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第一部》中费翔饰演的商王殷寿是一个怎样的人？

　　商王殷寿（理论上应该是殷受）有两个形象，一个存在于历史之中，一个来源于《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中暴虐昏君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不需再着墨，我们主要来看历史上的殷受。

　　帝辛（？—前1046年），子姓，帝乙之子，殷氏之始，名受。

　　后史随从周人称他为纣王、商纣王、殷纣王，是“大邑商”最后一代的君主。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他在前1075年至前1046年在位。

　　帝辛高大威猛，力大无穷，自幼聪敏过人、反应敏捷，智谋足可使人拒绝规劝，言辞足可文过饰非。从这一层面上看，《封神》用费翔饰演殷受，也算是尊重史实。《荀子·非相篇》：“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纪》：“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帝辛继位后，定都于沬（前1082年），后改沬邑为朝歌（今河南淇县）。他重视农桑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商朝国力逐渐强盛。在位期间继续对人方（周人称之为东夷）、林方、虎方等用兵，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之后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将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然而，对人方的战争导致了国内空虚，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元年，周文王十五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对殷商发起进攻。商军主力在东南，无法征调，只得将战俘临时武装起来进行抵抗。而此时帝辛已经受到了众多贵族和巫师等的集体反对，军心涣散，周武王以在距离朝歌七十里外的牧野与商军交战，商军倒戈而前军攻击后军。商军因而大败，史称牧野之战。

　　周军随即攻至朝歌。帝辛自知大势已去，便登上鹿台，穿上宝玉衣，以纵火自焚的方式以成“天命”献祭了自己，商朝就此灭亡。帝辛死后头颅被周武王斩下，悬在白旗，两位妻妾的头颅悬在红旗上，被送入周太庙祭拜周人祖先。

　　周武王在帝辛生前称他为“商王受”，而在周建国之后，却给了他一个恶谥之名“纣”（“纣”，绑马臀的皮带，引申为残义损善），由于历史为胜利者书写，因此帝辛以纣王一名为后世人所知。“纣”是周朝统治者给帝辛的谥号，很多影视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就称他为“纣王”，显然是不合理的错误。

　　周朝灭商以后，纣王与夏桀一起被当作是暴君的典型，但真实情况如何，从古至今其实一直有很多很多质疑。诸多文献表明，对纣王行为的描述是随著历史推演才变得越来越残暴，新增的情节也越多，不能排除后人丑化的可能。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就认为“酒池肉林”之说并不可信，南宋的罗泌在《路史》中也认为桀纣的罪状大多相似，而梳理各类文献后认为存在增衍、夸大的情况。

　　进入现代之后，随着对商周时期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甲骨文（特别是卜辞）、青铜器等地下史料的发掘出土，学界质疑帝辛“暴虐”记载真实性的声音越来越大。

　　据考证，在西周时期的文献中，所宣扬的帝辛的形象虽然负面，但却并没有实质残暴的内容，《尚书·牧誓》中列举的商纣王的罪状也只有六条，分别是：听妇人的话、不用亲戚为官、任用逃犯为官、不认真祭祀、酗酒和相信自己有命在天。而对于这些罪状，文物挖掘及考古发现，并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甚至提供了反证。

　　”酗酒“是自部落文明以来，中原华夏民族一直以来的传统，周朝亦然，现在也一样，离开酒桌谈不成事，这个罪名实在不能单归于商。

　　”不用亲戚为官“，在封建观念里，是商纣王打击守旧派贵族的手段。用现代观念看，不任人唯亲，简直是明君之举，实在也称不上什么罪名。

　　而”任用逃犯为官“，则是因为商代方国联盟为主的制度下，政治组织不甚严密的原因。尽管商代存在管理、征集兵众之行为，如甲骨文中有“登人”、“登众”之句，但整体政治组织形式仍较为松散，诸侯中常有犯人逃往他国，别国逃犯有时则被商王任用。而到了周代，政治组织变得严密，如《周礼》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周文王也已实行“有亡荒阅”，即在全天下搜捕逃犯，将抓到的逃犯归还给各国，因此获取了部分西土诸侯的支持。周人在《牧誓》中指责帝辛“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大约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策和组织更为严密罢了。

