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手册】邹容 ｜ 出门远行与寻路回家——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青年选择问题
原标题：【艺术手册】邹容 | 出门远行与寻路回家——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青年选择问题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文学需创造一代之新人。自党的政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新时期就给文学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要塑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 1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精神资源和动力支持。1980年代的文学，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描写和塑造了许多社会主义新人，如工业改革家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医生陆文婷（《人到中年》）、县委书记李向南（《新星》）等。与其他优秀文学作品中的社会主义新人相比，路遥笔下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孙少平一样光彩照人，精神基点毫不逊色。孙少平的形象塑造，不仅展示了农村改革的现实成果，还展现了一代青年的精神风采。在既有研究中，孙少平在鼓荡的生活里，沉淀人生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苦难哲学”，通过艰苦“劳动”努力实现着对生命尊严的维护 2 ，书写了一部动人心魄的“失败者” 3 的个人奋斗史，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励志”书 4 。近年来，在呈现孙少平身上现代个人主义话语的同时，有人开始强调新人孙少平的混合型气质，通过“献身”，寻找超越“个人”与“社会”分裂的可能道路 5 ，在绝对冲突的二元结构社会生活中找到“一个平衡共生的中间地带” 6 。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诸多论述中，家在孙少平成长过程中的深刻意义 7 ，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孙少平最后归宿选择所起的重要作用，家和个人的关系如何得到并置，从而使个人得到身心的安置，未曾得到充分注意和阐发。
自我“离家”背后的印记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个人的崛起，是现代中国深刻变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8 而这个起点，可以追溯到80年代，更具体的事件可以“潘晓讨论”为标记。1980年，《中国青年》第5期登出了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这就是著名的“潘晓来信”，在全国范围内响起了一声惊雷，引发了无数青年人的共鸣。作为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意在引导、教育青年认真思考人生道路的问题，清理历史重负，更好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意想不到的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最后成了讨论和争鸣的焦点，“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9 之青年“宣言”，成了当时社会的最强音和青年的真实心声。这只是开始。由人道主义、文学主体性等问题的大讨论形成的广泛的文化思潮，对“西学热”特别是存在主义的拿来主义热情，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存在方式加入到“主体性”的合唱之中 10 ，昭示着一个独特的现象：个人的声音，遍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绵延起伏于整个80年代。在这滚滚潮流中，青年人所受冲击很大，不仅急于从旧有的价值系统中脱身，更热切于肯定、认可自我的主体性，急于找到通往重建人生意义的道路。客观而言，当时的中国 内地确乎处在“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时代中，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数个体都面临着从共同体中释放出来的压力。随着国家政策开始逐步为个人“松绑”，个体有了从共同体中解放出去的可能，青年人也勇敢尝试新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也必须面对由此产生的“双重压力”。 11 孙少平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寻找自己的路的。
