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塞罗的被释奴为例，浅析罗马共和国晚期贵族被释奴的私人生活

　　许多奴隶在获得自由后并不能完全独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要为前主人工作。

　　工作的类型多种多样，既包括诸如陶工之类的家庭以外的职位，又包括清理垃圾的佣人、仆人、马夫以及厨师等与之相关的家庭以内的职位。

　　与前者相比，后者的地位相对卑微，因而古代作者大多选择在自己的作品中忽视这类群体。

　　

　　与他们的无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是那些简朴的罗马家庭中也会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仆人，可见他们在庇护人家庭中的普遍。

　　历史人物的私人生活总是能够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罗马贵族的一部分私人生活就与他们的被释奴息息相关。

　　共和晚期以西塞罗为代表的一类罗马贵族往往会安排被释奴担任自己身边最重要的职位，例如文学助手或是送信人等。

　　透过西塞罗的书信，我们发现被释奴是西塞罗身边最为信任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仆人。对西塞罗而言，尽职尽责是他最为看重的品质，他也最欣赏这样的奴隶。

　　

　　除此之外，在传世的一些信件中他也强调了文化和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这些前提是保障奴隶忠诚和奉献的重要条件。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演说家，他尤其看重那些能够帮助自己处理政事以及整理手稿的奴隶。西塞罗在信件中提到了他身边的许多仆人，其中既包括奴隶也包括被释奴。

　　这些被“点名”的被释奴往往在西塞罗身边负责行政或管理一类的事务，例如秘书、文学助手以及送信人等等。

　　由于西塞罗多次在信件往来中多次提及送信人，由此可见西塞罗对这一职位的重视。罗马共和晚期，贵族精英们常常以通信的方式互相沟通，被释奴是贵族们最信任的传信人。

　　

　　在众多的被释奴传信人中，既有长期专门为主人送信的，也有主人临时委派的，而后者往往出于便利的考量。

　　例如，费洛提莫斯、阿庇乌斯的被释奴西里克斯和法尼亚都曾经为西塞罗传递过信件，西塞罗就像朋友一般信任他们。

　　被释奴不仅要将信件安全送到目的地，同时还需要亲口转述传达写信人不方便诉诸笔端的一些敏感话题，这就对传信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西塞罗在给克劳迪亚斯的回信中曾大力夸赞帕尼亚斯，“他是如此聪明以至于我无需赘述他便可以替我解释许多事情”。

　　

　　在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信件中西塞罗曾提到“传信人会告诉你一切的”。这两则材料都表明，贵族身边的传信人有超越一般奴隶的理解力。

　　西塞罗的传信人艾吉普塔是提洛的朋友，他为人友善，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称职尽责的传信人，就有一些难以完成此任务的被释奴。

　　西塞罗曾经在信件中对一位被释奴充满埋怨之言，苏尔皮修斯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件，他将大部分事实都向被释奴费洛提莫斯进行了解释，但显然费洛提莫斯并没有完全理解苏尔皮修斯的要求。

　　

　　共和晚期，庇护人还会允许被释奴作为贵族中间人陪同或代表自己出席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西塞罗就将自己对弗尼乌斯政治方面的意见直接传达给了他的被释奴达尔达诺斯。

　　因此，处于信息交汇中心的被释奴无疑是共和晚期贵族精英们偏爱的助手。除去传信人之外，书记员或者文学助手无疑是贵族庇护人诸多私人事务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

　　书记员的主要工作是教育庇护人的子女以及为庇护人的研究提供帮助，更为重要的是帮助贵族处理与文字相关的事务。

　　

　　例如，阿提库斯就需要大量受到过教育的被释奴同时精通阅读以及抄写等与他的出版业相关的各种事务，因此即使是他身边最普通的仆人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许多与文字相关的训练。

　　实际上，书记员的工作相当繁杂，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抄写。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西塞罗也会临时雇佣一些朋友身边的被释奴或奴隶。

