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人或哲学家看来，“身体”就是一副“空皮囊”
看一下中外文明史，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许多哲学家或圣人都嫌弃人的“身体”。
他们认为，身体是欲望的符号，应当回避或忘记，甚至把身体视为“罪恶”的象征。这种现象值得玩味。
本来，人的生命是从动物进化而来，吃喝拉撒是人的生命本能。但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或圣人）都鄙视或否定人的身体，像中国的孔子、孟子、庄子，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基督教的耶稣，佛教的释迦摩尼，等等。
在这些思想家眼里，和身体有关的一切都是负面存在，或者是邪恶的东西。
比如儒家思想。
孔子、孟子虽然没有明确否定人的身体，但也没有肯定或弘扬人的身体及欲望。
恰恰相反，孔子、孟子最看重的是人的精神与人格，尤其是道德人格。
所以孔子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仁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如仁、义、礼、智、信。这些属性和身体无关，全部指向人的思想意识——道德修养。
孟子强调“仁政”和“恻隐之心”，同样不提人的身体。
在儒家文化中，人的身体好像是一种附属品，可有可无，即使存在也是受到精神的支配。
比如孔子对颜回的赞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皆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这句话道出了儒家思想的真精神：人的物质生活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精神生活。
在儒家看来，即使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只要精神生活充实，也一样幸福快乐，一样有意义。
庄子的看法和儒家差不多，只不过庄子不看重世俗的做官或功名利禄，而看重精神的自由与逍遥。
庄子说：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但因为人有身体，所以又是不自由的；怎么办，出路只有一个——从精神入手。
所以庄子提倡“心斋、坐忘”，提倡“堕肢体、黜聪明”；目的只有一个：忘掉人的身体及欲望，精神才能实现自由。
在中国思想史上，庄子是最看重人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家，可惜的是，因为儒家文化过于强势，大大压制了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这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局限性。
西方文化同样具有轻视或否定“身体”的倾向。
比如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就很有代表性。
很多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是不怕死的；苏格拉底认为，人的身体可以消亡，灵魂不生不灭。所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早些的毕达哥拉斯都主张灵魂不死。
灵魂不死的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直至持续到中世纪的基督教。
基督教源于东方的巴勒斯坦，带有东方文化的属性——贬低人的身体。
《圣经》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本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甚至意识不到身体的存在；所以亚当、夏娃本来没有羞耻感，根本不用穿衣服。
自从受到蛇的引诱偷吃禁果，人才有了羞耻感和罪恶感，这叫灵魂的“原罪”。
请注意，虽然亚当、夏娃的“原罪”和道德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人的身体。
所以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便不得不自食其力，过着生老病死的生活。
用基督教伦理的话说，人的原罪来自“身体”。这种观念构成了基督教文化的核心，也是西方禁欲主义文化的来源。
根据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分析，基督教没传入欧洲以前，希腊、罗马人从来不提倡禁欲主义，他们把人的身体和欲望看成正当的存在，只不过仍然需要道德的调节作用。这叫“适度”伦理或“中庸”伦理，不同于后来的禁欲主义。
基督教之所以被欧洲人接受，有一个原因很重要：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如出一辙，两者的观念可以沟通、融合。这是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的相通之处。
源自古印度的佛教同样轻视人的身体，据说释迦摩尼的悟道就是从“身体”开始。
释迦摩尼（乔达摩.悉达多）本来是净饭王的太子，有一次外出游历，看到一列送葬队伍，从此顿悟人生，离家修行。
佛教的“苦”观和身体有关，所谓生老病死“苦”、爱憎离别“苦”都和身体有关。
“生老病死“苦”和身体的关系很好理解。
比如一个人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迟早也会离开这个世界，至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好像还没有一个长生不老的凡人（神仙例外）。
再者，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所以人只要有身体，就会有烦恼，有拖累；最起码人的感冒发烧、拉肚子都会影响人的心情和生活。
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有一句名言：人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但上面爬满了虱子。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意思是说，人的身体很烦人，需要经常打理它；假如人没有身体，只有精神，那将是一件无比自由和快乐的事。
佛家把人的情绪、情感、欲望、需求等心理、生理元素都和身体联系起来。
在佛家看来，人只有弃绝和身体有关的需求，才能摆脱生死轮回，成就涅槃。
所以佛家把人的身体称为“空皮囊”，意思是说，人的身体没有内容，空空如也，如梦幻泡影，无需眷恋。
当然，人们都知道，人的生命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身体，二是精神，两者缺一不可。所以一般的世俗之人很难做到像佛教高僧、庄子或耶稣那样，无欲无求，完全超越身体及其需要。这或许是人类的苦痛和无奈，但也是人类的追求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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