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道美文：腊八，祭灶，年下磕头要核桃
原标题：故道美文：腊八，祭灶，年下磕头要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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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祭灶，年下磕头要核桃，小姑娘要花，小小子要炮……”这首遥远年代的童谣，真实记录了几代人曾经的美好往事。那个时候，过年是我们小孩子一年最大的心愿，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能穿上新衣服，过年的时候我们有肉吃，最重要的，过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初一凌晨幽微爆竹香味中，借着大红灯笼微暗的烛光走家串户要核桃。
每年一进入腊月，家家户户都要赶集买糖果、核桃，为的是打发初一早晨前来磕头要核桃的孩子。大年初一孩子们走街串巷磕头要核桃的习俗，不知道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老人们说它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一块儿要核桃的有男孩子和女孩子时，男孩子要先进门，女孩子先进门不吉利；要核桃要等主家开门、放炮、敬过神之后才能进，千万不能砸门；要核桃之前要给主家的老人磕个头，给老人磕头是为老人祈寿，年轻的不能磕；要核桃前要穿上新衣服，把脸洗干净，这样一来是取新年新气象的意思，二来也是对主家的尊重；要核桃的孩子不能太大，越是小的孩子主家越喜欢，太大的孩子有时主家不给核桃……
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小姑十来岁，每年要核桃都是和我小姑一块儿去的，一是因为姑娘家不能单独去要核桃，二是我一个人不敢去。要核桃的准备工作往往是从三十儿晚上就开始的，三十儿晚上刚吃完饺子，我就催着小姑洗脸、换新衣服，母亲总是说“你慌啥？洗了脸一睡觉不还得洗吗？”对于母亲的话我们是从来不听的。穿好新衣服就跑到街里守岁，街里满街筒子都是孩子，大家都穿着新衣服，蹦蹦跳跳地玩着各种游戏，那时候，大街上一整夜都回荡着孩子们的笑声。由于年龄小，母亲怕我玩火烧坏衣服或是跟别的孩子打架，总是不让我熬夜守岁，不到十二点就把我拉回家去了。回到家里躺床上也睡不着，心里不停地计算着时间，唯恐误了要核桃，偶尔听见隐隐约约的鞭炮声，就催着父亲起来拉鞭，父亲总是训斥我太心急，说是才到半夜呢。终于熬到了五点钟，父亲慢腾腾地起床，先是把劈好的香，放在蜡头上燃着，然后先在天爷牌位上插三支，再在灶爷画像前插三支，之后在祖宗簿前插上四支，然后在每个门上插上一支，一切供品齐备之后，父亲在天爷、灶爷、祖宗爷、门神爷前恭敬地磕个头，点上一些元宝，这才开始拉鞭，拉完鞭后我们就可以出去要核桃了，父亲敬神时神情凝重的样子，总是让我和小姑忍俊不禁，他总是呵斥我们小孩子不懂事，然后再向神灵忏悔，父亲的表情为新年蒙上一层神秘庄严的色彩。
最后一道程序拉鞭刚结束，我和小姑就飞出门去，要核桃去了。此时大街上已经满是出门磕头拜年的人了，熙熙攘攘的，热闹而又肃穆。小姑很聪明，总是知道谁家开门早，谁家还没起床，哪个老太太出手阔绰，哪个老太太最抠门，所以我们总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要到最多的核桃和糖果。每到一家，我先进门喊一声“要核桃嘞！”接着就有老太太苍老的声音回应，“在这屋呢！”于是小姑就跟着我走进老太太的屋里，我们趴到地上给老太太磕头，老太太嘴里念叨着“又添一岁”，一边给我们糖果核桃，有的老太太不让给她磕头，只是说：“不用给我磕，给祖宗爷磕个头就行了！”于是我们就恭恭敬敬地在祖宗簿前磕上四个头。有时要核桃的人多，老太太顾不过来，也分不清谁磕了谁没磕，我们就不磕头蒙过去了，直接要核桃，老太太也有老太太的智慧，为了省点儿核桃，她总是给小小子的多点，给小姑娘少点。这样一来，小姑娘们总是噘着嘴，过后在背地里骂老太太抠。
