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回忆:与邓小平谈完钓鱼岛问题,我浑身瘫软

  

  周总理与田中角荣的谈话

  1972年2月28日,随着《中美联合公报》的发布,中国的外交迎来了全新的局面。正如毛主席所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7月,新当选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在就职当天就宣布,自己将会为了加速日中友好邦交而努力。我方随即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中日邦交恢复因此被提上了日程。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田中角荣于9月底抵达北京,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

  毛主席对田中角荣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记载中,最早见于中国历史的后汉。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尤其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

  田中回答:“美国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趋势的必然选择。我们只要诚心诚意谈判,一定可以取得一个完满的结果。”

  毛主席说:“我们双方都有这个必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对我讲的。”

  

  当时,革命元老廖仲恺之子廖承志(时任外交部顾问)也在场陪同,他讲起了自己当年在日本出生的故事。

  毛主席对田中角荣开玩笑说:“你们如果需要,可以把他带回日本嘛!”

  田中笑着回答:“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我之前就说过,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一定能当选。”

  毛主席哈哈大笑:“那就让他给你们当参议员好不好?跟你们开始谈判吧!”

  9月27日,在中日第三次首脑会谈接近尾声时,田中角荣提出了钓鱼岛的问题。

  田中说:“我对贵方的宽大态度很感谢,借此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尖阁列岛’(我钓鱼岛)的态度是怎样的?”

  

  周总理从容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这个问题没有好处。”

  田中说:“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这个问题,回去会遇到困难。现在我提了,回去就可以给他们个交代了。”

  周总理说:“以后再谈,这次我们先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解决掉,比如恢复两国正常化的关系。这个问题最为迫切,有些问题要延后再谈。提起这个问题,双方都有一堆要说的,首脑会谈怎么谈也谈不完。所以这次我们就不涉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吧!”

  田中角荣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说:“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9月29日,周总理和田中角荣在《中日联合声明》签了字,中日正式建立起了外交关系。

  从1974年开始,中日双方又开始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展开谈判,但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个谈判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78年8月,双方才正式签署了这份条约。

  邓小平访日,获日本外相破格接待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乘坐专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他此次前来,是应日本政府的邀请,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并对日本进行访问。

  邓小平专机的舷梯刚刚落地,在一旁久候的日本外相园田直就一路快步走进了机舱。按照常规,他只需要在舷梯下等候就好了。他的这个破格行为,无疑是为了表示他对这位中国客人的重视和尊敬。

  在机舱内,邓小平和园田握了手,邓小平说:“我还是来了嘛!”

  园田回答:“您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园田亲自带路,邓小平跟着他走下了飞机。

  

  此次访日,邓小平被安排在东京的赤坂迎宾馆下榻。赤坂迎宾馆原本是日本天皇的离宫(即都城之外的宫殿),后来日本人把这里按照凡尔赛宫的风格,改成了专门接待各国访日领导人的住所。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时,曾向周总理表示,他们正在改建赤坂迎宾馆,日本希望周总理能成为这里的第一位客人。周总理表示,只要双方达成和平友好条约,他一定会去日本访问。遗憾的是总理直到逝世都未能成行,但好在邓小平完成了他的遗愿。

  第二天,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了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在他的脸上,人们看不出任何长途劳顿后的疲惫。

  福田赳夫询问邓小平昨晚睡得好不好,邓小平说因为没有时差,所以睡得很好。

  

  在简单的寒暄后,两人并肩走进了福田赳夫的首相办公室。邓小平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熊猫牌”香烟,给在场的众人一人递了一支,会场的气氛立刻变得轻松了很多。

  福田赳夫向邓小平介绍,他名字中的“赳”字就取自中国的《诗经》。双方谈起了缔结条约期间遭遇的种种波折和困难,气氛非常融洽。

  10点半,双方正式开始了互换文书的仪式,福田赳夫举起酒杯走向邓小平,邓小平也马上起身。双方互致贺词后,邓小平放下酒杯,上前和福田赳夫拥抱了一下——这是邓小平对共产党兄弟国家的领导人才会做出的举动。

