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后王朝时期文化认同研究
文|孙虎的书房
编辑|孙虎的书房
神庙与文化认同
古代埃及是一个处处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息的古老文明。古埃及人对于宗教的崇拜程度令世人惊奇。希罗多德在游历过埃及后，便写下：“他们比任何民族都远为相信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宗教已经融入到了古埃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社会底层的贫穷人，还是处于权力顶层的国王本人，都无法摆脱宗教对其生活的影响。我们很难找出一条明确的标准将古埃及人的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区分开来。在古埃及人的宗教生活中，神庙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因为，在他们看来，神庙是神灵在人间的栖息之地，是埃及祭司执行各种宗教仪式的场所，是宗教崇拜的中心，是凡人与神灵进行沟通的平台。
此外，神庙作为经济管理、物品贮藏与分配的中心，作为权力的宣言等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古代埃及的神庙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四千年纪的中期。根据传统的说法，最早的神庙呈芦苇棚的形状。
由达拉斯大学的弗雷德·温多夫主持的一支国际考古队在埃及南部的阿布辛拜勒以西约100公里处的撒哈拉沙漠发现了一处距今大约6000至6500年的古代遗址，被称作“纳帕达·普拉亚”（NabtaPlaya）。
在该地，一些石头是被由东至西排成一行。这些石头的外围是一圈呈环形的石头阵。其中站立的石头高达2.75米。多数学者认为该遗址或许是埃及神庙的开端，因为它具有某种象征和仪式的意义。
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神庙的规模被不断地扩大，内部的设施以及附属的建筑也日益复杂起来，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也越为繁杂。直至新王国时期，埃及在政治和经济的扩张带来了大量新神庙的修建和对已有神庙的扩建。每一位国王都力图在这一方面超越祖先。他们不但全力地建筑自己的葬祭庙，而且也促进了主要的崇拜中心的进一步发展和建造。历经第三中间期的动荡，神庙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有的神庙甚至沦为废墟。后王朝时期的本土国王们在此基础上对各地的神庙进行修复，并不断地进行扩建。
迄今为止，后王朝时期修建的完整神庙已经不复存在了，留给我们的仅仅是一些残垣断壁。然而，这种糟糕的境况并没有太多地影响我们对这一时期神庙修建情况的认识。学者们根据各地遗存下来的刻有国王名字的石柱等，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为我们大致复原了后王朝时期神庙修建的盛况。后王朝时期的本土国王们在继位后大都不遗余力地修复和扩建神庙，其中以塞伊斯王朝时期（第26王朝）和第30王朝时期的国王最为著名。在古代埃及，神庙具有诸多象征意义。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象征意义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并使得神庙逐渐成为古埃及人确认自我文化认同的一种重要载体。
凭借着这一载体，古埃及人能够将自身与他者明确地区分开来。
此处的“他者”不仅仅包含域外人群，同时也包括生活在埃及但未能接受古埃及人所特有的宗教文化的人群，例如生活在艾勒凡泰尼岛上的犹太群体。在国家处于和平时期，认同问题并未突显出现，神庙作为认同载体的作用也并不明显。
然而，当国家被置于外族统治之时，神庙的这一作用便日益重要起来。
其原因在于，在古埃及人看来，国王是国家的象征，是荷鲁斯神在人间的化身，这是自早期以来便根植于古埃及人头脑中的一种思想观念。他们认为国王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且不会被打败的。
但是，波斯人对埃及的征服，并在政治上统治埃及这一事实打破了古埃及人对国王这一神圣角色的固有看法。
在政治上寻求自我庇护成为泡影之后，人们便将目光转向他们所特有的文化，即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宗教是古埃及人维护自身认同的最后一棵稻草。一旦这棵稻草也被外族所占据，那么古埃及人就会失去作为一个文化群体而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历史的发展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点。随着阿拉伯人对埃及的征服，大多数人群被改信新的宗教信仰，即伊斯兰教。这使得古埃及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而古代埃及文明也渐渐随之消亡。因此，在后王朝时期，尤其是在波斯统治时期，宗教在古埃及人心目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动物崇拜与文化认同
各种动物形象布满于文字记载以及视觉艺术之中。
以象形文字中存在的动物形象为例，伽丁内尔的在《埃及语法》一书中列举了大约750多个常用的象形文字字符，其中动物形象以及身体的某一部分就占据了176个。
