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年后，你读懂鲁迅《孔乙己》了吗？其实窃书与偷书真是两码事
文丨卿心君悦
鲁迅的《孔乙己》发表于1919年4月。
时至今日，104年过去了，我们对这篇小说的研究与讨论仍未停止过。
对于《孔乙己》，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两点：
一是，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一是，孔乙己面对“短衣帮”的构陷，涨红了脸争辩的那句“窃书不能算偷”。
对于第一点，这些年来，无数专家学者从落魄读书人的脸面、自尊、尴尬处境为起点，引申至“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背景、封建思想的影响等的谈论已经足够多了。
在这篇文章里就不再讨论了。
而第二点，才是这篇文章关注的重心——
孔乙己口中的那句“窃书不能算偷”，到底是什么意思？“窃书”与“偷书”有什么不同吗？
“窃书”真不是偷
其实“窃书”与“偷书”真的是两个概念，恶劣性质完全不同。
可能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窃书=偷书=偷窃行为。
但在懂得“‘回’字四种写法”的孔乙己脑中：
偷书<窃书<偷窃行为。
为何孔乙己会这么解读，因为这涉及一个“小众”的国学知识。
顾炎武在《日知录》第68卷“窃书”一条中，对“窃书”有这样的解读：
“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
在这里，顾炎武对“窃书”给了两个定义：
在汉代，汉代人喜欢把自己所写的书，说成是古人所写的，也就是“托古人之名”。
这是“窃书”最早的形式，至于为何要这么做，理由很简单，因为作家名气不大，托古人之名好让自己的作品得以流传。
这样的例子，有张霸所写的《百二尚书》，以及卫宏所写的《诗序》。
而到了晋代之后，“窃书”的形式变了，一些人开始把别人写的书“窃”为自己的作品加以发表，也就是如今的“搬运”。
关于晋代以后的“搬运”，顾炎武提到了两个最知名的例子：郭象搬运向秀，何法盛搬运郗绍。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郭象“搬运”的事：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向秀，“竹林七贤”之一。生前曾注《庄子》，写得精妙绝伦，只差《秋水》《至乐》两篇没有注完，就死了。
向秀死后，郭象见向秀的儿子年纪小，便动了歪心思。
郭象补充了向秀没注完的两篇《秋水》《至乐》，又替换掉向秀的一篇《马蹄》，便将向秀所注的《庄子》“窃”为自己的作品发表了。
而在《南史·徐广传》中，则记载了何法盛“搬运”的事：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
相对于郭象，何法盛的“搬运”行为更加无耻。
郗绍是南朝宋（不是南宋）的名士、达官贵人，著有《晋中兴书》，在写作时，多次让好友何法盛翻阅，这翻来翻去何法盛也动了歪心思。
一日，何法盛跟郗绍商量：你如今要名有名、要官有官，发表了《晋中兴书》对你的名气也提升不到哪去，不如把这本书让给我，我一个穷酸书生，要钱没钱，要势没势，发表了这本书，还能混个好前途。
郗绍一听，你这不是逗我玩呢吗，我好不容易熬心血写出来的，你张嘴我就给你？于是，郗绍拒绝了何法盛。
被拒绝的何法盛并没有因此打消念头，此后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本书上，等郗绍写完，把书放在书斋的柜子里，何法盛趁郗绍不注意，偷去就给发表了……
无论郭象，还是何法盛，“窃书”虽然成功了，但是在历史中坏名声也留下了。当然，如果按如今的说法“黑红也是红”的话，那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对于“窃书”的行为，无论古今，都是文人极为厌恶的行为之一。
对此，仲长统特意在《昌言》中写了一个“学人三奸”的定义：
“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佯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选自《全后汉文》）
在其中，“窃书”被列为第二奸。
“偷书”真不是窃
了解完“窃书”之后，我们继续来谈一谈什么是“偷书”。
与仲长统的“学人三奸”相对，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总结了“诗有三偷”：
“诗有三偷：偷语最是钝贼。如傅长虞‘日月光太清’，陈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浑‘太液微波起，长杨高树秋’，沈约‘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是也。偷势才巧意精，各无朕迹，盖诗人偷狐白裘手也。如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王昌龄‘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是也。”
