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为什么一直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但是大明朝的云和水却不那么平静，嘉靖帝曾饱受“水”的困扰，特别是海禁、倭患和漕运，造成了嘉靖朝的经济困窘，这也是大明王朝1566背后的真正历史。
海禁和朝贡，是大明王朝海洋政策的根基，也是明代饱受海盗、倭患之苦的根源，更被后世之人视为中华文明现代化进程的绊脚石。但这两项政策在最初实施时，却有一定的合理性。
元朝曾经驰骋于亚欧大陆，但短短百年就分崩离析。朱元璋是大元灭亡的推手和见证人，他知道元朝覆灭的一项重要原因是穷兵黩武，造成整个国家走向军事化和混乱。因此戎马一生的朱元璋，在建国后选择了保守的国防政策与柔和的外交政策。即使对于敌对状态下的蒙古，朱元璋也坚持采取守势，在北方积极构筑边镇体系，并分封藩王戍边。
对于海外诸多邻邦，有鉴于元朝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征伐都惨淡收场、劳民伤财，朱元璋采取了怀柔政策。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将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十五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构建以中华之“礼”为核心的新秩序。
朱元璋对海域邻邦的友好态度，是一种上邦对属国的施恩布泽，要求属国们遵循华夏的规则——礼敬上邦、保境安民，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破坏大明江山的稳定秩序。
洪武初年，张士诚和方国珍等人的残部，以海盗的形式顽据在沿海岛屿中。朱元璋担心他们对外勾结海外邻邦、对内煽动民众，这就促成了朝贡和海禁两个相互配套的政策。邻邦们安守在自己的海域内，明朝的老百姓则不许出海，仅允许官方的外交往来——斩断了商路也就斩断了祸乱之源。
明朝“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更让这种制度变得合理合法。在朱元璋和他后继者的眼里，商人是“奸恶”和“祸乱”的代表。尽管偶尔不得不借助商人的力量，但是商人聚集财富的本领总是让统治者感到嫉妒和不安，似乎贪腐和民怨都是商人的错。
国内的贸易受到了监管和压制，国外的贸易更是只有官方一条通道，即依托于朝贡体系，开设宁波、泉州和广州三个市舶司。这种政策在洪武初年的确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很好地做到了与民休养、靖海安边。
永乐朝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创举，但并没有改变海禁的本质，只是进一步增强了“朝贡体系”。相比于各国的贡品和官方贸易的收入，政治文化输出才是重心。
但是贸易往来是人类互通有互的基本需求，并伴随着财富聚集和科技进步。长期的海禁，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明朝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也在酝酿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嘉靖朝就是一个爆发期
嘉靖朝最大的“外患”就是倭寇，而“倭”也就是日本。尽管被朱元璋列入“不征之国”，日本和大明朝的关系，早在洪武十三年就遭遇了一次危机——“胡惟庸谋反案”。
明廷认为，胡惟庸在“谋逆”中试图寻求日本的帮助，派遣时任宁波卫指挥的林贤赴日合谋发兵。这件事被后世很多学者考证为子虚乌有，只是为了加重胡惟庸的罪名所增添的一点“佐料”，但却就此中断了中日往来。永乐年间大开朝贡，中日交往又重新恢复，并在宁波准许日本官方进行勘合贸易。
