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迷失到重构：杨逸小说在日华人女性的身份求索

时间：2023-08-16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张瑾

　　［作者简介］

　　张瑾，女，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摘要］

　　杨逸的小说一直关注在日华人女性生存状况，对她们的身份问题有着深度思考，她笔下的华人女性在异国他乡的身份建构中困难重重，在宿主国主流文化、男权文化和语言压制下，她们痛感身份迷失带来的焦虑和失落。华人女性的主体性身份缺失、宿主国主流文化的保守性和根深蒂固的家父长制观念是造成这一现状的深层原因。杨逸试图通过创作表达对华人女性的同情，同时召唤华人女性的自我意识，呼吁其摆脱边缘化的状态，重构自我主体身份。

　　［关键词］

　　杨逸；华人女性；身份迷失；身份重构

　　一、引言

　　2007年，杨逸在《文学界》发表处女作《小王》，并一举获得第105届文学界新人奖。2008年她完成短篇小说《老处女》，同年以《时光浸润的早晨》获得第139 届芥川奖，成为历史上首位非日语母语作家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人而受到中日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作品也在第一时间被纳入日本文学的研究范畴。此后，杨逸又陆续出版了《金鱼生活》（2009）、《光影斑驳》（2010）、《狮子头》（2011）、《日式火锅》（2012）、《献给你的歌》（2016）等多部中长篇小说，在日本文学界持续引发反响。纵观其文学创作，发现其中多以华人女性为主人公，且高度关注身份认同问题。身份认同是个复杂的概念，其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涉及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近年来更是受到后现代文化批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青睐。在身份认同的概念沿革中，关于身份，始终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其中传统的观点认为身份是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的反映。在文化研究中，身份通常被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具体而言，有性别身份、种族身份、阶级身份、民族身份、语言身份等不同形式。任何一位海外移居者，在宿主国都会产生"我是谁？"这样的身份认同问题，杨逸笔下的华人女性也不例外。她们与生俱来的民族属性和文化身份，使其在宿主国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面前都成为边缘的“他者”。在这种缺乏归属感的漂泊和迷茫中，遂产生身份认同的迷失和焦虑。在杨逸的一系列作品中，处处可以感受到华人女性身处主流文化之外的身份迷失、男权文化下的性别身份迷失，以及主体语言压制下的语言身份迷失。杨逸用文学作品诠释着边缘人异国他乡的漂泊经历、身份迷失带来的苦楚，以及宿主国主流文化冲击下的人性扭曲。面对主流文化下的他者身份和生存困境，杨逸在小说中尝试建构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文化空间，消解主流文化霸权，为华人女性在边缘状态下重构自身文化身份提供新的出路和方向。杨逸在小说中不仅呈现了在日华人女性被男权文化边缘化的客体处境，还积极探索女性建立独立身份之路，其笔下的女性不甘于依附从属的客体地位而勇于争取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并最终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性别身份。而对语言困境，杨逸在小说中以混杂的语言身份解构了语言身份迷失所带来的精神困境，这为华人女性语言身份重构指明了出路和未来。杨逸通过文学书写，旨在唤醒华人女性的自我意识，呼吁其摆脱边缘化的状态，重构自我主体身份。