要核桃的时候，老太太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在老太太那里总能要到核桃，有时还能要到菱角，年轻人不行，年轻人总是不给核桃只给糖果。要核桃的时候我们总是跑得很快，因为天一亮主家就不给核桃了。天亮之后，我和小姑已经要了满满一酒盒核桃了，回到大街里，满街都是小孩子，大家在一起争相炫耀自己的劳动成果，评论着那个老太太最阔绰，那个老太太最抠门。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村子里的孩子早就不早起磕头要核桃了，甚至连要核桃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了。曾经最受欢迎的年下主角——老太太们，在大时代剧烈变化的某一天突然醒悟了，她们明白了磕头并不能为她们增寿，反而提醒她们又老了一岁，距离那个可怕而又必然的结局又近了一步，于是她们对曾经满心欢喜“受用”的磕头产生了无边的恐惧，为了躲避磕头，有的老太太干脆锁了房门不起来了。就这样只剩下中年人早上起来礼节性地走家串户地给各个祖宗簿磕头了，并且近几年来，起来磕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于是，要核桃的习俗永远地成了回忆。
似水流年 || 青春三部曲
小学校里的旧时光
满园的桐花，斑驳的老钟，一排坐北朝南的起尖老屋，几间简陋的办公室，一座守护校门的矮房，几棵苍翠的古柏，一盘圆形的花坛，还有木槿花下的那块捐资建校功德石碑，便构成了小学校的整体轮廓，这所跨越半个世纪的小学校，是这个老村的文化中心，一代又一代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在这里瞥见了外面的世界，也许是这片园地的土壤肥沃，也许是严师教导有方，也许是因为老村勤朴向上的民风，小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国家干部、人民教师，还有技有专长的工程师、商界精英，不见经传的小学校，使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人才圣地。
门外
四十年前，这是一所融初中、小学为一体的大学校，深厚的底蕴，一流的师资，引得附近几个村子的后生在此就读，这些辉煌的往事都是从老人的讲述中了解的，在我最初的记忆里，这里已经是只收本村孩子的小学了。
第一次去小学校，是因同宗的一个五保户的丧事，大队为这个无儿无女的可怜人，办了一场体面的葬礼，中午酒席设在小学校，也正是那一次，我第一次知道村里还有这么一个好玩的地方，此后的日子里，我经常挎着一个摘棉花用的布包，装上几本发黄的册子，尾随小姑上学。小姑在屋里上课，我趴在窗台下偷听，时而有不认真听课的男生，对着我挤眉弄眼，甚至是指指点点。老师发现了，一通呵斥，追根溯源，阴沉着脸朝我走来，我很害怕，低着头飞奔而去。
这种场面，同几年之后妹妹尾随我上学的情形如出一辙，那个时候，在懵懂孩子的眼里，小学校是一个庄严又新鲜的地方，这里有着吸引人的魔力。
八十年代末的一天，在南大坑里挖胶泥的我，被母亲领到了小学校，从那天起，我再也不能敞胸露怀地光脚疯跑了，开始学着小姑的样子，每天挎着母亲缝制的花书包，和后院的小强一起上学。
启蒙
小学校发书了，小姑找来报纸，连夜为我的新书包上封皮，小姑为她的手艺洋洋自得，而我却是满腹的遗憾，因为我看不到封面上的彩色图画了，而那彩画又是那样地诱人。书本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符号，我看不明白，但纸张缝隙里散发的淡淡墨香，却令我心明意爽，那缕书香，深深吸引着我，也吸引着同我一样好奇的小伙伴们。
渐渐地，我们学会了查数写数，学会了拼音字母，还认识了许多好玩的东西，比如彩色的拼音图片，比如精致的计数器，还有可以当玩具车滑行的算盘。
后来，我学会了读课文，“春分吹，天气暖，冰雪融化，杏树开花，我们来到小河边，来到山岗上，来到田野里，我们找到了春天。”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有个叫春天的地方，那里泉水叮咚，芳草成茵，莺燕呢喃，蜂蝶逐花，那里有老村里看不到的美丽风景。
再后来，我们又学到了：“大兴安岭，雪花飞舞，长江两岸，油菜花开，海南岛上，椰林飘香。”我又第一次知道：我生活在一个叫祖国的大家庭里，而这个大家庭是超乎想象地辽阔。
再往后，我又知道了许多祖国大家庭的历史故事、英雄人物、地理气候、自然风物。这个小小的学校，在一个朦朦胧胧的年代，让我隐隐约约看到了世界和生活的样子。
成绩
在小学校里，除了老师经常批评的“嘴贱”的毛病，我还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学生，这主要得益于还算不错的学习成绩，除了一级未留的基本成绩指标，我还有过辉煌的时刻。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炎炎烈日下，西屯联中操场上举行了一次学区联考，凭着一篇叫《月夜》的作文，我获得了语文三等奖。半年后，全学区的元旦表彰联欢会上，我光荣地领到了平生第一张奖状，还有一个夹着红楼梦彩色绘画的红皮日记本，一支明晃晃的“永生”牌钢笔。
