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三世纪危机的产生原因，是否可以避免？
古罗马三世纪危机得根源是否是马改？可以避免吗？
作为一个纯小白，斗胆写下本人的一点见解，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二。
诚然，在包括《世界史》、《全球通史》等大多数教材会将奴隶制的衰落和奴隶制社会矛盾激化描述为诱发三世纪危机的主因，以至于中学生的题目也是这样出的:
这种大有来头的观点在吴、齐主编的《世界史》上总结得十分详细:
罗马的奴隶制在帝国前期（公元2-3世纪）获得高度发展，后即日渐腐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奴隶被迫从事生产劳动，不仅缺乏劳动积极性，而且也妨碍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上奴隶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斗争，奴隶价格又不断上涨，因此，生产的成本增加而劳动生产率相应降低，使用奴隶劳动已越来越无利可图了。在意大利，首先是农业出现凋敝之势，经营葡萄和橄榄业的奴隶制庄园入不敷出，大多改为牧场或任其荒芜，生产急剧萎缩。安敦尼王朝的皇帝为了遏止农业衰落，曾采取多种措施，如涅尔瓦设立低利贷款基金，并购买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图拉真规定元老必须以1/3的财产投资于意大利农业等，但都收效甚微。到3世纪，农业危机波及北非和高卢等行省地区，出现了全面衰退趋势。这时，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并与市场有着联系的大田庄，开始转变为主要剥削隶农和具有自给自足倾向的大庄园，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在共和后期和帝国前期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各城市手工业，也因为奴隶劳动生产率低下和行省手工业产品竞争和排挤而衰落下来。农业和手工业的衰退，必然导致商业萧条和城市没落，而社会动乱和交通梗塞以及帝国政府横征暴敛的财政金融政策，更是加剧了这一过程。罗马帝国社会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享用奴隶劳动创造的财富，生活日益腐化。他们不仅建造豪华的宫殿、别墅，将大量土地围成花园和猎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且挥霍大量钱财，举办各种庆典娱乐活动，寻欢作乐。据统计，1世纪中罗马节庆娱乐日每年为66天，2世纪时增加到123天，到4世纪则增至175天。另一方面，奴隶制给罗马社会留下了毒刺，使自由民鄙视生产劳动，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大量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流氓无产者人数与日俱增。1世纪时，罗马流氓无产者约有20万﹣30万人，到3世纪、4世纪竟达80万人左右。他们游手好闲，完全依靠社会赈济和富人的施舍，过着寄生的生活，成为罗马社会的一大赘瘤。帝国国家机器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事力量，更是需要浩繁的经费开支。皇室和宫廷的奢侈浪费也耗费大量钱财。在经济衰退，财政负担加重和税收缩减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强令各城市议会负责征集赋税，欠税则由市议员补足。许多市议员不堪重负，宁肯出售土地，释放奴隶，放弃市议员资格，降为小农，甚至有些市议员沦为隶农或逃亡他乡。这样，城市中等阶层便没落了，不复成为帝国的支柱。不过，本人参考诸如《企鹅欧洲史》、《罗马研究史入门》、《公元3世纪罗马政治与体制变革研究》等材料对于3世纪罗马危机的缘由所作出一点额外的补充，也是个人的一点假设:
①军队的权限过高所带来的政治危机
②对外贸易逆差过大带来的财政危机（有争议，待考）
③逐渐崛起的蛮族所带来的外患危机
对于第一点，其隐患很多答主都推给了共和时代的行政官马略。在西庇阿家族的姻亲、格拉古两兄弟任护民官推动土地改革失败后（有人认为他们是妄图成为僭主，总之元老院的贵族们利用政治正确的优势清洗了他们），平民派的另一位，在与朱古达的战役中取得巨大成功马略也是通过和凯撒家联姻跻身行政官的当选队伍中。在与朱古达战役中，马略为了缓解兵源短缺，废除了征兵中对财产资格的要求，在这种新型征兵方式下，马略的军队出现大量无产士兵（proletarii），如此一来便开启了从公民义务军到职业军人的转化，老兵有期望从上司得到土地等资产的需求，致使军队日趋私人化，而随着在2世纪晚期元老院逐渐丧失军权，长官特别是有野心的长官成为了派系斗争的军阀，这之后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苏拉大战马略。不过我想要补充的是，早在马略之前罗马的行政官就意识到军队的力量:
公元前2世纪，雄心勃勃的罗马男人有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职务不断升迁，从财务官（quaestor）一直到执政官（consul）。无论是文职还是军职，每个职务都有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共有32位行政官，他们拥有动议权，似乎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府，而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相互竞争的个体的集合，每个人的任期只有一年。他们的权力有两种，一种是占卜权（auspicium），即代表国家咨询神灵的权力，另外一种是治权（imperium），即指挥罗马城或战场上的军队的权力。这两种权力都被视为对罗马国王所拥有权力的延续。罗慕路斯在建立罗马城时祈求并且得到了上天的吉兆。如果两位执政官都死于任上，占卜权就会回到元老院手中，元老院可以任命临时执政官，临时执政官将组织选举，以选出新的执政官，确保占卜权的延续性。关于临时执政官的名称“interrex”（“临时的国王”或“过渡的国王”），有这样一种认识，即这一职位可以追溯到王政时期。罗马人认为治权是当年国王统治罗马并带兵打仗时所凭借的权力，两位执政官继承了这种权力。他们共同掌权，避免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两人也轮流拥有治权的象征。公元前2世纪，级别低一些的行政官也拥有了治权，不过权力比执政官的要小，而且是根据职位界定的。包括当代对罗马的政治与军事扩张的研究，也指出了军队是国家不得不依仗的巨大力量:
罗马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 imperium ，来源于动词 impero , imperare ，意为命令、指挥。 Imperium 的基本意思是指挥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引申指权力所及的地区。英文词 imperialism 即来源于 imperium ,但是在罗马人的词汇中，却没有对应于 imperialism 的词汇。在霍布森和列宁的分析框架中，帝国主义是工业革命时代后的国际政治形象，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表现方式是以政府行为寻求资源和土地来输出资本和产品。对于霍布森和列宁来说，帝国主义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不适用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但是经济学家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在《帝国主义的社会学》(1919）一文中则认为，当代大国的帝国主义是前工业时代侵略性、军事化社会结构的延续。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进步的反题。在他的分析中，古代帝国是战争机器，最初在战争的需要下产生，但一旦产生便会寻求新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罗马共和时代的扩张符合熊彼特的"战争机器模式"
罗马逐渐树立了支配世界的宏伟目标，而支撑这一目标的是政体的独特优势。这是波利比乌斯对于罗马扩张的看法，我们不妨加上其他几条不那么有意为之的原因：首先，元老院成员需要获得军功，以此助推自己的升迁，西庇阿家族就是这样；其次，经济上的考虑刺激着罗马精英和民众从事战争；最后，罗马每年需要征用同盟的人力上战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在事实上免除了当年的税收，长此以往，罗马将失去与其同盟团结在一起的手段。这些原因在罗马国家结构的深层发挥作用，促使罗马不断发动战争。正确认识到帝国本质是皇帝个人的私有物，马可·奥勒留把皇位传给他的儿子康茂德，打破了五贤帝时期的“禅让”传统。上述私心的观点更进一步，将军队拥护的对象从帝国整体转移到皇帝本人身上，这不是更容易推导出来吗？反过来说谁的兵多马壮凝聚力强谁不是更有资格称王？因而事实上，根基浅的首领都会重视来自他们从军时武装下属的力量。起身于行伍的塞维鲁临终前告诫儿子们:“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可以一概不管！”他的儿子卡拉卡拉当然也延续这样的军事专制政策，但其他人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野心家会笼络士兵，而对待遇不满的士兵们也会另寻高枝。卡拉卡拉之后许多皇帝要么被哗变的士兵所杀（如亚历山大·塞维鲁、戈尔狄亚努斯三世、伽卢斯），要么稀里糊涂被士兵拥立（如戈尔迪安三世、德基乌斯），整个朝堂宛若玩具一般随意揉捏。
古代作家倾向于将瓦莱里安的儿子盖勒里努斯颁布排斥元老干涉军事的敕令当作元首独揽军权的标志，不过军事行政两分离是长期以来的发展，军事上也有骑士总督这个新阶层代替元老总督。不得不再提一点，元首在本属元老院的领域渗透个人的势力时，其近卫军特别是近卫军长官地位不断上升，逐步掌握了行政权、司法权。塞维鲁王朝时期近卫军长官权限膨胀到甚至可以代表元首行使职权。公元217卡拉卡拉的近卫军长官马克里努斯谋杀元首，开创了近卫军长官直接成为元首的先例。此外我还考虑到，可能过高的士兵待遇也是促进生产者（农民）尤其是被殖民地区的生产者与军队激烈的冲突。