1986 年 12 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对进城的农村知识青年而言，享受城市生活方式，竭力脱离乡土 12 、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是他们进城奋斗的最大人生意义。和潘晓年纪相仿，孙少平17岁进入县城读高中，从山乡圪垯里走到“大世界”，在城市现代文明生活的冲击下，不仅精神的窗户打开了一个小口，还抱怀着如高加林一般出人头地的渴望。这一欲求在和郝红梅恋爱失败后表现得尤其强烈，以至于他痛苦而绝望地幻想自己成了一个人物，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向曾经打败过自己的对手示威。这样的幻想在孙少平心里倏忽而逝，要到很久之后才会如幽灵般游荡回来。高中时期孙少平最大的幸运，就是“获得”了田晓霞的帮助和启蒙。广泛的文学阅读，不仅唤醒了他的自我意识，吸引着他走向远方，还帮他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赢得大家的尊重和认可。如果说阅读开启了孙少平自我探寻、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成长征程，那么劳动则不仅将孙少平拉回到现实中来，更是他塑造自我主体性的重要方式。阅读和劳动，一直是孙少平个人成长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生活主题。高中时期，顾养民被金波打，却没有选择向老师打报告，无意间给孙少平上了一堂课。孙少平第一次领悟到，做一个普通人，并不意味着要生活庸俗，日常生活同样可以磨炼一个人的人格。同学之间打架或打报告本是常事，孙少平却要将之“小题大做”。这不能不说孙少平用“心”之大。一直以来，孙少平“不愿遭受虚荣者的嘲笑”，只想“默默地、宁静地走自己的路” 13 ，也就主要对两件事最上“心”：一是直面现实生活的贫困，通过劳动，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赢得个人尊严；二是专注于自己对生活更高、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追求，通过阅读，寻找远方的世界。
尽管有城乡差异、个人出身、生活环境等的限制，孙少平仍然可以安心去追寻自我的世界。十七岁就出门远行的孙少平何以能安心？一个现实而重要的答案，无疑是家。潘晓感到人生苦恼，遭遇的第一层顿挫就是来自于家。自“五四”至80年代末，如孙玉厚这家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兄友弟恭，一家同心同德的温馨美好图景，在文学书写中从来不占据主流位置。因“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 14 ，在“五四”小说家的书写中，父权作为封建家庭的代表，是青年受家庭压迫的“首恶”。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家，深受革命新生气息的感染，不仅进一步加剧作为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的父子间的鸿沟书写，而且随着现实社会的尖锐冲突，“不但伦理秩序，整个社会都在翻转过来” 15 ，时代换了新篇，儿子远离了血缘上的父亲，找到了新的“精神之父”，父子家庭叙事也让位于阶级叙事。19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以前，在对“文革”创伤的反思和承接“五四”精神的新启蒙思想影响下，作家大多有着挥之不去的“审父”、“弑父”、“无父”情结。为了抵御现代文明带来的现代性后果，重建人文理想，这一时期的文学书写出现一种“返祖”的文化心理：“无父”的一代在荒原中寻找自己心中理想的“父亲”。在西方现代派影响下，中国的先锋作家在追寻形式、小说技巧变革的同时，在对父亲的塑造上更是表现出一种极端的不满、不屑或玩世不恭的态度。作为儿子的青年，似乎不曾自在自如地安顿于家中。
而家，却是孙少平面对和对抗现实生活苦难的依靠和力量之源。高中时期，孙少平去黄原讲故事，诸如衣服、粮票等担心的问题都被父亲和哥哥解决了。家里的事业日渐红火，可孙少平仍抑制不住青春的梦想和冲动。虽然从全家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孙少安给孙少平算了笔经济账，但孙少平觉得自己也是大人了，可以自立了。当孙少平把去外面闯荡的事情告诉父亲时，孙玉厚尽管和村里人一样，普遍接受了城乡不平等的现实，以及城市比农村更好、更优越的观念，认为城市现代生活不适合作为农民后代的孙少平，但仍支持了孙少平的选择。无法打消孙少平进城的念头后，一家人尽全力帮孙少平准备好行囊。孙玉厚还帮孙少平在城里找了一个远房亲戚，好让他在外面有个帮扶的地方。走上进城揽工之路，过上漂泊无依的生活，孙少平慢慢开始饱尝现实社会的辛酸冷暖，体验人生百态。但即使饥饿、受辱、受苦是生活的日常，孙少平依然通过阅读“消化”脊背累累伤痕的疼痛，从艰难困苦中确认个体奋斗与自我完善的意义。正因有了父亲的体贴和辛劳，孙少安作为长子对家庭的承担，孙少平才有可能暂时减少对父母家庭的物质帮助和情感安慰，放下包袱，大胆地去城市闯荡，怀抱如高加林拥抱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一样的热情，去追寻自己不具名的人生理想和意义。
家庭的穷苦，父亲和大哥为这个家庭的巨大付出和模范作用，这些都让孙少平从小便明白了家庭的重要性、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孙少平无论求学、在村里教书还是揽工中，他的生命印记中都带有无意识的家庭传承，不仅给他爱和善的能力，还帮助他将这种“过去”的力量转化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城市的世情冷暖，并不妨碍孙少平以诚相待。为不辜负对自己关爱有加的曹书记，孙少平不仅积极做好分内分外之事，还不后悔因沾血的石头而告自己舅舅的状。对待萍水相逢的小翠，孙少平亦不惜得罪自己的雇主，帮助其讨回工钱和获得自由身。这就是带着孙家仁义仪风出去的孙少平。任何时候，孙少平都不会逃避对家庭应尽的责任。在路遥其余的小说中，薛峰刚开始工作还会寄钱给家里以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后来因与城市高干子弟贺敏谈恋爱，就根本没钱或忘记寄钱回家；高加林更是沉浸于现代城市生活中，陶醉在与黄亚萍的热恋中，不再想起家中的父母。孙少平却一直注视和关心着自己的家人，不仅在物质上反哺着自己的家人，还从思想、精神上对妹妹兰香进行引导，希望她能摆脱小农思想的狭隘性，成为“家族中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 16 。