一九九二年的春节，我又在期末考试中获得总分第四名的好成绩，我的名字，在街中间关帝庙前的红榜上，光荣地展览了一个年假，不过这次没有得奖，奖状奖品被老师发给了语文单科前五名和数学单科前五名的学生，总分第四名的我稀里糊涂地名落孙山。
正是那次连老师都只能牵强地自圆其说的奖励，让我记住了那一片火红的光荣榜，让我看清了教育在老村人心中的位置：孩子的成绩，是可以张贴到大街中心正对庙堂神灵的。这也许就是老村成为人才圣地的秘诀吧，感谢那位粗心伤害过我的老师，让我定格了老村人崇文重教的神圣仪式。
零食
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孩子们的玩具多是自制的，佐餐食品无非就是馒头加咸菜条、烤红薯、焦花生，顶多就是几块熥得焦黄的馍片，是小学校，让我知道了世上还有一类叫作“零食”的时尚吃食。
那个时候，护校室的走廊里，每天都站着一个卖瓜子的人，那个人肢体残疾，说话含混不清，村里人都喊他胜，听大孩子们说，胜小的时候学习非常好，后来有一次上树捋榆钱，一个闪失从树上跌了下来，先是落到了屋顶上，接着又摔到了地上，从那儿以后，他就成了残疾人，走路的时候，两条腿像麻花一样相互缠着劲，踉踉跄跄的，十分艰难。
胜的样子有些怕人，黑瘦的脸上，颧骨高高突起，像是嘴巴上方撑起了一把小伞，夏天的时候，他时常敞开衣襟，我看到了那根根突出的肋条，那种情形，恰是对“皮包骨头”的最好阐释，此后的二十五年里，除了老人描述灾荒年月的故事中，还有非洲难民的新闻图片上，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么瘦削的人。
这个卖瓜子的“怪”人，每天都去小学校，挎着一个巴斗篮子，篮子里放着瓜子、糖棍儿、巧克力糖、影视贴画等，主业是卖瓜子。胜的脑袋瓜好使，发明了一种容易操作的计量工具：一个废旧的手电筒皮，里面塞上厚厚的木块，一毛钱一小筒，简单明了，不过后来有细心的孩子发现，那个手电筒皮里的木板越来越厚了，为此我们还背地里骂过他的贪心。
皱皱巴巴的一毛钱，换来一小捧香喷喷的瓜子，一枚五分钱的硬币，换来一根彩色的糖棍，鲜艳的影视剧照贴画，两毛钱一版，正是这个卖瓜子的人，让我发现了压岁钱的巨大价值，让孩子们有了攒零花钱的强烈冲动。
劳动
四年级的时候，小学校的老师组织我们在校园里植树，孩子们从自己家里带了铁锹、水桶，植树比上课快乐得多，大家比赛挖坑，看谁挖得大，挖得深，一个力气最大的孩子挖得最大最深，老师跳进坑里，地平面已达到了胸口，老师的手臂张开，正好够到边缘，其他孩子挖的坑也小不了多少，我们的出格举动，挨了老师的批评，说是这么大的坑，得浇多少水才能压住树根？后来我们又回填了许多土，才把桐树苗栽上。
小学校的另一次劳动是在半年后的秋天，学校要在西南角盖一座教师厕所，那天下午，我们四年级的学生参与到了这项工程中去，我们的任务是往近前搬砖，老师一再叮嘱要注意安全，可还是有个别男生学着盖屋班的样子撂砖接砖，一个没留神，我的眼角被一块飞来的砖擦皮而过，满脸是血哇哇大哭的我，把老师和砌墙的师傅吓得半死，好在那位同学准头不好，我的眼角仅仅是擦破了一层皮。半个月后，拆下绷带，我惊异地发现，这十多天的包扎竟然成就了我左眼的双眼皮，加上几年前的右眼奇遇，我彻底变成了双眼皮。（儿时跟着大孩捋榆钱，大孩在树上撅树枝，我在下面仰头张望，一不小心，被掉下来的树枝擦着右眼皮，伤口愈合后，右眼成了双眼皮。）
恶作剧
小学校不上夜校，但有早自习，冬天亮得晚，小孩子们起来上学的时候，天还黑着，三三两两，啃着熥得焦黄的馍片，一路追逐，一路嬉戏，我们每天的上学路上，都是这样的情形。
记得有一回，那是农历的十七，外面的大月亮把窗户照得白花花的，我误以为天亮了，早早挎着书包上学，走出胡同，才发现自己受骗了，街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上学的孩子，老村还沉醉在夜的怀抱里，树影斑驳，偶尔传来的几声孤零零的狗叫，我有些害怕，仗着胆子走到了学校。
月光与黑夜掩映的校门口人头晃动，有两个人，那是同班的山和强，他们俩偎在墙角津津乐道昨夜的电视剧《封神榜》，“姜子牙坐在八卦坛，周围一圈蜡烛，姜子牙闭着眼念经，一会儿就下雪了……”正讲到冻死费仲十万大军的时候，我来了。
山猛地一拍大腿“咦！咱也学学姜子牙咋样？点一圈蜡烛，我坐到当中念经……”我们仨一拍即合，费了很大的劲扒过校门，从窗户跳进教室，把我们班桌斗里所有的蜡烛都搜集起来，明晃晃地点了一圈，山坐在中间的桌子上念念有词，我和强站在窗户口守着，正在山念得起劲的时候，远处的学校大门吱呀呀开了，紧接着有同学拥进了学校，原来是天快亮了。
