在和整体意志。晚清与民国相去不过一间，但比较而见，被称作“国民中稍优秀者”和“全国稍有才力聪明之士”的民初知识人，已常在时人的睨笑怒骂之中，而看不到一点“生气”和“气概”。他们已经自成一种社会群类，但又内不见独立意识，外不见同类凝聚。由于内没有形成独立意识，则其时的知识人不足以产生自觉的整体意志；由于外没有形成同类凝聚，则其时的知识人不足以自成其群体的存在。而后是以个体意识为本位，又化个体意识为散漫存在便成了这个群类在清末民初文字记述中的经常态状。

　　比之与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相连接的科举士人，产生于清末的知识人是朝廷用国家力量兴学育才催生出来的，其背后并没有一个自然养成的历史过程。因此不能同类相聚而自成群体，正是未经自然养成，而得自于催生而来的一种犹未认识自己的迷离。以这种迷离为起点，而后漫长地演化于中国历史的变迁之中，初生的知识人才能一步一步地在更完全的意义上成为后来的知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