作为家的扩展性的共同体，家乡仍基本维系着乡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在村里，他的“富翁”朋友金波和他从小玩到大，在经济上帮助他，常常是雪中送炭。金波的妹妹对孙兰香，田润叶对他的哥哥孙少安也是如此。在乡里乡亲的帮扶下，孙少安顺利娶到媳妇。即使在异地他乡，孙少平不仅会想起支持和爱护他的温暖之家，还时常以无比温暖的感情想起亲爱的双水村，想起乡亲间的仁义友爱。尽管对未来的一切感到迷茫和不安，他还是拒绝了孙少安叫他回家一起奋斗的邀请。无论出门闯荡成功或失败，孙少平思想深处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有情的家乡。从小生长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中，孙少平对家乡抱有同情之了解，日益显现出他“混合型的精神气质”，“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世界的系列。……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受农村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既不纯粹是农村的状态，又非纯粹的城市型状态。” 17
也因此，孙少平深刻领悟到，处身的环境包蕴着不同的种类关系和存在秩序，他既需在这生存际遇中领会自己的生存意义，也要积极投身所处的环境，以确立自己的现实感和位置感。在双水村，孙少平仍是将自己定位为农民的儿子，严格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的位置上，从不敢逾越在这个天地里自己该有的位置。家里、村中的各种人情世故他都游刃有余，滴水不漏，是个标准的“好后生”。同是高中毕业回乡的青年，高加林就显得急躁、缺乏现实感和位置感。尽管高加林也曾“俨然像个过光景的庄稼人了” 18 ，但更多的时候表现出一种青春的冲动和报复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关注和感动于孙少平身上“向往远景、斗争不已、不被辖制的力量” 19 时，我们不能过于受到路遥浪漫笔调的影响，而忽略孙少平现实、物质的一面。田润叶给他钱，孙少平首先想到的是给奶奶买眼药水、给家里买面粉等；去黄原讲故事回来，孙少平不忘用节约下来的生活费为除王满银外的家人买各种“礼物”……在以后的日子里，孙少平不仅懂得日常生活人情中“礼物”的重要性，还懂得在人生紧要处“礼物”的流动性作用。孙少平这一灵活、实际的面向，既能帮助他克服困难，快速适应生存环境，又能促进他脚踏实地地实现自我的理想。
然而“自我”行路不免歧路纷纷，“我”该走哪条路？在意识形态的运作下，“潘晓讨论”最后有了结论。《中国青年》编辑部在肯定正当个人利益的同时，仍希望青年自我价值的提高和实现，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有效连接，“在科学认识和积极实践的基础上，逐步确立革命人生观” 20 ，做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为祖国四化大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虽然这是引导和培育一代新人成长的合理要求和期待，但表面的“大团圆”结局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青年一代的苦恼和理想渴求问题。因为这一要求和期待失去了现实针对性和感召力，也因此，潘晓的苦恼一直悬而未决，“我”们也“拒绝了革命叙事的询唤” 21 。回首来时路，孙少平似乎也渐渐远离自己的“初心”：走向世界，不是告别平凡，而是使自己不被汪洋大海的小农意识所淹没。最终，孙少平还是超克不了历史传统、家庭命运在自己生命中残损的遗留，而渴望“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流落生活而有一种稳定性” 22 。孙少平的祖辈一直过着靠土吃饭的日子，孙玉厚也曾尝试“知识改变命运”，但最终孙玉亭“回来”了，孙少安也“失败”了。家乡温暖可人的背面——一幅陈腐、落后、愚昧的人物嘴脸和道德秩序图景，也给了孙少平不断“逃离”的冲力。是故，孙少平以顽强坚韧的行动，冒着风险在城市中扎下根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曹书记告诉他矿上有指标的消息之后，孙少平就在田晓霞帮助下，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了公家 23 人。
自我回“家”的召唤
孙少平最后成为一名正式矿工，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失败” 24 。路遥因为英年早逝，很难看到他身后世界的图景：“90年代乡镇企业倒闭、矿难频发等现实，更加印证了少安、少平们的未来”，“双水村的后代们，将被‘看不见的手’驱赶到矿井中，生产出‘带血的煤’。” 25 虽然路遥一定会心痛于此情此景，但仍会觉得这就是现实。路遥曾解释过，孙少平的结局安排，“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 26 在小说中，路遥的回答是“合理”。这种现实选择“合理的涵义只有一个：‘怎样生活才能使自己的生活获得意义从而牢固地确立自己的生活？’” 27 也因此，孙少平会做出异于同时代很多青年的选择。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孙少平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成为公家人不是孙少平最初的梦想，矿工生活也不是他的长久之计。