　　二、主流文化下的文化“他者”与文化身份追寻

　　关于“他者”的概念，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主人与否定的一方奴隶都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的，只有将对方或差异者设定为"他者"，才能确立自己的意识、地位与身份。他者处于从属的、被支配的弱势一方。从族群上来说，少数族裔是他者；从文化归属上看，异质文化是他者。杨逸作为旅居日本的华人女作家，边缘处境下的他者文化身份使其能够以特有的思维方式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将所思凝结于笔端，在宿主国主流文化的边缘书写华人女性作为弱势“他者”遭受到的主体性缺失，以及由文化冲突和民族性导致的文化疏离。杨逸塑造的华人女性形象，大多遭受着来自情感、婚姻和职业等方面的生存困境。面对困境，她们无力反抗，主流文化吞噬了她们的身份，她们被边缘化为沉默、毫无话语权和丧失了自我主体表达权力的他者。主体身份的缺失正是导致她们生活陷入困境及身份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小王》中的女主人公小王始终以沉默面对主流文化下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危机。不论面对暴怒的日本丈夫向她扔来的啤酒罐，丈夫哥哥对她的性骚扰，还是苦闷劳碌的日常生活，她都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正是主体性丧失的表现。福柯在《性史》中曾指出“沉默”的两个重要特征，即：沉默并非没有意义，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表达意义；沉默总是伴随话语而来，其背后隐藏着权力的运作。当然，拥有权力者便拥有话语权，被权力压制者则只好陷入沉默。小王沉默的背后实则隐藏的是主流文化的权力话语，是将华人女性视为“他者”的权力运作。面对生活的困窘，除了沉默，小王只能以逃离的方式予以应对，不论面对现任丈夫的暴怒，或是前夫的纠缠，小王唯一能做的就是“边哭边跑出家门”，“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这里，逃离和言语的沉默是同义词，这是人们应对压力的心理机制，是弱势的华人女性在双重边缘生存困境中保有的仅有自尊。如果诚如福柯所言“话语是权力的产物，拥有权力者就拥有话语权”，那么在拥有话语权的权力者面前，被压制者以沉默和逃避为抵抗也只能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和面对身份迷失时的无奈之举。对于小王而言，生意对象土村和日本婆婆是她生活中仅见的光亮，然而土村的结婚、婆婆的离世则意味着小王融入日本主流社会的尝试和努力终将以失败而告终。正如小王很喜欢的“浪人”一词之蕴意，“漂泊"正好映衬了在日华人随波逐流的人生景象，徘徊在宿主国主流文化之外的身份焦虑和困惑。

　　《金鱼生活》中的玉玲则是典型的中国母亲形象。为了照顾即将生产的女儿，她只身来到日本。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文化观念相异，让她苦苦挣扎于边缘人的生存困境并深感主流文化之外的疏离感。同部小说中的日籍华裔女子森田旅居日本多年，出手阔绰，浑身名牌，自称日本上层社会的名流人士，表面上看俨然是主流社会的一员，然而揭开伪装的面具就会发现所谓的“阔太”不但要面对房贷、保险等重重生存压力，还要面对几乎没有日本朋友的文化疏离，同时更要承受遭遇丈夫背叛的精神痛苦。面对这些，她无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着由文化疏离所带来的孤独、无奈、焦虑和失望。《老处女》中的时嬉虽然在日本生活多年，然而情感的压抑、学业的坎坷让她始终处于精神痛苦中。当得知暗恋对象中村教授即将再婚的消息时，她备受打击，仿佛"瞬间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对于时嬉而言，中村意味着融入主流文化的最后一线希望，同时也意味着她与日本主流文化之间似乎总有一道无形的屏障，想融入却又无法融入。华人女性生活在日本的主流文化中，中国文化的记忆及烙印使其被主流文化边缘化。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她们逐渐失语，丧失了主体身份和话语权，被边缘化为弱势他者，最终面临自我身份的迷失。杨逸在刻画华人女性形象的同时，在《小王》和《光影斑驳》中又以沉默寡言的日本丈夫形象隐喻了日本主流文化的保守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这也是华人女性难以融入宿主国主流文化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初到日本的小王感受到的不是异国文化的新鲜及对今后生活的憧憬期待，而是感觉到“整个气氛压抑、沉重极了。当她意识到日本的生活已经变成现实的时候，她不禁毛骨悚然，感觉浑身发凉"。《光影斑驳》中的丈夫同样寡言少语，每天只说三句话“我走了”“饭呢”“累了，睡觉”。明明有丈夫、有孩子、有家庭，然而女主人公却苦闷异常，总觉得"一个人度过的漫漫长日，好像变了质，重重地压在心上，要是不把它从嘴里吐出来，我会觉得恶心地难以忍受"。华人女性来到日本，在获得合法身份的基础上，更希望能够通过进入日本的家庭，真正融入日本社会。然而，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述，日本是一个具有矛盾特性的国家——现代而又传统，开放而又保守，它常以冷漠的姿态拒绝其他族群的融入。日本文化人类学者中根千枝也曾在《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提出，日本社会在人际关系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内”“外”分明。也就是，对于属于自己集团内部的人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于不属于自己集团的“外人”则表现出极大的冷漠。从更广义的层面来看，那些同属大和民族的日本人就是“自己人”，而那些来自中国等地的外国人就是“外人”。“外人”无论怎样努力，都很难融入日本人的集团。所以，对于如此保守排外的日本人而言，华人女性无疑是异质文化的他者。面对主流文化的压迫，在日生活体验逐渐丰富、文学创作日趋成熟的杨逸开始尝试为华人女性寻求文化身份建构的出路和方向。在《日式火锅》这一充满比较文化论意义的小说中，虽然虹智的到来一度让原本平静的姐姐和日本姐夫这一跨国家庭产生了矛盾，出现了激烈的文化碰撞，但最终姐姐和姐夫重归于好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主流文化对文化他者的接纳，或者说中日两种文化相互和解的可能性。日本料理店里日本店长、中国留学生虹智和韩国留学生柳贤哲的日常交流画面，俨然构建了一幅多元文化共存的和谐图景。在《献给你的歌》中，杨逸进一步延续并凸显了这种写作策略，为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设置了更为合理的故事背景和文化空间。小说中女主人公明月在一家日本食品公司工作，同时还兼职做中文教师，她的日本丈夫则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虽然明月与日本丈夫之间在生活经验、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文化差异，但经历了恋爱和婚后的不断磨合，加之两人经常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双向跨境体验，使得两人的感情生活不断融洽、两种文化逐渐融合，由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以及文化认同危机也逐渐消解。可以说，明月和日本丈夫组建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家庭模式象征着杨逸对华人女性文化身份建构的崭新期待。这一模式不但消解了日本主流文化对华人女性的单向度压迫，解构了主流文化语境中华人女性文化“他者”的身份，还为华人女性进一步打开了在日生存空间。主流文化下的身份迷失或“他者性”是日本华裔文学的共通特征之一。杨逸作为当代日本华裔女性作家的一分子，将这一特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作品中。对于杨逸笔下的华人女性而言，祖国中国是难以回归的遥远国度，现实中生活的日本又是一个缺乏归属感的遥远异乡。作为生活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她们在构建新的文化身份时困难重重，不但遭受着主体性缺失的困惑，同时还承受着由文化冲突和民族性导致的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疏离。面对这种主流文化下的他者身份和生存困境，杨逸尝试建构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文化空间，消解主流文化的霸权，为华人女性在边缘状态下重构自身的文化身份提供新的出路和方向。