山突发奇想，“你俩把大袄脱下来，蒙在我的头上，我装鬼吓唬吓唬他们，哈哈哈。”我们按照山的造型设计，把外面的大袄包在了他的头上，静静地等着那声杀猪般的尖叫，遗憾的是，那天我们没吓着胆小的女同学，反倒让老师吓着了我们，老师一进学校就看见教室灯火通明，径直就过来了，我们俩见势不妙，钻到了桌子底下，大袄蒙着头的山，在念咒正酣的时候，被老师揪着耳朵带走了。
喝水
小学校没有通水，夏天的时候，孩子们都自己从家里捎水，有的用啤酒瓶，有的用罐头瓶，条件好的用买来的小水壶，各种容器里灌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有的孩子灌的是糖水，有的孩子灌醋酸水，有的孩子把白糖和醋都放一些，调制成又酸又甜的饮料，大多数孩子在味道上下功夫的时候，一些孩子在颜色上动了脑筋，他们从代销点买来色素精，把瓶子里的水调制得色彩艳丽，光鲜诱人。还有一些孩子在喝水的方式上动脑筋，他们买来五颜六色的塑料吸管，一端插进瓶子，一端噙在嘴里吸着喝。
一瓶水本来是一个下午的解渴饮料，但实际上，孩子们常常把它当作攀比或游戏的工具，不停地变着花样喝，往往是还没上课，水就喝完了。两节课下来，学生口渴难耐，纷纷利用课间到学校附近的人家找水喝，这个时候，挨着小学校住的孩子最受欢迎，那感觉似乎有点王子公主的味道了。
有的时候，一群孩子去借水喝，有压水井的人家正在演电视，如果电视里演的是武打片，喝完水的孩子就不愿意走了，挤一屋人，津津有味地看起了电视，全然忘记了上课，好多次，都是老师找上门来，虎着脸把我们揪走的。
游戏
小学校办学条件差，没有什么体育器材，孩子们的玩具以自制为主，推铁环，打陀螺，踢毽子，跳大绳，跳房子等等，不过男孩子们更喜欢对抗性的游戏，比如碰拐，比如两军对阵摔轱辘，尤其是摔轱辘，是我们的最爱，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男孩子都是评书爱好者，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水浒传》《三国演义》，国仇家恨，恩怨情仇，无一不是两国对垒开兵见仗的好戏，我们也学着评书里的情节，兵对兵将对将地战斗，开战前约法三章：只摔轱辘，不兴踢打，更不兴掐咬。双方主帅号令一下，两军杀出，肉搏交锋，真是痛快。
二十年后，小学校一点一点地萎缩，学生一年一年地减少，后来变成了一个只有三个年级的教学点。
再后来，就没了学生，小学校彻底安静了下来，像一位年迈的老人，躺着现代化的大公路之侧，聆听着现代社会的律动，咀嚼着散落在风尘里的点点滴滴。
乡中那年……那些事
絮语
离开乡中二十年了，奔波疲累的心，还是会在某个华灯初上的黄昏，抑或月白风清的深夜，不自觉地想起这个地方。这里镌刻着我年少轻狂时的斑斑劣迹，也定格着那份青涩朦胧的美好。
偶有机缘，择寒暑假一风和日丽的天气，带上妻子孩子欣然前往，试图钩沉些什么，但我的脚步踏进这里的一刹那，一缕恍若隔世的失落油然而生，故园空空荡荡，那些熟悉的景致，那些年轻的老师，他们都去哪儿了呢？
再也回不去了，来前预想的场景，仿佛都已埋在了深深的地下，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我与乡中已经隔了一层厚厚的障壁了，那不仅仅是时间，还有莫可名状的朦胧……于是，我成了这里的陌生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任思绪飘飞，记忆在慢慢抚摸这片土地。
时代
我在乡中就读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那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代，土地上耕作千年的人们，不再满足于一亩三分地的馈赠，不安分的心，循着广播电视里诱人的讯息，飞向了大平原之外更加广阔的世界，于是外出打工的涓涓细流，顷刻汇集成了汹涌的潮流。
当怀揣梦想的农民走出故土的时候，另一批怀揣梦想的人，以绚丽的姿态在这里迫不及待地登陆。随着港台、都市、歌手、榜单这些新词，成为街头巷尾贩夫走卒嘴里的时髦词汇，那些帅气十足、魅力四射的影视歌星，几乎是一夜之间，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了全民的偶像。
丁字街
自从大陆流行乐坛被唤醒之后，乡中所在的古老集镇也癫狂起来，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流行唱片一经打榜，不出三天，乡中所在集市的丁字街口，就会迅速跟上节奏，处处洋溢着都市的旋律，回荡着时代的潮音。