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与矿工们一起下井，体验生活
1980年代上半叶，爱情“作为救赎的时代逻辑”，“为人生提供根本支撑性意义” 28 。潘晓最后向爱情寻求重整人生的努力，但也以失败告终。与潘晓寻求支撑人生的排序相反，孙少平的人生第一选项是爱情。孙少平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的女神——田晓霞，也曾料想这段爱情会以悲剧形式结束，最终却不是因为无法跨越的身份鸿沟，而是以田晓霞的死为结局。最好的朋友金波虽吃上了公家饭，但遗落的爱情将成为永远的伤痛。孙少平无法安慰好友，更无法向他求助，只能各自疗伤。虽然爱情、友谊都成为排除项，但孙少平最需要人生安慰的时候没有回自己的家（乡）——双水村。被正式招工进铜城矿务局前，孙少平在新思想、新生活的启蒙下，开始对社会产生了自己的憧憬和期待，去看更广阔的世界。走得再远，他自身的“根”仍在家（乡）。这个家（乡）给了他出门寻找自我的自由，更为其预留了踏实的退路。尽管如此，家（乡）给不了他充足的精神给养，也无法真正将他的身心安顿下来。毫无疑问， 不再是“流浪汉”的孙少平最后选择了“组织”——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大牙湾。孙少平不仅找到了“组织”，还组建了自己的“小家”。
大牙湾期间，孙少平在丰富社会阅历的基础上，对自己、对社会、对人生有了重新思考。这时他思想上已经成熟，整个人也变得更为豁达。孙少平又先后经历了王师傅的去世、田晓霞的去世、自己的受伤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在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沉淀下，孙少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的“根”。这不同于高中时期懵懂、本能地对家乡、家庭的眷念，而是他经历、思考后的主动选择，也可视为一种“根”的重建和升华。因此，孙少平不是被路遥放逐了 29 ，而是在异地他乡重新“扎下根来” 30 。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睿智地指出：“扎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这是最难定义的事物之一。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地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 31 这个根属于已然成年且富有独立自主责任意识的孙少平，也是孙少平的人 生在集体中新的价值确认和新的发展之源。这个作为“根”的家的确立，孙少平受惠于矿区这个集体大家庭和惠英给予他的“小家庭”。
在整个矿区，矿工们来自五湖四海，因各自相同的口音、生活习俗而划成了诸如“河南区”、“山东区”等片区。一旦融入了矿区这个大集体，河南区、山东区的身份都会自然隐退，来了这个地方，就是这里的主人。不管生命历程、经济社会阶层、家庭出身如何不同，这个大集体都会给其类似传统“家”的意义之情感归属。根据人类学研究，像矿区这种“单位”在集体认同的建构中，尤其注重“家”的意义塑造，“一是以家命名的一系列实体的建立，如‘工人之家’、‘职工之家’、‘老矿工之家’一系列活动场所就是以‘家’命名；二是体现在标语口号之中的家，如‘社区为我家，人人建设她’、‘高坑是我家，繁荣靠大家’、‘萍矿是我家，大家建设她’等等。” 32 那么，孙少平如何与这个“家”建立起紧密的连接呢？首先，矿区对于孙少平的直接影响，莫过于经济收入和物质条件的改变。这对于默默改变自身生存条件的孙少平，意义非凡。在矿区，每个人的收入回报，都和自己的劳动付出成正比。黑口口钻谁钻得多，谁赚的钱就多。通过辛苦赚来的钱，孙少平不仅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定期汇钱给父亲和妹妹，还通过“掠夺”其他人的财富而成为宿舍的“权威”，享受到劳动带来的尊严感和荣誉感。
《平凡的世界》手稿
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远远不能解决精神上的困顿或某种危机。现在的问题是，孙少平在矿区的意义感从何而来，如何建立。矿区是个相对封闭的工作生活空间，向外的流动性小，矿工们对它的依附性却很强。由于矿区的技术条件落后、安全措施不齐全等原因，矿工们日常的井下劳动除了要面对黑暗,还要面对塌方、冒顶、哑炮等生命危险。为了生存，煤矿工人通过较为严密的工作秩序要求，彼此间有了守望相助的默契，伟大的友爱精神和无形的集体观念也由此形成。孙少平入职体检没通过，因“陌生人”体检医生的“指点”和王世才家的醋，才躲过了因血压高而被煤矿辞退的命运。这让还未真正进入矿区大集体的他，感受到了世间人情的珍贵。孙少平生病了，师傅王世才及家人给了他家人般的温暖。井下作业发生意外，因为王世才的牺牲精神，安锁子才幸运地活了下来。继承王世才“遗风”的孙少平，又在救助实习工时留下了永远的“疤痕”。
一旦主体认识到所从事事业的意义，就会油然生出内源的动力与自觉性。当孙少平对自己可能会一辈子待在矿上而感到无可奈何时，田晓霞反问他这是一种理想还是对现实命运的认同。孙少平随后的一段议论，可能没有回答田晓霞的疑问，却说出了他在此阶段的一种精神境界和思想认识：
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无论你怎样想入非非，但你每天得要钻入地下去挖煤。这就是我的现实。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至于所谓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 33