　　三、男权文化下女性的性别身份迷失与建构

　　所谓男权文化，是指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将女性视为"他者"的观念体系。自母系氏族公社结束以来，社会整体性地进入男性掌权的父权制社会，女人不仅被视为男人的所有物，更被视为构建男性强势的自我意识的“绝对他者”。正因为女性主体地位的丧失和在与男性的二元对立格局中所处的被动、消极和依附的地位，波伏瓦提出她们并不是和男性并列的存在，是次于男性的“第二性”。在此意义上，小说中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女性是更加边缘的他者，她们承受着主流文化与男权文化的双重压迫，是经济上、政治上、性别上处于劣势的女性他者。她们而临着女性主体地位的丧失，成为道德观念禁锢中的女性他者，身陷艰难境遇，遭遇身份危机。

　　无论西方菲勒斯中心观念的社会，还是东方家父长制观念的社会，在男性主宰的话语中，女性"他者”总是与柔弱、被动、顺从、奉献等词联系在一起，唯此方能衬托出男性的强大，树立男性的权威。这正是波伏瓦所说的连"最平庸的男性面对女人也自以为是半神"的原因所在。《小王》的主人公本名叫王爱勤，正如她名字所包含的寓意，她是一个勤劳的姑娘。年轻时的小王虽然不爱学习，却勤劳肯干，仅用几年时间，就把一家小服装店发展成拥有十几家店铺的连锁店。婚后的小王既主内又主外，为家庭奉献了全部。然而，这一切换来的却是丈夫的背叛，万般无奈的小王以放弃所有的财产为代价选择了离婚。但前夫的不断纠缠让她忍无可忍，她决定"去一个遥远的，那个人确实无法去的地方"，她试图以遥远的距离克服现实的窘迫，于是远嫁日本。但新的环境，一场跨国婚姻并没有带给她曾经幻想的安逸。日本丈夫的冷漠、暴力和神经质让她精神上备受煎熬。即便如此，她依旧逆来顺受，承担家里所有家务，接送丈夫上下班，照顾生病的婆婆和丈夫的哥哥，空闲时间还要去超市打零工，从事跨国婚姻的介绍工作。其间曾经暗恋的土村给小王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光亮，但她隐藏的情感也随着土村的结婚一起消失了。自始至终小王都没有勇气挣脱备受折磨的婚姻，追求可能的幸福。可以说小王几乎具备了男性所希望女性具备的一切理想特质————温静顺从、安分守已、克己奉献、夫唱妇随，俨然是理想的“天使”形象。但这种特质所反映的正是男性审美理想在女性身上的寄托，男性企图以此控制女性，压抑女性的自我愿望，剥夺女性的主体地位。她们的一切行为注定要以男性为中心，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则注定她们走向死亡”。这也正是小王在家庭中被边缘化，最终导致性别身份迷失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杨逸小说中，封建社会女子"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观念依然在相当一部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小王》中几位参加跨国相亲的中国女性，她们出身农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男权文化的桎梏下不但丝毫没有话语权，沦为男性的附属品，更为可悲的是，她们深受家父长制男权至上思想的禁锢，已然达到了精神麻木、完全丧失自我的程度，甚至自主接受、认同了男权文化的统治与文化思想。比如，由于生了个女儿，被婆婆赶出家门的孙领地，在参加相亲派对时，还在担心自己“可能生不出男孩子”会被新的相亲对象嫌弃：带着孩子到上海探望丈夫的吴菊花，意外发现自己的丈夫已经和邻村的女人同居，但即便如此，她仍不愿离婚，丈夫带着女人私奔，她无奈接受了被离婚的事实；李芳芳则遭遇了婚后不久丈夫便在交通事故中殒命的不幸，她成为“克夫女”而无法再婚。

