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与补偿： 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
公文，青岛科技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
本文系山东省2017年社科规划项目“老年传播视阈下的银色文化产业研究”（批准号：17CXWJ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信息回避是人们信息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Sairanen et al.，2010）。根据不确定性管理理论（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UMT），信息接触可能减少、保持、或者提升不确定性（Hogan et al.，2009：48），因此，健康信息的获取有时候反而会提升不确定性，健康信息回避也就成为人们不确定性管理的信息行为之一。在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的过程中，不仅仅存在对信息的主动搜寻与被动获取，也存在对某些信息的回避行为。
（一）健康信息回避研究的路径分野
传播学界有关信息回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的选择性接触假说（Case et al.，2005），而对于健康信息回避的研究则在发展中逐渐出现研究路径的分野。叶茨（Yates，2013：18）曾经将健康信息回避在学术界的研究分为“背后动机”和“发生条件”两个研究路径。这个划分并不完整，目前健康信息回避研究已经呈现“向内扩展”和“向外扩展”两大研究取向。向内扩展的取向主要关注导致健康信息回避的个体因素（如个体的情感、信息处理方式等）以及信息本身的因素。叶茨区分的两个路径正是属于向内扩展的研究，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有巴伯等（Barbour et al.，2012）对于类似“希望保持不知情状态”等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原因的探索，以及斯维尼等（Sweeny et al.，2010）从信息本身与受众信念及情绪冲突等角度对于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研究。此外，向内扩展的研究还包括健康信息回避策略以及降低健康信息回避方法，代表性研究有巴伯等所提出的消除或者忽视刺激、控制会话等策略（Barbour et al.，2012），以及哈维尔等（Howell et al.，2012；2013）提出的旨在降低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沉思法和确认法。
虽然对比向内扩展取向，向外扩展取向的研究偏少，但是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也逐渐为学者们所关注。社会支持在健康促进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支持水平与健康信息回避的意愿程度成反比，而个人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与个体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呈负相关的影响（Howell et al.，2014； Howell et al.，2016）
（二）老年人健康信息接触
年龄在健康信息的获取过程中是一个负向的因素，与年龄相关的认知、情感、动机等变化对于老年人的健康获取与决策均有影响（Xie，2009）。衰老这个过程所导致的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变化是全方面的，比如，对于信息类型选择的变化，信息获取渠道和方式的变化以及决策方式的变化等。
当前对于老年人健康信息接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信息主动获取方面。老年人健康信息主动获取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与传播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Miller et al.，2012；El-Attar et al.，2005；Wiltshire et al.，2009；Wong et al.，2014）。另一类致力于构建与老年人相关的健康信息获取的综合模型（Longo et al.，2009；Johnson et al.，1993；Dutta-Bergman，2004a，2004b）。
根据田等人的（Tian et al.，2008）划分，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来源与渠道通常有三类。第一类是专业的医疗服务机构、专业医疗服务人员，如医生护士等，此类来源往往被归为正式渠道。第二类则是非正式渠道，如家人、朋友、邻居等。第三类是商业或者媒体渠道，如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新兴的互联网等新媒体。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8）发现，老年人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两类，第一是家人、朋友，第二是大众媒体与印刷媒体。这个划分有时代的局限性。目前，网络以及相关的新媒体已经成为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如果从信任度这个角度来看，在健康信息接触中，老年人仍然更相信医生等专业医疗从业人员提供的信息（Donohue et al., 2009；Miller et al.，2012；Zulman et al.，2011）以及源自自己社会网络的信息 （Williamson et al.，2009）。
综合前两部分的回顾可以发现，在健康回避研究中，老年人这个群体被忽视。同样，在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研究中，回避现象也并未得到重视。当然，在这两种研究也有一些模式和样本考虑到了年龄因素，但是“衰老”这个过程以及“老年”这个结果对于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探讨。