就像计划经济体制中，使用介绍信或是购物票进行交易，所谓勘合贸易，是一种基于许可凭证的贸易方式。明代的贸易凭证，最早使用与兵符相似的符牌，即交易双方各持一符牌，二者相同才算验证通过。“空印案”之后，朱元璋加强了各类印信、符牌的管理，开始全面推广“勘合”制度。
勘合，就是把凭证分成“勘合簿”和“勘合号纸”，再加上两道防伪，一是使用勘合字号，二是加盖“骑缝章”。六部的堪合往往由对应的六科负责印制，印制时，在勘合簿和勘合号书上同时印刷字号，盖好骑缝章。
双方在进行勘合时，需要同时确认勘合字号是否一致、骑缝章是否能拼合。当然，明代的堪合贸易是和朝贡捆绑在一起的，堪合实质上也是朝贡使者的身份证明。对外国使节的堪合由礼部主客清吏司掌管，给日本颁用“日”字号勘合一百道。日本每十年派团队持勘合朝贡一次，在浙江宁波登陆，先安置在浙江市舶司下属的安远驿，经朝廷许可后方可进京朝觐。
日本使团在华期间，除了向中国官方进献贡品和官方交易外，在宁波的安远驿和北京的会同馆，都可以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当然，与民间商人的贸易仍然受到市舶司的管理，不仅要收税，还会严格控制交易范围，例如武器就是违禁品。
重开朝贡后，受益最大的是日本幕府。根据楠叶西忍《大乘院寺社杂事记》的资料，朝贡团队在中国获得大量“回赐”，同时通过民间商人采购大量货物，回国后转售获利。其中仅生丝一项就能盈利200%，此外还有棉帛布匹、药材、瓷器、漆器、铜器、字画等等稀缺商品可以赚取暴利
高额商业利润的诱惑和日本政局的动荡，终于在嘉靖二年引发了一场祸事——宁波争贡。两股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爆发冲突，这恐怕是历史上第一次，结果更是令人大跌眼镜。冲突的双方，是日本的大内义兴和西川高国两个大名。
从成化三年（1467年）开始，日本爆发“应仁之乱”，足利家族的室町幕府逐渐式微，开始了诸侯领主混战的“战国时代”。大内和西川都是足利幕府的守护大名，在应仁之乱中分属关东、关西两大集团，互为敌对关系。
尽管十年的应仁之乱不了了之，大内和西川两个家族依旧矛盾重重，而朝贡贸易的巨大利润则让两家再度爆发冲突；每一朝发布的勘合是有额定“道数”的，大明会典中记载的数量是一百道，当朝发布的勘合到了下一朝就失效了，所以往往会剩下前朝的过期勘合。嘉靖二年，大内一方掌控着嘉靖朝新颁发的勘合，名正言顺地前往宁波朝贡，而细川也不甘心，拿着弘治朝的过期勘合也跑来朝贡。
原本大内的勘合是合法有效的，理应优先接待。不曾料想细川团队贿赂了浙江市舶司的总管太监赖恩，反而得到厚待，前仇旧怨一爆发，两家就大打出手。不仅烧毁了市舶司的嘉宾堂，还袭击了当地的兵器库，殃及地方百姓。
更为严重的是，明朝军方的应对十分失败，损失惨重。两股日本人总共不超过七百人，作为朝贡使节其中真正有武力的战士则更少，武器装备也不足。
而明朝一方，有宁波卫、昌国卫、临山卫、观海卫、绍兴卫、定海卫六个卫近三万军队，却让对方从容地从宁波拼杀、 追逐到绍兴，又绕道余姚逃走，一路上还顺势抓了宁波卫指挥。明军在海上追击时，还把浙江备倭都指挥给搭了进去，就这样也没能全部抓获罪犯。最讽刺的是这些逃犯漂泊到了朝鲜，被朝鲜李朝押送到北京。
这样荒唐的结果，不仅大损明朝的颜面，更让统治者意识到，东南沿海的备倭体系已经荒废殆尽。这也是后来在抗倭中不得不倚重“戚家军”等募兵的原因，此时却成为了加强海禁的借口。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不仅谏言陈奏了备倭体系的荒废，而且提议商讨是否要断绝与日本方面的朝贡。其结果，是包括礼部（朝贡主管）在内的大部分官员，都支持夏言“祸起于市舶”的观点。明廷关闭了宁波、福建两个市舶司，仅留下广州市舶司，日本朝贡就此断绝，为嘉靖一朝的严重倭患埋下了祸根。