　　《老处女》中时嬉的不幸，同样是“旧道德”观念体系所致。虽然时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她的性别观念、道德观念和家庭观念却极为陈旧腐化。她自幼就被教导“男男女女搂抱亲热，真是不知羞耻，做出这样的事情，以后可别想嫁出去"，"如果不和男子保持一定距离的话，不知道会被说成什么样。一旦有了什么流言蜚语，就会立刻在大街小巷中传开”。赴日后，时嬉依旧恪守着男女授受不亲、贞操重于一切的观念，时刻和男性保持距离。一次时嬉由于妇科病去医院检查，接诊的是位男医生，想到自己“女性的贞洁就要这样失去”，她羞愧难当，“一下子从帘子里猛地冲了出来，拿上衣物篮里的帽子和口罩就逃离了诊疗室"。就这样，时嬉年近四十，还从没谈过恋爱，后来竟被留学生们起了外号"老处女"。曾经渴望恋爱婚姻的时嬉由于现实的窘迫一度打消了想要结婚的念头。然而，决定单身后“那难以忍受的寂寞和不安的感觉让时嬉连续失眠了好几个夜晚。……寂寞、高兴、悲伤、感动等情绪……脑袋就像变成个无菌室一样，没有喜怒哀乐等情感的变化，这些城市中到处洋溢着的各种表情正离时嬉越来越远”。试图冲破旧有婚姻观念、家庭观念的想法让时嬉苦闷异常，几近崩溃。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正是通过对女性的各种规范，包括礼仪、礼法、伦理规范等方式让女性臣服，从而彻底赢得这场性别之争。对于时嬉而言，这种贞洁至上、“孝女节妇”的封建伦理观念造就了一座精神炼狱，让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逐渐从蒙昧到失语，最终彻底丧失主体地位。同属东亚国家的日本，家父长制度历史悠久，自进入武士掌握政权的镰仓室町时代以来，女性便处于了从属地位。女子要为丈夫、家庭、家族而牺牲，女人的自我牺牲，就像男人的忠义。这种女性自我牺牲式的家庭观念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在日本，主流的家庭观念是一旦结婚，女性就要以家庭为中心，无条件地为丈夫做出牺牲。渡边京二在《看日本：逝去的面影》中“女性的地位”一章中曾总结过日本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日本女人有很幸福的少女时代。结婚后，她们的这种幸福就永远消失了，因为她们与丈夫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她们是丈夫的第一佣人，而且必须要入籍进入丈夫的家庭。在那里，她们更像是家中公婆购买的支配工具，丈夫录用的顺从的仆人。因此，日本女性的美德就是彻底地隐忍顺从和自我放弃。大多数日本人受着男尊女卑意识的影响，经营着这种所谓的“理想型”婚姻生活。小王为了家庭选择隐忍沉默，也就意味着她为了顺从日本家庭的价值观，放弃自己的需要，这样的小王必将逐渐丧失自主权和选择权，在家庭中逐渐边缘化为从属地位，最终导致身份的迷失，成为依附男人的"第二性”。不同于早期作品中勤劳自立、坚忍努力，但最终仍然迷失在男权社会中的小王、时嬉，《狮子头》中的云纱则打破了长期以来在日华人女性深受男权文化桎梏、丧失话语权的刻板印象，成为家庭中至关重要的“头脑”，而男主人公二顺则是无关紧要的“手足”。家里的大事，不论结婚生子还是赴日工作，都由云纱决定。对于赴日后二顺的背叛，云纱更是断然选择了离婚，虽然独自抚养女儿，但经济和人格的独立让她冲破了男权至上的权威，真正实现了女性自立。在《献给你的歌》中，日本丈夫希望明月能够放弃工作，成为专职主妇，随他去天津赴任并全心照顾家庭。但一向看重经济独立的明月却认为"专职主妇，在中国就意味着无能的女人"，这是她极度抗拒的一个词汇。由此，日本丈夫也逐渐认同了明月的想法并为她协调工作事宜。最终，明月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文化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双重障碍，建立了女性独立的自我。纵观杨逸小说中挑战父权压制的华人女性，从早期的无果而终、无奈放弃逐渐走向摆脱束缚、冲破压制，这样的变化和崭新的华人女性形象的构建进一步彰显了杨逸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思考。在与高树信子的对谈中，谈及现代中国人的女性意识，她曾经指出：“以前中国的女性处于弱势地位，依附于男性，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男女平等'成为口号。女性开始步入社会，甚至出现了不能输给男性的风潮。”杨逸试图借用当代中国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为父权制社会中华人女性自主身份的建构指明出路和方向。日本华裔女作家的创作往往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审视自己，其刻画的男性与女性的两性关系也往往是中心与边缘、支配与依附的关系，通过对女性弱势他者身份的书写，彰显作家自身的女性意识以及试图进行身份重构的强烈意愿。杨逸作为日本华裔女作家的代表人物，采用了同样的写作策略。她在一系列小说中描绘的华人女性形象虽然并非同质，但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异国文化和男权文化的双重冲击。她们大多没有话语权，无论在母国中国，抑或是宿主国日本，她们都是男权社会被边缘化的弱势他者，遭受着身份认同的困惑、焦虑与迷失等困境。这正是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的现实社会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界定：女性是作为定义男性自我不可或缺的参照物而存在于男权社会中的他者，是没有主体性的客体，依附男人。要想摆脱这种处境，女性唯有在压迫中觉醒，努力争取在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地位，从而构建女性独立自主的性别身份。杨逸在小说中不仅呈现了在日华人女性被男权文化边缘化的客体处境，难能可贵的是，她笔下的女性不甘于依附从属的客体地位而勇于争取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并最终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性别身份。