这种研究的欠缺在健康信息回避向外扩展的取向中尤其明显。衰老不仅仅是个体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也意味着其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构成的转变甚至是重组。而这种转变对于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回答。由于居家养老仍然是我国养老的主要模式，代际关系是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社会网络构成，代际支持也是大多数老年人主要倚重的社会支持类型。因此，对于中国老年人来说，“老化”所带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转变使得代际关系和代际支持在老年人信息接触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如果要研究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代际关系与代际支持可以作为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三）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
代际关系，也称为亲子关系，顾名思义就是指纵向的两代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过，在学术研究中，代际关系往往被限定在家庭系统中，也就是在一个家庭内部亲代与子代的关系（边燕杰，2013：41）。代际支持一般来说是指上下代在经济上的互惠、生活上的互助和情感上的支持情况，以及共同分享生活体验和生活资源的过程（穆光宗，2002：212）。老年人的健康信息传播活动也与代际关系和代际支持息息相关，代际关系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传播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健康信息获取的角度来说，老年人对子代的健康信息支持有较强的需求（公文，2016）。因此，本文所指称的代际支持是指上下代之间在信息传播上的互相支持的情况。费孝通先生曾经将中国的亲子关系的模式概括为下一代赡养上一代的反馈模式，并指出孝道观念是这种模式的一种反映，而且孝道观念同时在意识形态的层面维系了这种模式（费孝通，1983）。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健康信息反馈也已经成为反馈模式的组成部分，信息赡养也应该成为精神赡养的重要一环。子代在健康问题上的信息支持是对之前养育之恩的一种反哺，可以称之为信息反哺，这也是孝道的具体体现。
之前从代际关系的视角来探讨老年健康信息传播活动的研究往往聚焦于代际关系在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活动中的正向作用，关注家庭中老年人对子代以及近亲属的信息依赖（Pálsdóttir，2012a，2012b；Fox et al.，2000，2013；公文，2016）。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代际关系在老年人健康信息的获取过程中是否会有负向的作用，从而导致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发生？另外，既然存在代际信息依赖，代际支持是否可以有效的对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进行干预以促进老年人的健康信息传播效果？从当前的文献来看，对于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现象之关系的探索与讨论仍然是空白。而正如前文所言，如果要研究中国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代际关系是绕不开的因素。
因此，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是：
1.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发生有何影响？
2.代际支持是否可以有效的干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是如何进行干预的？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质化的研究方法在针对老年群体的健康研究方面尤其具有优势，利用质化方法，可以发现量化研究忽视或者无法识别的某些现象或特点（Xie，2009）。由于生理的原因（如花眼等视力问题）以及认知原因（如阅读速度慢，难以理解问卷内容等），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事先确定好问题与答案选项的问卷调查等量化方法常常无法完成，或者拒绝合作（孟伦，2013：19）。
研究对象的抽样主要依据目标式抽样的原则，采用滚雪球的抽样方法获得样本。目标式抽样选择观察对象的基础是基于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代表性以及有效性的个人判断（巴比，2007/2009：185）。而滚雪球抽样是一种要求被访问的人介绍其他人来参与访谈的抽样方式（巴比，2007/2009：185）。本研究中，通过熟识的老年朋友和已经访谈过的研究对象介绍新的访谈对象，然后再结合目标式抽样方法，选择有效样本。在前述抽样原则的指导下，研究者在2014年6月到2015年3月期间先后对40人次（包括31名老年人、3名在职医生以及6名访谈对象的子女）进行深度访谈。在研究伦理方面，访谈前会告知访谈对象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并询问访谈对象是否自愿参与本研究。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再开始访谈。每次访谈在40-120分钟之间，平均不少于60分钟。访谈地点主要在家中、小区茶馆、咖啡厅、老年活动中心等。接受访谈的老年人年龄从65岁到91岁不等，平均年龄70.45岁（访谈对象的情况简介参见附录A）。
三
研究发现
（一）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的主要类型
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回避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1.由于信任危机所导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
