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浩荡两千年读书学习第九天（唐末）

　　

　　公元755年，牙人出身、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叛乱的发生正是中央集权旁落的结果。从贞观到开元100多年间，天下长治久安，治国者变得异常自信。唐玄宗继位后，十余年不换将官，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他最宠信的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独立的诸侯。从经济上看，100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财政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因管制乏力导致“干弱枝强”。

　　“安史之乱”历时8年，给北方带来了毁灭性灾难。叛乱平息后，盛唐精气已被消耗殆尽，地方割据势力陡然做大，中央财政收入锐减。边境之外的少数民族频频挑起战端，朝廷却无力支付军备消耗。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乱世思弘羊，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朝廷重新设立了盐铁铸钱使这一职务，由第五琦出任，对全国盐业进行专营管制，施行“官收官卖”。第五琦之后，刘晏主管全国财政，他是唐代最有名的理财大师，可以说是“桑弘羊再世”。刘晏的盐法较之前人不同，他采用“民产-官收-商销”的方法效率更高，是一种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营模式。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在各地建立仓储物流中心，随时了解各种商品的价格，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代宗执政近20年，在刘晏的专营政策帮助下，经济元气日渐复苏。

　　公元779年，代宗驾崩，李适继位，是为德宗。他登基后，决意学习汉武帝，彻底切掉藩镇割据这颗大毒瘤。但第二年，德宗听信谗言，处死了刘晏。在刘晏去世两年后，朝廷宣布对酿酒业进行专营。一年后，又宣布征收两个新的税种，分别是“间架税”和“除陌钱”，相当于是房产税和交易税。即便这样，德总还是觉得武装削藩的钱不够用，于是下令在长安城内清查所有富商的财产，每户只能留下一万贯，其余全部“借”给政府。

　　任何政权，当它以国有专营为经济政策之主轨后，一定会产生如同毒瘾一般的依赖性，其管制升级往往是加速度的，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汉武帝时期如此，中唐之后如此，后世历代，概莫能外。当政府从专营事业中尝到甜头后，为了增加收入，就日渐变本加厉，欲罢不能。另外，任何专营制度一旦执行时间持久，必然会形成官商勾结的权贵经济。史书所载的晚唐富商，多与官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政府最终所得，不如权贵商贾之所得。

　　这个一心要学汉武帝的唐德宗，学到了前者的铁腕强悍，却没有学到技巧智慧。他杀了刘晏，导致在财政政策上强硬过度而缺乏灵活性，在军事上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卫青与霍去病。

　　公元781年，壮年气盛的德宗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的兵马，打响武力削藩的战役。各地节度使联合犯上对抗朝廷，中央军屡战不胜，两年后被攻破长安。又历数年，叛乱的藩镇才分崩瓦解。灰心丧气的德宗再不敢轻言削藩，地方割据之势，此后再无改观。

　　公元873年，关东大旱，河南、河北先后爆发大规模农民暴动，领头者黄巢屡败官军，一度攻下长安。公元907年，曾在黄巢军中当过大将，后投降朝廷的朱温成了帝国的终结者。他篡唐自立，改国号为梁。不久后天下分裂，历史来到了“五代十国”的乱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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