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还没意识到：「电影」已经被绑架了
这期文章，得从一个艺术天才的故事开始讲起。
毫无疑问，出生在东海岸罗德岛上的达米安-沙泽勒（Damien Chazelle），是眼下这个时代里，美国为数不多能让人觉得「靠谱」的新生代电影导演了。
虽然他的家乡，是全美面积最小的一个州，但这却丝毫没有阻碍他在无垠的艺术领域「登堂入室」。
在2016底、17年初那一段时间里，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形容：整个好莱坞的焦点，都是放在他身上的。
彼时，他导演生涯的第二部长篇电影——《爱乐之城》，正在全球的每一块大银幕上，疯狂「收割」名气与好评。
在这个速食年代，能把最「阳春白雪」的歌舞电影，拍得如此便于大众接受。这无疑是一种导演功力的体现。
尽管在当时，他的作品列表里只有两部电影，但懂行的人们早已嗅出——达米安-沙泽勒完全可以说是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电影界，都难得的兼具美感与叙事能力的天才导演了。
但在银幕之外。被无数电影人视为「最高荣誉」的奥斯卡，却和这位年轻导演开了个无比尴尬的玩笑。
2017年初，洛杉矶杜比剧院，第89届奥斯卡。一向以「学院派」风格著称的组委，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闹出了个史诗级乌龙——原本属于《月光男孩》的「最佳影片」奖项，莫名其妙在沙泽勒手里过了一遍。
这一「过」不要紧，真正要命的是——达米安-沙泽勒原本丰硕的成果，全被这场闹剧给消解了！
在那个仓皇的故事发生前，《爱乐之城》一共获得了14项提名，拿下其中5个奖项，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女主、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配乐、最佳原创歌曲……
要知道：在奥斯卡89年的漫长历史当中，一共也只有两部电影实现过「单片14项提名」的成就，分别是《泰坦尼克号》，和1950年的《彗星美人》。
而《爱乐之城》，就是这「万中无一」的第三部。
然而，在这场闹剧之后，人们再次提到达米安-沙泽勒，首先想起的，却是——噢，他就是那个被颁错奖的那个导演啊！
人们常说：第二名就是最大的输家。
所以也许在走下舞台的那一刻，达米安-沙泽勒就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起，下一部电影拍摄计划了。
时间过得很快，12个月前的今天，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开幕。
达米安-沙泽勒带着他的第三部长片电影《登月第一人》，水城叩关。
组委会非常识相地，把这位天才的新作，安排成电影节「开幕影片」。
你知道的，重大场合下的顺序排布，通常极富象征意义。一般来讲，大家会安排业内期待值最高，或者话题性最强的电影来「开幕」，好为一届电影节打响名气，博个头彩。
而威尼斯，果然得到了他们最想得到的东西——只不过，争论的焦点，全都尴尬地落在了艺术之外。
《登月第一人》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全世界人民耳熟能详的故事：1969年7月21日，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代表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
这个话题乍一看，是个「高大全」的主旋律故事。但美国民众的愤怒，恰恰也来源于此——竟然没有拍主角在月球插下美国国旗的镜头？
这个关键元素的缺失，瞬间在美国本土引起了极大争议。
反对者的逻辑是：在一部登月电影（还是美国人拍的登月电影）中，故意模糊「民族元素」，实际上是一种切切实实的「反美国」倾向。
后来随着电影媒体的相关爆料进一步增加，美利坚群众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
其中最经典的，要数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员（正是特朗普的那个派别），马克·卢比奥。
他在社交平台中发出的连环拷问，显然能够代表大部分反对者意见——「是美国人民出的钱，才有了第一次登月；用的火箭是美国人民制造的，技术是美国的技术，搭载的宇航员也是美国宇航员。那绝不是一次联合国任务」
争议爆发之后，对抗的势头愈演愈烈。
无论再权威的电影教材，也绝不会有「如何回应共和党议员」这一个章节。
在片中饰演阿姆斯特朗的瑞恩-高斯林，是整个剧组率先站出来回应的人，企图站在英雄本人的角度，让大家息声：
「登月是属于全人类的一项伟大成就，而且阿姆斯特朗一直都是个非常谦逊的人，他希望大家不要仅关注他一个人，登月成功要归功于40万幕后功臣」。
而这段回应，却遭到了最受特朗普喜爱的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台（FoxNews）主持人的破口大骂，直言这位加拿大演员「像个白痴」。
论战，从威尼斯电影节开幕，一直持续到闭幕。好莱坞一线演员，导演，影评人，全美最知名的新闻记者，议员……所有人都卷进了讨论之中，战火连天，热闹非凡。
然而——没人再去关注电影中使用了三种摄影机；
