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较真”的北大人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
自1995年设立以来
这是第28年
我们用庄重的方式提醒自己
书本仍然厚重、阅读始终值得
借此契机
我们采访了五位
来自北大的资深图书编辑
在他们的娓娓道来中
编辑工作是什么样的？
什么是他们心中的良作？
编辑工作如何跟上时代的脚步？
……
问题安静呈现
讲述悄然入心
在作者和读者之间
他们是细腻温暖的存在??
并将专业做到极致??????
胡开敏
外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1986年从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之后，他在出版行业工作了37年。从杂志社到出版社，他手中抚过的纸墨书香，都让他念念不忘。今年4月，他荣获第十四届“韬奋出版奖”，这也是出版界的最高荣誉。
在读者与作者之间求同存异
作为编辑，当评估一本书的价值与出版可能性时，胡开敏认为首先需要考虑它的主题——是否吸引读者、是否为读者所需要。此外，内容本身吸引力是否足够，结构是否完善，文字表述是否精彩可读，也是决定此书是否值得出版以及如何出版的关键。
胡开敏在外文出版社的工作已来到第28年，他在外宣出版和国际传播领域累积下深厚的工作经验，对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颇有体会与深情。2017年，他和同事从一则新闻中得知厦门大学有一位美国教授潘维廉，他从空军退役后周游世界来到厦门，爱上了这座城市，并自1988年起定居于此。潘维廉在与美国家人通信时，常常在信中介绍他在中国的生活与工作，胡开敏和同事意识到这是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独特题材，便立刻赶往厦大和潘教授深谈，并策划了《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一书，从他给美国家人的上千封信中精选出47封，以中、英、法、西、德等多语种陆续出版。该书也因为“家书”的温暖动人、内容的真实可感，展现了讲述中国故事的新颖视角，在出版后迅速引起轰动。这个“小故事”经由编者之手，如棱镜一般折射出万千绚丽之光，也为胡开敏的编辑生涯平添一分厚重。
问及如何使外国读者更好地读到、理解中国故事，胡开敏谈到：“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对主题和内容的关注度不同。有些主题对于国内读者司空见惯，但对国外读者来说却颇为新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中国茶文化、婚丧嫁娶的风俗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生活、价值观等，对外国读者来说有一定的陌生感，所以他们很愿意进行深入了解。要想更好地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就要在读者与作者之间求同存异。”
情感浓度与独特表达
新媒体浪潮席卷而来，传统图书的重要性成为引起大众广泛讨论的问题。“技术迭代为读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阅读媒介，但图书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在深度阅读中，文字带领读者系统地、有逻辑地、有情感地进入作者的思想体系，而对纸张本身的翻阅又是一段对思想达成认知的过程，这与电子书或用手机进行短时阅读的感受非常不同。数字阅读在文献性的查阅或碎片化知识的获取上，可能比纸书更方便快捷，但在纸书上阅读文学作品或思想性更强的内容，仍不能被完全取代。”这是胡开敏的坚持——书籍凝结了人类智慧，思想的翅膀由此徐徐展开。
当谈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图书翻译工作的影响，胡开敏认为人工智能对翻译人员并不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而更多是起到了重要的加持作用。基于语料库和数据库的支撑，人工智能在科技化和规范性的用语上可以做到更加精准且快速的表达，这为翻译人员建立了更坚实的工作基底——帮助他们提升了工作效率，继而能够更快地实现对外交流。但文本的润色与审定仍然需要专业人员的深厚功力才能得以实现，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情感表达，文字不再只是承载信息，更凝结了创作者的智慧精华。翻译人员对作者的熟悉程度和情绪拿捏，决定了文字的细腻、准确程度，使读者更能感受到作者的风格、特色与情感浓度，这是人工智能翻译所无法替代的。但数字资源可以有效地反哺语料库，助力翻译和编辑行业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
深耕文字情感，讲好中国故事，无论在岗多少年，这都是胡开敏未曾动摇的相信。
陈小红