巴伯等（Barbour et al., 2012）认为，健康信息的内容和来源是健康信息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可疑信源或者信息内容本身模糊等都可以导致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出现。这其实是一个对健康信息的信任问题。如果对健康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较低或者觉得凭自己的能力无法判断健康信息内容的真伪，老年人可能会选择回避这些健康信息。例如，JLF就直言自己不信任电视养生节目，并表示自己从来不看该类型的节目。
我从来不看那些养生的节目，我平时就看点新说法啊，老婆孩子闲拉呱之类的……（健康节目）都是些骗子，我跟你说，千万别信，小嫚（老人的女儿）都跟我说了，都是骗人的，你看那个……，原来是卖绿豆的，还有那个……，现在也没动静了吧，听说也是骗子。反正我现在是一点也不看了。（JLF）
与JLF不同，ZGH喜欢看养生节目，并表示能从中获得一些健康信息，但是如果节目中出现了卖药等内容，她就会选择回避。
我最烦就是吧，那些健康养生的节目……后面接着推荐他的药了，我就说，关关关关，关掉，不看了。你专门讲养生就讲养生，你不要后面再缀上你的药，吃上我这个药，疏通血管，有的，你不知道，吃了他的药还治百病，俺娘来（感叹）……（ZGH）
2.由于行为惯性所导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
健康信息有时候会和老年人长久以来形成的某些健康习惯相左。如果从费斯廷格的理论来看，当健康信息与自己的健康行为习惯发生冲突时，可能会引起老年人的认知不协调。由于主观上不愿意改变或者客观上无力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老年人可能会选择回避相关健康信息，“眼不见为净”，来恢复认知的协调状态。LNL患有比较严重的糖尿病，曾经因为血糖高导致肺部感染久治不愈，保守治疗无效后，赴北京某知名医院进行了肺部感染部分的切除手术，医嘱最好不要喝酒。但是由于他多年嗜酒，身体恢复后仍然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要喝近半斤白酒。每次子女说起过度饮酒危害的时候，LNL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转移话题，对媒体上的相关信息也视而不见，其配偶及子女均十分无奈。
3.由于不确定性以及对未知风险的恐惧所导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
由于害怕健康信息的获得会带来比目前的状态更为负面的对健康状况的认知，一些老年人试图通过对相关健康信息的回避保持现有的状态。布莱舍尔斯（Brashers，2001）认为，不确定性主要是一种自我认知，当情况的细节模糊、复杂、难以预测或者信息不可得、不连续，又或者个体觉得自己目前的知识状态不能给自己安全感的时候，不确定性就产生了。健康信息的获取可以降低不确定性，也可以增强或者保持目前的不确定性状态。而当健康信息的获取可能会带来对未来健康状况的某种强大负面认知时，个体往往会宁愿保持目前的不确定状态，从而采取健康信息回避的策略。凯斯等人（Case et al., 2005）指出，健康信息的避免与恐惧紧密相连。可以说，老年人这种健康信息避免行为是对未来的健康风险的一种恐惧。
ZGH描述了自己不舒服的时候想去看医生，又怕真得了大病而不敢去看的矛盾心态。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有不舒服了就靠（挨），我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病不是一天两天就出现的。我自己也知道，可是有时候吧，很矛盾，去看吧，又怕真有什么大病，不看吧，还不舒服，最后干脆不管了，有的时候吧，还就好了。（ZGH）
而JYM更是用“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这样的话语来表达自己宁愿不知道像癌症之类健康信息的想法。
我要是得了癌症啊，谁也别告诉我，也别治，快快乐乐的活它几年就行……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都是吓死的。（JYM）
巴伯等人（Barbour et al., 2012）的研究指出，对未知风险的恐惧所引起的健康信息回避不仅体现在个体自身，他人的健康风险也会引发回避行为的发生。这个研究中的一位年轻的访谈对象声称不愿意听到与亲属所患疾病有关的信息的原因在于“不愿听到那些会引发死亡联想的疾病信息”。而这种“死亡联想”对于老年人来说更为强烈。退休教授LQ向研究者讲述了一年之内三位好友罹患癌症去世的经历，这使他不愿意提及癌症的信息。
你们年轻人可能都不理解，到了我这个年纪，身边的同学啊，朋友啊，亲戚啊是越来越少，走的越来越多。去年，我有三个老朋友，都是从上学的时候就要好的朋友，前后脚走了，都是癌症。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一听到癌症就浑身不自在。（LQ）
4.由技术鸿沟引起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
技术鸿沟所导致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主要针对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平台的健康信息。由于认知能力的减退，许多老年人在使用新媒体获取健康信息方面遇到了技术的瓶颈，“学不会”“弄不来”等词汇成为老年人面对新媒体时常用的关键词。无法习得的无力感导致了老年人自我效能感的降低，认为自己无法学会或者无法熟练掌握这些“高级的”技术，也就无法顺利利用新媒体获得健康信息。因此，一些老年人干脆采取不接触的回避策略，屏蔽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的平台。
5.由信息焦虑引起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
信息焦虑引起的健康信息回避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也与新媒体的使用有关。面对新媒体平台上海量的健康信息，就像吃多了食物影响消化一样，一些老年人也出现了信息消化不良等信息焦虑问题。在信息数量大到自己无法处理的时候，老年人往往选择回避来自新媒体平台的健康信息，以此消除焦虑感。