没人再去关注他用16mm胶片拍摄出的时代质感；
没人再去分析电影中时常出现的「轻微失焦」究竟代表了什么视听语言；
没人再去了解是如何实现从16mm到IMAX的设备跳跃转变。
在2017年奥斯卡上遭遇了一场「伟大的失败」之后，达米安-沙泽勒主动脱离了他最熟悉的「音乐」领域。
转而，想要利用一位「近乎于完美」的个体故事（在某种环境下，这会比音乐更具感染力），去撬动整个人类的精神共通。
但是他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他艺术手法上的缺失。
相反，是因为导演精心构建出的一套复杂严密语境，遭到了最为粗暴的对待。
后来，在登月英雄阿姆斯特朗的两个儿子站出来为影片辩护之后，争吵的声音终于逐渐平缓下去。
但美国平静了，太平洋对岸，又开始了新的故事。
2018年10月中旬，第2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山西平遥古城开幕。
对于业内，这显然只是一个声势很小的电影节，它仅有两年的办展历史，更多时间，其实都是在靠主理人贾樟柯四处「刷脸」维持。
所以李沧东的到来，绝对算得上是「蓬荜生辉」。
这位韩国电影大师带着他的作品《燃烧》，来平遥开了一场「电影人大师班」。闻讯而来的影迷和电影工作者，挤满了放映大厅。
在活动现场的所有交流之中，最令人侧目的当属这一个问题：
影片中女主角赤裸上身独舞的桥段，镜头移动是由左向右，恰好是从韩国向朝鲜的方向移动，这其中是否隐含了导演的巧思，或是某种深意？
李沧东听完，斩钉截铁——没有，这只是一种常用的运镜习惯。
这看似简单的一问一答当中，折射出的，其实是与达米恩-沙泽勒相类似的时代性悲哀。
「作者电影」这个概念，从20世纪50年代法国新浪潮运动诞生以来，已经有60余年的历史。
但它却在当下，经历着最困难的阶段。
在2018年的秋天，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内。
达米安-沙泽勒，李沧东，一东一西，一老一少。这个世界上，两种最主流文化环境里的杰出艺术家，竟然如此默契地，遭遇了同一种对待。
观众们，好像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热衷于用「民族主义」角度，去捕捉电影当中的政治指涉。
而对于导演精心塑造出的——值得放在教科书里反复观察与揣摩的艺术语境，视而不见。
李沧东的「待遇」如此，达米安-沙泽勒亦如此。
银幕前的观众，好像并不是在执行「看电影」这一项行为。
而是在「捕猎」。
他们沿着味，寻找最想要的东西——那种能够激发强烈「身份认同感」的元素。
仿佛自己辨认出了导演隐藏在剧情中的政治指涉，就能让自己，和电影一起，变得更有价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电影界开始出现一种创作主张：鼓励电影创作家，要像作家用笔写作一样，用自己的摄影机去「写作」。
按法国宗师级导演特吕弗的原话来说，就是：
「影片应当明显体现导演的个性，导演应当像作家一样，通过他的所有作品，表现他对生活的观点。」
从那之后，「作者论」的观点，始终影响着全世界电影人的创作。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作者论」加持下，很长一段时期里，电影导演是「松绑」状态的。
大环境给了他们自由发挥的余地，而作为回应，这帮导演也给世人留下了一部又一部，具有不同「风骨」的传世之作。
但你得知道，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绝对是建立在宽松经济环境之上的。
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这是人类社会里，经济周期的四个循环阶段。
而在「作者电影」理论诞生的「后二战时期」，则刚好处于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强盛、最快速的经济上行通道当中。
工业革命和一、二战期间所积累下来的爆炸性科技发现，和二战后世界经济体系重建的风潮，让全人类都坐上了一辆「发展快车」。
所以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出现主张「个性」、「观点」、「风格」的创作理论，就成为了历史必然。
然而我们也知道：眼下，全球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很长一段时间了。
而且，并没有改善的信号出现。
就在前不久，世界银行发布了2019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整份报告当中，最为关键的内容是——世界银行再次下调了2019年，和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换句话说，短时间内，全球的经济状况，依然等不来「拐点」的出现。
除了经济，更令人绝望的是，人类的科技发展好像也遇上了一个肉眼可见的瓶颈。
拿航天技术来说，从上个世纪60年代登上月球到现在，人类还是没能踏上火星；理论物理和数学的突破也越来越缓慢，越来越困难，从引力波到上帝粒子，每个实验的成本都无比昂贵；就连曾被视为铁律的「摩尔定律」，也已经失效好一段时间了……
用更加通俗的话来描述——当下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能够体验到的「科技进步」，大多都是现有科技成果基础上的进步和升级，而非创新性的突破。