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助理、理科一编辑室主任
从北大心理学系毕业之后，她出于对心理学、对北大的热爱，进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一本本书籍出版，印在书的版权页上的责任编辑姓名，“责任”二个字是她对编辑工作意义最深的理解。
那本印象深刻的书籍
提起曾经编校出版的书籍，陈小红对其中一本印象深刻：“在我刚工作不久的时候，做了一套心理学翻译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女性心理学》。那本书对我的触动主要是书内容上有一点特殊。我们知道，在书的行文与文献中，西方一般对研究者介绍都是姓氏加上名字的缩写，同时因为西方的名字基本上能看得出男女性别，所以这本书的作者Claire A. Etaugh和Judith S. Bridges提出一个观点：在写到这些研究者时都要保留他们的名字，要让读者能够感受到学术内部做研究的人的男女性别比例，性别的标签不应该被抹去。
当然，《女性心理学》的作者这样拼写姓名，和普通出版规范或者编辑出版实践过程中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也是从这个角度特别提醒我，在这本书的编辑中，要体现出来这点，要体会作者意图。”
理工科书籍的规范性要求
理工科的编辑在具体的文字工作上显性的规范更多，比如说图表、公式、符号等。在编辑过程中，大家可能会感觉到繁琐、甚至枯燥，但她笑言：“坦率地说，我们在做一部稿件的时候，如果真的发现了作者表述不清或的确有观点、计算等实错，其实是会有一定的成就感的。作为编辑，我发现了这个错误，阻止了错误再传播。”但还有很多规范是形式上的，改起来很繁琐。这些虽然耗费心力，但是会在长期上起到作用。
编辑行业中的繁琐其实也是对细节的把握、对完善的追求。陈小红说：“一本书出版之后，责任编辑的名字也会印在书的版权页上，其实这也是自己工作成果的呈现，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只是完成的过程可能是枯燥的。绝大多数工作除了特别的、少见的亮点和辉煌的一瞬间，更多都是繁琐的细节。要怎样提高效率、做得更好，这是我需要思考的。”
教材与学术出版
北大出版社理工科出版的重要领域，是大学的相关教材和学术图书的出版。陈小红讲述了她对二者的理解：“教材要围绕课程大纲，相对来说有明确的目标和体系。即使是到大学阶段，基础课程在体系上也都有一定明确的要求。这是一个总的范围的要求，内容广度上要讲全了，该有的都有了；在深度上根据不同学时、不同学校的教学目标也要有所不同。在教材编写时，我们会围绕培养学生的目标强调特色，比如希望学生获得的知识、技能和日后的就业需求等，要围绕这些目标来编写教材内容。有更多的侧重，有详略不同的安排，有前后的内容顺序，还要考虑到一门课程前后衔接的其他课程。
学术著作方面，最好的学术著作应该追求‘高、精、尖’，把作者研究成果最精华的部分进行总结。我们考虑的核心因素是哪些人可以开始读这本书，如果把读者范围放得宽大，比如把大学生包括进来，可能就会加入更多研究背景的介绍。如果作者的目标读者是小部分同行，那我们就会把基础部分舍去。在学术著作上，作者研究内容本身的质量是最重要的。”
欧阳韬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
2002年从北大世界文学所毕业之后，他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负责出版编辑德语文学和译著德语文学的工作，以及部分中国经典文学名著的中德对照编辑工作
从一字一句的校对做起
因为喜欢读书、喜欢文学，欧阳韬毕业后便进入出版编辑行业。读研期间主攻德语文学的他，师从北大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翻译家张玉书老师，并在张老师的推荐下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德语文学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工非常细，中国文学分古典、现代、当代等编辑部，外国文学编辑部的英、俄、法、日、德、西等语种都有学相应语言的编辑，这里像一所大学，是个学习的好地方。”而刚进社的他，要首先经过校对科的考验。
人文社的传统之一，是新进社的编辑正式在编辑部编辑书稿前，要先到校对科实习半年，欧阳韬也在那时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折校”：“拿着作者手写或机打的原稿和排出来的校样，我需要把校样的一行字折一下，放在原稿之上，按字逐个地对，一字字、一行行对下去，再折一行，再对下去……像这样的重复工作，我干了半年。”
校对科对书稿要“三校一读”，即在折校之后还需要不看原稿，通读全书，发现书稿（原稿）中的问题。一些复杂的文稿，学术性、专业性较强，注释较多的，甚至需要四校、五校，两次通读。他说，“校对还有一个名字叫‘校雠（仇）’，是说校对员对待原稿像‘仇人’一样——我就要找出你的毛病来，你看我找不找得出来，你就是一万里面有一个我也要找出来。我们国家出版图书的质量标准是万分之一，如果你一万个字里面有1.1个错，对不起，这是不合格图书。而读者的要求更高——这本书即便有20万字，你有一个错也是不应该的。”