我在老年大学学过一段时间的微机，老师教了怎么用搜索，我确实也用过一阵。你打上心脏病，忽的一下出来那么多，有时候点开一个吧，花里胡哨的，这里也闪，那里又跳的……就是啊，乱起八糟的，手又慢，眼看一会就受不了，后来我就干脆不用了，不看网上的那些东西了（CFS）
第二种情况是由于信息的互相矛盾所造成的无所适从感，这种情况既有可能是针对新媒体，也有可能与其它信息来源相关。比如，来自传统媒体或者自己的社会网络中互相矛盾的信息也可以引起老年人无所适从的焦虑感，从而引发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在访谈中，有的老人陈述，打开电视每个台都有健康节目，有时候每个台说的还不一样，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选择只看一个台，而回避其它渠道的健康节目。
我现在就看北京台和中央台的，其它的一概不看，很多是乱七八糟的，有的说的还不一样，你让人信哪个？干脆就只看好的就对了……正规的电视台的，你像中央的和北京的就好，还有就是不卖药的。（KSZ）
6.由于代际考量而引发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
一些老年人为了减轻子女的压力，对某些健康信息采取回避的态度，希望通过这种行为，尽量延缓子女面对老年人疾病问题的时间，不给或者少给子女添麻烦。
老人的健康是自己的福气，也是孩子的福气啊，老人要是得了大病，其实孩子也是遭罪，又得陪床，花钱也跟流水似的，无底洞。关键问题是真要得了那种要命的病，治不好，干花钱，最后不都是人财两空。你说是不是？我要是得了那种病，啥都别告诉我，让我傻呵呵的过算了，别连累子女，当父母的不都这样吗，自己受点罪，儿女过的好就行。（LQ）
（二）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
代际关系既有可能触发某些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也有可能导致或者促进这种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改变，同时也可能对某些回避行为进行不同程度的补偿。
1.代际关系的触发作用
代际关系可能触发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现象，导致回避行为的出现。由代际因素直接导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主要包括前文所总结的由于代际考量而引发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
在中国目前的养老模式下，居家养老仍然是主要的方式，家庭、特别是代际支持仍然是养老的主要依靠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老年人的健康出现问题，往往牵涉到整个家庭。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子代都是最主要的支持来源。一旦老年人出现重大健康问题，子代无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会面临较大的压力。特别是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而言，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老年人的这种健康信息的回避行为是直接受到了代际因素的影响，对于子女承受能力，对于家庭整体和谐稳定的考量直接触发了健康信息的回避行为。当然，这种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发生与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密切相关。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也是由代际关系及代际支持所触发，那就是健康信息的被动回避。
之前的研究发现，艾滋病人的社会网络（如家庭成员）会充当健康信息的评价者和缓冲者（Brashers et al.，2002）。在老年健康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这种评价和缓冲机制。子代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传播中不仅仅是提供、搜寻、记录与提醒者，在某些情况下，子代还通过自己对健康信息的价值判断，对健康信息进行把关、筛选、比较或者屏蔽，从而在健康信息与老年人之间建立缓冲地带。这种机制发生的情况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健康信息不便告之老年人的情况。如老年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老年人自身心理比较脆弱。第二种是所获得的健康信息过多或者质量参差不齐，无法全部提供给老年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筛选和过滤之后，子代将自己认为正确的信息提供给老年人。
通过这种方式，子代在健康信息和老年人之间建立起信息屏障，将他们认为老年人不应该知道的某些健康信息与老年人隔离，建立起一个信息的缓冲地带。对于子女等信息屏蔽者来说，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而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是一种被动的健康信息回避。
2.代际支持的信息补偿作用
与此同时，老年人健康信息的回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健康信息的回避既有可能得到补偿，也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获取。在这个过程中，代际支持的介入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促进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改变，以及健康信息的补偿。
首先，代际支持在改变由代际因素直接触发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中发挥主要作用。通常情况下，这种回避行为一旦被子女获知，在子女的积极介入下，会出现由回避到主动获取的转变，从而得到信息的补偿。
