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逊家族：战争影响，2次撤出中国，全身而退还能赚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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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是英国人的主要势力范围，上海所占地位尤为重要。
据英国人估计，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的英国在华投资，“仅上海这一个城市就达1.8亿英镑左右，约为英国在华投资总额的60%”。
上海英商商会1938年10月估计，上海成为孤岛之后的英商，在一年左右时间内“损失约在500万至650万英镑之间”，英国在华全部投资价值的下降要“超过一亿二千万英镑”。
长江流域的内河航运，一直由中、英两国控制，货运可直溯四川等地。
“八·一三”之后，日本侵略者借口“军事需要”，禁止外商轮船通航。实际上是由日本船只独自经营长江下游各地之间的货运。上海的英国商界至1938年方认识到，“日本的意图是要垄断这一中国最大的国内市场”。上海和内地隔离之后，严重地影响了其原有的贸易量。
在正常情况下，通过上海至内地的贸易量要占到贸易总额的50%以上，1938年下降至30%。“上海1938年的外贸总额为法币5亿元，和1936年或1937年相比要下降46%左右。上海的进口总值，1938年比1936年下降一半以上，来自英国的进口数下降约57%”。
由于英美法帝国主义与日帝的关系日趋紧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上海的租界在日本侵略者包围之下，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沙逊集团于1938年秋季，整理了将近50个问题，由主要核心成员邬藩田带往伦敦和维克多·沙逊研究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打算。其中第40个问题就是在华业务“是否撤离，拥有的股票是否待高价出售”。
最后的决定是从上海撤退，并且要在撤退过程中获取最大的收益。邬藩田回沪之后，1939年起就开始了第一次撤退的行动。
第一次撤退的策略表现为两个方面。
沙逊集团第一次撤退时，对上海各直属公司所拥有的不动产，特别是华懋地产公司的产业和股权，基本上都保留未动。沙逊集团之所以确定这样的原则，主要是对上海的房地产仍抱有希望，认为不动产不会遭受损失，一旦危机过后，仍然有首先获得恢复的机会。
在第一次撤退过程中，沙逊集团出售的产业，主要有下列几笔。
1.三新地产公司产业
1940年冬出售了该公司的一半产业。同年12月31日召开特别董事会议，决定将收得的现金，每股退还资本6.98元，并根据同日的外汇牌价折成英镑，汇入各股票持有人在国外的帐户，每股的票面价值从原来的10两银改为法币7元。
沙逊集团共拥有三新地产公司股票526,757股，共得现金368万元，根据当时外汇牌价计算，约合20万美元。
2.华盛顿公寓
这是座落在原法租界贝当路（现衡山路）、高恩路（现高安路）口的一座新建九层公寓。原业主李石林、卓辅诗两人于1933年6月30日以八厘半的利率向华懋地产公司抵押借款法币66万元。
后因无力偿还本息，于1940年5月18日以116万元的价格卖给华懋地产公司，除扣除积欠本息872,290元外，李、卓两人实得法币29万元。华懋地产公司于1941年1月31日以150万元出售，根据当时汇丰银行外汇挂牌，约合8.2万美元。
3.王家沙花园产业
王家沙花园产业共有土地59,436亩，房屋若干幢，为东方地产公司和上海地产公司所共有，帐面价值为217万元。1941年6月7日沙逊集团将其中的20,793亩以213万元出售给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
1941年10月8日，又将其余的38.646亩土地和54幢房屋以57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成美银团。两起共卖得法币791万元，较原价高2.747倍，根据当时外汇牌价分别计算，约合42万美元。
1939年起，沙逊集团大量抛售各附属企业和投资关系公司的股票。
1936年全部企业投资的帐面投资额为897万元，1939年为603万元，比1936年减少32.74%；1940年下降至437万元，比1936年减少51.31%；1941年第三季度前后的数字为397万元，比1936年下降55.8%。
但这一年的上半年，沙逊集团各直属公司对新成立的东亚航远公司总共投资法币57万元，并购进怡和系统的公和祥码头股票183,000元。
如剔除这些因素，帐面投资额要比1936年减少64.13%。再根据十家主要企业股权统计，情况亦基本相同，1941年比1936年要减少66.5%。
1941年11月份，上海外股市场掀起最后一次股票交易高潮，沙逊集团乘机大量抛售股票。据估计，沙逊集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所保留的各附属企业和投资关系公司股票，大约只占到1936年的20%左右。