由此可见，在古代埃及，动物的地位是十分之高的。对它们的崇拜是古代埃及宗教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直到公元前四千年纪中期，动物崇拜已经普遍存在了。每一座城市都有各自崇拜的动物，如巴斯特的猫、底比斯的狍与瞪羚、杰德特的鱼等。但是它变得十分盛行则是在后王朝时期。古埃及人似乎将生活在其周围的动物都加以人格化或者神化了。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写道：这个国家的所有动物，不管是家畜还是其他，都被认为是神圣的。
这是希罗多德在亲自游历过埃及后所产生的感想。
他在《历史》这一著作中叙述了诸多埃及人视为神圣的动物，如：猫、狗、鹰、鳄鱼、河马、水獭、鸟、蛇等。从表面上看，古埃及人似乎将众多动物视为神圣，并加以崇拜。然而，他们崇拜的并不是动物本身，而是与之相联系的神灵。古代埃及的壁画中经常出现一些重要的神灵。部分神灵的肖像呈现出“动物头人身”的特点，这是古埃及人将动物与神灵相联系的一种表现。
由于宗教在后王朝时期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是古埃及人将自身与域外隔离开来并维持文化认同的最后保障。任何企图侵犯古埃及宗教的域外群体都会引起古埃及人的激烈反抗。动物崇拜作为宗教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组成部分也必然与古埃及的文化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对外态度
宗教神话故事中在提及域外群体时，时常采用一种隐喻性的表达方式，然而其中映射的内容则可能是真实历史中的境况。而后王朝时期的自传体铭文中记载的内容则是对宗教神话故事中的叙述事件的真实写照。然而，并不像神话故事中反映的对外态度是相对单一的，即极度憎恶的激进态度，在自传体铭文中体现的对外态度却相对复杂一些。
虽然其中蕴含着妥协的对外态度，但是细节仍存在些许差异。对于维护埃及本土文化为代表的妥协态度，其典型代表人物是乌伽霍尔斯奈特。正如前所述，根据乌伽霍尔斯奈特的雕像铭文，被许多学者认为他是一位“机会主义者”，在波斯新政权到来之时，他选择了归顺，而不是作为海军司令官而抗争到底。然而，这其实是对铭文内容的一个误解。
虽然乌伽霍尔斯奈特选择归顺了波斯政权，并为其效忠，但是这仅仅能够表现出他的政治态度，抑或说政治立场。作为一位本土的埃及人，他始终是以一位埃及传统文化维护者的身份出现的。
在归顺之后，乌伽霍尔斯奈特仍被授以重要的官职：陛下将我分配在首席医师这一职位上。
他使我作为一位伙伴和宫殿的管理者生活在他的身边。我创造出了他的王衔，即他的上下埃及之王的名字：迈苏提拉。
从这段铭文中可见，波斯国王对乌伽霍尔斯奈特委以重用，而后者正是利用自身职位的便利向前者提出了许多有利于保护埃及传统（宗教）文化的建议。
无论是激进的对外态度，还是妥协的对外态度，从根本上看都是对埃及本土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一种手段。
但是，从留存下来的铭文来看，部分自传体铭文中虽然提及到了域外群体对埃及的入侵，但是铭文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对域外群体的控诉，而是在于对神灵的歌颂与赞美。
综上所述，古代埃及人的对外态度无论是激进的、妥协的还是中立的，都是围绕着（宗教）文化因素而产生的。
可以说，文化、认同与对外态度三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古代埃及人由对（宗教）文化的保护而产生出独特的文化认同感，而文化认同中必定蕴含着一定的对外态度，对外态度的形成又反之强化了这一群体的文化认同。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认同作为一个热点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可以说，文化认同是现当代语境下的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是起源于此。但是作为一种认同方式，它所存在的范围应当包含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
文化认同于古代社会的应用能够为我们解析某些文化现象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
古代埃及的后王朝是一个和平与动荡相互交织的时期。一方面，外族的入侵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统治，而且还有与埃及人相异的风俗习惯。波斯的入侵对埃及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埃及人似乎并不反感波斯人在政治上的统治。
但是波斯人在宗教事务上的忽略与亵渎严重伤害了埃及人的（宗教）情感；另一方面，居住在埃及本土的外族群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埃及人有所冲击。
典型的代表是生活在艾勒凡泰尼岛上的犹太人。他们的宗教习俗与埃及人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面对犹太人在逾越节上焚烧羔羊的宗教行为，埃及祭司们无法长期的忍受，最终导致了冲突的发生。
总之，无论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凡是与埃及人长期所遵守的宗教文化相异，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化认同现象。
正如前文所述，外族在政治上的统治打破了古埃及人对国王提供保护的期待，因此他们将目光投入到了宗教领域。
凭借宗教的屏障，古埃及人将自身与域外群体严格地区分开来，目的就是守护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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