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曾在涉外蒙古条约上签字，临终前希望墓碑刻武汉大学校长衔

　　1948年12月25日，在国共内战胜败之势渐露端倪之际，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的名单。这些战犯大多是军界将领，包括李宗仁、阎锡山、马步芳等地方军阀，以及蒋介石麾下的海陆空军司令等各大军头，还有蒋介石集团的核心，这其中四大家族的成员占了相当一部分。此外，还有一些原本是受人尊敬的学者，却甘愿在蒋介石身边助纣为虐，排名21号的王世杰就是这样一位战犯。

　　

　　王世杰生于1891年，湖北崇阳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在黎元洪都督府任秘书，参与守城。“二次革命”失败后留学英国、法国，先后获得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硕士、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王世杰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做教授，第二年又被聘为北大法律系主任。

　　在北大任教期间，王世杰曾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民权大同盟，又与石瑛等人一道发起组织《现代评论社》。在《现代评论》杂志上，林语堂、胡适、沈从文、郁达夫甚至李大钊、陈独秀都曾发表过文章。但王世杰作为一名国民党党员，却从未在上面宣传过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而是服膺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英国的“议会政治”。作为当时的法学权威，他在自己的著作《比较宪法》中也从未提及，只有当他成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部长后，才以增订版的形式加了“五权”一章。

　　

　　可以说，作为一名学者，王世杰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却从未停止在政治上的追求。1927年，国民党政权出现“宁汉分裂”，王世杰原本出任汉口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受到左派邓演达的牵制，得不到重用，便转赴南京，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王世杰是南京的首任立法委员，同时担任法制局长，南京初创之时的法规条例，十之八九是出自王世杰之手。其中包括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效力的，诸如《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

　　

　　1929年5月，王世杰受任为武汉大学校长，雄心勃勃要将重建的武汉大学办成国内一流水准的大学。不得不说，在武汉大学的新校舍筹办上，王世杰也算是功不可没，他顶着压力迁坟征地，面对多方压力毫不妥协。直到今天，武汉大学校园、校舍之美，仍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虽然在武汉大学当校长，但王世杰却从未远离政治，蒋介石经常到汉口，每周邀请王世杰讲学半天，让王世杰深感知遇。1933年，王世杰经胡适举荐，出任国民教育部长。抗战爆发后，他刚刚结束各大学的内迁工作，准备对战时教育做一番规划时，却因遭到国民党元老派的反对，被解除了职务。这次被解除职务无疑是王世杰从政道路上遇到的重大挫折，却也给他带来了机遇。

　　由于深得蒋介石的信任，王世杰在卸任教育部长后不久，就接替朱家骅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这一职位也贯穿整个抗战期间。军委会参事室虽然不是一个显赫的部门，但他却是蒋介石的最高幕僚组织，号称“智囊团”，参事的工作虽然只是“沟通下情，向当局建议”，却能直接影响蒋介石的决策，位置不可谓不重要。除了“智囊团”外，王世杰还曾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三青团干事长，在国民党高层绝对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作为蒋介石的核心幕僚期间，王世杰虽然是法学专家，却偏好研究外交。经常“不耻下问”，与下属研究国际形势，熟悉欧洲的政治与政情，成为蒋介石在外交事务上最倚重的幕僚。连著名外交家，同为战犯之一的顾维钧都表示，他接触过几乎所有的中枢政要，王世杰对国际局势的了解，远胜其他人。1940年以后，蒋介石几乎所有的对外文稿，都是出自王世杰之手。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王世杰主张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支持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此外还倡导学生在请愿抗日时，对要有“克制精神”，就深得蒋介石赏识。

　　法学学者王世杰介入外交后，时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惠就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据王宠惠说，他做外交部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并非是来自“最高当局”，而是“来自王世杰”。对于外交部处理的每一项问题，王世杰必定会提出反对，并向蒋介石提意见。到最后，王世杰终于全面接入了的外交事务。

　　王世杰主导外交事务后，最大的特点是用了大量的学者做外交，而他所用的人也是“各有千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作为驻美大使，胡适一年行两万里，演讲百余次，确实是拉近了中美两国的距离，但他上任之初便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实行“四不主义”：不谈借款，不谈军援，不搞募捐，不做宣传。

　　

　　这样一来，蒋介石就不干了，他千方百计依附美国，不就是想要美国的援助吗？不谈借款、不谈军援，那还要这个驻美大使干嘛？可胡适名气太大，蒋介石也不好直接罢免，只得另派宋子文去美国，直接与美国接触，商谈经济与军事援助问题。

　　王世杰举荐的另外一位“人才”郭泰祺，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也把蒋介石气得够呛，在日记里指责他“不忠于职，任意贻误”、“毫无志气，不知责任，更无国家观念，惟以私利权位为谋”。就是这位郭泰祺，在国难当头之际，每周末下午都要与一位情人去黄山沐浴，还以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座公馆，金屋藏娇。蒋介石得知后，直接指示孙科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宣布免了他的职，之后还不解恨，又在日记里称他“此人真是小人之尤者。”

　　上面两位跟钱端升比起来就算好的了。钱端升在教育界享有盛名，平时趾高气扬，更关键的是，此人从事外交工作，却偏爱与唱反调。1941年，在王世杰举荐下，钱端升代表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希望他能阐明，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上的失败，英国要负主要责任。英军在战争开始不久后就急于撤出战场，诱骗中国军队孤军深入，掩护自己撤退。

