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西欧大学自由七艺课程的重心转移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教育基本上只限于基督教教堂和天主教的学堂。尽管文化的火花还在，但这种基督教的教学方式，却与古代的教学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更加注重语法、修辞和逻辑学，这些都是对《圣经》等经典有帮助的。西欧在12世纪早期出现了第一个学院的雏形。
当时的西欧，伴随着都市的兴起，经贸往来的兴盛，人们的社会生活逐渐走向了正轨。在此基础上，对基督教经典与宗教布道的信奉已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开始以辨证的思维方式，对经典与宗教的不合理性进行了质问与辨证。
与此同时，人们对客观物理世界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烈。这种社会的合理要求，主要表现在欧洲中世纪初期的大学教学大纲上。
5世纪西罗马王朝覆灭以后，希腊和罗马辉煌的古代文明急剧衰退，西欧地区的野蛮人国家对其文化教育一蹶不振。好在经典文明并未完全消亡，朱庇特神殿的残骸上立着一个十字架，理智的光辉也被一双羽翼所保护。
在神权主义的学校里，七艺是最重要的一门学科，而七艺观念的产生及其在基督教中的普及，与圣奥古斯丁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圣古奥斯丁青年时期，在埃及和罗马当过一名修辞老师，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创作活动中，其中包括《文法手册》和《音乐手册》。因为担心天文和占星之间的关系，奥古斯汀将天文改为了哲学，并将瓦罗九艺中的医药和建筑学排除在外。奥古斯汀曾经在他的传教中说：“正如50的数目，7也是与灵魂相连的。”
于是，他就把这一神奇的数字保存了下来。此外，圣奥古斯丁还在基督教中首次证明了异教的需要和正当性，他说：“所有的异教知识……也包括了符合真相的自由学科教育，更高的伦理准则，更高的信仰。”
“当我们所谓的哲人，特别是柏拉图派，说出与我们的信念一致的话，我们就不能接受。”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奥古斯了在基督教将异教视为敌人的情况下，为异教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单凭奥古斯汀一人之力，并不足以让七艺课成为神殿的主流，而是后世对七艺课的总结和发展。
其中，马蒂纳斯·卡佩控，波伊乌斯，卡西奥多鲁斯，都对七艺课产生了不可忽略的改变和影响。
马蒂纳斯·卡佩拉的出生和死亡日期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他被证实的时间比波伊乌斯在他的《论神圣文献与世俗文献》一书中清楚地提及卡佩拉曾写过一部叫做《七艺》的作品还要久远。
在西方学术界，一般都相信，“七艺”的概念，最早是由卡佩拉在其《婴丘利以文献学的婚姻》一书中，有文法，修辞，逻辑，音乐，算术，集几何，天文等。
施塔尔认为，卡佩拉把建筑学和医疗都排除在外，原因是他认为这些专业过于接近于现实的功能，而波伊乌斯，也是有史以来，最早提出的“四科”，他将“七艺”分为两个类别，一个是“三艺”（文法，修辞，逻辑），一个是“四科”（音乐，数学，几何，天文）。
这样的分门别类，是基督教教会注重“三艺”的一种方式，他也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与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导论》等亚里士多德的“旧逻辑”作品，并用希腊文撰写了“四科”，为以后的“七艺”提供教材。
卡西奥多鲁斯曾是一个重要的管理人员，他和波伊乌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合作。从政府职位辞职后，他创建了威瓦里姆的僧侣组织。卡西奥多鲁斯曾编写过一份《论神圣文献与世俗文献》，这是一份关于《圣经》和几位知名牧师的传记和作品的研究报告。
第二章逐次介绍了文法、修辞、辩证法、代数、音乐、几何、天文等七门学科的内容。卡西奥多鲁斯认为“七艺”是研究神学的必修课，他竭尽所能地把它与宗教结合在一起，并把它与《圣经》中的“建筑之道，雕刻之道之道”这句话结合在一起。
在他看来，七艺本是一门凡人的学科，与神性的知识并无冲突，天主藉由算术而造出了世间一切，所以，研究算术是“值得赞赏”的。也就是他使七艺在中古时期取得了一种神学般的、不可动摇的权威。
七种艺术在圣奥古斯丁，卡佩拉，波伊乌斯，卡西奥多鲁斯等人的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七种艺术在教堂的教学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因为其自身的特点和需求，“每一种艺术的教学和研究都与贸易有着紧密的联系”，七种艺术在教学中的作用也有了清晰的区分七艺之各个科目，其宗旨在于藉由对各种象征及词语之讲解，使学员对神之存在之信念更加确信。
一名美因兹的大主教，专门研究七艺，拉班对七艺的含义进行了这样的解释：学习语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中的比喻和语言；学习语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真相，揭穿虚妄；
研究数学，是对《圣经》中具有延伸含义的章节和语句有较好的认识；几何学协会的建筑学和寺庙的建设给予了一定的帮助；一首美丽的歌颂多米尼加的诗歌，必须具备一定的音乐常识：天文测定日月星辰的轨道，以便准确地计时。
由于西罗马的崩溃和欧洲的战争，欧洲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西欧的野蛮人国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罗马基督教教堂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赞助、承担者和传播者。在教廷的推动下，各大教区相继成立了多所宗教学院，尤其是以意大利僧侣本尼歌克为首的“本笃会”学院更是声势浩大。
他们所学的是拉丁语的基本知识和七种艺术，这是每一所修道学院所共有的。当学员们有了一些基础的对话技巧之后，老师们就可以用拉丁语讲课了。
第一个正规的科目为文法，主要学习基础的文法；第二个科目为修辞学，主要学习如何书写法律文件和修会日记；第三个科目为逻辑性教科书，其中以波伊岛所译之亚里士多德之一些逻辑性作品为主。
僧侣们重视三种艺术的传授，由于所学的是神职，而“三种艺术”又被看作是“四科”的预备。因为老师们的教育程度不高，而且“四科”的课程也比较难，所以能考到“四科”的人并不多，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只学到了“三艺”，只有少数人通过“三艺”和“四科”的课程，才能进入神学。