所以，在「经济乏力」与「科技停滞」的双重作用之下，已经运转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全球开放贸易和投资体系，开始出现裂缝。
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强大的参与者都乐于、甚至已经采取行动来修改一些「契约」的条款。
推而广之，若是在经济状况更加捉襟见肘，社会问题更加严重的国家，「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极端趋势，只会更加明显。
我们不得不承认：上行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民族主义国际」已经浮现。
人们前所未有地急切需要一个途径，去展现他们的「社会参与感」。并且这种途径越简单，越大众就会越受欢迎——电影，不二之选。
宽松的环境不再，那么被视作社会「反映」的电影作品，也就不得不被迫发展出一种，更加适用于当下的创作模式。
在过去——也就是「作者电影」的鼎盛时期。政治指涉，可以是某位导演在一部电影作品当中，可能存在的众多潜在表达之一，但这绝不可能是唯一。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在民族主义激昂的大环境下，观众对于「捕捉一部电影里民族主义元素」这件事的热情，已经超过了欣赏电影本身。
并且，这样的趣味，已经渐渐「绑架」了电影创作。
这其中最精明的导演，要数奉俊昊。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戛纳「金棕榈」的韩国导演，与其说他的获奖作品《寄生虫》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倒不如说，是他正好命中了上述潮流的观众趣味所在。
在电影《寄生虫》当中，奉俊昊就像是「投其所好」一般，为想要去「捕捉民族主义元素」的观众们，精心准备了一个又一个、根本无法组成完整逻辑的敏感线索。
在这部电影里，他仅仅是将一些语焉不详的剧作元素，放置在了故事当中，接着——奉俊昊就闪到了一边去，就像是在告诉观众：你们自己玩去吧。
因为你根本看不出，他有将这些元素组合成一个完整隐喻体系的打算。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却激起了观众们近乎于狂躁的解读热情。
最佳的证据就是各个平台里层出不穷的——
《寄生虫》有哪些细思极恐（值得品味）的细节？
你没发现的《寄生虫》17个细节
解读者们，沾沾自喜地捡拾起奉俊昊故意「遗落」在剧作中的暗示元素，并兴奋地将其奉为圭皋。
这些自诩「通透」的文章，又通常都会把答案引向同一个点上去——韩国、朝鲜、美国……
有一套非常受欢迎的解读，是这样去转述故事的——
「片中的穷人群体隐喻了朝鲜」
「防空洞就是38线」
「富人群体隐喻了韩国」
「朴社长的家，是日本设计师留下来的。寓意是，韩国在经济政治上有很多日本的影子」
……
这就是我们在前文里所说的：
仿佛自己辨认出了导演隐藏在剧情中的政治指涉，就能让自己，和电影一起，变得更有价值。
情况变得可笑起来。
导演还没发力，观众们，就已经在捕风捉影地帮忙搭建出隐喻体系了。
这绝对是在这个特殊的当下，才能有幸目睹的卓绝景象。
我们必须得明白：一帧影像，之所以会产生出「社会意义」，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与「人」产生了关联。
而每一个个体的人，又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倒影。所倒映出的，是政治、经济、伦理、心理、生理等各方面因素。
说得浪漫、抽象一点：每一滴眼泪里，都是整个时代的悲喜；而每一声轻笑中，则又有整个人类的希望。
伟大的电影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们在「与人产生关联」之后，还可以推动我们去直面人类个体，去直面会整体层面的阴暗、脆弱、矛盾、挣扎。并鼓励我们重新找回真实的愤怒，绝望和哀伤。
电影的特殊，从来就特殊在它的复杂，而不是「便于理解」上。
而但眼下，由独特时代背景所产生的社会整体审美倾向，正「绑架」着电影艺术，朝一个无比狭隘的方向走去。
生活中，愈来愈多「危机」显现。在浪潮冲撞之下，人们开始投身于「民族」这座最为坚实的靠山，并试图用各种极端方式去「喂养」它，以便于让它看上去更加可靠。
相较之下，「电影艺术」在这里就显得太过脆弱，甚至可有可无了。
于是乎，电影，从一道原本需要精心思考的「主观题」，变成了一道简单的「连线题」。
并且线条的另一半，只有一个备选答案——民族主义。
今天，我写下这篇文章，去关注发生在电影创作上的变化，和观众审美的转移，并不是出于「小布尔乔亚式」的无病呻吟。
而是说——虽然在目前，上述的内容，只是发生在电影领域。
但这团「火星」，随时都有可能疯狂蔓延。
如果未来，观众依然用「捕猎」的方式去看待电影，导演用更加「投其所好」的方式去创作电影，那么这样既不能解决本来就存在的问题，还会让这个世界，失去一种可敬的艺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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