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一位诗人，去送外卖

　　原创 人间君 在人间living 收录于合集 #在人间·对话 7个

　　

　　在人间·对话 | 系列短片vol.10:《诗人拾荒》完整版

　　

　　撰文｜邬宇琛 编辑｜陈少远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从空气里赶出风

　　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

　　从火里赶出水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世界是一个地名

　　王庄村也是

　　每天我都能遇到

　　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

　　用双脚锤击大地

　　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因为《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骑手、超市老板、捡过破烂的劳动者、沉默的儿子和父亲、偷偷写作的丈夫，终于成为了一个大家知道的诗人。

　　2019年，骑手王计兵在跑外卖的间隙在手机上写下这首短诗。随后，它被一本诗刊收录，被一位作家放进一本骑手题材的书，逐渐为人所知。今年8月，前媒体人陈朝华把这首诗转发到微博，浏览量过千万。源源不断的媒体、出版社找上门，王计兵“走红”了。

　　颠簸的一生，似乎终于得到了转机。他今年已经53岁，在大部分媒体的塑造下，他是一位写诗的外卖小哥。这让他感到一些欣慰，叫他“小哥”让他感到年轻。但他也不完全认可这个称呼。百度百科上，与王计兵有关的词条只有两句：“中国外卖员”，“王计兵在工作之余写了3000多首诗”。外卖只是他摇晃的生活里的一个侧影，他以一个底层劳动者的身份写作了三十年，发痴过，放弃过，隐忍过，直到被公众知晓。

　　最近，他频繁回忆起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窘迫。他感慨时间的奔腾，“人们总说时间像流水，抓不住。我说不是，是人像流水，时间抓不住”。这句辩驳也恰似他和他的诗篇的关系，人们总说生命如诗，但对王计兵，是诗和文学，构成了他的生命。

　　

　　最早的写作，开始于从文武学校辍学后。

　　王计兵从小身板小，永远坐在讲台下的那张课桌。父亲担忧他身体羸弱，在初二时送他进了文武学校。半天学文，半天学武，王计兵在那里学会了翻跟斗。呆了两年，家里没钱继续供了，他就这样辍了学。1989年，王计兵和二哥一起去沈阳做木工，三块五毛一天。

　　在工地里，所有工友年龄都比他大，回到宿舍，大人的话题是男女情爱，他插不上嘴。宿舍里孤零零点了盏灯，王计兵望着天花板。

　　孤独让他开始寻找朋友。下了工，他去附近的公园练武，发现了旧书摊。他开始每天去书摊看书，，一待一两个小时，看金庸和古龙。“每次读到节骨眼上，大侠抽出了刀，要不要杀这个人，这个人命运会怎么样，会不会死掉，但时间没有了，要回工地了。”像灰姑娘一样，到时间就要离开那些美梦。第二天再去书摊，没看完的书被人买走了。他对情节恋恋不舍，回到宿舍，他给那些没看完的故事编剧情，续写那些小说。那算是他最早的写作。

　　一年后，王计兵回徐州老家帮父亲捞沙。那是他迄今干过的最苦的工作。捞沙要走船，船至河中，人跳进去，浸没三分之二的身体，踩着砂石，拿一个铲子般的工具捞起沙子，倒进船身，运到岸上卖钱。

　　那时候，父亲在山坡上给王计兵盖了个小草房，王计兵晚上就回那住。每次捞完沙，皮肤都会变得非常软，仿佛风吹过就能划破。每个手指和脚趾都渗着血，睡觉要拿枕头垫脚。

　　天亮就起来劳作，天黑就回去睡觉。王计兵渐渐发现，自己“有思想”了。在封闭的农村里，他有一种巨大的不满足。晚上，他在草房里写日记，写他发现的农村的荒唐事，哪个家族发生了矛盾，哪些地方让他失望。写完了一本，换另一本。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些日记和小说差不多。

　　

　　■ 王计兵在超市收银台读书。

　　1991年，他看完杂志，发现杂志背后留有一行投稿地址。他也想试试。

　　一投即中。他写了第一部反映苏北农村现实问题的短篇小说《小车进村》，发表在郑州的文学刊物《百花园》上。这点燃了他的野心，那时，他很确信自己想当个作家。第二年春天，王计兵正式开始写自己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依然是以村里的人和自己经历的事为原型。

