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进课堂之八十“当代西方美德伦理的若干困境及儒家的解决方案”

　　2019年9月16日上午9：30至11：30，在哲学学院召开了两个小时的学术讲座，报告人为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黄勇教授，讲座的题目是“当代西方美德伦理的若干困难及古代儒家的解决方案”。李家莲副教授主持，哲院部分师生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随着美德伦理学最近几十年在西方世界的重大复兴，大家开始看到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道义论和功用论存在的一些缺陷，同时也看到被这两种伦理学看作是属于“古人伦理学”的美德伦理学在当代人类生活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许多研究非西方哲学传统的学者也纷纷试图在他们所熟悉的哲学传统中发现美德伦理的踪迹，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儒学研究。与以前港台新儒家往往用康德主义伦理学解释儒家伦理不同，现在有更多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美德伦理。无论是在中文世界还是在英文世界，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及著作都不胜枚举。

　　然后，黄勇教授提出了当代美德伦理的几大困境：

　　第一是：美德伦理是否可能，而美德伦理是否可能，是美德的首要性，黄教授认为，美德伦理当然以美德优先，美德是首要的。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问什么是美德呢？而在面对这个问题时，瓦特森认为，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两难：如果我们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用别的东西来定义美德，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德就不再具有首要性了，而我们用来定义美德的东西则成了首要的东西。而如果我们不对这样的问题加以回答，虽然美德仍然具有首要性，但无法解释什么是美德。

　　第二个困境是：具有美德的人是否只关心他人的外在福利，黄教授引用了批评者的观点，“批评者要指出，在行为主体对自己品质的关心与其对他人的品质的关心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对称.” 而亚里士多德将他心目中的有美德的人看成是一个真正的自爱者，以与他所谓的庸俗的自爱者相区分，一个真正具有美德的人也应该关心他人是否具有美德。

　　第三个困境是，美德伦理是否本质是自私的，因为在有些哲学家看来，美德论具有明显的利己主义倾向：一个人之所以要帮助人是因为他自己想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黄教授指出，儒家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没有绝对的界限，时而此时而彼，在一定条件下还是相互转换的。

　　第四个困境是，美德悖论的问题，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福特指出，美德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往往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即需要我们通过克服自身具有的相反的自然倾向才能完成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就又产生了关于美德的两难：当一个没有美德的人成功地但艰难地（因为他要与自己所具有的相反的自然倾向作斗争）作了美德要求的事情时，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行为比具有美德的人做的同样的行为更值得表扬，因为他成功地作了一件艰难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觉得这个人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一德行恰恰是因为他在德性上不完满，因而不象那个具有美德的人那么值得表扬。儒家对这个所谓的美德两难会提出一个不同的解决办法，而其不同之处在于它采取了一种历史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

　　第五个困境是：作为政治哲学的先天缺陷及儒家美德政治论的可能性，与规则论伦理学和功用论伦理学相比，美德论伦理学似乎存在着一个天生的缺陷，而美德伦理讲的是个人的美德，那怎么从个人美德的正义推出作为社会美德的正义呢？黄教授用儒家的“人治和法治”的观点解释了这个问题，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这是说，政府及其政治法规是正义的，只是因为治理它的人是正义的。领导人有仁心，政府也就有仁政，即仁政来自仁心。

　　第六个困境是惩罚理论，目前有功用论和报应论这两种主流的惩罚理论，而儒家关于罪犯的看法可称作康复论(rehabilitative)，这种理论比报应论和功用论优越。因为这种理论和功用论、报复论有一个显著差别，后两种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受害者，因此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为受害者去惩罚罪犯，而康复论所主要关心的则是罪犯，因此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帮助这个罪犯医治其毛病。

　　最后，黄教授提出了当代美德伦理的其他困境：包括美德是否可能的问题：来自情景主义的批评；美德的客观性与规范性的问题；道德批评是否可能的问题；美德是否可教和如何可教的问题；要解决这些困境，还需要继续研究和探索，还需要许多研究美德伦理的专业人士继续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