堵不如疏，这是大禹治水时期就总结出的至理名言，而嘉靖帝和他的朝臣们却没能深刻领会，把民众对海上贸易的需求置之不顾。关闭浙、闽市舶司，进一步打击走私贸易，这种极端的海禁政策不仅收效甚微，反而加重了倭患，最终酿成大祸——“嘉靖大倭寇”。被誉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徐光启，曾在《海防迂说》中尖锐地批评了明代的海禁政策。“有无相易，邦国之常”，他看到了贸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趋势，强行压制是殊为不智的，仅靠三年一次的朝贡完全满足不了民间对贸易的需求。实际上，中日间的海上贸易，远比徐光启说的复杂，它是中国民间小商贩、中国士绅商团、日本商团交错而成的复杂贸易体，甚至还有葡萄牙商人参与其中。
在中国一方，东南沿海的底层小商贩们纯粹靠海上贸易养家糊口，而那些有官方背景的家族性大商团，则是纯粹靠走私牟取暴利。起初市舶司没有关闭时，大商团们还可以选择官方的朝贡通道。毕竟这条路径更合法安全，日本官方的购买力也更强，还可以得到市舶司官员的照顾。而市舶司的通道关闭后，大商团全面倾向走私，而且往往是明目张胆的，形成了福建漳州的月港和浙江宁波的双屿港两大走私盛地，中国、日本以及葡萄牙（时称佛郎机）的商人络绎不绝。
福建漳州府同安县的林希元官居大理寺正，他的家族以渡船为幌子在当地大搞走私贸易，地方官摄于林希元的权势，根本无法禁止。这样的事情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比比皆是，其结果是造成矛盾的激化。地方官管不了大商团，就只能压制老百姓，并以此作为推行海禁的成果和政绩。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显然会造成民怨，久而久之老百姓就不得不起义反抗，或是沦为海盗。所以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底层老百姓或是加入到大商团的走私中，或是贿赂官员，最终地方官默许了所有的走私行为。
还有一些官员雷厉风行地全面实施海禁，企图达到明太祖时期“片板不得入海”的效果，不惜得罪诸多大商团背后的文官集团。嘉靖二十六年升任浙江巡抚的朱纨就是这样一位，他上任后积极地抗倭靖海，结果却被诸多闽浙籍官员弹劾，最后悲愤自杀。
这就是嘉靖朝海禁的尴尬境地，中日间的贸易俨然已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群体，上至中央高官、下至地方士绅以及沿海的穷苦百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形势下，最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大开海禁，加强对海上贸易的监管和疏导，既富了沿海百姓，也可以增加大量关税。嘉靖帝没有做到这一步，他的儿子却做到了，即明穆宗时代的“隆庆开关”。
既然走私兴盛，中日葡三方的商人都赚的盆满钵余，又为何会兴起“嘉靖大倭寇”呢?难道是日本官方不满明朝中止朝贡，蓄意报复吗？这就需要探求“嘉靖大倭寇”的真相。
其一，日本倭寇与日本幕府。倭寇一词，意指“倭国的寇贼”，即来自倭国的海盗。所以倭寇不等同于日本，而是来自日本的海盗。明朝多有倭患，其中倭寇的组成各有不同，只有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是日本官方发起的外族入侵，“嘉靖大倭寇”自然也不是日本官方的蓄意报复。
且不说从洪武到嘉靖期间断断续续的朝贡，日本室町幕府在成化年间就陷入了战乱，本身就没有能力组织对外的攻伐。而“壬辰倭乱”是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发起的，其目的是为了平息统一后的分封不均及消除诸侯势力。实质上，在室町幕府时期，日本官方还曾与明朝一同治理海盗。为了恢复朝贡关系，室町幕府的第三任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还曾发兵歼灭对马、壹岐一带的倭寇，向明成祖献上倭寇首领20人。