　　四、语言身份的迷失与重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身份的构成是多重的，可以包括语言、价值观念、精神世界、生活方式以及家庭体制等方面。身份的建构绝非一成不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华人女性从中国来到日本，在宿主国面临着旧有身份的丧失和新身份尚未建立的矛盾，这种矛盾自然会导致身份焦虑的出现，进而在语言上表现为失语状态。对于移民来说，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身份认同最直接的象征。讲一种语言其实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在语言选择的背后隐含着文化身份的转变。在《小王》中，这种文化身份的转变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母语在异国的失落，小王试图通过努力学习宿主国语言来抵抗这种失落。然而，没有正规学习渠道，日本丈夫的沉默寡言和家庭生活的不和谐，使得她的日语水平在旅居日本数年后依然不甚精进。小说的开篇，主人公小王带领日本农村的单身汉来中国相亲，小王“用差劲的日语对同行的日本人一个劲儿地解说道：“这里哦，就在这里，仅有的一家，宾馆，这里，进来，进来。”“‘这里是乡村，服务不好，没办法呀。’在安静的走廊里，小王那蹩脚生硬的日语显得格外大声。”④小王的日语，没有完整的语法结构，只是单词的简单罗列。以如此日语水平在日本生活，毋宁说有深度的沟通交流，连简单的日常生活对话都存在障碍。由于语言障碍，加之丈夫的孤僻性格，夫妻二人之间几乎没有沟通交流。特别是到了晚上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屋子里"除了电视的响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在这样的屋子里待着，让人甚至感觉不到氧气的流动一般，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无法忍受。一旦到了这样的时间，小王必定就会变得心情烦躁，甚至感觉整个人就要抓狂了”。小王无法忍受这种孤独和寂寞，开始往老家打电话，甚至有一次的国际电话费超过了10万日元。可以说，在宿主国新语言身份的确认上，小王是失败者。语言障碍象征着其文化的失根和身份的迷失，因此她开始尝试在母国语言中寻找认同，将中文当作思乡、乡恋的一种寄托，当作对祖国家乡母语和母语文化的一种回归，当作对孤独与异国他乡的失语的一种抗争。然而，母国却是一个永远无法回归的记忆中想象的家园，这也注定小王将要在母国和异乡之间徘徊漂泊。

　　语言不仅是单纯的交流工具，还是精神不由自主地流射，其中包含着文化，暗含着权力。即便华人女性可以流利地使用日语进行交流，但文化的鸿沟未必能跨越，由精神失落导致的失语成为她们难以逾越的另一道屏障。《老处女》中的时嬉已经在日本生活十余年，完成了硕士博士课程的学习，在大学担任中文外聘教师。然而，离开工作，她的精神生活却极度空虚，"每天往返于大学和公寓之间，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除了中国人李兰和同事山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朋友。日本这个异质世界似乎和她毫无关系，"喜怒哀乐等情感的变化也愈发离她远去"。《金鱼生活》中的森田有着同样的身份问题，这位人了日本国籍取了日本人名字的华人女性一出场就施展了她的语言才能——日语表达毫无障碍，能言善道。在飞机上她认识了主人公玉玲，两人互留了电话，随后便经常联系。森田每次出现，都会面对玉玲充满优越感地滔滔不绝。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将近20年的森田却"没有一个日本朋友，甚至有时候会一周不和任何人说话”，这让她自己都“担心会因为寂寞而发疯”。对于时嬉和森田而言，她们在语言交流层面并无障碍，然而夹杂裂缝中的旅居生活使她们不得不面对由中心走向边缘的尴尬现实。她们无法真正融入异国文化，无法适应当前的世界。可以说，她们虽然旅居日本多年，但仍然在流浪，仍然处于由精神失落所带来的失语状态中。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身份属性识别的社会功能，身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语言的选择，辨别一个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识别他的语言。《日式火锅》中，虹智留学日本，借宿在姐姐和日本姐夫家。她的到来给原本平静的家庭带来了一丝不安，姐姐和姐夫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在一次难得的家庭聚餐中，虹智和姐姐用汉语交流让日本姐夫感到不快。