此时的孙少平面对的是他的现实，不再是听从远方的召唤而四处漂泊；践行的是一种劳动的态度，不再是简单实践一种近乎自虐式的苦难哲学；关心的是千百万人的沉重，不再是关注当下和未来的“自我”。现在的孙少平，不仅可以理性地面对自己的现实和劳动，还浸入进他人的痛苦和沉重。这是孙少平身上成熟和责任的真实敞露。孙少平已经不可以任性地随时将自己从此时此地中拔出来，已经开始融入这个新的集体，将自己的苦难和这个集体中他人的苦难相连结，开始注视、关心这个“沉重世界”的此刻与未来的一切。面对现代化的驱力和矿区落后现实，孙少平鼓起创造奇迹的勇气，采取改变现实的行动。孙少平所需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是，一边下井干活，一边重新学习，力争考取煤炭技术学校。这也正好充实他无法忍受的精神匮乏。
融入了集体，并不意味着孙少平局限于当这个大家庭的“螺丝钉”。不止于此，孙少平生长出自觉的趋于集体主义的主体性。工作中，孙少平的管理方法表现得“传统”而有效。孙少平善于做人的工作，抓住积极分子，一个好汉三个帮，以管理促安全生产。针对矿区普遍存在的协议工旷工问题，他将“江湖习气”运用自如，自掏腰包请各帮派“领袖”把酒言欢，集思广益，制定出保勤奖惩办法，效果良好，并在全区获得推广。面对安锁子的“挑衅”，孙少平不是用文明的方式讲道理，而是按照矿上的规矩——拳头说话，不仅将安锁子狠狠揍了一顿，还意外当上了班长。面对组织上的任务考验，孙少平不再靠拳头和惩罚，而是以智慧和自己的实干精神，赢得了矿工拥护，领导一群文盲，成为全矿出煤率最高的班。孙少平的抱负不止于此，他开始关心起世界和人类，这表现在令人狐疑好久的《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上。这本书是孙少平受伤返回矿区前在新华书店买的。他最喜欢的书，竟然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睡前读物。 34 不管世界如何看他，孙少平依然“平等”地看待这个世界，“平等”地和遥远的西方国家首脑分享着同样的科学知识。孙少平想的并不是自己的主观享乐，而是通过个人将中国煤矿业的宏大历史愿景与世界相连接。
在这个大家里，孙少平也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正如路遥在西安矿业学院的演讲所说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从事什么工作，都不要轻视自己的工作……只要你是下功夫的、努力的、认真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在任何一个行道里都是可能有所创造的。” 35 在孙少平眼中，煤这又黑又红的东西，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源泉。他不仅深知中国的煤炭开采技术太落后，还对世界发达国家的生产情况了如指掌。第一次进城看妹妹兰香，孙少平不仅受到妹妹及其男朋友的热情招待，还在异地遇到老同学，大家一起在公园碧绿的湖水中划船、唱着动人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欢乐流溢于在场的每个人身上，但“孙少平的眼睛却潮湿起来。他透过朦胧的泪眼，看见远方地层深处的一片黑暗中，煤溜子在转动，钢梁铁柱在地压下弯曲颤抖，淌着汗水的光膀子在晃动……” 36 这不是孙少平要扫大家的兴，也不是出现幻觉，而是他那淳朴的矿工情怀被深深触动了：我们掏炭者的苦血没有白流，大家的幸福正是我们苦难和价值的体现。在这里，孙少平深深体认到，个人劳动得到价值体现，为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只有投身到历史前进的潮流，与个人岗位、国家集体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个人的理想追求与自我价值。这也是路遥对社会主义理想经验的一种执守。
孙少平在大牙湾找到的自己的“小家”，就是与惠英嫂结合的“家庭”。孙少平和惠英嫂的结合是合理的，正如他觉得金秀与顾养民的结合是合理的一样。读者猜测孙少平会与惠英嫂在一起，大概是因为小说结尾处的场面：“他上了二级平台，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37
孙少平下了火车，看见的不是“惠英嫂”，而是他的“惠英”。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是惠英头上的“红纱巾”。在中国传统婚姻礼俗中，“红纱巾”可视作新娘出嫁那天红盖头的同义象征，洋溢着新家庭生活的喜悦和幸福。孙少平除夕之夜醉酒之后的成熟反应，明明一语道破妈妈每日对孙少平的期待，孙少平关于家的美好愿景时不时回荡在惠英嫂的院落，都或明或暗地揭示一个事实：孙少平和惠英嫂最后会在一起。但欣赏这幅美丽画面时，明明作为“儿子”的角色不应忽略。
“儿子”的存在，才构成真正完整的“家”，才凸显了孙少平回“家”的意义：孙少平从男子汉成为了父亲。事实上，王世才短暂的出场，让明明成了一个“孤儿”。从孙少平与王世才一家相遇开始，孙少平就逐渐成了明明现实和心理上的“父亲”。第一次见面，明明就不怯生地跑到孙少平的身上玩耍。往后的日子里，孙少平不知不觉和“明明之间建立了一种无法言传的感情” 38 ，不论是彼此习惯了“礼物”的物质传达，还是时间上的情感陪伴。明明从孙少平那不仅获得陪伴和欢乐，还感觉到来自孙少平父亲般的温暖和安全感。孙少平也经由明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父性和责任，发现了真正的自己。也因此，孙少平对明明的厚爱要超过对哥哥的儿子虎子。明明参加校运会，孙少平主动请假帮他喊“加油”。为明明喊加油时，孙少平也变成了一个孩子，热望一种和明明一起的胜利。明明赢得冠军，孙少平一把抱住明明和小黑，眼睛都湿润了。在孙少平眼里，明明的冠军意义，远胜过他的“青年突击手”。因为“父爱”不能缺席，也因此孙少平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从几年的流浪汉生活到矿上的工作岁月，孙少平终于认清了自己生命的核心：“回家比任何其他的事情都重要。” 39 最后，孙少平穿着风雨衣，用新墨镜遮掩着脸上的疤痕，以自己的“新”形象等待着惠英和明明接他回家，犹如尤利西斯打扮成乞丐找到回家的路。孙少平和尤利西斯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他们都在进行一场自我寻找、自我教化、自我发现的伟业。“这项事业不是建立在勇敢和自信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怀疑和困惑的基础上。当他在远方陷入困境时，他无意中意识到，应该找到一个地方回去，一个可以落脚的家，他就生成了尤利西斯的意象。不能把父亲看成制度、建设者、经济来源和管制家庭的统治者。父亲是弃家去战斗的人，又从战斗中回来的人。” 40 是故，个人身心真正得到安顿，还需要深深地沉浸到世俗的日常生活中，也即家庭纷扰的烟火气。
