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杀》——公民社会的神话

　　这里必须根除一切犹豫，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关键词：社会关系，个人，国家，暴力

　　《误杀》改编自印度电影（印度也有两个版本）。这个故事体现了印度一以贯之的“神话”：具有超凡力量的个人能够靠自己实现救赎，这一救赎首先是来自至亲受害，然后遭到法律不公对待，于是唯有私力救济，保护家人免受恶法侵害。

　　显然，不管是哪个版本，故事的主线都是官-民对抗，而其背景则是由个人到众人的人际关系网络。这裡面的重中之重则是家庭（亲情），男主角扮演的是核心家庭的男性主导角色，也是家庭的保护神。然后又从个人及家庭延伸开来，这里形成社会关系，包括商业关系，其中分为生产者（商家及与其一体的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伴随著中产阶级形成的财产和消费伦理（例如敬业，睦邻友好）。这些社会关系本来是整合为一个良序社会的理想，但是，这电影显示的不是天堂，而是一个寄生的地狱。

　　主体

　　公民社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甚至这一概念也有著迁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Civil Society不管是市民（经济意义上）还是公民（政治意义上），这都代表了这一社会共同体的秩序——依靠商业的城市秩序，这一空间也是一种近端秩序，即国家权力对于城市的构建。

　　这一空间也是以商业为主，这包括了小生产者和商人，还有以地域和职业身份（而非血缘）划分的邻舍，这就是社群（如行会，商会，业主委员会）的参与人员，后来脑力劳动者（白领）也变成了市民社会的一员。市民本来只是因商业而集结的群体，但是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商业从商品交换转变为资本增殖，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及管理道德创造了公民，公民社会逐渐变成了政治对抗的实践性范畴，如保护私产，也要求政府进行各个方面的改革，同时这也催生了各种公民义务，这不仅是守法，还有公民对政府的监督。

　　所以，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美好追求，它本身就是一种安慰，也是一个禁令，国家机器的构成（所谓的公权力）就不是“让渡”的，而是要求强制服从，在现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机器随著资产阶级打碎前资本主义而改变，变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需要自己的神话：共和国和永远的自由市场，这是一种最高善，社会契约论一开始就是共和主义的（霍布斯所要求的利维坦，要国家整合个人，避免暴乱），后来变成了人民主权的计数为一的“民主”。

　　救赎

　　因此，现代国家就是要求强制统一的共同体，面对政府的强势，那就唯有制造另一种公共空间（也是安全地带），公民社会无疑是这一理想化身，也是一种排除政府的、能够内部自行运作的在地神灵。

　　这一神灵的树立依靠媒介，市井娱乐加快了知识普及，如小说和戏剧，这些手段非常通俗易懂，也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同样地，小生产者和实现商品流通的中间人（经销商，售货员）也会自发地形成个人主义的伦理观，这指的是要求努力工作，以此获得幸福生活的伦理观（这当然包括传统家庭和更进一步的核心家庭）。

　　回到电影，《误杀》就是个人反抗的神话，男主角没什么文化，但是他是一个小商人（或者说是个体户），也看过近千部电影，他从各种渠道学会了公民社会当中需要的价值观和伦理。一开始这只是个人的事情，但是这一事件开启了一场社会运动，而这场运动是完全自发的，首先是男主角的邻居们，其次则是他不断灌输的身边人（他有良好的人格和沟通能力，这是他能让别人无意识地帮他做伪证的条件）;再者则是公权力自己的锅，上行下效的官僚作威作福，使得民众极其不满，最后的导火索是挖坟地（传统伦理，孝敬及死者为大）。

　　这是社会运动的极限，也是公民社会的尽头，非暴力反抗本来是社会运动的应有之义——在现有秩序之下改良，保全/改变某些理念和社会制度。然而这不是金苹果，反而掩盖了其他暴力——社会制度（实则是国家）的暴力，以及共同体内外、地域差异以及阶层的构成性暴力。

　　因此，公民社会也有它自己的神话——一个欲望得到合理调节的社会，但是这个结构仍然是有前后之分的。作为“从天而降”的信念，前置的公民社会构建了先验的理想社会给其参与者的形象，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后置的公民社会——一个以邻人为主的共同体，只是现行秩序之下的减少政府干预（或者是倒逼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权宜之计，这无疑是一种崩溃的趋势，为了拯救这一信念，社会运动应运而生，但是，公民社会不是历史终结（即使它是一个神话），不停的社会运动，也会带来更加激进化的行动，于是，一切暴力都从裂缝中涌出来了。

　　暴力

　　神话的落地总是带来崩溃的，这不只是公民社会的内在崩溃，也是外部的胁迫，即政府对社会的撕咬——政府不就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吗？这裡便水到渠成，引出了公民不服从。公民不服从的前提是政府作出了不义之举，换言之，这一反抗是正义的。片中，民众的反抗便是认为警察严刑逼供，并且不顾伦理道德去挖别人祖坟取证。而这一动员则是依靠人际关系网，首先是男主角的好友和邻居，然后他们带动了其他人，片中最巧妙的是，男主角无意中製造的“虚假证人”也被动员起来，因此，这一运动便有了一个正义的目标：保卫好人，这个好人就是所有维护良善社会的成员的标志。

　　公民不服从一般意味著非暴力反抗，因为这一反抗依然保持在法律范围之内，但是，这同样有一句潜台词：暴力是被政府垄断的，公民群体或者运动参与者使用了暴力（破坏性的），那就立刻违法。所以公民不服从也有著类似的暗示：我之所以反抗，是因为这是恶法，但是我不会违反法律，只是希望重新塑造符合正义的法律。话虽如此，正如上述分类，始终会有不同形式的暴力涌现，暴力难以避免，所以运动从一个人及其家庭的抵挡公权力，最终演变为骚乱，这一过渡是完全无节制的，甚至是无意义的零度暴力。

　　这裡体现的更多是神话暴力。本雅明曾经就作为革命手段的暴力做过区分，即神话暴力（立法及护法）和神圣暴力（毁灭法律）。公民不服从仍然难以逃离神话暴力——主权者一直用各种手段来垄断暴力，灵活地打开例外状态之门，用人-非人来维持其统治（敌我划分也是其中一种）。所以，公民社会的界限就在于他的头顶——举头三尺有主权，当抗议的力度已经远远超过和平示威，超越人际关系和共同体边界，那麽就没法再回到理想状态的“公民社会”了。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一种淫荡演绎。在工人们（不如说是工人贵族）获得了他们的体面位置的时候，他们就难以站在受压迫者一边了。公民这一身份本就是主权者的定义，要维护秩序的时候，它可以施展仁慈的大能，允许工人罢工，但是它又可以收回这种权利。对于现在的多元社运也是这样，中产阶级不愿意有剧烈变革，于是政府划定界限，利用法团主义来维持猪圈式多元，用游行和各种利益分配来卸下社会压力，维持稳定，显示出其温柔一面。所以，公民社会好的一面就在于它反抗政府，而另一面则是作为治理术出现的。如果要避免西西弗斯式的轮迴，那恐怕要抛弃一切“美好信念”，超越公民社会才是公民社会的最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