虹智这才意识到是自己的出现“使得汉语介入到原本只说日语的家庭，唤醒了姐姐思智心底静静沉睡的中国元素，导致姐姐和姐夫的交流出现了问题”。由此，虹智不禁联想起比利时的“语言纠纷”———曾经民族间存在的语言纠纷与国内宗教、党派斗争纠缠在一起，给比利时带来了许多麻烦，甚至政治动荡。虹智开始担心姐姐的家庭也会因语言纠纷出现家庭动荡，于是虹智大声宣称"以后只讲日语"。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和情感的符号媒介，还是一种界定族群边界的符号标识，更因包含其中的意识形态性而与族群认同息息相关。人们通常会对操持同种语言的人产生亲切感，将对方视为"自己人"，皆因同操一种语言暗示着彼此族群身份的确认。虹智的语言问题烛照出日本华人的身份困境。为了避免语言纠纷在家庭中上演，为了更好地融入宿主国的主流文化，虹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选择并不流利，且时常掺杂着怪异表达的宿主国语言，这表明她将臣服于日本主流社会所规定的符号秩序，即唯一合法的语言——日语。弃用汉语，无疑等同于放弃了民族精神和文化，这种语言失根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华人的文化失语和身份迷失。面对华人女性的失语和沉默，杨逸开始意识到语言在自我身份建构中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华人女性语言身份的建构路径。在《献给你的歌》中，杨逸巧妙地通过中日两国地理空间的不断转换和位移，以及明月中文教师的独特身份，赋予日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共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小说结尾描写了明月一家四口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的场景。当时全家完全沉浸在一派中国式新年的气氛中，“唯有交错的语言，是日语和汉语的杂烩”。一双儿女的名字也充分展现了语言文化的杂糅之处，女儿的名字“天音”中的“天”取自“天津”的“天”，儿子的名字“东儿”中的“东”则取自“东京”的“东”。名字这一能指符号指涉了孩子们的混血身份，象征了他们混杂性语言身份的构建。杨逸通过明月家庭中语言的使用表达了她对于华人女性语言身份构建的选择，也就是超越二元对立的，并非一定要在汉语和日语中选择一元，而是接受中日两种语言同时存在，甚至是混杂性存在，从而为华人女性的语言身份迷失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路径。面对华人女性的语言身份迷失，杨逸还尝试从写作语言的视角重构华人女性文化身份。应该说，写作语言的混杂也是杨逸小说的典型特色，这也是华裔女性作家反抗主流文化规制、消解语言霸权的一种有效方式。杨逸经常在小说中大量使用中国式比喻和汉语的固有词汇来彰显其文本的中国特色。《老处女》中“三十而立”的时嬉虽然到了“女大当嫁”的年纪，但现实却“好事多磨”，诸事不顺。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时嬉每天过着单调乏味的三点一线式生活，这种生活状态就好像“被封在唐僧给孙悟空准备的那个紧箍咒里一般"。当好友李兰引用"东施西施"的典故劝时嬉改头换面追求中村时，时嬉想象着可能和中村老师有所发展，心中顿时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想法，犹如"走马灯"一般在脑海中飞速变换。诸如此类的中国式比喻和汉语表达方式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这种对写作语言的异化处理是杨逸小说的典型特色。杨逸在《小王》中更是以中文加引号的方式直接引用了“改革开放”“奇装异服”“晚婚晚育”“下海”等汉语的固有词汇，同时“不论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闹洞房”等汉语俗语和惯用句的运用无不让日本读者关注到中国文化的存在及其语言的混杂性。这种作品中独特的语言风格使得她的一系列作品成为语言的"杂糅混合之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语言霸权的消解。在杨逸的小说中，小王、时嬉、森田、虹智、明月等人境况虽然不尽相同，但均遭遇了语言身份迷失和建构的精神困境。她们或由于语言障碍无法顺利融入宿主国主流文化，或由于精神失落以及语言冲突陷入另一种失语状态，或面对语言困境敢于挑战，以混杂的语言身份解构了语言身份迷失所带来的精神困境，这为华人女性语言身份的重构指明了出路和未来。