矿区真是个神奇的地方，竟让“漂泊”惯了的孙少平生出“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 41 。在这里，孙少平将“自我”深深地扎进自己的“大家”和“小家”。这个“家”是他不断向下伸展的根，支撑起他直面现实人生的勇气，重新安顿好自己的身和心。这是孙少平的选择，一种合理的现实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孙少平告别了原初的家（乡），“背弃”了自我的理想。孙少平从离开最初温馨的家（乡）去追求个人主义生活，最后重新回到集体主义生活中去，回到与惠英一起建筑的新家庭中去。这看似是孙少平一段原地踏步的回家旅程。正相反，这个“家”，在乡土社会儒家仁义传统、社会主义理想经验和自我生长结合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意义和寄寓：传统家庭的世俗性与神圣性得以有效连结，旧有的社会主义传统得以重新迸发活力，自我有了更大的现实承纳能力而趋向更加健全健康的个人主义。于此，这一现实合理的选择，又包蕴着一种理想书写：提供了一种对世界新的想象，以及面向现实及未来的可能选择。
结语
当潘晓们“身心不安”而无所寄托，新人高加林走向“虚无而自我，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目光，炙热地注视着正在展开的未来” 42 ，“80年代的新潮写作中充满着《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那种无功而返的成长模式” 43 时，孙少平回家的故事听起来一点都不“新”。但回答面对深刻复杂的社会转型，自我如何找寻一种较好的应对方式，给生命以安顿时，家可以作为重新安置主体的一种资源。在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丰裕等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其所生产出的累积性社会主义危机 44 ，特别是当下，我们感同身受的是一种对崇高理想的巨大虚置，对金钱财富的执着追求，和精神无法承受社会发展之重的无可奈何。只要望向中国社会精神轨迹的深处，孙少平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显得 “旧”，却合理有效。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个人和家庭作为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反命题横亘在百年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 45 现代意味着拯救，传统则意味着毁灭，这 两种对立的观念盘亘在人们的大脑和心灵深处。路遥为孙少平做出的职业选择和人生归宿，将饱含自觉的个人与家的观念并置，正好弥合了这种对立，也给了我们一个“微弱的弥赛亚力量”，使我们有力量去追求那曾为我们所亲身感受过的价值 46 ，抵挡存在之虚无的侵袭。
在某一层面上，路遥对孙少平回家的书写，也解构着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还乡”母题叙事的总体框架：“一个远游多年的知识者，回到或拟想中回到故乡，目睹故乡衰微破败景象及乡人亲友的贫苦麻木状态，回忆昔年故乡的美好形象，思及今日自己的困顿，不免无限感慨。” 47 离乡不意味着拔根，扎根并不只有返乡才是唯一途径。在此意义上，路遥重新诠释了传统中国的“安土重迁”，与孔飞力的解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离与情感和经济上的相联并存，这就是中国迁移文化的基本特征。” 48 这也预示着中国新一代移民有更多“务实”的选择，不是落叶归根，而是落叶生根。“‘安土重迁’与‘迁移发展’这一对看似对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国人对于‘家’和‘家乡’之浓厚情感与执着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对立的统一。” 49 不过，与孙少平相比，现在的情况更复杂、更具不确定性，个人的扎根行动会显得更为艰难，甚至会变成无可奈何之事。但正因为如此，孙少平对“家”的探寻与回归，才更值得重视与思考。
1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规划了新的方向：“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9-210页。
2 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71-173页。
3 金理：《在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回望孙少平》，《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4 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5 罗雅琳：《“新人”的复杂谱系与连续性的塑造——论路遥的“改革”写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
