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眼中的历史发展规律

　　历史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还是在变化、发展历史是因循守旧，回顾往古，还是在随俗进化，不断革新这些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要探索和回答的问题。司马迁是怎样回答的呢

　　第一，司马迁对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做了扬弃和改造，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不容否认，司马迁的历史观仍带有循环论的色彩。《历书·序》云：“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这是讲天道循环。《高祖本纪·赞》云：“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是讲人道循环。于是有人认为司马迁的历史观就是“古今社会按照‘忠’—‘敬’—‘文’这套公式周而复始地‘变’”，因而也称司马迁的历史观是“三统循环论”。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

　　董仲舒《天人三策》讲“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是“百王之用，以此三者”，又云“三圣相受而守一道”，结论是“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显然，董仲舒所讲的“变”，才是“忠—敬—文”的循环往复，强调“道”是不变的。司马迁只是借用循环的语言，着意讲“变”。司马迁的用语是“三王之道若循环”，言“若”者，像也，似也，好像是循环，这和我们现今用语“螺旋式”上升有些相似。“若循环”与董仲舒的“百王之用，以此三者”是大相径庭的。

　　在秦汉之际，循环论历史观是当时人们认识历史发展所能达到的认识论的制高点，初起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老子法太古，主张小国寡民的社会为至治之极，儒家法尧舜，也是向后看。道儒两家历史观的理论基础，都认为世风日坏，人心益恶，历史向着衰败的方向演变。主张法后王的法家，赤裸裸地以人性恶为其理论基础，政治方针刚毅刻深。

　　而邹衍倡导的五德终始循环论和董仲舒构思的三统循环论，却是宣扬大一统，是适应秦汉大一统政治需要而出现的。循环论摒弃了人心益恶而讲天道惩恶佑善，本来的意愿是劝诫人君重视历史变化，施行仁政，争取民心，争取天命，获得五德之属。“循环”二字包含着发展和变化的思想，只不过是转圆圈。转圆圈也是一种运动。邹衍对历史的阐述是，“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从开天辟地讲到当今社会的大一统，不就是一部生动的历史发展进化史吗“大并世盛衰”，《索隐》云：“言其大体随代盛衰，观时而说事。”“随代盛衰”，不就是讲变化吗不过邹衍阿世取容，妄说祥，其语闳大不经，受到了司马迁的批判。董仲舒维护道统，把循环论引向随顺人主的意志，成了官方哲学，扼杀变化，宣扬神意史观，才日益走向反动的。

　　司马迁接过循环论，把它发展为变革的历史观。《天官书》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三五往复”仍带循环论的框架，但重点是讲“变”，称“三五之变”。“三”即三十年，是一代人。司马迁认为每一代人都有变化。“五”即五百年，是一个大的周期变化。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得出“三五之变”符合天道人事，为讲历史之“变”提供理论根据。这就是司马迁对循环论的扬弃和改造。

　　第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从人事和历史思考中，突破了循环论的框架，认为历史发展的本质就是“变”，而且是不断进化的。“通古今之变”这一命题就是与董仲舒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针锋相对的。“变”是司马迁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只有用“变”的观点才能探究事物的规律。他说：“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没有永恒存在的形体，所以才能洞悉万物的真情。从“变”的理论观点出发，决定了司马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的历史，他名之曰“变”，曰“渐”，曰“终始”。他说：“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略协古今之变”；“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是以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司马迁在这方面的言论是很多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词，不务综其终始”等等，不胜枚举。“变”，指社会不断地进化和发展；“渐”，指的是进行、运行，即进化和发展的过程；“终始”，指的是因果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个里程是有因果相联的关系，即有规律可以认识的。总括为一句话，“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就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探寻社会治乱的规律。

　　怎样认识历史之“变”，就是要做贯通的思考，即“略协古今之变”。“略协”就是综合、考察而把握大纲的意思。“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整部《史记》的写作要领。“略协”、“厥协”、“整齐”都有综合、总结之意。司马迁综合历史，鲜明地表现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和变革的观点，而且愈向前发展，变革愈烈。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用史实做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司马迁说：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这段议论，十分简括地勾画了中国历史从虞、夏至秦汉大一统发展变化的轮廓。社会走向一统这就是两千多年间历史发展的方向，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所以司马迁慨叹“盖一统若斯之难也”。这里一丝一毫循环论的影子也没有。秦楚之际的巨变，司马迁更是惊叹万分。他说：“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陈涉、项羽、刘邦，都“起于闾巷”，与虞、夏之兴和秦王朝之兴又是一番新气象。

　　对于这种巨变，司马迁也是从历史的原因加以探索。他得出结论是“向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秦朝禁忌太苛，它所施行的暴政引起了人民的反抗，于是“王迹之兴，起于闾巷”。这就是司马迁探索历史之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发现了人的活动是历史的主体，从而写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排除了神意史观。

　　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不仅表现在议论中，而且更加鲜明地表现在《史记》的具体内容中。朝代更替，制度建立，对民施政等各个方面都表现了这些进步的历史观点。《史记》卷首《五帝本纪》，就是一个集中表现进化观点的鲜明例证。

　　黄帝之世，部落互相攻战，生产落后。黄帝“修德振兵”，统一了天下。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按时播百谷，草创制度。黄帝本人“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颛顼、帝喾相继，大体仿黄帝之治。当尧之世，历法、生产、治政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尧用羲氏、和氏为历官，有了专门的推历机构。尧年老举舜摄政，经过了长期的考验，证明舜很贤能而授之以政。尧举贤、禅让，很重视人民的态度。当舜之时，礼仪制度都建立起来。舜举了二十二个贤人治理国家，各种事业都兴办起来。司马迁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句话就是《五帝本纪》的主题。历史经历了从黄帝到虞舜的不断发展，国家建制才初具规模。

　　可以说《五帝本纪》的思想脉络对于读《史记》全书是一个示例。全篇仅三千余字，具体生动地描绘了五帝相承的发展变化，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进化论的历史观。

　　司马迁扬弃和改造了循环论，借用循环论的语言来表述历史之“变”，发展成为进化论的历史观，这是司马迁对历史学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