1938年以后，上海外股市场“在犹太商操纵之下”，利用中国人的崇外心理，将外股作为主要投机筹码，兴风作浪，使很多中国人遭到严重的损失。沙逊集团在这场活动中，操纵股票市场，哄抬价格，是里兴风作浪的主要参与和幕后策划者之一。
上海公共租界原有华商证券和以洋商为主的众业公所两个股票市场。
“八·一三”之后，上海各根据南京规定相继停业。众业公所因外商关系，在租界内不受中国的约束，停业四个月后，自行宣告复业。开始时，股票市价尚稳。
1939年秋，欧战爆发，上海遂进入投机狂热时期。投机对象除黄金、外汇、囤积货物外，主要就是各外商企业的股票。
众业公所登场的外股共有100余种，其中热门股不过30余种。
除嘉道理系统的十余种橡皮股，怡和系统的公和祥码头和怡和纱厂外，主要是沙逊系统的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扬子银公司、祥泰木行、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正广和、中和产业、三新地产、华懋地产；马登的会德丰；麦边的中国垦殖、上海银公司以及和上述几个集团有密切关系的英联船坞、业广地产、中国企业、中国钢业等公司的股票。
1940年3月出版的《财政评论》，专门刊载了一篇“上海外商股票市场”的调查报告，文中提出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沙逊本人），他仗着优裕的金融权力，成为上海股票市场活跃的权威”。
实际情况还不仅如此，马登和麦边当时表面上被认为是独立的集团，事实上早已被沙逊“联合”和“征服”了。
众业公所的主要外股经纪人为利安洋行、新丰洋行、合盛洋行和中庸洋行等数家。其中特别是利安洋行的总经理H.海亦姆与沙逊集团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他们都是英籍犹太人，是上海犹太商集团的权威人物。
大部分外股的价格，在人为的哄抬下，于1940年5月达到了高峰。
有些企业股票的市价竞超过面值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
如英联船坞的票面，每股为10元，市价涨至75元。会德丰的票面为10两，竟涨至272元。其后因德军大举进攻荷、比等国，不数日又突进法国北部，欧洲的形势为之一变。
纽约市场的股票价格因而狂跌，上海的外股亦发生联锁反应，各股票竞相抛售，市价一落千丈。1940年9月，南洋一带的资金突然流入上海，外股市场的投机活动又死灰复燃。
与此同时，因太平洋战争迫在眉睫，很多外商企业纷纷采用增发股息和红利、或用增发新股等办法，不断提高外股在市场上的价格，以达到其抽走资金的目的。沙逊集团各企业在这方面的活动，可以说已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1941年11月份，上海的外股市场掀起了最后一次高潮。
有些外股的价格竟超过了1940年的高峰。如扬子银公司1940年的最高价为每股24.25元，而1941年11月份竞高达每股39元。
又如这一年4月份成立的东亚航业公司，每股面值10元，开始时股票市场上的价格不过11元左右，11月份竟高达27.50元。
这一次高潮的另一特点是，11月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的销售数要占到前十个月销售总数的20%左右。
后来有人对这一时期的外股，作出这样的评价：
“综计去年一年间，国人资金被其（指外股投机）吸收者当以万万计。就国家立场论，投机外股实开我国资金大量外流之门户。就个人言，去年国人投机外商股票者，大都亏负累累。其中尤多中产及小资产阶级及若干薪工阶级之人。彼辈平日对于外股之内容均不熟悉，惟因痛感于近来物价高昂，颇思于此中获意外之财以调剂生活。殊不知此外股市场，市价之抑扬，谣言之散布，操纵者大有人在。国人之实力既不是以左右市价，亦不足与外商相颉颃，结果徒为他人之牺牲而已。故国人投机外股之举动，就个人言则亏负累累，就国家论则资金外流，可痛孰甚。”
这一段话说得非常透彻。
实际上，沙逊集团对上海的工业投资和金融垄断活动，从1939年起就已完全转入投机性的外股买卖，成为上海股票市场“活跃的权威”。
如以上述中国人在1941年这一年被洋股吸收的资金高达亿元而论，则沙逊、海亦姆、马登、麦边这样一个以犹太商为主的大小垄断集团综合体，估计至少要占到其中的80%左右。当时的平均汇率为每百元法币合5.30美元，则流入这一综合体的资金至少达400万美元以上，沙逊集团在其中又要占到绝大的比重。
根据英镑投资所转移的资金和1939年之后第一次撤退时转移的资金，估计沙逊集团抽走的资金至少在1,000万美元以上。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国人民的民族觉悟空前高涨，英、美不得不于1943年1月1日与中国签订条约，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1901年北京议定书所赋予的特权，以及有关通商口岸、北京使馆界、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等一切特权。其中，特别是英国人的在华势力削弱更甚。
