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三生万物的本质认知
经典语录
德鲁克曾经断言，所谓的利润是一个引人误解的名词，“没有利润，只有成本”。利润和企业的关系就好比食物和人的关系，利润是维持企业生存的食粮。然而，企业的目的却不是利润，企业成功经营的衡量标准也不是利润最大化。企业的目的就是创造顾客需要的价值，关于企业成功经营唯一正确的衡量标准就是这种价值创造能力的最大化。
节选自《道德经》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很多人熟读《道德经》，甚至倒背如流，但有个问题就是拘泥于文本而不能结合现实，拘泥于古代，而不能解决当代，所以，我今天针对《道德经》三生万物为大家分享《道德经》如何穿越时代来解决当代问题。
从哲学高度来概括，世界无非就是真善美三个字。道生一，一就是真理，真理是人类通过经验和学习认知得来的，带有一定的相对性，受道的约束，并且与时俱进；一生二，二就是善，无真无善！有了真，才有善的可能，没有真，你的世界注定被诸恶包围着不得解脱！二生三，三就是美，无善无美！有了善，才有美的可能，没有善，你的世界注定被丑八怪搞得乌烟瘴气！
在当代，与真对立的是封建主义，与善对立的是官僚主义，与美对立的是资本主义，认清人类社会三大主义，你才能摸到时代本质，你就能轻松驾驭信息泛滥的泡沫，直指混淆是非的乱象及聚焦自己的灵魂使命。
1、封建主义的批判：贪婪与雄心
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疑都是从封建主义社会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等级制，人生而不平等。
在这个世界上，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最为偏激的。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些国家的文化却非常神奇，那就是印度。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制度，印度王朝都消失了，这个制度却依旧存在，到如今已经千年的时间了。这个神奇的制度就是“种姓制度”，这个制度将印度非常分明的分成了四个阶层，由高到低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还有首陀罗，除了这四个种姓之外，还有一种不在编的“贱民”叫做“达利特”，在印度明明有五种人，为何却只有四个种姓，就是因为在印度人看来“达利特”并不能算作是人！
很难以想象，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如今，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按照阶层来划分，首陀罗就是最低阶层了，他们从事的就是奴仆的工作，达利特的地位就可想而知。那么在如今的印度，如何分辨一个印度人的种姓高低？首先在印度每个人都拥有纳税卡，这点毫无疑问，就算是达利特也是如此，在纳税卡之上就能够获知姓名，姓名就是种姓。
除了姓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分辨种姓？其实也有，一般高种姓的印度人非常少，在大街上从来没有错认过婆罗门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因为婆罗门属于印度的神职人员，他们百分之一百会佩戴“圣线”出门，所谓的“圣线”就是麻线，并且婆罗门的男性还会在脑后特地留一小簇长发，婆罗门的肤色比较浅，所以比较好辨认。其次就是，印度低种姓的人肤色都非常黑，并且这些人们的职业其实也代表了自己的阶层。
在印度，种姓就相当于行业，世世代代的阶层固化，每个印度人都能够从自己的姓名中得知自家祖上是做什么的。很多的印度姓氏从意思上翻译过来，就是铁匠、木匠、船工、跑堂的等等，只要看到印度人的职业，基本上也可以判定印度人的种姓。但是也不排除低种姓的人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不过就算低种姓的人通过学习可以从事比较好的职业，也会受到人们的排挤。在印度高种姓的人口不过占印度全人口的四分之一还要少，为何低种姓的印度人不反抗这种制度呢？
其实并非没有人这样做，最为可怕的是，这些英雄反抗种姓制度，到了最后一步，自己就变成了高种姓。印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孔雀王朝”就是如此，低种姓的人带领着大家反抗种姓制度，却在成功之后自己变成了高种姓的贵族。
如今的印度人不会反抗，是因为他们认为受苦的是皮囊，等到来生做了婆罗门，就会和婆罗门一样来鄙视和欺负低种姓的人。可这是人生的真相么？人的贪婪是本性，唯有雄心壮志的人可以颠覆牢笼般的旧世界！
2、官僚主义的批判：侥幸与胆魄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腐败是一种历史传统，反腐败也是历史传统。每个朝代都在与腐败做斗争，尽管不总是管用。但像明朝这样，全体官员不得不贪还是少见的。这一切都起源于反腐败力度最强的明太祖朱元璋。
出身贫苦且目睹了元末种种腐败，深谙“猪肉过手，留下层油”官场智慧的朱元璋，设计了一套以实物和徭役为主体的征税制度，即让纳税人直接将物资缴纳给消耗部门，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被历史学者黄仁宇称之为“洪武型财政”。