　　那样的写作毫无疑问是场酷刑。白天劳作，浑身是伤，浑浑噩噩，晚上又沉陷到文字里。有时候，王计兵甚至不吃不喝，写到天亮。创作的最后阶段，他要誊写草稿，一个字都不能出错，极度紧张。他照镜子，自己的颧骨已经凸出，整个人瘦得和柴火一样。

　　他后来才听说，自己像是得了痴病一样。走路的时候会突然翻跟头，在不适合的场合也会突然练武。

　　11月，当他写到主人公丧父守孝时，他去镇上买了一身白裤白褂，打算穿着写稿。在路上，他遇到村里的一位奶奶，被她边打边骂。这个事儿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他和父亲大吵了一架。

　　第二天，等他劳作结束，回到小山坡，发现地是平平整整的，草房没了。他蹲下来寻觅已经写了20万字的书稿，只找到了被烧毁的黑色纸屑。他没有说话。他的梦被烧毁了，“生活没意思了。”

　　

　　作家的梦在23岁这年短暂闪现过一次，此后便无影无踪。迎接他的是此后二十多年无尽的底层生活。

　　1993年，王计兵认识了妻子，并且和她热恋，恋爱的心情很快替代了失去写作的荒芜感。和妻子提婚之际，王计兵向父亲承诺，自己再也不投稿了，要回归一种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生活是什么，他很难解释。

　　今年，当王计兵和妻子坐在电影院看电影时，不约而同想起了1993年他们在新疆砌土坯的回忆。王计兵说，电影里面俩人砌的土坯很毛糙，而自己一个人就能在十分钟内垒两个。“我做的土坯边缘光亮，当地人排着队找我做。”王计兵当时还年轻，体力好，为了赚钱，还去哈密抬木头，一根木头二三百斤。每次抬完，肩膀上都留下一根根毛刺，需要让妻子帮忙挑出来。

　　正常的生活是居无定所的，没入尘烟的生活。

　　

　　■ 王计兵与妻子。

　　在新疆打工打了一年，妻子怀孕，他们离开新疆，回了老家。有了孩子，是时候和父亲分家了。他们拿了一袋麦子走，住在爷爷做的老房子里，房子很破，墙是土堆起来的，房顶是草。王计兵又开始想生存的问题。

　　他学会了开两米高的翻斗车，去山东给砖厂干活。这一去就是七年。日子同样非常单调。十三个人的车队到了晚上就打麻将，四个人一桌，共三桌，还剩下一个多出来的人，就是王计兵。

　　孤独倒是其次，开翻斗车的司机要面对更严峻的问题。“开翻斗车没有不从上面翻下来的。”最危险的一次，王计兵掉到一个土坑里，四周都是陡壁，他爬上土坡一蹬，车正好从脚边翻过去了。

　　整个七年，车队意外身亡了三个弟兄。第一个独自外出时出了车祸，第二个弟兄开车时横穿马路和一辆大货车相撞。第三个就在王计兵眼前去世的。千禧年的冬天，土地结了厚厚一层冰。那天砖厂的土堆得二三十米高，翻斗车排着队一个个上，其中一辆经过时，翻了。

　　王计兵和两个弟兄赶紧下土坡搬车。三个人爆发了力量，把车掀了过去。王计兵先看见了一个水箱，下面是果冻一样的脑袋。

　　第三次事故后，车队里的队长说，“咱们别干了吧，这也不是养家的事。”2002年，车队解散。接下来干什么？那年他33岁了，没文凭，没技能。他想起二十岁出头时，1993年，在新疆甘草湖边，看见打工的人们混在一起走向远方，最终模糊成一个点，消失在视野尽头。他那个时候想，自己不要成为人海中消失的那个。但人到中年，他依然在为生计挣扎。

　　他带了500元去江苏昆山，弟弟在那里打工。那里有很多厂。

　　

　　王计兵的笔名叫拾荒，因为他真的捡过几年垃圾。

　　第一次捡垃圾是摆地摊期间。到了昆山后，他去了很多家厂应聘，但没有人要他。年龄大，没经验，这都是问题。他想做点小生意，“也不用低三下四地去求人找工作了”。

　　带来的500元，大部分用来租房和买家电。剩下的，用50元买了辆旧三轮车，30多元买了块彩色塑料布，剩余的钱全去批发市场买了袜子、手套和鞋垫，几毛的成本卖一元。摆在厂区外的地摊很火，但本钱少，货品少，38码的鞋垫卖完了，再有人来买，就没了。他想到了收废品。没生意的时候，他踩着三轮车到处看，见到有饮料罐子就捡起来。第一年，他靠这样攒了2万元。