丁字街是这个集市的核心地带，不管是否逢集，都会有一些卖菜的，打火烧的，撑伞卖肉的，这是一个繁华的生财宝地，更是我们的时尚之都，磁带店外面的音箱，每天撩拨、激发着我们对于新潮的畅想，精品店里悬挂的流光溢彩的明星招贴，让我们知道了夸赞一个人的长相时，除了“好看、排场”等词之外，还有“帅气”“靓丽”。
分头
流行歌星在乡中登陆之后，激起的第一波潮流就是“发型革命”，小青年们仿佛一夜之间有了自知之明，他们意识到之前的平头、齐眉发是多么老土，开始迫不及待地梳起分头。当时流行的分头发型有二八分、三七分、四六分、中分，二八分、三七分、四六分又统称为偏分，以刘德华、黎明、林志颖为代表，偏分也很帅气，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代表分头最高品级的还是郭富城的中分。
为了向心中的偶像看齐，长头发的男学生，开始摆弄起那一头黄丝丝，乱蓬蓬的头发，曾经一个月不洗头的邋遢孩子，开始尝试“日洗头”模式，这招还真见效，久而久之，果然头发捋顺多了，终于留起了明星式分头。短头发的男生，却没有那样的幸运，他们总是为头发苦恼，怨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把头发留起来，而是选择剃成土豆似的平头，对于长发的渴望，使他们每天多了一项工作：早起薅下一根头发，比着标尺测量一下，看看这一夜头发是否长长了些。
半年之后，想留分头的男生都如愿以偿了，只有几个被视为只会“傻学”或“发育迟钝”的土老帽还保留着原始的土豆发型。教室里，到处都是明星荧荧的小圆镜子，爱美的男生，对着镜子，照一照那一条笔直洁白的分道印，嘻嘻，多么美气！为了让自己的秀发时刻保持疏疏朗朗分开的样子，同学们是煞费苦心，有的人准备一小瓶清水，随身携带或放进课桌，以备感觉头发变形的时候，随时用水拍整齐。有的同学头发短或者发质太硬，用水的效果就会很差，他们会一咬牙买瓶发胶或摩丝，往头上抿，这样头发就定型了，一次能撑好几天，虽然这会花去两周的菜钱，但他们觉得超值。
每次上课，都会有忙于梳头而忘了听课的学生，气得老师每节课都会摔碎几个小镜子，但不到一个小时，小镜子又会人手一个，恨得老师们咬牙切齿，气愤地称他们痴迷的这种分头为“流氓头”，但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留着“流氓头”。
那时候，品论人的长相，分头是最重要的一笔，记得那年我们英语老师结婚了，好奇的同学们纷纷打听她男人的长相，一个了解内情的男生只说了一句：“中分头，个子很利亮。”大家就心领神会地开始为老师找到一帅哥而赞叹了。
游戏厅
没有电脑和网络游戏的时代，电子游戏厅是厌学捣蛋生的乐园，游戏厅里，烟雾缭绕，游戏机里的打拳声、怒吼声，大厅里的啪啪拍打键盘声、喊骂声，此起彼伏，在那个乌烟瘴气的世界，多少出身农家，聪明伶俐的孩子迷失了方向。
逃课的孩子，在游戏厅轻松地花光了一周的菜钱，然后用饭票抵债，饭票花得不能再花了，就四处找人借钱，在所有熟人圈里混臭了之后，就开始打起了歪主意，先是找大个硬币冒充游戏币，有时也能侥幸得逞，可大个硬币的代价又实在是太高了，他们就开始找家里的螺丝垫子，可成功率又太低了，于是有人在老板抽屉上下功夫，他们趁老板出去解手，迅速偷出几枚，得逞的不少，但运气不好的也有，他们会被老板痛打一顿，逐出门外，永不欢迎。
录像厅
九五年，集上开了一家录像厅，那些天，班上几个年龄较大的男生，有事没事总爱挤在墙角，抱着脑袋神神秘秘地议论着什么，时而一阵怪笑，如果有女生或老师过来，他们就赶紧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走开。
一个大雪飘飞的夜里，我和一个好哥们，在好事者的怂恿下，趁着夜幕的掩护，借着雪夜的微光，踏着咯吱咯吱的积雪，鬼鬼祟祟地钻进了录像厅。说是厅，其实就是三间空房子，房子山墙处放着一台二十一寸大彩电，电视前横放着一条条木板，这就是观影的座椅，里面烟熏雾罩的，呛得人睁不开眼，咳嗽声不断，电视机的声音非常小，谨慎的老板仍然把门和窗户封得死死的，从外面看，这就是一座黑乎乎空荡荡的仓库，即使这样，想要看到开眼的画面，仍然要等到十点以后，十点之前，常常放一些港产警匪片或武打片，偶有一个带色的脱衣服镜头，录像厅里就会一阵骚乱，后面坐的人呼呼啦啦跑到了前面，前面的人一阵唧唧歪歪的牢骚，这个时候，录像厅老板就出来维持秩序了，“大家别吵了！别着慌，等一会儿，开眼的在后面呢，管够，呵呵。”
那一夜，我们俩终究没等到开眼的时候，由于害怕学校锁门，又想着下雪天不好扒墙头，十点之前我们就回去了。回去的路上，我们一面抱怨着花光了两天的菜钱，连个啥都没看着。一面快乐地趟着雪粒滑冰，那夜的街道静悄悄的，只有我们不时发出的尖叫声和胡哨声。
租色情书