这种制度极为理想化，实行起来则非常魔幻。明朝初期，因为连年战争百业凋敝，朱元璋制订的农业税税率非常低，而且他认为农闲做点小买卖不应该上税，一直未设立商业税，这一政策持续到明朝灭亡。所以有明一代，中央财政都很少。而且随着土地兼并，中央财政逐渐减少。
财政收入不多不说，为了防止官员收货币税时贪腐，朱元璋规定收取实物税，开起了历史的倒车。
《明朝财政不积极》一文指出，在“洪武型财政”的组织调度下，苏湖生产的粮食送往西北遥远的边疆军营；江西煅烧的瓷器运向北方的京师宫殿；浙江编织的丝娟赏赐后宫佳丽……所有的赋税收入直接与消耗部门挂钩相抵，朱元璋事无巨细的将国家各项开销中所需物资分配给全国的县城。一个消耗部门（需要使用物资的衙门单位）可能要接收数十个县的实物，对县城来说也同样麻烦，16世纪北京宛平县的一位县长就抱怨，他们县要给各朝廷27个消耗部门缴纳各种实物税，而总价才区区2,000两白银。
收取实物税又消耗了大量的财力人力，使得本来不多的财政显得更为紧张。因此，明朝的国策是以国家经济活动保持最低水平为基础的，对由此产生的预算不足的问题，则一味采取节省开支的办法应付。例如要求军队自给自足，官员的俸禄非常低，京官外派甚至没有差旅费。
根据洪武四年（1371）正月所制定文武百官岁禄标准可知：正一品900石，从一品750石；正二品600石，从二品500石；正三品400石，从三品300石；正四品270石，从四品240石；正五品180石，从五品160石；正六品100石，从六品90石；正七品80石，从七品75石；正八品70石，从八品65石；正九品60石，从九品50石。
朱元璋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毕竟他算过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而言，月薪是7.5石大米，一个成人的月需米量不过3斗，7.5石大米是25个人的口粮，足足够用。
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为县令无法一人处理全部政事，他们也需要吏的帮助以及文书、师爷帮忙处理日常事务，吏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发一部分，文书、师爷算作家臣的则由知县给予。诸如此类的支出还有许多。如果赶上调任，顾炎武指出，这些官员除了举债以外根本无法赴任。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收取的是实物税，往往发给官员的也是各种实物，官员们的俸禄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胡椒、苏木、衣物都曾被当成工资发给文武百官，他们若要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又有一些损耗。
如果说高官还能靠高薪维持清贫的生活，各地官员为了为了维持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想出很多增加收入的方法。最有名的当属淋尖踢斛和银两火耗。
这在朱元璋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在用来做思想工作的《醒贪简要录》中如此计算：米来自稻谷，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而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则需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牛17头。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田15亩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1,044石米需要6,550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13,100里。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光是挑担就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路程，能说这份工资少吗？
因此为了抑制官员腐败，朱元璋首先在法律领域填补空白，接连颁布《大明律》、《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法规，这其中包括对贪污者的处罚标准和操作说明书（凌迟、枭首、种诛、剥皮、割鼻等）。与此同时，朱元璋又颁布了《资世通训》、《臣戒录》和《至戒录》做思想工作。
重典治贪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并未吓阻官员们的“前腐后继”。朱元璋杀了30年贪官却没能刹住贪腐之风，他只能质问：“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果朕不才而致是欤？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欤？”
而随着通货不断膨胀，官员俸禄还是一如朱元璋时代未变，使得官员生活更加困难。他们除非经商有方，或者有能力赚取外快，否则就只能如海瑞一样，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领着文官最高俸禄却连下葬都需要官员集资。
总之，我们通过明朝的案例可以看到，高薪或许无法养廉，但低薪一定是做不到的。没有善政，连官都不好当，更别说老百姓了。对于当官的来说，与其对贪污抱有侥幸逃脱罪责的心理，倒不如升华出胆魄有所作为，学学海瑞不好么？