其二，中国海盗和日本倭寇的勾结。更让人吃惊的事实是，这场从嘉靖朝持续到隆庆、万历朝的“嘉靖大倭寇”，实质上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日本倭寇参与，其主要成员是中国的走私商人。明史中将其区分为真倭和从倭，真倭即日本海盗，而从倭即是中国商人。实际上把其中的中国商人称作“倭寇的从属”并不合适，他们实际上是倭患中的主导，“真倭”是雇佣和从属的地位。
日本的明史学家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中论述“嘉靖大倭寇”时提到，其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这也是很多中日明史学家的共识，“嘉靖大倭寇”的本质是一场以“海禁”为核心的明朝内部阶级斗争。明代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嘉靖朝的倭患实则起于中国内部，指出始作俑者是汪直和徐海等商人。而“嘉靖大倭寇”的导火索，实则是一场海禁政策下，腐败和权势造成的“阶级压迫”。
当时汪直、徐海等中小商人，在严格的海禁下，只能依托于大财团的走私体系。大财团总揽国内的货物渠道，汪直等人则充作掮客和“代购”，将其货物外销给日本、葡萄牙的商船。
这样一来，士绅家族们不直接参与走私交易，即使那些中间商被抓，凭借自己家族的权势也可以安然无恙。而高额的利润，也足以吸引中小商人铤而走险，这就形成了走私的贸易线路。
但是这种掮客的收益并不稳定，士绅家族往往倚仗手中的权势，肆意地拖欠佣金。汪直、徐海投靠的余姚谢氏就如此压迫他们，最终逼反了他们，将谢家劫杀一空，扬长而去。地方官或许是为了隐瞒本地士绅的走私行为，称谢氏被劫杀一案为倭寇入侵。巡抚朱纨素来主张海禁并积极抗倭，在获悉此事后，进一步强化了对沿海居民的控制，要求他们互相举报，反而逼反了更多老百姓。类似的情况在浙闽一带不断发生，中小商人的走私活动越来越难，一面受到政府的严打，一面又要忍受士绅财团的剥削。很快，他们开始聚集成群，并从日本一些大名那里雇佣了不少颇有战斗力的倭寇，成为海盗。朱纨被弹劾自杀后，这种海盗活动日益猖獗。浙闽本地的卫所军根本无力镇压，而汪直等人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海盗行为逼迫明朝官方重开海禁。所以在胡宗宪招安汪直时十分顺利，汪直十分坦率地表示自己只求通商，愿意平息倭患、戴罪立功。
汪直的话不可全信，他们勾结倭寇给沿海百姓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显然是在劫掠中尝到了甜头。但不可否认的是，海禁和贪腐，是逼迫他们变成海盗的根本原因。这个道理，嘉靖当朝的很多高官都察觉到了，特别是谭纶、胡宗宪、徐阶，这三位“大明王朝1566”中频频出镜的人物。胡宗宪亲力亲为地参与了抗倭行动，并且最终成功招降了贼首汪直，他对真实情形自然十分清楚。
谭纶曾任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谭纶在浙江和福建都一直与戚继光合作抗倭，他在福建主政时，曾在奏疏中直白的说，“一切皆禁”，就是“官逼民反”。东南沿海的老百姓靠海吃海，很多重要生活物资都要通过商贸来解决，过于严格的海禁，本身就是在害民。徐阶则是直接在嘉靖帝的询问下陈述了实情，告知嘉靖帝倭患实际上是闽浙商人所为。霄林天认为，徐阶对倭患的形成过程最为客观，描绘出了海盗中不同成员的心理。汪直等人是因利益冲突而成为海盗，看到闽浙军队孱弱迟缓，劫掠起来十分畅快，再加上对士绅财团的仇恨，很快就四处扩张。同时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也利用地方官府保护走私士绅的心态，以“倭寇”为名义行事，并招揽了一些真正的倭寇以假乱真。
而更多的底层百姓也别无选择，即使海盗不胁迫他们参与，也很可能会被官府抓去冒领战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真假倭寇的乱局