　　”听妇人的话“这一罪名，用现代的观念看，非常反女性运动，绝对不能称之为罪名。历史上，殷周时代虽然都存在由妇女担任的官职，如“世妇”可掌管祭祀、宾客等礼仪，受国君尊崇，但商朝依然深受母系社会的影响，女性地位比西周高出很多，不仅可以掌管祭祀，也可以带兵打仗，在朝堂担任官职，甚至还有封地。而到了西周，女性的整体地位相对于商朝大幅下降，周朝主张“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将妇女被排斥于军政事务之外，并开始趋于伦理保守和礼教束缚。周朝由男女平权向父权社会全面转型，为了巩固父权理念，攻击商朝的平权政策，或许才是安给商纣这一罪名的真正原因。《尚书·牧誓》中周武王指责商纣王“惟妇人言是用”、“牝鸡之晨”，以及后世儒家排斥性开放的“郑卫之音”并将其视为“纣俗”，大抵都是这个原因。用现代的观念看，正是周朝，造成了女性几千年来的地位低下。

　　另外一个罪状”不认真祭祀“，分析起来也很荒诞。考古发现，商晚期墓葬中，明器越来越多，用于祭祀的器物越来越少，的确明显有“薄葬化”的趋势，且从祖甲实行周祭改革以后，更多采用谷物祭祀和舞蹈祭祀，祭祀中用人和用牲逐渐越来越少，祭祀仪式流程也愈发简化，商朝末期人牲和人殉比较少见。此后周人作为后进民族，吸收并继承了商人和东夷的腰坑殉狗和人祭、人殉等习俗，又由于神道设教的需要，人祭、人殉习俗重现，又在各个诸侯国保持了数百年以上。对比来看，商纣王不认真祭祀在当时背景下反而是比较进步的表现，而周人指责其“不肯事上帝鬼神”、“昏弃厥肆祀，弗答”，其实是为了自己重拾”厚葬“的说辞。另外，商代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天帝”只表现为自然性，周代出于神道设教才祭祀天帝，清华简《系年》第一章会指责商纣王“不恭上帝”，其实是站在”周礼“的角度指责，其实无从谈起。

　　“天命”的罪状，是争议较大的话题。部分学者认为商朝并没有后世的决定朝代兴亡命运的“天命观”，《商书》中的“天命”实际上是“祖宗之命（祖先神的在天之灵能保佑和弃绝自己的生命）”，按这种理解，帝辛虽然不认真祭祀祖先，却始终相信祖先的在天之灵不会弃绝自己。

　　综上，顾颉刚等疑古派学者认为，后世文献中有关于商纣王的罪状经历了一个“古史不断层累”的过程，越是晚的时代，其罪状就越多越详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古史累积”的爆发期，诸子百家和游士说客不了解历史真相，在寓言故事和杂谈的举例论证中，把作为前朝亡国之君的商纣王当成一个反面教材下的箭垛子，为了宣扬“恶有恶报”，相对于西周时期的原始文献又给纣王增添了不少新罪状，甚至张冠李戴，例如作炮烙之刑、把人剁成肉酱、剖割孕妇之胎等。《列子·杨朱》中说“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到了汉代以后，统治者继续把帝辛作为反面形象宣传，经过千年积毁，商纣王才被塑造成暴君的典型。出土的上博简中的《容成氏》作为成作年代相对较早的文献，其所描述的炮烙之刑只是一种低级趣味的游戏而非酷刑。炮烙之刑详细纪载为夏桀发明，后不知怎么也成了纣王。“剖割孕妇之胎”也是《诅楚文》中秦王宣称的楚怀王的罪状，可见这只不过是战国时期常见的扣给敌人和亡国之君的一种帽子。“把人剁成肉酱”的醢刑在战国秦汉时期也是常见酷刑之一，所以才能在当时的寓言杂说中加到商纣王的身上。《董子》佚文中缠子声称“桀为天下,酒浊而杀厨人。纣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杀庖人”，这是将晋灵公的罪状张冠李戴到作为亡国之君的“桀纣”的身上。关于比干之死，夏商周断代工程等研究指出其存在疑点。比干以谏言而死是到春秋时期才有纪载，被商纣王所杀和挖心则是战国晚期的寓言中才出现的说法，距离商末已相隔甚远；《楚辞·天问》则认为比干是投水而死。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由于当时的特定语境，曾将武王伐纣类比于此时的人民解放战争。但到了1958年11月，在阅读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的谈话中又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