相对于“窃书”的搬运来说，“偷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剽窃”——有技术的抄袭。
唐代兴科举，诗是科举中必考的一项，无论是为了科举功名，还是为了当世与后世的名气，“偷书”的行为开始盛行了起来。
最低端的行为是，偷语——
比如杜甫《梅雨》中的那句：
“湛湛江水去，冥冥细雨来。”
就偷语于阮籍的《咏怀·其十一》：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
中端的行为是，偷意——
比如李白《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中的那句：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就偷意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最高端的行为是，偷势——
比如苏轼《赠刘景文》中的一句：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就偷势于韩愈的《早春》：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看似苏轼写的是秋末，韩愈写得是早春，但若是细品其中的韵味，不难发现苏轼的诗借用了韩愈的势。
虽然，“诗人三偷”定义为“偷”，但这种“偷”的方式相对于“窃”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经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抄”，这里的“抄”就是“偷”，而这种“偷”所提升的就是文采。
而且很多时候“偷”这种有技术性的二次创作，如果创作的好、运用的好，不仅能够出新，还能得到盛誉。
比如——
唐代吴融在《途中见杏花》中写道：
“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长得看来犹有恨，可堪逢处更难留！”
到了南宋陆游的《马上作》中就变成了：
“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
最后在南宋叶绍翁手里，演变成了《游园不值》：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我们可以说叶绍翁在某种程度上“偷”了陆游与吴融，但我们要承认究其艺术价值，叶绍翁的“偷”早已超过了原创。
如今在教育中，鼓励学生多读多看，其实就是在培养“偷”的能力，所谓的多记“名句佳句”，不就是“偷”的一种运用吗？
鲁迅的真实用意
到这里，对于“窃书”与“偷书”的典故，我们已经知晓了。
“窃书”相当于明目张胆将别人的作品窃为自己的著作。而“偷书”，则是基于作者的能力的一种引用与模仿——也就是如今一些诗人口中的“模仿、拟古与典雅”。
于此，孔乙己说“窃书不能算偷”，是有道理了。因为相对于“窃”来说，“偷”仍旧算是文学的一种创作方式，所以不能把“窃书”认为是“偷书”。
回到鲁迅的《孔乙己》中，孔乙己真的偷书了吗？
很明显，没有，能说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孔乙己，是不可能作出“偷窃”这种丑事来的。
那么，如果孔乙己没有“偷窃”，又为何非要说这么一句“窃书不能算偷”呢？
在我看来，鲁迅的这种安排，至少有两个目的：
第一，丰满“孔乙己”的人物形象。
落魄书生孔乙己被“短衣帮”污蔑其偷书的构陷的情形，与“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一般无二。在此，孔乙己的一句“窃书不能算偷”，不是狡辩，而是孔乙己对自身的一种维护，也是对流言的反抗。
同时，这种反抗还带有“读书人”特有的攻击性——你说我偷窃，我说不过你，可你懂什么是“偷书”，什么是“窃书”吗？你不懂！
于是，一个迂腐的、落魄的，又极具内心自尊的读书人形象悄然跃出。
第二，引入鲁迅对人与人之间的“厚障壁”的思考。
同为底层人，“短衣帮”嘲笑孔乙己就是因为“厚障壁”的存在。
“厚障壁”一词，最初出现在鲁迅的《故乡》中，再次遇见闰土，闰土口中的一句“老爷”，顿时让鲁迅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厚障壁”也就是鲁迅在后续作品中多次提及的隔膜，不同时代、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之间都有隔膜。最厉害的是等级观念制造出来的隔膜。有了隔膜，人与人之间就难以打通，互为异类。
也正是因为这种隔膜的存在，“短衣帮”会嘲笑孔乙己，无论孔乙己是否有真才实学，在“短衣帮”看来，只要孔乙己没他们过得好，就要被嘲弄。而若是孔乙己成了举人，那么“短衣帮”是万万不敢的。
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写道：“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孔乙己的处境与遭遇就是鲁迅要表达的悲剧——
有真才实学的孔乙己过不好，过不好不说，还要被“短衣帮”肆意嘲弄，这种悲剧是由何导致的呢？
卿心君悦，读别人的故事，过自己的日子。用文字温暖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