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重新理解“做科幻”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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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界的学者们看来,随着近些年科技巨大的新发展,相关的人文思维和哲学命题都在等待洗牌,即便许多美国科幻大片也只呈现出“中世纪的文明价值观”,全世界都处在同样的起点。因此,能否真正提出“引领性的问题”、进行更新、更进步的文明想象,或许会更重要地决定中国科幻的机会。?
作者:蓝二??????????????????????????????????
编辑:王子之??????????????????????????????
版式: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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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影节的一周,科幻再次成为热主题。
尤其当郭帆提到《流浪地球3》这个关键词,以及王红卫、B站等重量级声音去揭开一些或许会在未来成为新爆款的项目。
但这次关于科幻的焦点,已不仅仅是多几部影片的事情,而在于影视人、创作者在重新理解和重新提出“为什么要做科幻”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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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无论是《流浪地球2》、《三体》剧集或是《宇宙探索编辑部》,都给中国科幻影视标上了一个重要的坐标点。大年,热潮,是确定性的现象,但许多影人已经开始了冷思考。
本身参与了《流浪地球2》投资的《科幻世界》杂志社影视负责人王姗姗,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起步阶段,《流浪地球》连续的里程碑意义,会不会限制国内市场对科幻片的审美和认知,“认为科幻就得特效铺满,就是星辰大海”?
这个问题要解决,放在几年前,可能会落到创作多元化丰富性的层面,而今天它有了新的讨论语境;无论是文艺界的创作者,或是科学界的专家学者,都在提出社会时代变化之下,“做科幻”这件事需要重新去建立的思维与视野。
首先回归到,今天为什么重视科幻这个领域?重视到譬如上影节专门做一个主题周,做了多场大小论坛?
因为科技已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而科幻就是这个文化的核心美学。做科幻,不仅仅是在追逐一种新的品类、一个新的票房市场,也是在掌握这个时代的重要表达。
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行业人士将做好科幻,视作我国电影产业做强的新契机。正如人类命运的“危机”,往往是每一代艺术创作的核心驱动力,中国电影美术学会CG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穆之飞就认为,科技主导的“后人类”危机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叙事,而我国的科技发展,使得我们甚至比较超前地开始面对这个危机,这就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带来了绝好的时机。也就是说,通过科幻的蓬勃发展,我们可以握住这个时代的电影密钥。
而落地来讲,科幻,也会成为我们电影市场的换代中,去碰触新一代观众的“对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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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协会副会长王红卫就指出,做科幻,关于的是电影创作者对于时代变化的审视与思考,“现在年轻观众的成长环境和我们这一代人大不相同了,他们是不是还能接受我们的想法?这是非常严峻、紧迫的问题”。
导演董润年的答案更直接,在他看来,生活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年轻人,都已经习惯了高科技在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他们会自然而然地站在科学逻辑的角度进行幻想,去体验当下、考虑未来。
有一个或许比较惊人的新数据是,过去一年里,在年轻人社区B站中,科技类UP主达到了116万,累计创作的科技类稿件有1482万个。因此董润年会强调“要清楚我们面对的观众是怎样的一群人”,科幻是当下时代的年轻思维,也是未来的现实主义。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可以看到,至少在这些尤为关注科幻、进行过一定创作探索的影人认知中,关于科幻片的理解,已经在迅速发生转变。
王红卫的新解法,是尤其有代表性的,在他看来,科幻是不能单独作为一个类型而存在的,它必须进行类型融合,与各类电影进行杂糅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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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新的、另类的、极端的框架、方法、思维、情境甚至时代特征,可以给创作者提供大量空间,让创作者拥有将如喜剧、现实题材、爱情、家庭等各类传统电影题材新发展、新升级的可能性,让各种人类、社会、生命、情感议题拥有新的诠释逻辑,让电影领域本身实现新的扩展,让观众获得新的电影体验。
事实上,这次上影节期间被重点推出的一些科幻新影人、新作品就希望能初步呈现这种理想化样貌。比如《明日生存指南》要通过六组不同创作者的触角,去找到关于“明日”的不同生活想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要在“现实”与“虚拟”的颠倒混乱中,重新探寻情感的真实性;《莫莉的冒险》,则由童趣般的“植物的世界观”的想象构建,去探讨现实中的人与人关系、家庭问题——关注点和切入点越来越丰富。
这其中会有一些初期阶段的关键问题需要注意。比如科幻作家江波就认为在今天不应像过去简单分割“硬科幻”与“软科幻”两类,而应在所有作品中都对科技和人性平衡抓住,“两手都要硬”。事实上,包括郭帆、陆川、董润年这些“过来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过在还没想清楚创作到底要表达什么的情况下,就陷入过度追逐高概念科技设定的“科幻创作陷阱”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当下的创作者中却是高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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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幻片的累积行进中,一个核心命题也无疑是影人们在努力探寻的,即:中国科幻的独特性,中国科幻的表达,中国科幻的美学体系。
这无疑是一个长期任务,就目前阶段而已,《流浪地球》显然还是一个重要参考物。比如从它之中,创作者们看到也重视到,将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传统文化的人文情怀作为中国科幻内核的可能性。又比如在《流浪地球》的视觉美学上,本土化信念也打破了西方框架,如基于“愚公移山”而成的行星发动机概念,基于“地动仪”而成的发动机关键设计,在参与该作品的概念设计师张勃看来,“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内容,以内容为驱动,美学就会逐渐形成”;事实上,这种“相信”也是一种必然,就像曾参与《鬼吹灯》、《哥斯拉:怪兽之王》等多部国内外科幻片制作的艺术指导徐天华所进行的文化对比发现,创作者只能“根植于本国的流行文化土壤来做科幻电影”,因为“所有的审美体系必须在现实中完成”。
跳出这些基础,进一步来讲,更为关键的则是,中国创作者能不能在科幻创作中提出真正“引领性的问题”。
关于这个维度,科学家也在给到中国影人们信心和启发。比如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原主任吴季给出的信号即是,随着近些年科技巨大的新发展,相关的思维和哲学命题也都等待洗牌,全世界都处在同样的起点。
“比如《沙丘》,讲述关于1000年以后的文明科技,但那部电影中的文明却是中世纪家族之间的残杀”,在吴季看来,当下的许多科幻作品中的呈现或理论,都是类似的“中世纪文明价值观”,而在他的理念中,文明和科技一定是相互配合发展的,也就是说未来的科幻中应当建立和体现更新的、更进步的文明想象。尤其是当世界科技热题已经进入太空旅游、太空移民阶段,更多亟待扩展的思考与想象在等待文化与文艺的涉入,在以吴季为代表的学者看来,这或许也会是中国科幻可以跨步前进的重要切点。
如果中国科幻能够真正沿着这些多方位的关注和思考视角延伸,那么王红卫口中“电影人可以用科幻表达自己想法的新时期”,可能就真的不远了。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