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独立时代》:迷失在话语丛林里的孤独演说家

  原标题:《独立时代》:迷失在话语丛林里的孤独演说家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

  “先富后教”是孔子在拜访卫国时,对弟子冉有的教导。他教导冉有:如果人多,就应该让他们先富起来,然后再教化他们。这是传统社会的治国之道,换做当下,也依然适用。

  “富”

  代表探索,对文化知识的探索、对社会制度的探索、对科学经济的探索。所以,才有实践之后的教化。如果变为

  “先教后富”,那所谓的“教”也只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这就是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最好阐释。

  像《论语》的对话体一样,《独立时代》由16个对话篇章组成,12个台北精英则在每个篇章中,试图通过权力、道德、自身资源来约束对方,却无功而返的故事。而他们最有力的言语行为,则成为了他们迷失在自己欲望道路上的陷阱。

  《独立时代》里,杨德昌用孔子教育冉有的对话作为开篇,又故意省略最后的结论——“教之”,取代的是荧幕上出现的字幕“两千年以后,在短短二十年间,台北变成了全世界zui富有的都市”。

  所谓富足的都市又将如何教化民众?导演有意让“教之”成为《独立时代》的主要命题,而形形色色的都市中产阶层也承担着“教人”这一古圣人的角色。

  言语的权力的侵占

  局限于文化垄断和传播途径,在传统社会中,“教之”,是成为强权的意识统治手段。

  在对话体语录《论语》中,孔子作为布道者,在与学生对话中输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伦理道德,他批判巧言令色、赞扬仁礼友爱。在集权的认可下,《论语》作为绝对经典几乎垄断一切话语权。

  而这,也正是《独立时代》的困惑:

  “富裕之后到底听谁的”。

  每个人都想登上

  “

  发言权

  ”

  的铁王座,每个人都在努力扮演孔夫子的角色。

  人人都要话语权。

  小波,戏剧导演,在电影开篇大放厥词:“现在是民主社会,票房就是民主,买票就是投票。而且我的理想是大同世界,世界大同!什么是大同?就是大家都相同,如果大家的口味都相同,戏票不就好卖了吗。”

  ——

  Larry,小king的智囊,利用查账之契,告诉molly:“钱是投资。情也是投资。友情就像一种长期投资,集邮像买股储蓄;亲情就是族产,像你和阿king的家族;你知道文化事业像什么吗?所有这些高风险,高效率的投资,就像爱情。……你不懂,很少有中国人不懂这个道理。你不懂,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那你一定很孤独。”

  言语的贬值

  自由反应独立,而独立却带来极大困惑。每个时代都有需要被解答的问题。所以,我们探究“先富后教”还是“先教后富”;

  探究“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去哪”……探究变成每个自由人的责任与义务,所以,《独立时代》被翻译为“一个儒者的困惑”。

  正如事物的双面性,集权让言语在价值观上保持高度的统一;而多元发展,却让言语趋于贬值。

  就算单纯热心的琪琪,在同事眼里,也是一个文化产品,一个非常成功,人见人爱,每个人看到都觉得很舒服的产品。而在丈夫眼里,她也是个谜团:“关于琪琪“好像她的内在有很多的转变是我没有办法去猜想的,没有办法去问的”。

  文化全球化、价值观多元化使得言语的价值不断变化。“言语的主人”在数量上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价值,却发生了跌落式的发展。

  我们熟读先贤,也不忘现代政论;我们听古典音乐,也听摇滚;我们不参与教派,也不妨碍我们互相尊重;我们……现在,似乎再也不是一言独大的时代,我们常常收到信息,而后分析背后的深意,而话语,也因为我们的反思而变得无法摸透而没有失落价值。

  教化的迷失

  人人都在教化、人人都疑神疑鬼。自己都不信的鬼话,何以教化他人。

  阔少爷阿king醉酒后不禁发问:“到底要多少钱才能买到感情?”

  小凤对其他人直言不讳:“谈感情是一件越来越危险的事,感情已经是一种廉价的借口了,装得比真的还像。”

  molly的姐夫甚至说到:“除了死亡,生命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只有死亡,才能抗议这一切的虚伪。”

  琪琪每天在工作中对别人报之以友好的微笑,可同事们却认为她是装出来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为了某种目的装出来的,彼此之间充满了不信任。

  在这个真假难分、虚伪做作的大都市,公司白领、机关公务员、作家、节目主持人、戏剧导演,不论男女老少,即使拥有丰厚的资产,也没一个人是真正快乐的。

  所有才有了molly姐夫关于孔子再世的小说,说孔子回到这个他自己发明的儒教世界里,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受所有人欢迎的人,大家都很羡慕他这么能四处逢缘,都向他请教。

  电影中的各类人物非但没有因为密集的交流而变得说服力十足,还因为个人的私欲处事论,变得苍白无力。

  不管是过度解读,还是都市生存的“自卫之道“,人们渐渐迷失在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中,这也正是杨德昌想要表达的,物质世界越来越丰富,而人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真空,时刻伴随着苦恼、纠结和隔膜。

  社交媒体上、对谈演说中,总是有人想扮演“意见领袖”,试图握住话语权,可一转头,四面八方来人否,最终不过是“孤独演说家”罢了。

  参考文献:

  【1】靳亚利:《身份迷失的揭示———杨德昌电影的台湾人形象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论文2017年

  【2】何李新:《话语的盛筵──论电影〈独立时代〉》,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31卷第4期

  【3】陈卫平:《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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