6 杨晓帆：《路遥论》，第170-171页。
7 “在孙少平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阻隔了孙少平对更广大世界的精神追求”，一方面也强调了“传统乡土中国重亲情礼仪的家庭原则，不仅约束了高加林式的个人主义冲动，也让农村青年在‘拔根’的同时避免成为无所依傍的浮萍”。杨晓帆：《路遥论》，第167-169页；虽然“为孙少平安排一个幸福的结局，那个卑微然而温暖的家就像一枚硕大的勋章，是对他的个性成熟以及社会化的最终完成的奖掖”，但回归家庭“主要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责任”，也需要注意“那种认为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高度一体的看法有多么虚幻”。倪伟：《平凡的超越：路遥与80年代文化征候》，《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以上观点，既是本文论述的基础，也是起点。与之不同的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是，孙少平如何寻找自我回家的路，为何会生根在矿上。
8 [挪威]贺美德、鲁纳编著：《“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许烨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导论，第1页。
9 赵林：《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10 刘再复：《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282页；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67页。
11 “更不幸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改革虽然确乎是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但由于：在城市，这意味着无数的个体被从除经济维度外尚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意涵的社会主义单位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在乡村，则意味着无数个体被从组织严密、管理严格，同时规划设计亦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内涵的农村集体经济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因此，中国大陆当代这种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事实上也伴随着个体被从生活—伦理—精神共同体中释放出来这一巨大问题，这样，就使得中国大陆当代的改革就精神—主体层面言，其所遭受的压力便是双重的，一方面处身于此境遇中的中国当代个体必需承受从一种现代性到另一种现代性的快速压迫性转变，另一方面他还必需同时承受从传统直接迈入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主体形式的现代型社会所要承受的精神—主体问题。”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12 蔡翔指出，科举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导致了中国乡村读书人企图脱离乡村生活的一种趋势。不过，在传统的社会里面，这一问题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由于现代知识的进入，对乡村的颠覆成为普遍现象。参见张书群整理：《“80年代”文学：历史对话的可能性——“路遥与‘80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文艺争鸣》，2011年第16期。
13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以下《平凡的世界》原文引用均出自该版。
14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15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06-407页。
16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142页。
17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391页。
18 路遥：《路遥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19 金理：《在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回望孙少平》。
20 本刊编辑部：《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中国青年》，1981年第6期。
21 李建立：《“人生”问题与人道主义传播的困境——以“潘晓讨论”为参照重读〈无主题变奏〉》，《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
22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244页。