继录像厅开业之后，学校门口开了一家书店，说是书店，其实就是一间小煤房，一张木板床，上面稀稀拉拉地摆着一些破旧的杂志，几本连环画，没想到这间其貌不扬的小书店，竟成了差生的“文化圣地”，不要说学生了，就连十里之外村子里小学二年级毕业的二狗子也来光顾，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家小书店有压箱底的“镇店法宝”，那些书不摆到明处，如果想看，老板自会满足你的愿望，只是租金不菲，租一天就得花两天的菜钱。那些书，我在宿舍里见过一次，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满书都是省略号，直到多少年后，我还一直把使用省略号的频率作为书是否健康的衡量指标。
推“拖拉机”
推“拖拉机”是一种纸牌赌博游戏，许多逃学的学生经常玩，有时在寝室，有时在校外的桑树园，一围一圈，吵吵嚷嚷，有钱押钱，没钱押粮票，一毛钱为底，二两粮票也行，推“拖拉机”考验牌运，也角逐胆量和智慧，有的人起了一手好牌，却因胆气不足而收获寥寥，有的人起一手差牌，却能把其他的好牌给诈唬飞了，爱推“拖拉机”的人都上瘾，一赌上就不想撒手，除非输得“飘起来”。
有一回，一个家伙输得差不多了，但心里又不服气，不甘心自己的钱和粮票就这么被别人拿走，于是想了个孬点子，他突然一扭身，大呼：“校长来啦！”其他人闻声而跑，惊慌失措之间，不小心把粘在床头的蜡烛碰翻了，黑乎乎乱哄哄之际，那人一把抓走了床上所有的钱和粮票。
打台球
早在我进入乡中之前，集市上就开了个台球厅，说是厅，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院子，摆上了两个台球案。那个时候，台球是乡中学生心目中的时尚运动，那种魅力不亚于现在的高尔夫球。
放学之后，小伙伴们常常对钱打台球，为了多玩一会儿，大家往往事先商量好“阴谋”——彼此让着点对方，为了多玩一会儿，有时候我们还趁老板不注意从仓里偷拿出个球，输赢不重要，关键是能超值享受，反正是按局收钱。有时钱紧，我也用过饭票，打台球次数虽不多，但我的球技还是相当不错的，直到现在，还能陪着朋友打出几杆漂亮的球，应该说都是那时的积淀。
吃包子
对大鱼大肉见多不鲜的我，时常想念乡中二伙房的包子，记忆里，吃包子总是在冬夜，夜自习放学之后，离家近的学生都回家睡觉了，住校的学生刚刚迎来一天的快乐高潮。喜欢锻炼的男生跑到校外的操场投几次篮，拔几个单杠，知道学习的女生还点着蜡烛，在教室里温习着一天的功课，喜欢聊天的女生三三两两在校园里踱步，窃窃私语，聊着男生永远听不清的小秘密。而我，却喜欢去二伙房，闻一闻热气腾腾笼屉里散发出来的包子的香味。
二伙房的老板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他的身上，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精明，每天夜自习放学，他都会蒸上几锅热乎流油的包子，说是肉包子，实际上里面并没有多少肉，更多的是猪油耗过之后的脂油渣，拌上炖得烂烂的粉条，还有拌得油乎乎的白菜油馍馅料，即使这样，也强烈地刺激着孩子们的味蕾，每个寒冷的夜里，笼屉前都会围上好几圈等着热包子的学生，男生女生，说说笑笑，炉火旁热气腾腾，望着笼屉里溢出的热气，盯着墙上缓缓走动的表针，一锅包子刚一出来，便哄抢一空，交钱晚的只能等下一锅。
那些冬夜，最大的遗憾就是兜里没钱，虽然偶尔也会奢侈地花上半斤粮票换个包子，却总是舍不得大口吃，只是用嘴一点一点地嘬包子的香味，从未酣畅。
喝酒
第一次喝酒，就是在乡中。那一年与一个外班同学发生了摩擦，听说那同学要在放学后叫一帮人堵我，我仿佛看到一个个凶神恶煞拎着凳子腿围了过来。越想越害怕，情急之下，我也找了几个帮手，放学后，那场架终究没有打起来，因为双方的帮手有熟识的，他们给调解开了，这不能不说是我的好运气。
事后，为了表达对几个哥们的谢意，我从二伙房赊了两瓶白酒一包烟，还有几袋花生米，几袋炸干虾。我们几个逃了课，躲在校园东面的大沙岗上喝酒，那时的我们，大都不会喝酒，也不知道喝酒的规矩，酒瓶打开之后，一个个如狼似虎抢着喝，两个酒瓶轮着转，“咕咚咕咚”，不一会儿全都醉了，有两个还当场哕了，喝醉酒的我们走路轻飘飘的，感觉既舒服又难受，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一面走一面吼唱，相互搀扶，称兄道弟，说到兴致处，耳酣眼热，非要冲北磕头拜把子。那一夜我们几个在沙土堆上，点了三根香烟，插在沙土里，对着月亮磕头盟誓，说着同生同死的豪言壮语，好痛快。
夜里粜粮
随着乡中周围娱乐场合的增多，乡中饭票的功能是越来越大，拿着饭票不但可以租书，打台球，买酒买烟，打电子游戏，甚至还可以到二里之外的代销点消费，饭票的走俏，让许多聪明的学生看到了过“好日子”的门道，粜粮食一时间成了那些人相互学习的经验，粜粮食是背着家长进行的，所以常常趁着夜色进行，粜粮食的地点，总是选在离家好几里的安全地区，粜粮食走的路线也是精心设计的，尽量避开任何人的眼线。