  福田赳夫对此并没有思想准备,一时间竟然显得有些慌乱。

  

  邓小平高兴地对大家说:这个条约“通过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其他交往将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友好关系和合作是亿万中国人和日本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让我们代表两国人民将我们的友谊世世代代继续下去”。

  邓小平与裕仁的会晤

  这天中午,邓小平前往日本皇宫,在正殿行厅会见了日本裕仁天皇夫妇。

  众所周知,日本自清末开始就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尤其是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死伤3500万人,经济损失也达到了6000多亿美元。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这次邓小平访日,日本人非常关心邓小平对这段历史的表态。

  在邓小平见到日本天皇前,日本人非常担心邓小平会追究日本天皇在侵华战争中的责任,或者说出一些让日本天皇下不了台的话。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们的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见到邓小平后,裕仁天皇首先开口向他表示了欢迎:“您在百忙之中不辞远道来到日本交换条约批准书,我非常高兴。”

  邓小平回应道:“这份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意料的历史意义。今后我们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周围的人,包括日本天皇都被邓小平的话语打动,裕仁这时候脱稿说了一句:“在中日两国悠久的交往历史中,一度发生过一些不幸的事件。但正如您说的,我们应该向前看。”

  

  抗日战争中的邓小平

  日本的共同社抓住了裕仁的“不幸的事件”这一措辞,他们认为:这个措辞是天皇从战争责任的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之意。

  邓小平同意裕仁的看法,说道:“一点不错,我赞成。”

  随后,裕仁的皇后问邓小平:“北京一定很美吧!”

  邓小平回答:“北京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正在加紧改造。”

  裕仁说:“东京也有药物公害问题,我们对中国的中草药评价很好。”

  随后他们就从城市问题一直聊,谈到了植物、历史等等。

  

  日本天皇赠送给邓小平一张有他签名的照片和一对银制花瓶,邓小平则回赠给裕仁一幅以驴为主题的水墨画和一张刺绣屏风。

  在接下来的宴会上,日本皇宫内廷大膳科为邓小平进行准备了各种中国美食,包括各色各样的鸡肉、燕窝。尤其考虑到邓小平过去曾在法国留学,他们还准备了很多法国菜。

  这次会见结束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感叹地对邓小平说:“您真是个超人,精力旺盛,一点倦色都没有。”

  邓小平笑着回答:“我不是什么超人,我只是一个兵。我高兴的时候不会觉得疲倦。”

  与老朋友的会面

  10月24日上午,邓小平、廖承志、黄华一行人乘车来到了东京田中私邸。

  这里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住所。4年前,田中角荣被指控接受了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巨额佣金,不久后他被迫辞职。但他对推动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历史贡献却没有被忘记。

  在田中私邸里,除了田中角荣,还有40多位“田中派”议员。田中角荣很重视这次邓小平的来访,从早上开始他就一直在私邸门前走来走去,生怕自己错过迎接邓小平的机会。

  

  在交谈中,邓小平表示了田中角荣的感谢:“我们此次到日本,一方面是为了呼唤条约批准书,另一方面是为了向过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努力的老朋友表示感谢。我们一直记得田中先生当年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的事情。”

  田中角荣感慨地说:“您的到访是日中关系的新起点。我等待这一天,等了6年了。”田中角荣回忆起1972年的往事,动情地说:“我见到您,就想起了当年同周恩来总理会谈的场景。”

  在拜会完田中角荣后,邓小平随即前往日本国会议长接待厅,对日本的众议院和参议员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长率领一众议员接待了邓小平。

  在看到日本新自由俱乐部的代表河野洋平后,邓小平一样认出了他,他们去年有过一面之交。邓小平笑着对河野洋平说:“我记得你的名字,希望你永远不要改自己的名字。”

  河野洋平不知邓小平的话是什么意思,一时间有些茫然,邓小平见状解释道:“太平‘洋’的和‘平’是我最大的希望。”

  河野洋平这才恍然大悟,事后他向记者讲起此事,感慨地说道:“还是高级领导人善于掌握人心。”

  

  邓小平和这些日本人讲起了当年徐福东渡日本求长生不老药的往事,他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我这次访问的目的,第一是交换批文,第二是向日本的老朋友表示感谢,第三就是寻找长生不老药。”他接着解释道:“也就是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

  众人听后被邓小平的幽默话语感染,一位议员说道:“最好的长生不老药就是《日中条约》吧!”

