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一起五十年拒不昭雪的冤案

　　南宋末年，一起五十年拒不昭雪的冤案

　　

　　冤假错案历朝历代都有，但是，一起冤案拖延了五十年，拒不昭雪，实为罕见。而这起冤案就是由宋理宗的继位引发的。宋理宗是南宋第五代皇帝，他是被宰相史弥远的宫廷政变推上皇位的。而宋宁宗生前确定的皇嗣赵竑，却在这次宫廷政变中，先改封为济王，后又被迫害致死。因此，济王赵弘案成为南宋后期的最大冤案。为了不让继统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与挑战，宋理宗及其继任者，竟然拖延五十年不给这桩弥天冤案彻底平反。济王冤案牵动了南宋三朝政局，不仅颠覆了新儒学的主流价值观，也严重销蚀了君主官僚政体的向心力。

　　说起这桩冤案，还得从头略作交待。

　　宋孝宗有三个儿子，都是皇后所生。皇太子早逝，他没有继立次子，而是破例立所谓“英武类己”的第三子为皇太子，即宋光宗。孝宗禅位后，以太上皇的身份向光宗交待了隔代继承人：“当初越位立你，想让你成一番王业。如今你二哥虽去世，他的儿子还在。”意思很清楚，皇位应还给老二家。岂料，宋光宗不久精神失常，连太上皇驾崩这等泼天大事都不能出来主持，让大臣们失望至极。在政局危机的严重当口，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的皇后）最后拍板，让光宗禅位于其子，是为宋宁宗。后来，他二伯的独子英年早逝，连后代也没留下。为弥补亏欠之心，宁宗追封他二伯为沂王，选太祖赵匡胤十世孙赵贵和入嗣其后。终宁宗朝，沂王始终居于特殊的地位。

　　宁宗先后有过八个儿子，但都冲龄夭折，他选了太祖几个十世孙入宫学习，意在遴选皇位接班人，其中以早已入嗣沂王的贵和呼声最高。

　　但朝廷权臣却发生了变化，在诛杀权相韩侂胄后，史弥远取而代之，一手遮天。史弥远不希望沂王贵和入选，因为沂王对自己专擅朝政流露出反感。由是，史弥远便命同乡与亲信郑清之物色了另一位太祖十世孙赵与莒。

　　不久，宁宗立贵和为皇子，改名赵竑。其用意很清楚：既然贵和早已入嗣沂邸，立他为皇子，等于把皇位还给了他二伯家。史弥远不便公开反对，提议再为无嗣的沂王加立后嗣，以备不测，并把赵与莒推了上去。宁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将赵与莒改名贵诚。

　　次年，赵竑进封济国公，由杨皇后作媒，娶太皇太后吴氏的侄孙女为夫人。史弥远知道皇子赵弘喜欢弹琴，便送上一名擅长琴艺的美人做卧底。皇子缺乏心机，不知韬晦，当美人的面大骂史弥远，说将来一定要将其决配八千里。由于赵弘宠昵那位美人，吴氏夫人与赵弘的关系相当紧张，常到杨皇后处哭诉，皇后对赵竑自然不满。

　　斯时，史弥远正处心积虑地阻止赵弘皇子登上皇位，便让时任国子学录的郑清之，兼任沂王府教授，精心辅导与调教赵贵诚。

　　流言蜚语日渐不利于赵竑，而有利于赵贵诚。有朝臣提醒宋宁宗：“国事大且急者，储贰为先。陛下失今不图，奸臣乘夜半，片纸或从中出，忠义之士束手无策矣！”宁宗虽悚然动容，却未见行动。也许他自认为国本安排已明白不过：皇子只有一人，理所当然是唯一继承人。但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皇子与皇太子尽管一字之差，却有重大区别，只有皇太子才是唯一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将赵竑立为皇子，只不过承认他是后嗣，但因非其亲生，在其弥留之际或归天之后，易嗣远比废储容易得多。虽然矫诏废立太子，并非史无前例，但毕竟更冒天下之大不韪。