时间长了，许多家长渐渐发现，孩子花的粮票是越来越多了，学习成绩却是直线下降，其实他们没发现，囤里的粮食也悄悄地少了很多，我没有胆量从家里偷粮食卖，却帮助过好几个有胆量粜粮食的哥们，当然，帮忙之后免不了一次大快朵颐的牙祭。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当初风云人物早已不知去向，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也在岁月的沙漏中渐渐淡去，人近中年的我，偶尔还会想起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想起那时的自己，可气，可乐，甚至可恶，但不可恨，会心一笑，呵呵，毕竟我还年轻过。
那年，我们十八岁
混混沌沌中，2017年悄然划过，2018新年的清晨，窗外依稀的曙光透了进来，睁开惺忪的眼睛，习惯性地打开了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晒起了十八岁的青春旧照，发黄的相纸，懵懂的神采，像一根神奇的魔棒，指挥着我，穿越两耳生风的往事，找到了那久违的十八岁。
那一年，全世界的人忧心忡忡地揭开了新千年的日历，欣喜地发现：那条网络世界里的“千年虫”并不是科幻想象中的那样可怕，人类再次用智慧牢牢把住了新世纪的舵盘。
转忧为喜的同学们津津乐道的有这么几件大事：韩日世界杯上罗纳尔多的神勇，姚明冲刺NBA前不断刷新的战绩，上海磁悬浮列车即将跻身世界高速行列，南海沉睡亿万年的可燃冰有望开发，还有上个世纪遗留的那场千年之争——九九一班“世纪班花”究竟该花落谁家？
那年，我们十八岁，正值高二，还真的照过一次相。
那个周日下午，已经没有任何一种记忆中植物佐证它的季节，但空气里弥散的荷尔蒙的甜味，还有老伙房前漂满油花的羊肉汤的腥香，依然那么浓烈，同寝室的几个哥们，穿上最体面的衣服，捋着油滑的长发，手心攥着那部珍贵的相机，神神秘秘地向校外走去。
胶片相机是小鹏借来的，小鹏的爸爸是学校的校长，虽然贵为校长之子，但他骨子里却没有丝毫的纨绔习气，除了成绩不好之外，他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为人谦和，逢人说话脸先红，谈吐彬彬有礼；古道热肠，每次铲雪或大扫除，他几乎都把家里能拿的工具都拿来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与我们这群来自农村的孩子一起吃咸菜豆酱，虽不住校，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早已是我们寝室一位不可或缺的好弟兄。
照相的发起人阿勇，我的初中老战友，黑岑岑的面皮，从来不缺少幽默，能吹会拉的他，当之无愧地晋升为我们303寝室的大哥。阿勇是每晚卧谈会的主角，几乎每次“班级之最”的评选项目，都源于他的奇思妙想。他知道的事情特别多：上至空间站，下到可燃冰，前至周秦两汉，后到宇宙黑洞命运，还有“南蛮中原盗宝”的神秘故事。好多次卧谈会开到了深夜，起夜的寝管大爷实在忍无可忍了，咬着牙扣下了我们的班分，此后的日子里，教室里到处都是303寝室声名狼藉的各种传闻。
老道是照相活动的酱油客，不冷不热的清高是他一贯的性格，老道真名鸿飞，绰号源于单田芳的评书，单老恩怨情仇的武侠世界里，“鸿飞”这一名号多次被安到三清弟子的头上，于是深谙评书的好事者送他这样一个绰号。单看名字，此人貌似四大皆空，实际上，这家伙颇有桃花运气，一则长得帅，二因学习好，加上刚直又不乏灵活的性格，老道成了我们寝室最有女生人缘的家伙，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但寝室的兄弟都醋溜溜地不愿承认。
老道的另一特点就是喜欢抬杠，与阿勇，与小泽，与邵司令，见面就掐架，缘起很简单，多是某一道数学题，或是关于某一新闻事件的基本立场分歧，雷烟火炮，急头白脸，不欢而散，但这丝毫不影响转脸之后的嬉戏调侃。
照相的坚定支持者小泽，小泽是同学中皮肤最白的，用小鹏的话说“白得有点不正常”，小泽的领导指挥能力很强，这一点在军训期间深得教官的欣赏，军训结束后，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体育委员。小泽具有天生的经商智慧，这跟他家的经商氛围有直接关系，高一那年的暑假，十八岁的学生，竟然跑成了一单价值八千元的龙门吊交易，这一点让所有人惊讶不已。