嘉靖朝在饱受倭患的同时，还面临另外一项巨大的危机——漕运受阻。京杭大运河在元明清三代可谓是国家命脉，这是定都北京造成的必然结果。粮食、税银、贡品，大量的物资通过漕运在南北间输运。“莫道黄河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漕运阻断的事情，在元末明初也曾出现过，当时是受江南战乱和黄河水患的影响，逼迫的元朝政府采用海运替代河运。嘉靖朝遭遇了类似的情形，倭患和黄河水患接踵而来，再次出现海运代替河运的争论。
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至京津，横跨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运河是水体，水患反而会给运河增加水源，又何况水患并不是黄河的专利，为何大运河唯独对黄河想·水患如此敏感呢？答案就两个字——泥沙。明代在北疆的大规模屯田，以及首都北京对木材的需求，使得陕晋一带植被大减，水土流失严重。大量的泥沙沉积让这条地上河屡屡决口、改道，席卷着泥沙四处泛滥。明朝前期，黄河多次向北决口，冲塞大运河在山东、河北境内的“会通河”段。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决口，直接冲毁了会通河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由于运河沿线的地势时高时低，黄淮段的运河实际上是从黄河获取水源再南下汇入淮河流域。黄河在北面决口、奔流向山东，黄淮段运河也失去了黄河的接济，很快也会淤塞。明代前期在黄河北岸广修长堤，到了嘉靖朝，黄河又开始向南面泛滥，改道从徐州、淮安夺淮河入海，这又造成黄淮段运河被泥沙梗阻。这就很尴尬了，无论黄河向南还是向北改道，都会给运河“添堵”，所以刘大夏在治河奏疏中直言，“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恐妨运道，致误国计。”
注：刘大夏为“弘治中兴”的关键人物，是历经天顺、成化、弘治三朝的重臣，有传言说他曾烧毁郑和下西洋档案，以此打消明宪宗再下西洋的打算。河运受阻，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疏浚运河以及沿线的黄淮两大流域，二是改道从海上运输。
面对积重难返、桀骜难驯的黄河，河道治理官员们一筹莫展，甚至有人提出另辟新河道的，但是都需要长期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而海路漕运则早有先例，元代就大兴海运，而且是在处境艰难的末代。
从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持续了数十年的海运，最高峰时漕粮达到330多万石。甚至于在朱元璋、张士诚掌控江南后，元廷还依靠反复无常的方国珍多次从广东等地向大都海运漕粮。明代其实长期保留一条海运线路，即从山东向辽东运输粮饷的路线。这是洪武时期就开始的，只在嘉靖中期短暂停歇过。
如此规模的航行，却不实施海路漕运但即使是在“郑和下西洋”的年代，明代的统治者也不肯扩大海运的流量和范围。朝臣们的否定理由，始终只有一条——大海茫茫，风浪又太大，漕运船只容易迷路或者倾覆，所以一直仅允许在相对平静的渤海湾维持海运线路。但是这个理由实在太过牵强，根本站不住脚。元末的海运十分发达，不仅有可靠的导航方式，还凭借经验摸索出了判断天气的方法，有效地避开风暴，这些经验大多留了下来；“郑和下西洋”以及东南沿海屡禁不止的走私，都说明大明在航海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即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损失，海运不需要大量的漕兵和河工，相比于河运还是划算很多
海运的可行性和河运的弊端，弘治年间的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详细进行了论述，就此提出河运改海运的方案。嘉靖年间漕运的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多次有人提出在胶州湾和莱州湾之间修筑运河的方案，不需要绕行山东半岛，大大减少了风浪带来的损失。
