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可否让原生的文化种子野蛮生长？

　　前些天，黄永玉去世了，有深圳的媒体就蹭了热点，发了一篇标题为《痛别！顶有趣的“老顽童”，与深圳情缘深厚》，说黄老和深圳的生死之交。

　　

　　无法可持续经营的城市文化策略

　　深圳就是这样，自己的东西很少，就喜欢拿些外来的东西，贴个标签当成自己的。这个城市的文化素养和它的经济发迹史如出一辙——近30年的来料加工与仿制，完成了对城市基础的原始积累。

　　一切舶来的东西，换个包装就和自己有了关系。这和它的邻居——香港有异曲同工之妙。80、90年代，香港的流行音乐大量复刻日本娱乐模式，从艺人造型到歌曲，全盘照搬。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可以快速暴富，缺点是无法可持续经营。

　　在这种思维之下，深圳拥有了有很多与文化相关的城市荣誉，钢琴之城、图书馆之城、设计之都、公园之城……冠冕堂皇之下，深圳仿似一个很有文化的城市。

　　

　　但文化有一条很鲜明的界限，经典文化与民间文化。譬如芭蕾舞、交响乐、实验话剧，和相声、龙舟、广场舞是两个维度的存在，一个居庙堂之高，一个处江湖之处。

　　经典文化是官方或者权威部门认可、钦定、永远政治正确的作品、场馆、人物、奖项等等，比如从市区到街区的图书馆、文博会、艺术节。从量的角度来说，这些形式都是没有民众根基的，毕竟能够走进馆所学习或者消遣，只是少部分人。场馆的容量有限，各种节也只是昙花一现，在时间和空间上无法形成常态。

　　不同的群体，群体的不同层次，有着不同的文化需求

　　十多年前，文化产业很兴盛的时候，做过不少文化园区的策划方案，在园区配套设施那里，总喜欢列上“咖啡馆”。以上帝的视角看来，设计师们都应该坐在河岸边的咖啡馆里，开着MacBook找寻一现的灵光，后来在一线，基层下得多了，发现设计师喝的更多的还是奶茶和红牛。其实，每个行业都是分层次的，能够在咖啡厅里和客户两情相悦地讨论设计方案的，永远是塔尖上的那么一小撮，更多的还是在瘫在电脑前辛苦地画图。

　　

　　深圳以上各种荣誉，只是部分行业人的傲娇，缺乏普遍的社会共鸣。而期间，部分浓重的商业属性又让人产生一点排斥。生逢乱城，深圳聚五湖四海之人，虽有一个“搞钱”的共同意愿，但毕竟难得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点。一到过年过节，所有深圳人都开始着慌，一个个想尽各种办法逃离，回“家”，对家乡、亲情、地域属性的认同感。世相繁华、车水马龙也掩藏不了内心的荒芜。

　　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钢琴曲，不是芭蕾舞，不是关闭手机的剧院，而是亲朋欢聚时可以大声喧哗的露天茶馆，端午节带孩子看龙舟的亲子时光，是不太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美食街，是没有全国文明城市头衔的寻常巷陌。

　　

　　厚植沃土，让原生的文化种子野蛮地生长

　　文化是一个系统的集成，与人、与物、与时间的交织。我到过中国的很多城市，北京的厚重沧桑、西安的古朴遗风、成都的闲适安逸……行走在老城之间，往往会期待着体验到某某大师在此弹过琴，某某贵妃在彼洗过澡，某某将军在那演过兵……不过，在深圳就不同了，转过街角遇见的不是一个小酒馆或前男友，更可能是客户或者供应商。

　　上了点年纪的人，应该还记得曾经有个“深圳百公里”的徒步活动吧？因为年轻人多，深圳的户外运动极其发达。这也是一种挥洒青春荷尔蒙最环保、最便宜、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这个活动受众很广，也很受欢迎。深圳本来可以有一个和“贵州的村超、村BA”、“淄博的烧烤”一样，在中国文旅界“出圈”的机会，可惜动因为涉及到安全的原因，在清雍正年间就被叫停了。其实，很多民间自发的活动，政府部门更应该给予关注、引导、规范，而不是一味地扼杀。

　　

　　文化艺术是有钱而且有闲的产业。文化和气质修养一样，不是短时间内，用钱就可以堆积起来的。我所认知的文博会，今年是第十九届了，深圳的文化产业园也有几十个上百个。但即使如此庞大的体量，依旧没有一样能够拿得出手的文化作品，而“文化立市”的口号也不喊了。所以，在多年没有产出的困境之下，是否可以调整策略？比如减少对这些商业园区、项目、人才的资助，将资金投入到民生与公共设施领域，减少城管、文管对民间场馆、活动的限制，让城市有自己的烟火气，让文化有原生的种子，让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心，有厚植沃土，让其自然甚至于野蛮地生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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