军队对边界地区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公元2世纪的不列颠，在400万左右的居民中驻扎着约6万名罗马士兵，军民比例为1:65。当然，不列颠是一个重兵把守的边界行省，但即使在像埃及那样和平的“核心”行省，其人口和不列颠差不多，在400万和500万人之间，可能也有1万名士兵长期驻守。公元238年，在色雷斯（今天的保加利亚）一个名叫斯卡普托帕拉（Skaptopara）的村庄里，居民向皇帝戈尔迪安三世（Gordian III，238—244年在位）发出了一封迫切的请愿书。他们解释说，他们的村子位置优越，这里的温泉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且在距离村子3千米的地方，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有名的集市。包括总督在内的罗马高级官员经常来到这个村子来享受温泉浴（体质娇弱的意大利人经常发现巴尔干半岛的气候难以忍受，如诗人奥维德在公元8年被流放到黑海的托弥，他在那里饱受消化不良、失眠、发烧和各种疼痛的折磨）。然而，斯卡普托帕拉也恰好位于连接两座军营的道路之上。在两处军营之间往返的路上，士兵们经常会在这个村子落脚，享用这里的温泉。这里的村民需要无偿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必需品。士兵们来来往往，这个原本十分繁荣的村子变得一贫如洗。虽然行省总督试图遏制这种滥用职权的现象，却丝毫没有改变现状，所以村民们现在不得不请求皇帝本人介入此事。而皇帝的回应没有任何帮助，他让他们再回去找总督。在斯卡普托帕拉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军队显然不受欢迎，而这并不是例外。在哈德良长城南边的军事化区域达勒姆郡和北约克郡，没有城市，乡下别墅也很少，在当地的遗址能够找到的罗马硬币和人工制品很少，大部分当地人口布莱甘特人（Brigantes）依然生活在传统的圆形房屋里，变得日益贫困。显然，在不列颠北部大量驻军像寄生虫一样影响着在边界区域生活的居民，使得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出现停滞。如果还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特别是罗斯托夫采夫将殖民地区的矛盾扩大为“城市资产阶级与乡村群众的敌对”，可以表述为如下观点:
社会经济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罗马帝国社会矛盾尖锐起来。处于苛政、重税和战乱之下的小农，难以维持其地位，纷纷把土地献给大地主以求庇护，然后再从地主手中租种土地，变成佃农。因此庇护制逐渐盛行，成为贫苦农民向隶农转化的新途径。在高卢、北非和埃及等行省中，大批隶农即从庇护制中产生出来。在此时期，隶农制获得进一步发展，其来源除了贫苦农民和奴隶以外，又增加了迁入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部落居民。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开始于马可．奥勒略时代，到3世纪则大批涌进罗马。其中，许多人后来被安置在帝国边境地区，在移居地逐渐沦为隶农。在当时，由于奴隶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逐步转为反动，隶农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日益加重，地位日渐降低，渐渐丧失了原有的自由身份，加强了对大地主及其土地的依附性。这样，奴隶、隶农和贫苦农民的差别缩小了，他们的地位十分接近，这就为广大下层群众联合起来展开反抗斗争，创造了便利条件。马恩的观点也是借鉴自丹麦罗马史学家尼布尔，重点强调了罗马历史上土地制度和平贵斗争问题，系统讨论了平民起源、“公地”（ager publicus）概念、拥有与占有（possessio）土地的区别、平贵斗争的实质和对罗马国家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可能是因为尼布尔憎恨暴力革命，对法国大革命难以接受，所以与以往观点不同的是他不认为罗马早期历史上的土地法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公地”为国家所有国家有权干预公地分配和使用。
爱德华·吉本以讥讽的态度指责帝国过于倾向基督教是一种有害的、违反安敦尼朝各异教和平的罗马优良传统。然而本人猜测，造成罗马士兵离心离德更有可能是因为士兵内部暗自信仰传自雅利安人的密特拉教(Mithraism) ，这种教义与公民宗教的教义伦理迥乎不同，主神荣耀的地方被密特拉神宰杀神圣公牛的画像占据着，这种神必须为自己献祭的行为是否也在暗示士兵们对皇帝的态度?再看第二点，关于三世纪的罗马经济，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是“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学界普遍认为军事混乱时期是帝国经济的衰败期，除了维特尔认为“文献夸大了战争和瘟疫造成的荒地数量，荒地是地区性的而非普遍性的现象”，对经济衰败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撰写《古罗马经济史》的弗兰克认为早在安敦尼王朝已经埋了雷，塞维鲁统治时期大量的财产没收导致的元首地产膨胀是帝国经济衰败原因之一，且当时地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罗马经济的大头——意大利地区经济急剧衰落。《剑桥古代史》的作家认为虽然3世纪存在普遍的经济危机，不过此期间是不列颠发展的高峰，阿非利加、埃及、叙利亚、帕尔米拉也是经济危机中的特例。而琼斯在《284～602年晚期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研究》提到货币贬值引发的通货膨胀使得政府几乎放弃了货币经济。