小泽也有不受待见的时候，那是因为他的“小气”，那个时候，班里没有热水，想喝水必须去锅炉房买，当然一个价值不菲的保温水瓶是必需的，很多同学都舍不得买，走给人凑水钱蹭水瓶用的路子，对于这一点，有保温瓶的小泽非常反感，每次打来水之后，他要做第一件事就是把一袋子中药粉粒撒进壶里，气得我们暗地里骂他，说他真不愧是奸商，竟然用天天喝药的方法堵我们的嘴。直到一年之后，班主任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几个叫了出去，我们才得知他患上了乙肝，此后的日子，我们都为他捏把汗。
听说要照相，高兴得手舞足蹈的是朝阳，朝阳和我一样，属于外县就读学生，朝阳的爸爸在县城造纸厂工作，家庭条件十分优越，朝阳为人很是大气，平日里哥几个想打打牙祭的时候，他总能帮着促成心愿，用阿勇的话就是仗义疏财。
朝阳博得全班同学的喜爱，可不都是钱的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单纯活泼的性格：个子不高的他，总喜欢混在大个中间拼抢篮球；成绩不太好的他，总是能够做到不会就问；不管男生女生，他都能与人真诚无邪地交往。朝阳本不属于303寝室，但诸多人中，他最后选择了我们的“吃饭班”，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意气相投的缘分。
邵司令是照相活动的极力促成者，他可是寝室的“活宝”，“司令”这一绰号源于军训，个子矮瘦的他，穿戴好军训服之后，显得脖子分外的长，咋看都觉得像漫画里的伪军头目，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个当司令的嗜好：迈着装模作样的步子，煞有介事地走到队伍前列，学着首长的样子，挥手致意，“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啦！”每当这个时候，人群中就会爆发出雷鸣般的哄笑，“邵司令下去吧！下去！”哈哈，那么一下，军训一天的疲惫荡然全无。
邵司令的哥哥姐姐都是靠学习改变命运的典范，他经常在寝室里说他们的事迹，听得我们很受启发，不过说着说着就不着调了，先是邓丽君，引出李丽珍、任达华，再往下就是三级片了，刚刚从励志故事里得到的正能量一下子被这些淫词浪语给蒸发了，逗得我们直喊他“骚司令”“老骚”。
那个周日的下午，我们沿着学校西面的庄稼地、河沟一路西行，寻找着可以照相的景致。相机是借来的，胶卷是对钱买的，只能照三十六张，所以不能乱照，只能在那些能够彰显“大城市气象”的地方取景，这样的照片让外人看了才有面子。我们一面走，一面说，一面唱，不时折一支路旁的柳条，薅一把河沿上的老草，偶尔还夹杂着这样的牢骚：县十中是后娘养的，弄这么一个四面农村的穷窝？后来的情节记不大清了，只记得我们沿着环城路一路走去，稍微有点城市气象的地方都照上一张，最后在县城东关最高的三层楼前来了个合影。
一晃将近二十年了，前后几次搬家，那些照片也终究不见了，那个我们曾经气愤地骂着“穷窝”的地方，在城市化大潮中，成了寸土寸金的“地王”，蜕变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那座曾经装扮我们虚荣心的东关“第一高”，而今成了高层建筑中间的破落户，苟延残喘，只等着那个说不定哪天到来的“拆”字。
七年前，小鹏在一次工作加班后车祸殉职，他所效力的县委办公室授予他烈士的荣誉。
阿勇大学毕业后选择了自己创业，磕磕绊绊的磨砺之后，终究混成了老板，现在省城做一家知名卫浴的总代理。
朝阳毕业后当了工程监理，几年打拼后当上了领导，有了自己的事业，还有美满的家庭，时常在朋友圈里晒一晒一家人旅游的幸福。
邵司令在省城科技市场落了户，经营电脑硬件软件批发零售业务，同学们有了这方面的需求，都找他要货。
老道加入中铁工程集团，奔走于边远的山区和繁华的城市之间，近年来发了福，大腹便便，但当年的幽默和执拗没有多少改变，时常在朋友圈里活跃，让失散多年的同学会心一乐。
小泽在高三的休学之后，终究没了音讯，不知道我的好兄弟现在何方。
那年，我们十八岁，那部胶片相机，留下了我们青春的容颜，也记录了那座县城青春期之前的懵懂姿态，可惜，那些都散落在了时光长河之中，最终湮没在了某个难觅踪迹的角落……
别了，我的十八岁，你见证了生命曾如花般灿烂！
珍重，我的兄弟们，我们正奔跑在梦想的路上，好好生活，静待花开。
作者简介：李云峰，笔名默默，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河南省滑县作家协会会员，滑县人，文学爱好者，十余年坚持文学创作，至今算来约五十万字，作品有散文、小说，也有几首歪诗，也曾有几篇拙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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