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实乃亡国之君

　　关于明朝灭亡的责任，清廷大概早有定论：“明实亡于万历”，更有甚者上溯至嘉靖时期，理由是当时积弊甚多，虽有张居正改革而难以扭转。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太客观，首先是万历，虽然惨败于萨尔浒，但这样的局部失利在明廷历史上还少吗？只要措施得力，还是能慢慢恢复起来的，况且明末话本《李闯小史》里还说：“万历年间，文恬武嬉，民安物阜……百姓享四十八年太平。”至于嘉靖之说更是荒谬，任何一个王朝的制度总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若因嘉靖朝“南倭北虏”、政争频繁便说它有亡国之相，那明廷岂不是亡于洪武、永乐？归根结底，明廷之亡，实亡于天启、崇祯，而如再仔细划分，则明之速亡，实崇祯之责也。

　　我们都是讲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王朝的灭亡肯定是从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与统治效率的下降开始的。就以明廷为例，天启皇帝期间明朝便已天灾频繁，统治基础有所动摇；从统治效率上看，天启皇帝摒弃早已运转成熟的内阁—司礼监系统，完全依靠魏忠贤这个司礼监头子掌控朝局，虽然落了下乘，却也算是事权有所归依，多少能做点实事。

　　崇祯皇帝继位之后，天灾不见减缓，征税愈发严酷，而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东林党对“阉党”的全面反攻倒算，且不留情面，打击到底，这就使得明廷政争更加白热化。

　　另一方面，明廷自宣宗皇帝以降便多无为而治之君，当然，嘉靖皇帝是个例外，这种信任职业经理人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专业人办专业事”，且有利于朝政的转圜，颇有汉初“虚君实相”之风。崇祯皇帝继位后则不然，他虽幼年坎坷，却也算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社会经验恐怕连起于藩邸的嘉靖皇帝也不如，却硬要独揽大权，实在是不智得很。

　　崇祯皇帝揽权之余却又不肯承担相应责任，行事颇为操切。举例而言，崇祯皇帝明知朝廷无力同时应对农民起义军与关外清廷，应有个轻重缓急，却又畏惧清议，不肯承担议和之名，弄得兵部尚书陈新甲里外不是人，最后命丧刑场。至于操切，“崇祯五十相”之说并非虚妄，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大员，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致使无人敢于负责，如松锦大战中的洪承畴，愣是被崇祯皇帝逼上了战场，一战而覆明军野战主力。

　　总而言之，自古王朝崩溃，从来都要经过税源流失、边患频仍、地方割据、军阀拥兵自重等阶段。而在明末，尽管连崇祯皇帝都时常哭诉：天下处处皆亡国之像，但就是在崇祯朝，朝廷仍然拥有对地方绝对的人事任免权，中央还是能从各省收缴到大量的税收——要是把这种局面交给汉献帝刘协，恐怕他做梦都能笑醒，哪朝哪代能够在这种形势下速亡？恐怕也只有隋朝了。可隋朝并非大明这种恩泽几百年的朝代，那个时候岁数大点的人都还记得，这天下原本不姓杨。

　　是以明廷之速亡在于尽失人心，正是孟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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