  聊天结束后,邓小平在一众人的陪同下前往庭院参加室外酒会,300多位日本议员已经在那里等候很久了,邓小平出现后,庭院里响起了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邓小平答记者问

  10月25日,邓小平现身东京日比谷日本讯得俱乐部,出席记者招待会。

  台下来自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的400多名记者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的尖锐犀利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他们最关心的显然是邓小平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

  事实上,早在邓小平访日之前,日本外相园田直就在北京和邓小平聊起过这个问题了。

  当时园田直是为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去的日本,他去之前钓鱼岛一带恰好发生了一起纠纷事件。

  园田在见邓小平时忐忑地说:“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外务大臣不提,就无颜回国见我的同僚们了。”

  邓小平让他尽管说。

  

  园田就把钓鱼岛的事情说了出来,他真害怕一向以强硬著称的邓小平会告诉他:“钓鱼岛不是日本的,而是中国的。”这样他的访华之旅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

  邓小平从容地答道:“这个问题,周总理时期已经谈过了。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涉进去,现在谈可能几十年也达不成协议。我们本着《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放几年不要紧,慢慢来,从容考虑。”

  园田听了邓小平的表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以至于竟情不自禁地拍了拍邓小平的肩膀。

  后来他回忆起此事时说:“邓小平在那里优哉游哉,我却觉得全身像瘫了一样。”

  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日本记者果然当着邓小平的面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答道:

  “‘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的叫法不同,双方有各自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有人想在这些问题上挑刺,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认为两国政府还是把这个问题避开比较名字。这样的问题放给下一代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能找到彼此都接受的办法。”

  

  毫无疑问,周总理和邓小平的搁置方案都是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最佳方案,他们已经尽其所能地解决了他们能解决的问题,并把中日关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苛求前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周总理说,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世贤能吧”;邓小平说:“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我们应该肩负起这份责任,不负前人所托。

  日本政府的反复

  2000年之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开始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为了将钓鱼岛攫为己有,他们开始否认当年与中国两代领导人达成的“搁置方案”。

  2002年1月,日本外务省公布了当年田中角荣和周总理的会谈记录,并将当年达成的搁置协议的内容删去大半。

  2003年1月,日本外务省又公布了其外相园田直与邓小平的会谈纪录,这次他们把搁置协议全部都删去了。

  此后,日本的诸多势力开始逐渐否定当年曾达成的搁置争议共识。到野田内阁期间,日本的钓鱼岛“国有化”方案则是彻底颠覆了和放弃了搁置的方案。2012年,安倍内阁继续声称:“日本与中国之间不存在要解决的领有权问题,也不存在搁置争议的问题。”

  

  日本政府的这一系列行为一度将中日关系推向冰点。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容任何人篡改。日本可以删去白字黑字的会谈记录,但却无法否认这一事实的存在。

  当年深度参与了田中角荣访华的自民党元老野中广务说,自己确信当时周总理和田中首相达成了搁置钓鱼岛问题,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河野洋平在接受《世界》采访时也表示过:“当年中国提出搁置争议的方案,留待后世解决时,我们非常吃惊,因为这个立场是对日本很大的让步。”

  

  就连力促“购岛”的石原慎太郎也说过:“当年邓小平提出把这个问题交给后世的年轻人,我们混账的外务省就像是得救了一样,说就那样吧。这个问题就此被搁置了。要是他们当时明确说‘不行,那是我们的领土’就好了。”

  他的话恰恰有力地证明了中日确实达成过搁置钓鱼岛问题的协议!

  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的诚信和理性、良知和智慧都受到了考验,如果他们不能拿出真诚的态度来面对这一问题,必将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持续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