3、资本主义的批判：虚荣与名节
马克思曾说，“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敢犯任何罪行”，看来利润着实是资本主义的邪魔。
虽然利润不是经营的目的而是结果，但利润是需要计划的。这种计划的着眼点不是什么最大化的利润，而是维持企业生存和发展至少需要准备多少利润才安全，才足以支付成本。
在正确理解利润的前提下，就可以用它作为有效的管理工具，来衡量一个企业全部努力的正确性和净效率。
今天，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比以往的任何时代变化都要快，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的商业模式总是在不断的被颠覆，唯有商业模式背后的价值观保持相对稳定。
往往正是这些价值观支撑着创业者去不断调整他们的商业模式，以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一个企业的价值观比这个企业商业模式的生命力更持久，力量也更强大。
一个典型的MBA毕业生在听到一个创业计划的时候，问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你的商业模式如何？”接着，他会用在商学院学到的一些战略模型、营销模型和财务模型把这个“商业模型”分析一通，至于这个商业模型背后的价值观和创业激情往往是被忽视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商学院思维，大多数职业经理人也是这么做的。但这一套办法并非总是奏效，特别是对于那些创造了一个新兴市场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这也从某种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最具创新性的公司比如英特尔、微软、苹果、西南航空、耐克和星巴克的创始人或CEO都不是MBA毕业生。他们通常都是创造案例而不是学习案例，他们的“商业模式”都是事后总结而不是事先规划出来的。
当28岁的霍华德·舒尔茨第一次走进星巴克位于西雅图的店面时，吸引他的是星巴克咖啡豆的香气。当时的星巴克拥有四家店面，老板是因为喜欢咖啡才做这笔生意的。他们宣称要提供美国最好的咖啡豆，赚不赚钱倒是次要的，而且当时星巴克并不卖咖啡饮品。
如果舒尔茨当时刚从商学院毕业的话，他大概不会放弃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去星巴克工作的。依照商学院的传统思维来看，星巴克当时的“商业模式”并不吸引人。吸引他的是星巴克创始人的核心价值观和发自内心的热情，而他希望把这种价值观传达给别人。
因为价值观，舒尔茨来到星巴克出任市场主管工作；因为价值观，舒尔茨离开了星巴克自立门户，几年后将星巴克收购；因为价值观，舒尔茨创造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和代表生活方式的咖啡文化；因为价值观，星巴克成长为一个既“可敬”又“可爱”的品牌。
在舒尔茨的自传《将心注入》中，他还描写了许许多多星巴克发展中的故事。看完了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星巴克的“商业模式”，而是在商业背后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满怀热情，追求梦想，敢于尝试一些未知的事情，坚持核心价值观，从而成就了一个品牌。
对舒尔茨的直接感受则来自于他在中国的一次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讲了他小时候父亲因为受伤而失去福利保障的例子，讲到他在星巴克开创了每一个雇员都拥有公司股份的先例。星巴克的很多商业模式都在他个人的价值观中找到了答案。
那次演讲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因为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且是一个让人尊敬的人，他个人的魅力甚至是星巴克品牌魅力的一部分。星巴克的故事也说明了一个道理，那些关注个人的企业不仅会让人更加喜欢它，在财务上也可以是完全成功的。
“鞋子是真实的，而利润只是一个结果。”德鲁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非常看重股东权益的今天，这一点值得所有企业深思——“利润”背后是“鞋子”，而“鞋子”背后则是“人”。这些人心怀梦想，坚持某种价值观，这是所有成功品牌背后隐秘的力量。
在《将心注入》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如果你根据空气动力学来研究蝴蝶，它不可能会飞起来。这是因为蝴蝶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它飞起来了。”这句话对于热衷于研究商业逻辑的人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很多事情是实践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计划和分析出来的。
最后请记住，资本必须有资本伦理精神，必须追求应有的名节，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泡沫的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