但就是这项像“机器人”一样枯燥的工作，给欧阳韬打下了做编辑的扎实基本功，也培养了他对每个文字都要“较真”的态度。
绵长的“较真”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外国文学第一编辑室主任的资深翻译家、编辑家夏玟老师，对欧阳韬在职业生涯和人生道路上有着很深的影响。“夏老师是北大法语系毕业的，毕业之后她做了很久朱光潜先生的助手，继承了老一辈学人与北大法语系‘较真’、敬业的传统，对真理的坚持让人钦佩。人文社当年把夏老师从北大请过来，可以说是为法国文学出版做了一件大好事。夏老师为人非常直爽，对译者开诚布公。在尊重法文原著的基础上，不管是大译者、老翻译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译者，夏老师都会对书稿一丝不苟地审读。如果出现错误，不管对方是多大的翻译家，她都一定要提出修改意见。但也就是因为这股较真的劲儿，夏老师和法语文学的很多翻译家都成为了好朋友。基于严谨细致的工作，她深入了解了不同翻译家的专长与特点，能给每一本书和每位作者找到更适合他们语言风格的译者。”
说起夏老师，欧阳韬始终沉浸在深深的回忆里：“夏老师讲，她以前每年都会请一些法语翻译家去她家里聚餐，他们在一起无所不谈，但是面对问题时又绝不敷衍了事。我现在就可以想象那些可爱的前辈们在一起的情景，那是翻译家和编辑之间最理想的交往状态。”
因书而聚，再为了一本良作的诞生而共同努力，这是夏老师带给欧阳韬的影响，令他一直受用至今。当欧阳韬编辑或参与策划的书籍获得读者的喜爱而不断加印，他深深为之欣喜，同时也深感自己的语言水平仍然有限：“经常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能在工作中与古今名家对话，和翻译家们共同切磋琢磨，他对书籍的热爱因此不断加深。这是他的坚定选择，更是他与书籍共生的绵长故事。
夏玟老师2012年9月26日在出版社会议上，右一为德文编辑关惠文先生，右三为英文编辑吴钧燮先生
周雁翎
北京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中心主任
北大博士毕业的他，坚持深耕文字。他看重编辑的“二次创作”，努力让“经典”与“大众”同行。
编辑就像一本书的“导演”
科学通识读物，与通常所说的“科普”读物并不相同。“科普”是一个非常笼统、有很多歧义的概念，一般被认为是对高深科学知识进行通俗化转换。“科普”的着重点主要是“普及”，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高深的“硬性”科学知识进行“软化”处理。简言之，这类图书传播的是所谓的“一阶科学”，也就是科学知识本身，而科学“通识”是对“科学”的“通而识之”，它的对象主要是包含所谓的“二阶科学”，也就是对“科学”的本质、属性、功能和精神气质等方面的认识。对于周雁翎来说，在策划和组稿时，不仅要对选题进行分类和分层，还要在写作方式和文字表达方式方面反复与作者进行磨合。在编辑、营销时，还要再次分类、分层，对书稿“再加工”。周雁翎说，“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编辑通过创造性工作，把作者和读者无障碍联结起来。”
周雁翎用生动的比喻解释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如果编辑不做相关的创造性工作，不赋予书稿附加值，也就是所谓的‘二次创作’，那么一些作者就会把出版社当成是印刷厂，编辑的作用就和排字印刷工人无异。这好比一部话剧，即使剧本写得再好，如果没有优秀的导演、演员和舞美人员进行二次创作，那么充其量也就是一帮人呜呜哇哇在台上照本宣科背台词。谁能说这样的话剧是一部优秀的话剧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编辑就相当于是一本书的‘导演’，一本书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导演’的功力了。让‘经典’与‘大众’同行，增加科学通识读物的人文价值与可读性，把读者带入另一个情景，这才是编辑的目的。”
人工智能时代的漫漫征途
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或许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在阅读和生活中反思的内容。”周雁翎说，“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为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带来了极大便利，但它凸显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非常令人担忧。特别是强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难以控制。因此，科学通识教育，就是要建立对科学的整体认识，比如，科学就是代表正确吗？科学就是真理吗？科学必然带来人类幸福与和平吗？科学会毁灭人类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反思。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要，更必要，更紧迫！”
