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的知青岁月：我一家人插队落户的经历和结局，大集体的情况
1972年的秋天，我所在的镇上的街道居民，共有二十余户吧，经过当时的公社领导统一布置、统一安排、统一要求：所有的住户，每户一个人也不留，每户全家居民一起连根搬式的，要下乡插队，都下到该镇所管辖的各生产队落户插队。这是当时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时我们这里的一种情况，我家和其他街道居民是不讲条件地服从的。
1973年3月份的某一天早晨，父母、我、哥哥、嫂子及侄女一家人，租用了镇上搬运站的三辆长板车，装着我家里的桌、椅、床、柜子、锅碗等炊具、全家人的衣服家什等，浩浩荡荡来到了“牛岗”大队的三生产队插队落户。
一路上人们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三辆装得满满的长板车，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先进的运输工具的，因为当时农村生产队是很少有板车运输的，社员们干什么一般是用肩挑，除卖公粮等等用拖拉机或卡车运输外。
我们被生产队安排在一间瓦房和二间茅草房子里，房子是生产队的房子，生产队腾出来给我们住的。土灶等是生产队在我家没来之前已为我家做好了的，现成的只用。
在我家来此生产队落户之前，还有一家，他们先来我家一步。住房情况同我们有些不一样，他们是生产队安排人和他的家人一起做的，是三间土墙瓦房。他家人口众多，父母、两个哥哥、两个妹妹，共六人。
我哥哥在我全家安顿好后，回镇上供销部门上班去了，他是个小头目，是个副主任，他在单位分有一间半房子。
父母、嫂子、我、两岁的侄女一家人吃住在生产队里，也就是说我们全家人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农民身份了。
父母、我及嫂子同生产队里社员一样，按照生产队挂在树上的大铁钟，生产队长敲响的钟声为信号，天刚亮时就出工，天黑后才能放工，具体是：早晨出工、放工；上午出工、放工；下午出工、放工；农忙时中午、晚上经常加班；一天三遍钟声（正常情况下）或四遍或五遍（中午或晚上加班）钟声。
这里的社员们都是这样的，农活非常累，成天没日没夜地做活，很多社员分的粮食不够吃，一日三餐吃不饱。社员们就开始想办法，如在自留地种红薯、南瓜、蔬菜，或挑野菜或摘野果等等拌着饭吃或当饭吃。
生产队里还有几家，他们家缺少劳动力，仅仅分点口粮，有时吃两顿或饿肚子，有几家孩子们大冬天打赤脚。
生产队里的干部们，如生产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民兵连长、会计、记工员、大队干部家里一般来说是不缺吃的和用的。那时的生产队时不时经常晚上开会，或开批斗地主的会，在那种环境下，人们不敢乱说话的。
那时仓库的钥匙是生产队的干部或大队干部们掌管的，有时候一个干部就能打开仓库的门。
生产队的社员们，个个被干部们管束得像个机器人一样听话，没有或者说不敢有任何怨言或反抗，那时生产队长就是队上第一大的，一切他说了算。
出工钟一敲响，农民们纷纷拿工具去干活，一点也不敢怠慢，若迟到会受到队长和生产队其他的干部们的训斥的、或记工员扣工分的。
干活时，生产队干部们或小干部们或记工员时不时清点人数的。有的干部或干部家属不出工干活，也没见到扣他们工分的；他们的工分在公布时，反而比累死累活的弱势力的社员们工分还高些。干部们有的找理由不出工或干部家属不出工或干部家属干轻松活是经常的事。
如果稻谷晒在稻场上，突然来了大雨，钟声一响，人们像战场上冲锋一样，纷纷跑到稻场上抢收粮食，因为你不来或来晚了会被扣工分的，还会被生产队的干部们批评的。
大集体时的农民们就是被生产队长及干部们掌管得死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干活，农民们的目的仅仅为了全家的每张嘴能吃饱饭而已；外面的各种信息或者说外面的世界的各种精彩，他们是没时间、没渠道去知道、去享受和欣赏的。外面的消息或突发消息往往是干部们或干部们的家属们在外面玩时听到后，再回到生产队传给社员的，那时也没收音机什么的，更没有现在的手机、互联网、自媒体什么的。
因为我父亲会木工活，生产队里不管农闲还是农忙时，父亲只为生产队的农具如犁呀、耙呀、仓库门呀、牛拦门呀或什么的修修补补而已，比起社员们出工干农活自由和清闲多了。
我嫂子有病。因我哥哥哥是镇上供销部门的副主任，社员们很是仰慕我家，队长安排我妈看下稻场或秧田的鸡子等轻松活而已，也没人反对；嫂子有病，干了一段活后干不来了，就又回到我哥哥身边玩了得，也没人反对；我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成天同社员一样干各种农活，成天没日没夜地干活，有时还加班，放工后浑身汗水腰酸背痛；好在干了几年后，我哥哥找人把我安排在供销社卖东西。
在我家前面来到这个生产队里插队的那家，因为他家在镇上没什么人做事，来到这个生产队没有得到社员的抬举和队上干部的照顾，成天和社员们一样干各种各样的农活重活，累的很，一家人的生活过的也不怎么样，比农村有的家里还穷些，更没有我家里受到社员的抬举。
后来我全家都回镇上了。我也同单位的一男职工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现在我和丈夫都退休了，拿着一个月三千多元的退休金，在家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