其次，代际支持在缓解和改变由技术鸿沟以及信息焦虑引起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中发挥主要的作用。信息焦虑和技术鸿沟所引起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大多都与媒体的使用相关。回避的对象主要是新媒体本身及以新媒体为平台的健康信息。代际支持的介入，扩展了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技术因素所带来的信息鸿沟，改变或者减轻了由技术因素导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现象，从而实现了对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补偿。这种代际健康信息支持是老年人“集体式”信息获取方式的一种表现。邱林川（2013：195）用“集体式”的概念来指称老年人的信息获取方式，并认为这种信息的获取和分享是以老年人的家庭等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实际上，以代际支持为主，其它支持（如同侪）为辅的方式是老年人利用新媒体获取健康信息的主要方式。
家里没电脑，都是儿子查了（医生的坐诊时间）告诉我，有时候直接就预约好
了。（GMX）
我都是让闺女先查查哪个大夫好，年轻人会查，网上一弄什么都出来了。（TLM）
我有问题就问闺女……，你像我有糖尿病，吃什么保健品什么的，都是他们给我查的。（LNL）
由于这个过程中所传播的健康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因此，代际支持的介入过程既是健康信息的获取与传播过程，也是把关与确认的过程。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获取过程中， 子女、同侪、亲友等通过新媒体技术充当了信息传播的中介人群。这个中介不仅仅是新媒体与老年人之间的桥梁，更是健康信息的把关人与过滤器。老年人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到的信息，是经过了中介人群筛选与过滤的信息。这种把关与筛选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补偿了由信息焦虑以及信任危机而导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
其实老人自己去上网查我也不放心，你像我爸吧，对健康有点过度关心，一点小问题就要去做检查，预防是对的，但是要是胃有点不舒服就做胃镜那就有点过度了。网上啥信息没有啊，要是他自己查的话，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他又不会判断真假。我帮他查查的话，起码有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就不给他说了，捡些干货告诉他就行。（GWB）
不过，由于中介人群专业性与健康素养水平的限制，这种筛选并不能保证健康信息的真实性。而对于健康信息真伪的甄别不仅仅是个体的事情，也需要政府、民间团体等组织介入（邱林川，2013：195）。
再次，代际支持也可以不同程度促进由行为惯性、未知风险等原因所造成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积极转变。
相对而言，行为惯性以及未知风险所导致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转变更为困难，特别是对于性格较为固执的老年人来说。因此，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更需要家庭以及子代积极配合健康传播的正式渠道，通过持续的努力、有针对性的、灵活的传播方式，促进回避行为的转变。还是以前文提到的LNL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为例。其子女通过与医生、亲属的合作，不断的转换传播方式，特别是将孙辈纳入到传播过程当中，最终使LNL接受了相关信息，并开始行为的转变。
因此，子代如果能够通过适合的传播方式与方法，帮助老年人掌握正确的健康信息，正确对待健康信息，有可能会促进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改变，使老年人能够积极的面对健康风险，最终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
四
讨论：家庭、代际支持与
老年人健康信息传播
（一）利他主义家庭观与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
父母与子女的代际支持可以分为向上和向下两种（谢宇等，2013：330）。父母由于担心子代在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而选择回避某些健康信息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向下代际支持的一种。徐安琪等人（2013：200）的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家庭的价值观念中并存着观念上“重老轻小”而行为上“重小轻老”的两种倾向。一方面，在相关调查中，对于孝亲观念的支持率远远高于对于“父母为成年子女无限操心”等父母的责任的支持率，也就是说，公众对于代际间的向上支持的赞同率远高于向下支持的赞同率。另一方面，在实际的行为中，对于子女的各种向下的代际支持又大于对父母的向上代际支持。以代际的经济支持为例，经常给予父母支持的城市被访者有25.7%，经常给予子女支持的则有36.9%，农村被访者的比例则分别是9.5%和34%。可见，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实际的代际经济支持行为中，向下的支持要高于向上的支持。
老年人通过回避某些健康信息而实现的向下支持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于家庭整体利益的维护。历史的考察和经验的证据都发现，最适合解释中国人代际支持的模式是利他主义的模式（Altruistic Model），这个模式使家庭像合作社（Corporate Unit）一样运行（Zimmer et al.，2003）。按照合作社方式运行的中国家庭是以家庭的整体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作为导向的，而家庭的结构变化或者形式的改变也都源于这种模式（阎云翔，2006：6）。