在第八世纪以前，三艺是最主要的课程，而三艺则是以语法为主要课程，直到第十二世纪才成为最主要的课程。
到了八世纪的时候，加洛林王国重新崛起，查理曼开始在这个国家推行基督教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始在这个国家的各个教会和修道院中开设一些学堂，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了解整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一个垄街的机会。
789年，一条命令规定：“每个大主教的领地和每个修道院，都要讲授赞美诗、音乐语言、歌唱，每年都要讲授耶稣的算术和语法，并且一切教科书都要经过检验。”
除了七种艺术之外，还可以在老师的允许下，选修一些经典的书籍。三大艺术和四大学科的位置没有变化，因为他们依旧受着神殿的管辖，为神殿的利益而工作。这种情况直到十一世纪才结束。
自11世纪以来，欧洲的各大城市都得到了复兴，西欧的封建社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同时，各大城市的文化和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复兴。十字军的出现，让西欧各国的眼界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东方和东方的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古老的文明再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许多经典作品也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历史学家们说：“一千一百年的时间，是一段长期而复杂的历史的一个拐点，从那时起，西方又恢复了古老的文化。”在这段时间里，教会的教育越来越多，而且在城里，在拉丁语的教育，在城里或在私人的数学书写的教育，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在一场巨大的翻译业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希波克拉底、阿基米德、盖伦、托勒密等经典著作被中世纪的拉丁语社会所淡忘，但它们都以拉丁文译本出现了。当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作品都被发掘出来时，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各种学问和学科，已经对七种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12世纪以来，医药、神学、法律等领域的发展迅速，新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七艺已经不是一个能够完全实现其教学任务的系统了”，在这种情况下，七艺的架构必须进行重新设计。
在1250年，一位学者在《七艺的战争》一书中对语法修辞的没落表示了惋惜：“人们都在讲逻辑，但学语法的人却在减少；民法如日中天，教会法不可一世，凌驾于所有其他学科之上。”像巴黎、牛津等中世纪早期的学校，都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当作一门课程来学习。
1255年，巴黎大学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物理学》、《天文》、《心理学》、《自然史》、《生物学》等学科纳入正规教科书。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许多大师们的作品都被再一次地发现了，比如天文学，它遵循了托勒密的理论，而音乐教科书则采用了博伊尔关于音乐的理论。
与修行人学院相比，中世纪的大学里的课程和教科书明显要丰富得多，而且，在新课程的选修和课程的设置上，也可以百观百问，逻辑、自然科学、法律、医学等新的高级课程受到了学者们的空前关注。
在整理了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学科体系后，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的学科体系包括逻辑、物理、修辞学、数学、天文学、法律医学伦理学和七艺中所包括的语法和音乐等。逻辑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来的，也就是当代亚里士多德全英翻译的第一卷。
其中包含了括《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和《辩谬篇》；虽然物理学是以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为教学材料的，在现代汉译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第二卷卷名为《物理学》，其中包含了《物理学》《论天》《论生成与消灭》《天象学》和《论宇宙》这都是中世纪的学校指定教学材料；
修辞学所使用的教材为《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数学与几何选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全书共十三卷：几何基础、几何与代数、圆与角、与正多边形、比例、相似、数论(一)(二)(三)、无理量、立体几何、立体的测量、建立正多面体；
法学使用教材主要有《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学总纲》及《民法大全》；医学院用的则是康斯坦丁在11世纪编的希波拉底和盖伦的著作集《医学论》，稍后还加入了阿拉伯人的重要著作：阿维森纳的《医典》，阿威罗伊的《科里杰特》和《治疗学》等
在西欧，由于学科和教学内容的日益多元化，各学院在教学内容和教学内容上的侧重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在一个典型的中世纪大学，数学与几何学通常要花八至十周，而欧几里德《儿何原本》的期末考试更是花了五个星期。
1255年，当教堂取消了巴黎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的规定以后，根据魏瑟培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花了三个星期，在《论天》中花了六个星期，在《论动物》中花了六个星期，在《伦理学》中花了四个星期，在《形而上学》中花了两三个星期。
从这一点开始，在13世纪中叶之后，大学本科教学逐步转向了逻辑与哲学的支配地位，同时，一些具有理性的认知价值的学科，比如纺织、贸易和医学等，它们的地位也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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