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二说丨不会聊政治的出租车司机不是好经济学家
互联网带来的制度变革。
王小波说在《红拂夜奔》里写过一段关于出租车的事。
“大隋朝的taxi没有轮子，那是一些黑人……手里拿着一条帆布大口袋。问好了去处，他就张开口袋把你盛进去。一个大钱一公里。”
王小波写下这段文字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情，那时，打车出行还是很奢侈的事情；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那时，更没有滴滴、Uber、美团这些网约车们。
然而，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王小波说，“有些无赖专门冒充taxi，把人扛到臭水坑前面，脑袋朝下地往下一栽……他们就把钱袋摸走。”
他又说，“这也如你今天乘出租车时，也必须研究一下司机和车子，万一乘错了车，就会被人把脸打扁。”
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不管是他笔下的大隋朝，还是他生活的上世纪，和我们今天一样，都在为安全担忧。他说，“这不是一件有幽默感的事。”
王小波在当时可能也很难想象，在2018年，人们在出行时除了担心安全，更多地是为是否能及时约到一辆车而焦虑。
一
在北京，出租车司机是一种很奇特的存在。他们起早贪黑地挣份子钱，挣口粮，严格意义上讲，这算是经济领域的事情。
可每一个北京的哥都关心中国的未来和世界和平，好像所有的内幕都被他们掌握一样，就像他们从来不说中南海，都说“海里”一样。然而，这就变成时政领域的问题了。
搞经济的关心时政，从某个角度说，算是一种跨界，而在某个立场，跨界是一种很危险的操作。
而真正让出租车们感觉危险的，其实是来自于网约车的挤压。
这种挤压最为明显的体现是营运单数减少、空驶率增加；而空驶率增加带来的影响，则是营运方式的改变。
许多出租车司机表示，“扫街”不如“趴活”，他们更愿意在某一个人流密集的地方等待，而不是在街上流动着寻觅乘客。
这样的拉活方式，是属于1984年前的。34年前，出租车大多是静止的，并不在街上流动着找活。
那时，北京出租车还处于“计划调配时代”，全市出租公司不过两三家，车不过数千辆，“叫车靠电话、街上出租少”。
34年后，出租车们又停了下来。但此时此刻，已非彼时彼刻。
除了营运方式在变，的哥们处理问题和矛盾的方式也在变化。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最早的出租车罢运出现在1996年的北京。此后，以罢运形式向政府施压而寻求利益成为了的哥们维权的主要手段。
所不同的是，以前罢工是抗议份钱太高，现在除了抗议份钱之外又加上了控诉网约车挤占市场。
乘客在这场纠纷中的角色也在变化。以前，在的哥们维权的过程中，乘客一直以来都是作为旁观者出现，他们倾听司机们的抱怨，也仅仅是倾听而已，碰到心情顺溜的时候也一起骂骂政府。他们的姿态始终保持中立，略微向司机倾斜。尤其碰到涨价之类的事情，倾斜的角度会更大一些。
而现在，这种默契与平衡也在被打破。在过去一年各地发生的几次出租车罢工事件中，乘客用另一种方式“支持”罢工。
他们说：“罢工罢的好，希望永远不要复工了。”
有人说得更狠：“人多了不拉，起步价之内不拉，带宠物的不拉，绕道的不拉，太偏僻的地方不拉。好吧，你们罢工吧，这回谁都不用拉了！现在我们有滴滴、有易到、有代驾、有共享单车！”
在南京，的哥们的表达方式更为决绝，3000辆出租车直接退租，南京市域共有出租车12000多辆，退租的车辆占比接近四分之一。
二
2012年，在中国，佳能在领军数码相机市场，人们在讨论尼康第一次超越索尼意味着什么；
这一年，柯达公司正式申请破产保护。
2014年，苹果发布了iPhone 6和iPhone 6 Plus，智能手表Apple Watch和移动支付Apple Pay第一次面世。人们在讨论三星市场份额只有9%，三星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诺基亚正式退出手机市场。
对于出租车而言，也正在面对一个时代的谢幕。这与你努不努力，烦不烦恼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个时代，过去了。
放开出租车行业的数量管制，减少政府行政干预，恢复市场竞争……一直是出租车行业的死结。大家都知道问题，也知道怎么解决，就是解决不了。于是，只有看着出租车行业资源日渐集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
李稻葵曾说过一段挺实在的话。
他说，出租车这个行业我研究了很多年，道理很清晰，就是要改革，但是改不动。怎么改革？
他说，消费者得不到应有的高质量服务，司机又被挤在中间，而资本所有者、牌照所有者占便宜，获得了巨大的盈利，我们消费者和司机都是被剥削的，这个道理非常清楚明白。但是改不动。
他还说，现在终于出现转机了，互联网来了，各种各样打车的手机软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专车公司来了，逼着出租车行业要改革，如果你不改老百姓就跑了，用户就跑了。司机没有顾客也不行，司机也会采取实际行动，所以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制度改革。
王焱写过一首《北京taxi》“我的好几个哥们，跟你们一样也开出租。每次睁开眼，唯一的烦恼是为赚钱……”
这首歌里写的是20多年前的烦恼，和今天的也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现在，烦恼还在，这个行当可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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