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古代的科举制度？

　　

　　 ·田玉川

　　科举制度，始于隋、兴于唐、宋、元、明、清，达1300多年，是实行时间最长的官吏选拔制度。

　　在此制度之前，选拔官吏的制度有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皆以出身、门第为标准，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那些由因缘、师徒、乡亲等结成的官僚集团，往往给皇权构成很大的威胁。当政者选拔官吏加强皇权的目的不仅未达到，反而使专制皇权受到官僚集团的削弱或控制。两汉及魏晋的豪强地主及士族等横行，就是不利的选拔官吏制度所造成的后果。

　　所以，唐初，由于均田制及租康调制的推行，广大的自耕农及中小地主成为统治的基础，选拔其中的优秀者入仕为官，既可扩大统治的力量，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又可抑制官僚豪强对皇权的威胁。因此，唐朝沿用了隋的科举制，并加以完善。《文献通考》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制，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箕，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由此可见，所考科目，大多为“政治试题”，以儒学经典为主。所谓“五经”者，即唐太宗要求编篡的《五经正义》（指颜师古考定的《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为最重要的科目。虽也没有明算、明法、医药、历史等科目，但都只是辅助。因为科举考试的目的是：“尊儒重道”，所以，儒家学说是最重要的考试内容。

　　自唐以降，以至于清，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就成了历代科举考试的法定内容。从元代开始。还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标准答案。如此这般，就把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与教育、科举考试与选拔官史结合起来了。儒家经典成为每个考生的必修主课、只有字字句句都深入到其心灵之中，考试时才能有所感悟，有所阐发。全社会也因此视儒家经典为圣书，孔子的地位也一升再升，被尊奉为“万世师表”的“圣人”。

　　由于凡是参加科举考试者都是“十年寒窗、九载熬油”所读的皆是圣人之经典，因此，他们也都自称为“圣人门徒”，俗称为儒生。

　　由于开科取士，就是为加强皇权专制网络统治人才，所以，从科目的设置，各级主考官的任命，到最高级的“制举”“殿试”“钦点”，无不是皇帝直接或间接地在考试选拔。所以，凡中举有功名者，皆称为“天子门生”，享有一定的诸如免役、免税，见官不跪等特权。这样，对于士子而言，“圣人门徒”与“天子门生”就集于一身了。而“学而优则仕”后，又成为一方“父母官”，正式成为皇权驭民的工具。

　　因此，科举制度是连接皇权专制的粘和剂。它通过士子读圣贤书，更加崇孔崇儒，使官方的意识形态教化从幼童和老迈，终生进行，深入到骨髓和灵魂。

　　同时，通过科举考试，使“天下英才，入吾彀中矣”（唐太宗李世民语），皇权用功名利禄笼络他们，使之效忠卖命。“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语），士子所读的圣贤书中所说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事实上都被皇权的功名利禄所收买。士子充当了皇权驭民的工具。反过来，“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使一批又一批的士子，变成了皇帝的“爱卿”，变成了百姓的“父母官”，他们来自于民，反过来又驭民，成为农耕社会的管理者。他们上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下统治着父母之邦的父老乡亲，自身又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体现者。

　　朝为无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宋真宗的《劝学文》尽言读书做官的好处。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科举能改变个人乃至家族的命运，一旦中举，“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旦看遍长安花”（杜牧诗），不再是梦想，光宗耀祖，扬名乡里，也变为现实。

　　以唐朝为例，宰相共368人，进士出身者达142人。纵观唐宋的英才，诸如张九龄、郭子仪、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柳公仅、杜牧、范仲淹、包拯、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载、沈括……无一不是科第出身。明朝更明文规定，非科第出身，不能为官。这样，为官之道就只有科举这根独木桥了。

　　皇权通过科举，加强了对士子的人身控制；通过读经崇儒，加强对士子的思想控制。他们走上功名利禄之路，所依恃和仰仗的全是皇权，因而心甘情愿匍匐于皇权脚下，甘为奴仆。他们穷经皓首所为，惟有功名利禄。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

　　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尽言科举扼杀人才之流弊。

　　同时，科举的指挥棒，也把教育拉入了歧途。“储才以应科目”，读书只为科举，科举只有当官，教育只随科举转。

　　而所读书，只有“四书五经”这样的“政治课本”，对除此以外的诸如算学、医学、天文等实用书目，一概排斥。科举不考，士子也就不读了。

　　明仁宗说：“大抵国家取士为政治之本”，科举其实就是为了选拔和培养政治统治人才。

　　的确，科第出身者，不少是清官、贤臣，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向为世人所称道。像宋之包拯、明之海瑞、清之王杰等便是。同时，他们与官场上的腐朽势力相对抗，扮演着腐败官场“清道夫”的角色。像唐代的牛李党争，明代的东林党人与宦阉集团的斗争等，都等于为官场清除了脏污，也表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某些优秀品德。

　　所以，科举取士有利于遏制皇权体制的迅速腐化，同时，也有利于推行所谓的“仁政”，施德于民。

　　在皇帝的想象中，读圣贤书出身的官吏，一定不会那么贪暴。因而会成为好官，也就会造福一方，稳定一方，让皇帝的“浩荡皇恩”传播于一方。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历朝历代的大贪恶贪，大多还不是科第出身吗？黑暗的官场像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一样，把一个个一身正气，无私爱民的读书人，都酱得又黑又臭又硬。他们争做这个酱缸养的蛆，不愿离开，更不会去打碎它，连想都不敢想。

　　科举之弊至此，已积重难返。清初，曾试图用科举笼络士子入仕，为加强统治服务，但其流弊日深，亦难以所用。清世祖对此也深有感慨，据《东华录》载：“国家崇儒重道，各地设立学官。今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礼，举孝廉，成进士，重视此学员也！比来各府州县生员，有不通文义，倡优隶卒本身及子弟，厕身学宫，甚者出入衙门，交结官府，霸占地土，武断乡曲。国家养贤之地，竟为此辈藏垢纳污之所。又提学官未出都门，在京各官开单属托；既到地方，提学官又采访乡绅子弟亲戚，曲意逢迎。甚至贿赂公行，照等定价；督学之门，竟同商贾；正案之外，另有续案；续案之外，又有寄学，并不报部入册。以致白丁豪富，易滥衣巾，孤寒饱学，终身淹饰……种种情弊，深可痛恨。”原本“赏儒重道”为加强统治，却无显效；原本“培养教化”为得可用之才，却使科场变成了一个功利市场，为何？“种种情弊，深可痛恨”，也无可奈何。这位“顺治爷”不会明白，科举之弊，其实就是皇权之弊；士子堕落，正是世风堕落。根除其弊，非动根本不可。

　　而士作为知识分子，也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只有效忠皇权的本分，没有人身和精神的独立和自由。连秦汉及以前士仗剑走天下的勇武都丧失了，更不会像西方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而具有除专业知识之外必须关切国家乃至人类的命运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为了忠君。因为只有忠臣，才能做官。不然，无官可做，就一无所有了。所谓的“士志于道”，即是为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