但嘉靖一朝始终没有推行海运，霄林天认为有两点深层次的原因不容忽视。河运已经衍生出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群体，漕兵、河工、漕运官员、沿岸商人，都视漕运为财源。每年的维持漕运和河道治理的大量经费，更是一些大贪官眼中的肥肉。海运与大明的海禁相违背，漕运实际上与商业贸易相关联，河运中很多人在漕船私自夹带货物，这也造成河运效率的低下。同理，海运一旦开通，走私行为也更加难以控制，这对嘉靖朝的海禁体系将造成巨大威胁。当然，这两点原因都是主观因素，还有一点决定性的客观因素——倭患。
从这张“嘉靖年间的倭寇活动范围”可以看出，“嘉靖大倭寇”从广西北部湾沿岸一直蔓延到辽东半岛，甚至渤海湾都受到影响，这给重开海运造成了巨大困境。事实上，不要说海运，连内陆上的河运都一再被倭患阻断。
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南京兵科给事中就曾向中央告警，顽据于上海宝山的倭寇已经威胁到了留都南京，并且对京口、瓜洲的漕运门户造成了威胁。
这种警告很快变成了现实，倭寇不但溯江而上，还进犯江北。明代著名史学家郑晓，曾在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调任兵部右侍郎，同时身兼佥都御史、漕运总督和凤阳巡抚，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整饬江淮段运河的防务，驱逐江淮地域的倭寇。明史中记载了他抗倭保漕的大致经过，可以看出倭患对漕运的影响十分严重，中央不得不派驻擅长军务的大员沿漕运线路组织抗倭。
大明王朝1566中演绎的嘉靖朝财政困境；这种情况下，重开海运的希望更加渺茫了。海上漕运路线更容易被倭寇劫掠，财政困窘的嘉靖朝也没有钱建设海运船队，他们不得不把大量资金用在抗倭和河运上。海禁和东南方的倭患，造成赋税收入的严重缩水；山东、陕西等地连连灾荒，不仅赋税大减，还要斥资补救；全国的卫所兵早已不堪大用，沿海各地需要耗费大量钱财募兵抗倭；大量的军事物资需要在南北间输运，嘉靖帝还在大兴土木修建道馆、宫殿，各种木材也需要漕运，因此抗倭护漕、疏浚河道刻不容缓，耗费大量财力、物力；
有限的造船力量，还要用于修建战船抗倭，没办法修建海运所需的大海船。况且海运需要战船护卫，这也会减弱东南的抗倭力量。明朝在嘉靖中后期陷入困境；归根结底，嘉靖朝遭遇的“水”的困局，症结还是在“海禁政策”。海禁限制了江南的经济发展，阻碍了海运的重开，更是诱发了倭寇，造成了财政紧缺、倭患肆虐、漕运难通的混乱局面。如果换一个思路，大开海禁，并仿照开中制度，征集民间商船进行有偿海运，就可以达到两难自解。
海运的益处很多，不仅没有漕运的诸多限制，不惧黄河水患和冬季结冰，运费也低很多。效仿商人运粮到边关换取盐商资质的“开中”制度，雇佣江浙原有的走私商船为官方进行海运，完成任务后可以领取通商的凭证。而且商人们在终点卸下漕粮、获取通商凭证后，可以就地采买当地的货物，运到其他地方销售，这样漕运船只就不会空船返回，一举两得。明朝水军可以作为民间漕船的护卫和监督一起航行，既达到靖海除倭的效果，也避免商人们沿途进行走私行为。然而嘉靖帝沉迷修道炼丹，只是遥控群臣们因循守旧地对大明朝进行简单的修补，一心只想让自己的臣民们安心于“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状态。
但是尝到了权利和金钱滋味的贪官们，如何做淡泊的白云；饱受灾害和倭患侵害的百姓没有了生计，又如何安然自若地待在“瓶”中。嘉靖帝的这种“云在青天水在瓶”，是在让大明王朝的“生命源泉”走向干涸和枯竭。云就在青天飘着，水就在瓶子里盛着。嘉靖应该就是说给自己听，也是一种对两党的嘲讽：严党觉得自己压过清流，实际上严党无恶不作，我都清楚。你们替我捞钱、承受骂名，事儿闹大了就拿你们做替罪羊。你们是大奸臣，蒙蔽圣听，我反正啥也没说过，干的坏事都是你们领会错了意思，别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