　　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闰八月，宁宗驾崩之夕，史弥远一面派人宣召赵贵诚进宫预作即位的准备，一方面命郑清之等党羽起草矫诏。然后通过杨皇后的两个侄子，七次穿梭于内外朝之间，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迫使原先并不赞成废立的杨皇后，最终屈服其废立阴谋，矫诏立赵贵诚为皇子，赐名赵昀，封成国公。

　　一切安排停当，史弥远才宣召赵竑入宫听诏：“皇子成国公赵昀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新即位的皇帝就是宋理宗。随即，以杨太后名义宣诏：皇子赵竑进封济阳郡王，出判宁国府。数日后，赵竑改封济王，赐第湖州（今浙江湖州），被监管了起来。

　　对史弥远的废立，朝野有不少人义愤不平。当地人潘壬、潘丙兄弟联络了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密谋拥立济王，他们派堂兄潘甫到淮北争取“忠义军”首领李全的支持。李全是翻云覆雨之人，表面约好日期，进兵接援，届时却背信爽约。潘氏兄弟只得仓促起事，装束成“忠义军”模样，夜入州城，硬把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赵竑号泣不从，潘壬等以武力胁迫。济王只得与他们相约，不得伤害杨太后与宋理宗，这才即位。夜色中，起事者贴榜声讨史弥远废立之罪，连湖州地方长官也率当地僚属入贺新皇帝登基。

　　天色熹明，济王见拥戴他的都是乌合之众，知其事难成，派人告变，并亲率州兵讨叛。待朝廷大军赶到，起事已被济王讨平。其实，湖州之变，是民众对史弥远专政与废立的一次自发性抗议。尽管济王告变平乱有功，但史弥远仍蓄意斩草除根。不久，他派亲信到湖州，说是奉谕给济王治病，暗地却胁逼他自缢身死，还杀死其子，对外宣布病故。为平息朝野非议，宋理宗追赠济王为少师。但不久，史弥远就指使爪牙发难，理宗收回成命，褫夺其王爵，追贬为巴陵县公。

　　史弥远的宫廷政变不仅剥夺了赵竑既定的皇位，而且将其迫害致死。这一做法，粗暴践踏了儒家倡导的人伦纲常，激起朝野正直之士的无比愤慨。就在权相政变、理宗夺位不久，临安书商陈起编集出版了《江湖集》。其中，收有敖陶孙“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的诗句，史弥远的爪牙嗅出了其中的不满，说“何王”与“彼相”是“哀悼济王而讥诮弥远”，滥施淫威，下令劈掉《江湖集》的书版，将陈起流放边州，敖陶孙被贬逐出京。

　　但仍有不少知名学者与刚直朝臣为了捍卫伦理纲常，不顾罢官流放，接二连三为济王鸣冤叫屈。

　　四川进士邓若水通过制置司给理宗上书，直斥史弥远矫诏政变：“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簒乎？非攘夺乎？”他明确要求理宗“诛弥远之徒”，针对史弥远策动政变与构陷冤案，他指出：“天下原以为陛下没有此心，不知其事，一定会平反昭雪。谁知至今逾年，仍未能大慰天下之望。昔日相信陛下之必无者，今或疑其有；昔日相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怎能容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制置司吓得不敢驿递这封上书，邓若水才免遭毒手。但内容已有流传，史弥远在其改官状上，“取笔横抹之而罢”。

　　在朝的大理评事胡梦昱也应诏上万言书，不仅直言无忌，还把副本送达史弥远。他认为济王冤案关系“立国之根本”：“戕天理，弃人伦，对我宋立国之根本损伤太多！”他还指出：“即便追赠褒崇，其实对济王已无所增益；倘欲削夺追贬，其实对济王也无所减损。但陛下友爱之心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伦之或悖或合，国家安危治乱之机却将由此而判定！”史弥远恼羞成怒，撸去其仕籍，勒令其停职，贬窜象州（今属广西）。参知政事袁韶与临安府尹都认为梦昱无罪，拒绝在执行公文上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