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人感应的中原大地上，天灾在史书中如何被撰写？
我国地大物博，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并且延续不断地传递下来。但同时我国也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它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在历史上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镂印。在先秦时期，人们对于灾异的书写体式是多样异的，有神话、诗歌和散文，其情感的表达更是丰富多彩、情感真挚，形成了这一时期灾异书写的基本指向。
天人感应思想是两汉文学创作的基本意识形态。这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上与儒家思想结合而成的思想意识。在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天人感应发展成为儒家的统治思想，形成的官方的意识形态。
两汉时期的灾异现象便始终与之形成紧密的联系，构成重要的灾异观。这种灾异观实际上是基于灾异与阴阳五行结合的思想基础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用以解释自然灾异现象的权威的看法，并于社会上弥漫盛行，演变成为一只种社会风气，从而由此形成了明显的文学写作指向。
（一）天人感应下灾异思想的渗透
在两汉时期，天人感应思想渗透下的灾害文化对作家创作思想有深刻的影响。在诗歌、乐府、赋、散文等文学作品中皆有显著的表现。两汉时期的很多作家本身就是阴阳思想家，他们对天人感应思想有专门的研究并且有独到的见解。
在文学创作及其思想造诣上，陆贾对汉初及其以后的文坛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中比较显著而典型的作家，以贾谊的创作最得其要领。贾谊堪称是天才式作家，时称贾生，但是在灾异书写方面与陆氏天人感应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贾谊十八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写文章而为郡人所称誉。后廷尉吴公荐于汉文帝，被任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因遭周勃、灌婴等大臣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一直郁郁不得志。贾谊在贬到长沙后，结合自身的遭遇而写了《吊屈原赋》等。
（二）有常与无常灾异的人文诉求
灾异的发生对于人类来说是无法直接预测的，而对于人的生命个体来说，这就是人生的有常与无常的具体表现。在两汉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诗歌和赋是两种能够直接抒发个人主观情绪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常常流露出作者的无奈之感，充满着迷茫和怅惘，在灾害面前感叹着无奈和哀怨。
因为在两汉时期的人们看来，人和天地之间气息环流，精神相通，有感有应，互促互动，可以进行情感上的沟通。因此，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以赋作为代表的作品里充溢着浓厚的人文关怀的内容。
灾异的发生是我们人类无法把控的自然现象，是一种有常与无常的自然灾异。它的发生本是宇宙当中的一种普遍规律，是水与湿、火和燥、云与龙、风与虎各相应相求共同构建了宇宙空间中，这天上地上人间概莫例外。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日月星辰附丽于上天，动植物立足于地上，万物则顺应自然规律的运转。但在汉代人们的观念里，这上天与下地与人类通为一天，形成了天人合一，而一切万物的运行皆应圣人的兴起。
两汉是一个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核心意识形态的朝代。天是人们的主要思想观念，上至皇帝公卿，下至平民百姓皆以天为中心观念。基于此思想观念，当发生重要的事件是，包括政治事件、灾异事件，人们不由自主便将其与天联系了起来。
也正是如此，灾异事件得以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透过灾异事件可以察觉政治的得失。而作为执政的汉代官员或者关心政治的臣民往往借言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
（一）童谣谶语中对时政的慨叹
灾害是一种无情的自然灾难，它以这些无情的伤害被人们以文学的书写形式刻录下来，有的是以诗歌的形式抒发忧郁的内心，或歌颂抗灾胜利后的喜悦，有的以风趣的形式组成了童谣谶语。
两汉时期的童谣皆是有依据的，并且通过这些风趣而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汉代时期灾害所带给人们的伤害。在汉代社会里，这种反映天灾人祸的童谣谶语有时在文学作品中以明白易晓的语言表达出来，有时又处于荫蔽的状态，但是从这些童谣之中所反映的事实却是有着强有力的渗透力，给汉代文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书写体式。
（二）朝廷官员以“灾异”干政
借着灾异来言说政治是两汉时期文学书写的显著特点。这不仅在数量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文字内涵里亦充溢着政治与灾异结合的哲理。如汉初的陆贾《新语·道基》中就为基本确定了天人感应的思想。