维克多·沙逊眼看中国的情况已不能和二十年之前相比，今后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这块“冒险家乐园”里为所欲为了。
因此，抗战胜利之后，沙逊集团便将原设在上海的各直属公司，全部迁往香港，资本额亦改以港币计算，上海只设立分支机构并尽量压缩上海的业务，最后发展到第二次的撤退。
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情况，战后因国民党政治腐败，通货恶性膨胀，沙逊集团对上海的房租收入，基本上采取收到之后，立即兑成外币的办法。
根据沙逊有关档案记载，1947年1月至1948年5月，这17个月中收到的租金净收入，以官价汇率计算为132万美元，以黑市汇率计算为62万美元。
即使根据黑市汇率，1947年的月平均房租净收人仍有4万美元，1948年为3万美元。假如1947年之前的月平均房租净收入估算为4.5万美元，则1945年9月至1948年5月，沙逊集团的房租净收入总计可达200万美元。
此外，南京的中国航空公司租用沙逊大厦底层作为办公用屋，每月租金为16,000美元，根据这几笔，以外币收入的租金每月至少可收20,500美元。
据此计算抗战之后四年以外币收入的租金共计可达98.4万美元。如果和前一笔兑成外币的租金一并计算，则沙逊集团抗战之后的房租净收入可达300万美元左右。
1948年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日趋迫近，维克多开始其第二次撤退。这一次撤退在房地产方面的特点是不但将拥有的产业而且将华懋地产公司的股权也大量抛售。
1948年起出售的产业，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主要有下列几笔。
（一）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产业
这块产业是华懋地产公司于1931年购进的。当时共购进64亩，每亩价为3.5万两，共计224万两。同年以每亩4.8万两的价格出售40亩，获利51万两。余下的24亩空地，出租给东华体育会作为运动场。
1948年沙逊集团与当时任申新纺织厂二、三、五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的荣尔仁议定，每亩以18,750美元，共计4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并随即由荣预付价款15万美元。
1949年2月1日荣尔仁与沙逊集团重订协议，只购其中的10亩，价格改为每亩19,300美元，由荣再付43,000美元完成了这笔交易。
（二）虹桥路“伊夫司”别墅以12万美元出售给厉树雄
厉原为美商美兴洋行买办，与盛宣怀家属过从甚密，为上海著名商人。
厉购下“伊夫司”别墅后，成立虹桥俱乐部，吸收当时社会名流100人参加，俱乐部会员入会时每人一次交纳入会费500美元，使这块产业平添了不少身价。
（三）南京西路产业（即仙乐斯，现风雷剧场）以20万英镑，约合97万美元，出售给安乐毛纺厂厂主邓仲和。
仅此三笔产业，沙逊集团已获得128万美元。
1948年4月，沙逊集团以邬藩田为代表，与厉树雄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达成将华懋地产公司股票29.5万股转让给厉的协议。
代价为94万英镑，附带条件有：
一、在规定时期内先付30万英镑，余款在一年半以内付清；
二、付款后股票过户交割，华懋地产公司的董事人选，根据厉的意图改组；
三、1948年4月份起，先由厉担任华懋董事，并可由厉在征得董事会同意之后，处理公司的全部房地产。
这笔交易，很明显的是沙逊集团急于要将房地产变为现金，而厉的打算则是先付一部分价款之后，可凭自己的本领出卖华懋的产业，从中大捞一票。因为，根据当时的估计，仅锦江饭店一处房屋，即值数十万英镑。双方签订合约之后，随即由厉先付定洋15万英镑（约合73万美元）。
但好景不常，付款不久，上海的局势就急转直下，这笔合同也就无法继续履行而不得不束之高阁了。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之后沙逊集团从上海房地产方面所收得的现金，以及出售产业和华懋地产公司的股权等项收入，总计约为500万美元。
沙逊集团自称，在解放之前的一段时期，不得不从国外汇进35,000至40,000英镑用以弥补亏损，4万英镑约合20万美元，即使减去此数，沙逊集团的净收入仍达480万美元左右。
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是维克多·沙逊以上海为重点之后首先创办的企业。
沙逊集团拥有这家公司的股票最多时达115,53股。但至1941年时只剩一万余股，几年之内就出售了原持有股票的85%以上。这些股票都是在股票市场上出售的，承购者绝大部分皆为华人散户。抗战胜利之后，该公司被日本侵略军接管的康定路产业，于1945年12月发还。