周雁翎向大家推荐了《道德机器：如何让机器人明辨是非》。这本书基于人类道德判断和伦理的本质，第一次深入探讨了人类在设计具有道德判断能力的机器人的漫漫征途上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作者大胆主张设计某种功能性的道德指令，让人工智能机器人习得某些基本的道德感。
实际上，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科技领域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相关科学通识图书的出版，有利于促进公众对科学技术本质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认识。
吴 琦
《单读》主编、《螺丝在拧紧》播客主播
2010年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之后，他成为传统媒体的记者，后因机缘巧合进入单向街书店，从一名编辑做起，到现在全方位投入到文化行业之中。在信息不断累积爆炸的时代，他站在传统与新鲜之间，继续自己的思考。
一场人与文字的双向奔赴
与编辑工作的结缘或许要追溯到大一时——初入北大的吴琦上了一门名为“编辑与出版”的课。本以为这门课和自己的专业并无太大关联，但老师细致入微的讲解很快引起了他的兴趣：从纸张介绍，到印刷流程，再到具体的编辑工作，吴琦第一次看见了一本书的诞生历程。这门课程的影响就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默默生根发芽。
进入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一度遭遇寒冬，曾任记者的吴琦也不免陷入迷茫。在北大前辈许知远的邀请下，他来到单向街书店，从一名每天只与文字打交道的编辑做起，将自己尚未解决的问题交予沉默的表达。他本以为编辑是份基础而简单的工作，对自己能够成为合格的编辑“充满信心”。而当身在其位，他才看到了这个职业所要求的极高的知识素养和严苛的专业性：“你需要要付出大量时间去完善自己的知识储备与逻辑思维体系，而这仅仅是达到了这份工作最基本的素质要求。”知识之外，要耐得住性子，秉持全身心付出的精神，工作才能坚持下来。
吴琦认为，编辑与自身的工作之间是双向选择的关系：“编辑们心甘情愿做出这种选择，这个行业也因为这种选择而被描绘出具体的样貌。说得‘俗’一点，这大概也是一种双向奔赴吧。”
“崭新”与“传统”的变与不变
在工作安排的不断变化之下，吴琦慢慢从一名编辑转为一个“多面手”，在文字编辑、活动策划、市场运营、媒体产品等方面均有涉猎，现在已是《单读》主编，还创建了自己的播客频道，和不同行业的不同对象进入不定期深度对谈。吴琦感到自己的工作环境已发生巨变，表现之一就是做活动和推广的同事不再和他保持清晰界限，大家随时都可能“坐在一起干活”，而不再像传统出版业编辑一样，保持着更抽离、更沉静的工作状态。
吴琦的工作中融入了许多全新内容，这也让他在编辑工作中产生了新的想法和计划，即在传统与新鲜之间寻求平衡。他选择往台前“站一站”，比如出版《把自己作为方法》——他和毕业于北大社会学系的项飙老师的对话集，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用比较新颖的方式，在出版行业发出自己的声音。读者的热烈反馈证明，大胆创新与深度内容并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吸引目光长久驻足的有效途径。但在工作内容不断更迭的同时，他仍然十分重视专业性的保持和职业技能的磨炼：“编辑的基本功是不能缺失的，这是编辑最核心的业务技能。”
吴琦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编辑行业，“这个行业必须有新的一群人，用他们的生命体验和职业生命展开的方式，告诉我们新一代的编辑可能是什么样子。”这个行业会因为新鲜血液的涌入有所变化，而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形态。但归根结底，成为一名新媒体人，并不代表一定要和“蹭热点”、追赶潮流划上等号，而是如吴琦所言：“要去理解自己和这个行业到底会发生什么程度的化学反应。毕竟方向再丰富的追逐，也一定要基于人内心对自己的要求和准则。”
在疾速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吴琦仍在探索。
总有人执着地相信意义
总有人耐心地将它实现
和文字对话，与内心交谈
愿你常游书海，畅游人间
策划：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
鸣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采访：李霁、张蕴灵、冯岱
编辑：刘亚凡、吕可欣、李霁
图片：受访者提供
排版｜责编：李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