23 “公家”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延安时期。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公家并不是脱离私人家庭领域的社会领域；它是革命者所属的新家庭。延安的革命者们拒绝继承传统儒家家庭，而是围绕“公家”的概念，发展出另一套集体主义伦理。从1949年起，随着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这两种模型的“家庭”很快融合在一起。参见[澳]薄大伟：《单位的前世今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与治理》，柴彦威等译，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8-50、61页。
24 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
25 同上。
26 路遥：《路遥全集 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第59页。
27 [俄] C·谢·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王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11页。
28 贺照田：《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人间出版社，2016年，第114-115页。
29 关于孙少平最后的选择和归宿，有评论者这样强调：“路遥在这里编造的是一个梦，他已经痛苦地看到‘老土地’不可避免的厄运，但他仍然试图通过文学来证明‘老土地’在‘新生活’中的重要位置。结果是他亲自放逐了心爱的主人公——通过孙少平，路遥已经看到了‘老土地’及其负载的情感、价值只能在城市的倾轧之下，一步步退后，退到历史之外。”周洋：《在“老土地”与“新生活”之间——路遥小说中的城市与乡村》，上海师范大学2007年度硕士论文，第42页。关于农村知识青年在“新生活”与“老土地”之间的选择，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如此回答道：“以后，既不是作家的原因，也不是批评家的原因，仍然是因为社会生活发展的原因，千千万万的高加林们还要离开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63页。孙少平的结局也在此之列。
30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165页。
31 [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3页。
32 梅方权：《安源矿工：转型期的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33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72页。
34 参见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
35 路遥：《路遥全集 早晨从中午开始》，第230页。
36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144页。
37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419页。
38 同上，第350页。
39 [意]鲁格·肇嘉：《父性》，张敏、王锦霞、米卫文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第103页。
40 [意]鲁格·肇嘉：《父性》，第116页。
41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401页。
42 黄平： 《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虚无——从“潘晓讨论”到“高加林难题”》，《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
43 罗雅琳：《“新人”的复杂谱系与连续性的塑造——论路遥的“改革”写作》。
44 比如，“对平等主义的实际的驱逐，导致社会分层的合法化，并进而导致更为严重的两极化；对科层制的强调，实际取消了群众参与的可能性，并进而导致下层群众的尊严的消失；个人生活世界的合法性确立，同时公共领域却在逐渐萎缩，阻碍群众进入公共领域的，除了政治，还在于个人欲望的无节制的生产——这一生产来自于商品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当个人进入这样一种资本的逻辑，除了对于个人的热忱，同时生产出对公共领域的冷漠；‘主人’概念的消亡，使得下层群众再次也是仅仅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格’的劳动力，劳动再次进入一种异化的状态；未来再次失去，‘西方’成为我们的未来，任何一种创造性的思想都可能被视为左翼思潮的‘复辟’，等等。”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8-389页。
45 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4-95页。
46 [德]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见[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66页。
47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48 [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42页。
4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