皇帝的大臣股肱之间围绕在皇帝周围，以皇帝为中心而攻击对方，这就成为皇帝与大臣、大臣与大臣之间争斗的重要工具。比较典型的是刘向、萧望之等人与王氏家族之间的斗争。由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萧望之等人是丞相、王氏集团则是外戚、刘向则是刘氏宗亲而他们所围绕的核心思想则是以皇帝为中心。但是从他们奏疏中则完全是借灾异以言是，以此而打倒对方。
在两汉社会，灾害的发生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给人类造成极大的摧残破坏，而且也让人们在精神世界里刻上了不可磨灭的伤痕，这是天灾带给人类无法避免的疤痕；而重大异象的发生则预测着重大政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蕴着流血场面的发生。
尽管这样形成的文学主题通常是令人沉郁悲痛的，但其所表现的灾异内容却是形式多样的，语言亦是优美动人的，这形成了灾异文学丰富的艺术手法和典雅的语言风格，构成了灾异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敬畏与悲痛相渗的情调
在两汉社会，灾异的来临是一种上天的遣告。无论是对于天子抑或平民百姓来说，灾异的出现意味着是一种惩戒的行为。
汉赋中渗透着忧郁的情怀。赋是汉代文学的重要书写体式，也是灾异文学书写的重要载体。在赋体文学中，灾异常常是其书写的重要内容。
灾异作为一种天然的自然现象，它的出现一方面为文学书写的丰富性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因赋体文学的存在使之得以被记录下来，为后人研究保留了重要的素材。如贾谊《鵩鸟赋》所言，作者将鵩鸟入住家宅的自然异象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担忧着天灾人祸的降临，这是对生命将至的一种敬畏，也是对自己苦难命运的悲慨，从而抒发了忧郁的情思，这是汉赋常见的渗透着忧郁情怀的作品。
（二）悲愤与无奈相渗的激情
尽管两汉时期的灾异文学大多充满着沉郁的情调，但是情感之中却不乏悲愤与慷慨之辞，流露出内心无奈之感。在实际体现中往往表现在由下而上的见谏中形成了昂扬与激切之感。无论是在诗歌、童谣或者是奏议之书中皆有深刻的体现。
如《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编载汉人《风雨诗简》。作者在抒发内心的郁郁之情的同时也融入了悲愤的情感，这种情感里无不渗透着那种几分悲愤而又充溢着几的无奈之情。又如《汲县长老为崔瑗歌》这是直接针对当权者而发出激愤之感。
在诗歌里或者童谣里，这些郁郁之情往往与激愤联系在一起。它的悲情源自于对自然因素或者社会因素造成的灾害，不仅涉入了人的情感世界，而且通过这种情感发愤于那种质朴而纯粹的诗歌和童谣之中。在奏议中亦表达了类似的情感。
艺术手法是体现文学的书写呈现方式和书写体貌风格的艺术手段。两汉时期的灾异文学的文学体式既有诗歌、童谣、赋，也有诏和奏章，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风格以不同的体式对灾异情况作了不同的书写，使之有了或深或浅的反映。因其文学体格的不同，故而它们有存在这许多在艺术手法上的差异，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总体而言，这些文体中主要以虚实结合、情景相融以及不同的修辞手法建构而成。
（一）虚实结合的叙述手法
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大多体现在纯文学的文本之中。所谓纯文学是除了带有公文性质的诗歌、歌谣和赋中。灾异文学的书写也体现这个特点，也就是在诗歌、歌谣和赋中最有深刻的体现。比如在诗歌中，其《瓠子歌》，这是汉武帝在抗洪救灾时写的一首诗歌。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威赫一世，但是在诗歌上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还体现在奏议文上。这主要是因为奏议之论涉及到政治关系，因而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些臣子往往借着灾异之事来言说政治。这里以刘向为例。刘向是西汉皇室的成员，他曾搜索上古至秦汉的有关灾异的资料来追究吉凶祸福的缘故，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洪范五行传》。
（二）情景兼融的表现手法
情景兼融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灾异文学中情景兼融的艺术手法表现也较为突出。在不同的文学体式中，以赋和奏议文体表现最为明显。
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情景兼融的具体表现往往是以生动形象的画面体现出来，呈现立体之感，带人进入其中。比如《桓帝初小麦童谣》这是一首童谣，或者也可以说是一首短诗。诗中只有六句，但是笔墨挥洒，包容量很大。
灾异的发生是超出了人类力所能及的范围，这是我们人类无法把控的自然现象。但两汉时期发生的自然灾异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人们的观念里，天人感应是主流思想，是主要的意识形态，故天人合一是基本的共识。在灾异发生的时候，皇帝就具有重要的责任，因为他是上天所降之子，称之为天子。
因此，天子降诏以抚慰子民本应该是天经地义之事，也是在其本职所属之范围之内，更是一种道德的要求。
天灾，人祸，这都是留给人类最惨痛的历史记忆。无论是灾害的发生还是异象的出现，除了福瑞预兆之外便是意味着天灾人祸的降临，这是带给人类最为沉痛的打击。在这样的历史场面，人们往往以文字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形成了灾异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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