　　西塞罗在信件中就曾多次提及阿提库斯手下那些聪明且高效的抄写员，他们不仅帮助西塞罗抄写，阿提库斯还命令他们帮助西塞罗检查作品中的注释。

　　

　　狄奥尼修斯原先也是阿提库斯的一位被释奴，西塞罗对他极为欣赏并赐予他自己的第一姓名。

　　作为一名学者，他是西塞罗文学创作中的得力助手，同时还可以辅导西塞罗的子侄，因此西塞罗在信件中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他的喜爱。

　　但随着狄奥尼修斯拒绝加入西塞罗的政治斗争，他开始表现出对这位被释奴的厌恶。“起初我以为他神智不清，后来我意识到他是一个邪恶的小人，他这样做明显是与自己为敌”。

　　书记员图利乌斯曾在西里西亚为庇护人工作，西塞罗无论在公共事务还是私人事务上都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

　　

　　毫无疑问，西塞罗在释放那些他认可的被释奴时一定经过了谨慎的思考，但并非所有的被释奴都像提洛一般事事周全。

　　希拉鲁斯是西塞罗家中的一名会计，他在为西塞罗收取债务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西塞罗愤愤地说他选择希拉鲁斯是一次糟糕的赌注。

　　作为西塞罗身边的文学助手，克瑞希普斯起先在西塞罗的图书馆工作，随后陪同西塞罗奔赴西里西亚，担任年轻马库斯和昆图斯的私人教师。

　　也许克瑞希普斯有难言的苦衷，也许其中存在诸多误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随后擅自离开了这一职位。

　　

　　西塞罗感觉自己受到了“侵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被释奴应当时刻忠诚于自己的庇护人，并且以善意对待自己的释放者，甚至强调被释奴自我牺牲的必要性。

　　在他写给阿提库斯的信件中提到，“这是一则严重的失职事件，应当撤回对克瑞希普斯的释放”。

　　他在信中严厉谴责了克瑞希普斯的冒犯行为，但让西塞罗最为难过的是他感到自己的信任遭到了滥用。

　　根据被释奴冒失的严重程度，法律也规定了相应的惩罚，其中之一就是再次奴役被释奴。

　　

　　但是庇护人既没有权利将撤回释放的申请诉诸法庭，也无法单方面否认释放的有效性，对此西塞罗只能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根据上述对执杖释放的叙述，我们知道执杖释放是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释放方式，没有主人在场的释放是无效的。

　　因此，西塞罗通过否认释放克瑞希普斯时自己在场的方式否认了释放的合法性。

　　这一事件表明，至少在共和晚期法律并没有严格规定重新奴役被释奴的详细程序，同时奴隶主在没有目击证人的情况下可以随意操纵释放。

　　

　　但自此之后，西塞罗从未在信件中提到这位被释奴，因此可以猜想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得到好转。

　　但与克瑞希普斯不同，作为一个自由的代理人和被释奴，狄奥尼修斯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决定是否继续为西塞罗效劳。

　　但毫无疑问，上述两人之间的争吵将双方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狄奥尼修斯不仅需要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还需要在前主人阿提库斯和西塞罗之间巧妙周旋。

　　尽管我们并不清楚究竟是谁首先承认了错误，但西塞罗后来在信件中的确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向狄奥尼修斯抛出了示好的橄榄枝。

　　

　　由此，庇护人和被释奴之间并不总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忠实奉献和斯多葛式“人道主义”的关怀和欣赏，冲突与责难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种矛盾的情绪和心态在贵族家庭中尤为明显。

　　鉴于被释奴相较于庇护人的依赖性地位，庇护人在委以其极大信任的同时也对其施加了绝对的控制，因此当克瑞希普斯背离职位时，西塞罗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不满。

　　与私人生活相比，庇护人对公共生活的权威性要求更为严格，而那些在私人生活中博取了庇护人极大信任的被释奴往往也是贵族庇护人公共生活中重要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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