　　五、结语在当代日本华裔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对华人女性的身份建构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有意识地摆脱旧有身份，将自己融入宿主国的主流文化，以新身份获得新生；另一种是谋求新身份失败后，依然以旧有身份徘徊在宿主国主流文化的边缘。杨逸作为当代日本华裔女作家的代表人物，选择了第二种写作策略。她力图从女性视角出发，以敏锐的洞察力书写主流文化及男权文化这一双重边缘生存困境下华人女性所属的边缘地位、面临的失语状态，以及在身份建构中所面临的迷失与困惑。她们在主流文化面前是丧失主体身份的"他者"，在男权文化面前是迷失自我的"第二性"，在语言身份的建构中则处于文化失语的尴尬境地。这种情形的出现，一方面源于华人女性主体身份的缺失，另一方面与日本文化的保守性和排他性，以及日本根深蒂固的家父长制观念密切相关。杨逸通过她的一系列作品努力唤起人们对旅日华人女性生存现状和身份建构的关注，呼吁华人女性只有打破主流文化、父权主义和语言禁锢的藩篱，重构多元化的文化身份、独立自主的性别身份和混杂的语言身份，才能真正建构华人女性的自主身份，开拓华人女性在日生存空间。

　　原文刊发于《东北师大学报》2022年第6期。为了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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