由代际关系因素直接导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正是中国家庭价值观念中利他主义模式的一种体现。老年人希望通过回避某类信息来保证子代在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稳定和和谐，从而保持家庭目前的平稳状态并使这种家庭和谐尽可能的延续，也就是说，老年人试图通过这种回避来保证家庭的整体利益。
（二）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健康信息传播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退休之后，老年人的社会网络逐渐缩小，社会交往互动逐渐减少，社会圈子逐渐缩小至以家庭为中心，家庭就成为老年人最为主要的活动场域，也是老年人最为倚重的社会支持主体。其中，除了配偶之外，代际之间的关系支持性最高，是老年人获得情感支持和物质支持的主要社会关系。因此，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以家庭支持为基础的。另外，家庭支持是我国传统孝道观念的体现，也是易得性较强的一种社会资本形式（魏礼群，2012：540-541）。所以，代际支持是否有效、家庭关系是否和谐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和生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家庭关系情况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情况成正相关的关系，老年群体中存在的种种心理症状几乎都与家庭关系的状况有关。其中，家庭中有效的代际支持是老年人安全感的主要来源（周理云等，2013；陈传锋等，2008）。
衰老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健康问题，在生命后期，相当一部分老人是与疾病为伴的（埃什尔曼等，2012：435）。健康问题是老化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应对和关注的问题，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也是代际支持的重点。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不断转型，传统家庭关系中老年人的绝对权威逐渐削弱，子代的话语权不断上升。从生理上来讲，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衰退，在信息的学习和处理方面都面临着挑战。从信息地位的角度来看，退休之后，老年人在家中的信息地位逐渐由核心转变为边缘，由之前家庭中的主要信息获取者和提供者逐渐蜕变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子代的信息地位获得了提升。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健康信息和医疗服务信息的网络化和信息化倾向更使老年人不得不依赖于年轻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信息鸿沟和技术鸿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老年人的无力感、被剥夺感和焦虑感都使得代际间的健康信息支持变得更加重要。
健康信息的代际支持不仅仅体现在缓解与补偿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之中，实际上，代际传播贯穿于老年人健康信息传播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都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并且在新媒体健康信息传播以及健康决策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以老年人为对象的健康传播促进政策与实践当中，应该重视子代的中介作用，将以家庭为对象的整体传播纳入其中。
当然，老年人与子代之间的健康信息传播并不是单向的，老年人也常常与子代分享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电视等传统媒体）获得的健康信息。不过，这种代际之间的健康信息互动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将另外撰文讨论。
五
结论与研究的不足
总之，代际关系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中并不总是发挥正向的作用，由于受到利他主义家庭观念的影响，代际关系也有可能导致健康信息传播的中断，触发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同时，代际支持是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有效干预方式，在回避行为的动态变化中具有重要的信息补偿作用，在多个层面促进了回避行为的改变。因此，代际关系与代际支持在老年人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中应当受到重视。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非概率抽样，不能保证样本是否代表了总体（巴比，2007/2009：188），研究结论的可扩展性和可重复性有待继续验证，某些关系的具体分布情况也有待继续探索。其次，本研究总体上是基于城市社区的调查。虽然有部分样本是由农村移居城市的老年移民群体以及经历城镇化改造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但是总体上仍然是对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考察，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状况可能有所不同。这些也是本研究后续的扩展的方向所在。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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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孟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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