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这位日军军官在中国留下封信，50年后抗日老兵前去报恩

　　抗日战争老兵曹继武在十年前的采访中说：“我最初是瞒着家人参军的。那时候母亲眼睛不好，右眼几乎全部失明了，我担心告诉她后，她会情绪激动。后来上了战场，我以为他们（日军）没有一个好的，其实也不是如此。”曹继武朴实的言语里，透露出鲜为人知的、或者说人们不愿意知道的事实，这些事实，萨苏在《国破山河在》中有过阐述：“日本国内并非都是极端军国主义者，仅在出兵这件事上，他们就经历过长达数年的争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共产党是最积极的战争反对派，在与日本天皇为首的战争支持者进行斗争时，最后被白色恐怖席卷了，才不得不妥协退让。”长期以来，对于日军中也有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人这种看法，得不到关注，但事实不会改变，比如，日本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士伊田助男，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世界中的一位异类。

　　伊田助男于一九零八年出生在日本京都。关于他年轻时期的记载很少，目前知道的是，他在青年时代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父亲和我去临川书店……他为我挑选了《共产党宣言》，他说这本书对我将是一个挑战，因为读起来会很吃力。奇怪的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实际上，书中对未来共产主义世界的描述，令我非常痴迷……当我们再一次去临川书店时，我的目光就落在他的（马克思）其它作品上了，《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才让我觉得充满挑战。”马克思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伊田助男的价值体系，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伊田助男的父亲，也有可能是他价值体系的塑造者。无论如何，后来伊田助男所做的一切，都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大约二十一岁时，伊田助男选择了参军——当医务兵。三年后，他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国土。日本侵犯东北后，伊田助男随日本东北近卫军第五师，在穆棱县和东宁县附近作战。根据他的日记可以知道，他首次与中国部队交战，大约发生在1932年5月左右。那是日军进行的一次失败的伏击，伊田助男所在的班组中，有三人先后负伤，而他本人在这次战斗中，未发一枪一弹。第五师后来从东宁转移至春阳和罗子沟一带，在这里，他出现了药物紧缺的情况，“当时的医药包中，连吗啡都不足五支，根本不够用。”

　　1933年初，我军和日军在东宁县附近进行了一次异常激烈的战斗。为守卫汪清县附近的321高地和322高地，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战斗装备和后勤给养。然而相比日军的装备和给养来说，依然差得很远。仅以当时后勤给养方面的伙食为例。当时日军每顿伙食中，都包含有近十五种食品。主食方面，日军能吃上白米和小米，馒头和面条。蔬菜方面，各种蔬菜，如韭菜、芹菜和白菜等，应有尽有。肉类供应也十分充足，每位士兵每天可享用300克肉，牛肉、鸡肉和猪肉都可享用。除了这些主要食品外，日军还能吃上各种味道的味噌，喝上各种饮料，如果汁、咖啡等等。另外，日军士兵每天的午餐中，还有一包烟可以享用。对比他们，我军最好的午餐，仅能吃上120克米饭，50克白菜，肉，几乎是没有的，即便偶尔有肉吃，也只有十几克，一口就能吃完。

　　在武器装备和后勤给养相差悬殊的条件下，高地的争夺战依然十分惨烈，我军寸步不让。仅321高地，就失而复得数十次。321高地是一个海拔高度约为1350公尺的高地，这块高地上几乎没有树木，因此避弹坑的效果大打折扣。另外，由于这块高地上的土质十分松软，走起路来十分不便。这种局面下，日军在进攻前，对321高地西侧和东侧的两支侧翼部队，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轰炸，由于防御工事修建的操之过急，这两支部队的伤亡率极高，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坚持到了四月一日午后。日军在进攻数日没有效果后，又投入了增援部队，当时两军部队数量比例，约在三比一左右，这样，在四月二日凌晨时，阵地陷入了几乎弹尽粮绝的境地，而随后发生的事情，颇为蹊跷。

　　当时我军一位战士在进行夜间阵地巡逻时，无意间发现了一辆驴车，驴车上装满了当时日军的各式先进装备，例如14式半自动步枪，11式轻机枪，还有当时少有的7.62毫米半自动步枪，另外，弹药、以及各种爆破装备，如手雷、手榴弹、地雷、雷管等等，应有尽有，甚至还有日军伙食。这位战士一开始就认定，驴车是日军的后勤补给车队之中的一辆，可能因为走失，才来到我军阵地后方，但他在驴车上发现了一个铁盒，铁盒中有一封信，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翻译过来。

　　亲爱的中国战士：我是一位日本军官，负责战场医务工作。这些装备是我放置在你们阵地左侧的。当你们发现这些装备时，不必惊慌，这些都是日军最先进的装备。如果你们弹尽粮绝，请用这些装备消灭日军。希望你们记住，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邪恶的事业，我出生在日本，我有父母，因此没有办法。但希望你们知道，无论邪恶多么猖狂，最后取胜的一定是正义和光明的事业，希望你们坚强。伊田助男。

　　正是伊田助男的这次援助，让我军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虽然这场战斗最终还是失利了，但付出的代价远远没有预料的那么大。伊田助男的这个抉择为他带来了什么，当时不得而知。1983年，这场战争结束后50年，当时参加过战斗的个别中国连队老战士们，决心一定要去一趟日本，找到伊田助男，报答他的恩情。他们抵达日本后，前往日本国立军事档案馆，希望能在这里查找到伊田助男的信息。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伊田助男在参战时期留下的住址。随后，他们前往日本京都伊田助男的家中，见到了伊田助男的长女。伊田助男的长女告诉他们，自己的父亲大约是一九三三年四月牺牲的，应该是在前线阵亡的，除此以外，没有其它消息。伊田助男到底是怎么死的，永远也不得而知了，但他为正义的事业付出的努力，却永远不会被抹杀。后来，中国在当时发生战斗的地方，为伊田助男树立了一个小小的纪念碑，纪念他了不起的作为。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并不缺乏类似于伊田助男这样的国际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战士。这些战士不仅分布在日本国内，甚至分布在二战战场之上。从日本国内看，当时的反法西斯阵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上层的，一类是民间的。例如，当时日本国内的著名左翼领袖之一矢内原忠雄，就是一位坚定的反战主义者。他在著作《满洲研究》中，深刻批判和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侵略行径，“日本军国主义者打着和平旗号，树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欺骗口号，对东亚地区的人民进行疯狂屠戮。……可悲的是，日本国内民众已经对军国主义者的猖狂自负鬼迷心窍了，这时候，唯有心灵极其纯洁者，道德情操极其高尚者，才能看透军国主义者丑恶的嘴脸和野蛮的行径。”自然，矢内原忠雄这样的言论，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如果不是他在左翼团体中拥有极高的威望，恐怕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消灭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亚战场上，也有不少日本反法西斯斗士和组织。例如，成立于1932年的日本反战同盟，就是在中国国土上成立的一个以日本军队界人士为主的反抗日本侵略同盟。这个同盟的宗旨是：彻底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消灭军国主义在日本的滋生土壤，教育日本国民，反抗其它法西斯世界。日本反战同盟中的成员，通过在日军后方进行各种隐蔽的破坏，以及在正面战斗中采取主动撤退，故意战败等方式，打击日本军队。当然，这样做也要付出巨大代价。例如，当时一些反战同盟人士，因为涉嫌间谍罪和叛国罪被逮捕处决，如果情势十分严峻，他们也会考虑直接向中国投降，将日军情报提供给中国。当时的日本军队军官横山岩吉，后藤勇等，都是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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