国民党上海市同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邬藩田曾数度协商复业问题，但沙逊集团以“鉴于战后之物价，本公司实无力筹措必要资金以购买新车辆及维持材料”为由，予以拒绝。
实际上是在贯彻维克多·沙逊不再在上海“开展大规模业务”的方针。
1946年冬，国民党上海市准备收购该公司产业，“后以未能协议得满意之付款办法而告吹”。
看来，沙逊集团拥有的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股票已为数甚微，如果国民党上海市收购的话，则所付之款，必然要偿还给大量的华人散户。
沙逊集团愚弄中国人民的伎俩，必将彻底暴露，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最后没有谈成。之后，该公司董事会决定宣告清理，并在1947年2月11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上，委任了清理人。
宣告清理的主要目的是由清理人“编制战时损失”呈送英领署备案，要求战败国日本根据“战前总值折合为英镑398,000英镑”的价值赔偿。沙逊集团是否拿到这笔赔偿金，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华人散户在1939年至1941年购进的大量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股票，都已成为废纸一张，没有得到分文的补偿。
英商祥泰木行是一家完全由沙逊集团控制的企业。
上海的沙逊集团在1936年时，拥有这些木行的股票75,151股，占实收资本的32.42%。
1941年时只有26,403股，与1936年相比，减少约65%，仅占实收资本的11.23%。祥泰木行的股票，在当时上海的股票市场上是热门，是华人散户主要争购的对象，因此，由于购进这些洋股而遭到巨大损失的大有人在。
下面我们就从一位当事人的自述中来看一看祥泰木行的战后情况。
“1945年8月…祥泰发还。当时…洋商股东如沙逊、摩勒等暗中将祥泰股票陆续卖出，套成外汇，汇往国外。但盲目的中国商人，还认为祥泰的前途很有希望。其实祥泰的资产凡值钱的均被日军接管时拿去，所余仅杨树浦桥畔和大花园两块土地及厂房、办公大楼、锯木机、卡车等而已，所值远不及当时股票的市价。
约在1946年2一3月间，外商手中的股票已大部脱手，于是新沙逊洋行宣告祥泰木行清理。…虽然一面在清理，而另一面祥泰股票却在市场猛涨，人们估计祥泰财产足值股票市价之上。…当时我也盲目地在1946年7月，购进了200股。
后来，该项股票经过清理还过五次本。
第一次1948年8月，每股发港币一元；第二次1950年11月，每股1,500元（老币）；第三次1951年1月，每股发600元（老币）；第四次1951年6月，每股发1,200元（老币）；第五次1953年6月，每股发1,000元（老币）。以上五次，实得港币一元，人民币0.43元。以后再未发还。…最后核计，洋股仅占1%左右，而华股则占99%以上，于此可见洋商投机取巧之手段。”
事实上，祥泰木行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早已用向国外订购木材的办法，将资金大量汇出。已订购的木材是不会再运到中国来的。华人散户遭受的损失，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
沙逊集团的两次撤退，除英镑投资和房地产出售外，在抛销股票上的双重掠夺，对我国人民的危害性更为严重。
金融垄断集团利用其控制下的各级公司和企业，进行各种投机冒险活动，一旦阴谋失败或发生其他变故，往往立即用抛销股票的办法来推卸责任，嫁祸于人。
这是金融寡头惯用的手法，也是其特具的寄生性和掠夺性。
沙逊集团在旧中国的两次撤退，不仅使用了一般性的抛销股票策略，而且进一步利用租界外股市场不受约束的特权，另外组成了一个犹太商集团操纵股票市场，这就造成了双重的掠夺。
开始时通过其“联合”和“征服”的企业，对各企业的上市股票，今天对这家企业放出一条消息，明日对那家企业出笼一则新闻，使股票市价忽高忽低。
中期则根据国内外政局变幻，传出种种新闻，使股票市价随之升降。
后期则用增资、增发红利股、发放中期股息、清理合并等手法兴风作浪，制造盈利假象，使股票市价陡然上涨。犹太商集团的经纪人利用时机，买空卖空，坐收厚利。
被蒙蔽和愚弄的对象主要是我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职工阶层。沙逊集团运用这一手法，不但在抛销股票上进行了一次掠夺，而且在操纵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中，再进行一次掠夺。
这就是沙逊集团两次撤退的本质，充分体现了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在旧中国不同时期所使用的掠夺中国人民的恶毒手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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