　　

　　但钱端升却在会议上指出，“在缅甸战役中，中国第六军的表现也不好，他们用在当地征用的汽车做买卖，甚至还以一些缅甸僧侣充当日本第五纵队为理由，焚烧了一些缅甸寺庙。”当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代价，钱端升却堂而皇之的站在了英国人的立场上，关键他还是代表中国的外交官，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迷惑行为？

　　在抗战期间，中英关系始终不好，国民党外交部门为了改善两国关系，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问英国，王世杰自任团长，钱端升也在其中。在出发前，钱端升却给英国联合援华委员会主席写信，称“国民党和中国军人都是反英的”，甚至还给英国首相和其他成员写信，历数重庆的“可恨之处”。

　　除了用人不明外，王世杰本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也时常有令人迷惑的行为。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后，德国突然出兵吞并奥地利，意大利也开始行动，试图吞并阿比西尼亚，欧洲战事一触即发。蒋百里等人认为，“欧洲发生战事，于我极为有利。”但王世杰却并不这样认为，他向蒋介石提出，欧洲发生战事，将来中日问题必定会要在欧战后的议和会中解决，巴黎和会的教训就在眼前。此外，欧战爆发，日本必定会更加肆无忌惮，倾全力攻击我国，三五个月内即“可致我死命”。

　　

　　基于此，王世杰得出的结论是，一旦欧战爆发，中国立刻有亡国的危险。而他向蒋介石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考虑运用国联盟约第十六条款，作为预防或抵制日本对华宣战时封锁或进攻华南的一种武器。而所谓国联盟约第十六条，无非就是会员国遭遇侵略时，其他国家应断绝与侵略国一切关系。谁曾想到，“九一八事变”都过去了那么多年来，王世杰还在指望国际联盟。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甚至还有更荒唐的。例如在抗战爆发后，苏联愿意援助中国，但不愿与日本发生直接战事，而美国打着中立法的幌子，对华援助上全无进展。王世杰别出心裁，他建议蒋介石跟苏联接洽，提出让苏联向美国借款，再转手借给中国，此外请苏联提供大量技术军队供中国作战，用志愿军的名义。这样异想天开的想法，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王世杰还曾一再主张，要废除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他认为，否决权只对强国有利，对弱国根本没什么用。此外还有一套理论：中国只有被人侵略，而没有能力侵略别人。如果苏联入侵中国，他又在安理会上有一票否决权，那很明显对中国不利。这个逻辑实在是没太明白，大概是苏联要侵略中国，如果其他国家不同意，苏联可以否决吧？王世杰建议废除否决权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中国不是强国，拥有这项权利只能是招人嫉妒，惹祸上身。这言论，是不是跟如今一些公知言论，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处事如此荒唐，但王世杰仍然深得蒋介石重用，在抗战胜利前夕更是当上了外交部长。只不过，这个外交部长对于王世杰来说，来得却有些突然，也让他背上了千古骂名。

　　根据美、英、苏三国于1945年2月达成的《雅尔塔协定》，1945年6月27日，中国国民党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等人和蒋介石特派随员蒋经国，由重庆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苏共领导人斯大林进行谈判。王世杰则留在国内协助蒋介石指导谈判。

　　

　　为了换取苏联同意“一切援助给予国民”，蒋介石同意“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只是对于“外蒙古的现状予以维持”一项仍存疑虑。王世杰说：“这只是申明当时的情势：即蒙古自称独立，中国中央没有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权仍然存在。”

　　然而，现实却很快打了王世杰的脸，斯大林提出，“现状予以维持”这几个字，放在括弧里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之词之后。意思就是外蒙古的“现状”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保持“现状”，就是保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斯大林的这一立场提出后，宋子文跟蒋经国多次交涉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最后落在条约上的文字是：

　　“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之边界为边界。”

　　这等于直接给予了外蒙古独立的正当性，宋子文即便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权，也不愿担卖国的罪名，在条约上签字，直接辞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第二天，蒋介石就敦促王世杰出任外交部长，在条约上签了字。蒋介石对此的解释是，“外蒙早非我所有，故此事不值顾虑。”

　　

　　1946年，蒋介石与美国签订的一个包括通商航海设施等内容的不平等条约，简称《中美商约》，签字的还是王世杰。中苏、中美两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王世杰饱受骂名，极为狼狈。王世杰竭力辩称《中美商约》是平等条约，刘建群指着他的鼻子大骂：

　　“我跟你订个条约好不好？你在我家吃午饭，我在你家吃晚饭，‘平等互惠’；但我刘建群比你块头大，胃口也大，午饭你吃我一碗，晚饭我吃你三碗，每天赚你两碗，这样的平等条约，你敢签订吗？”

　　其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好，《中美商约》也罢，都是列强强加在给蒋介石，且在蒋介石本人授意下签订的，王世杰不过是背了个黑锅而已。逃到台湾后，蒋介石曾想要推王世杰担任行政院长，他终于看透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跟老蒋干好了，功劳是他的，干得不好随时称替罪羊，永远给他背黑锅。因此坚决拒绝了。

　　1953年11月，王世杰因“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被究职查办，从此被蒋介石打入冷宫。1981年，王世杰病逝，享年91岁。在遗嘱中，王世杰说为他立碑时，只需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在政治上追求了大半辈子，到头来终于明白自己最本分的定位还是一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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