　　有了这笔钱后，他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旧书。他从昆山图书馆的折扣货架买了书，还买了正版碟片来出租。这门生意“比较赚钱”，一天能賺2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过去流连旧书摊的少年，成了旧书摊的老板，他能名正言顺地看书了。

　　稳当的小老板生涯好景不长。摆摊两个月，王计兵被举报了。一个早上，王计兵在摊上看书，执法人员把碟片和书收走了，一干二净。

　　摊位没了，攒的积蓄也没了。一贫如洗后，他又重新捡破烂，这次，他把它当成了主业。对他来说，捡垃圾像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只要肯吃苦，就能攒到重新站起来的那点钱。不到3个月，王计兵又把地摊摆了起来。

　　捡破烂甚至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有一回，一堆小姑娘和小伙子围成一个圈在草坪上休息，里面是好几个空的饮料罐子。但如果直接去捡，要从别人身上跨过去，显得不好意思。王计兵心生一计，他和小年轻们说，“你们胆挺大啊”。

　　“怎么了？”

　　“这个地方蛇非常多。”王计兵说。人群一下哄散开来。王计兵趁机把饮料罐捡走了。

　　在昆山的头几年，日子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朋友也少之又少。这些经历教他学会了享受孤独。每年回老家，他会一个人到沂河边上的山坡躺着，什么事也不干，把在外漂泊的经历走马灯似的回顾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候，他又回到了那个捞沙少年的身体里。

　　

　　苦难一直在，但写作好像消失了。

　　1993年，在新疆打工时，他一度动摇过对父亲的承诺。他在纸上写下一些描写新疆的短句，视作一种炫耀，读给新婚的妻子听，希望得到嘉奖。第一次，妻子夸他写得好，第二次，妻子说“挺好”，有些敷衍。等到了第三次，妻子把手里的盆子一摔，表现得很不高兴。

　　王计兵明白，妻子和父亲一样不喜欢他写作。“第一浪费时间，第二活得不像个男人”，对妻子而言，写作是过分女性化和无用的东西。那之后，王计兵再也没有在妻子面前写过东西。他告诉自己，“父亲还可以躲，我可以一、两个月不和他说话，但妻子是最亲密的人，你要给她一辈子的生活，你要带给她快乐。”

　　在和生活搏斗的日子里，那个年轻的有痴病的小作家好像离开了。但实际上，一旦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写作会重新浮现，带给他片刻的激情和活力。在新疆，他还是偷摸着写一些东西，写完就立马销毁。

　　在山东开翻斗车的日子，12个人打麻将，他就一个人靠在墙角，不吵别人，也不被别人吵。每天他都写一篇文字，“和强迫自己差不多”。砖厂里有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流浪汉，总爱在砖窑没有封顶的敞口睡觉，到了晚上，他就爬起来演讲，因为喜欢讲国际局势，大家都叫他“部长”。

　　有一次，王计兵把这个“部长”写进了顺口溜里，读给大家听，大家都乐得不行。从那以后，王计兵也时常被叫“部长”。后来他把写好的东西念给大家听时，车队里的人都会起哄：“部长要念书了！”

　　那种写作是排忧解难的，它的过程比目的重要。写完的文字，第二天就被扔到灶台里，当做引火的燃料拿去开灶。“念完了，这篇文章的使命就完成了。”偶尔有一些晚上，他没写东西，第二天下厨的人就会问他，“哎！我的引火柴呢？引火柴没了！”

　　来到昆山后，和妻子在一块，写作和阅读又成了打游击。偶尔在地摊上，王计兵会抽空看看书。即便开了旧书摊，他也不敢在妻子面前阅读。也仍旧在写，写完扔了就是。

　　2004年前后，王计兵和妻子实在没钱交房租了，在河边搭了个棚住，他已经没钱买纸了。他把文字写在收来的旧纸箱上，写完就把旧纸箱打包卖了。

　　那些文字从来未曾留下，但“慢慢烙在骨髓中”。在河边，睡在木板上，他还是会想起他作家的梦。那是“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