为什么通货膨胀如此严重呢？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卡拉卡拉听从了其父塞维鲁的遗言，大肆扩张军队规模，塞维鲁王朝时期常备军的规模增加了一倍，军人的报酬也承诺提高了50%，这笔庞大的军费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卡拉卡拉不得不降低货币成色（卡拉卡拉时代发行的新银币由于成色得不到保证以至于贸易回退至以物易物）。此外收税也十分困难，卡拉卡拉颁布了授予全体自由民罗马公民权的敕令，但其目的却是扩大帝国可以征税的对象以弥补财政空虚。
可以说军队开支是一方面但绝不是全部，我的一个猜测是当时大量来自亚洲内陆国家的奢饰品风靡罗马帝国，掏空了财政的口袋。
一艘名为赫尔马博伦（Hermapollon）的罗马商船从印度南部的穆吉利斯（Muziris）运到红海的。我们可以自信地对这艘船的航程加以重现：从红海到亚丁湾，30天；顺季风方向横渡印度洋，20天；在穆吉利斯等待季风转向，3至4个月；之后再用50天的时间回到波伦尼克。可见，完成整个航程需要将近8个月的时间。在从印度回到红海的单程航行中，这艘船上装载的货物包括象牙、华美的织物和产自恒河流域的甘松香油（一种芳香油）等等。根据莎草纸的记录，其价值约为700万赛斯特斯。为了更好地理解700万赛斯特斯到底是多少，我们举一个例子：据估计，900万赛斯特斯足以给和庞贝差不多大的城市配齐所有必需的公共和便利设施。可见，这艘船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浮动的宝库。在这条贸易通道东端的斯里兰卡和印度南部，人们发现了数量多到难以置信的罗马硬币，还有许多运输用的罐子和罗马青铜和玻璃器皿。在珀汀格尔古地图（前文提到的公元4或5世纪的罗马帝国地图）上，在穆吉利斯附近标记了一个“奥古斯都神庙”，而这可能意味着印度南部有一个永久的罗马贸易站。而罗马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额简直是不值一提，如此巨大的逆差之下白银飞似的流到外族人的口袋，怪不得卡拉卡拉不得不降低新货币成色呢。
（补充:据知乎用户苏埃托尼乌斯考证，我的上述想法不知怎的与孟德斯鸠雷同，苏认为罗马的玻璃在印度也很受欢迎，没有证据证明罗马对外贸易逆差大）
前面提到的卡拉卡拉敕令，其实它也变相消除了意大利地区（帝国初期的政治中心）与行省的差距，地中海的东部地区（现在的巴尔干半岛、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等地）不得不说是因祸得福，由于一定历史地理因素，抗压能力比原先的西部地区强，帝国的经济因而发生自西向东的转移，也为日后君士坦丁一世选择在东部地区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埋下伏笔。
最后看第三条。早在1～2世纪就与罗马结仇却对当时强盛的罗马军团有心无力的日耳曼部落在3世纪时迅速崛起，其中的一支阿拉曼尼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法兰克人则摧毁罗马在莱茵河中下游设置的防线进入高卢地区。帝国的东部则有哥特人越过多瑙河下游和黑海占据博斯普鲁王国和色雷斯，屡次劫掠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地区。额外提一下位于伊朗高原东北、里海东南一带的和罗马相爱相杀的帕提亚王国（尽管在3世纪时与罗马斗争的是它的后继者“萨珊-波斯帝国”），也就是我国古书上的“安息”。在2世纪前除了克拉苏那场耻辱性的大败之外帕提亚其实在罗马手上讨不到什么便宜，然而在帕提亚王国内乱之际，萨珊王朝国王阿尔达希尔一世杀死了帕提亚最后一个国王，两年后整个帕提亚帝国都落入了萨珊手里，也包括了其对抗罗马——主要是争夺亚美利亚和两河地区的事业。顺带萨珊的文化传承和认同都来自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这也是他们被称为萨珊波斯的由来。
可以进一步考察为何此时帝国的防御力量衰落至此，传统观点认为主因在于3世纪时军队里比例激增的蛮族人，“（意大利参军公民）从奥古斯都时代的65%, 到了3世纪卡拉卡拉时代下降到不足10%” 军队蛮族化大概分为两种模式:征召个体蛮族（多为法兰克人、阿拉曼尼人、哥特人）入伍，数量由少到多影响力也随之增大；其二是罗马内战期间，为平定内乱而与蛮族部落联盟迅速集结部队。蛮族因为意识形态迥然不同，不能指望他们会对罗马有什么忠诚之心，而且恩格斯也指出:“来自罗马各行省和没有被征服国家的蛮族, 已成了各军团主力, 从此以后罗马步兵的特点便消失了。……分编为大队的军团又变成了笨拙的方阵。”说明军事技术和战术层面的变化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如何保持军队的忠诚之心呢？除了前文提到的用金钱利益笼络之外，更直接的方法是:证明自己很能打。元首（princeps）在元首制创立伊始就独揽军事领域的大权，是实际意义上的军事首脑。因而事实上塞维鲁王朝的开创者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本人就骁勇善战，东征帕提亚西伐不列颠，这无形中为他的后继者带来压力:元首要能证明自己具有高超的军事能力，在必要且紧急的战争还得亲临前线指挥。他的儿子卡拉卡拉为了拉近与军队关系可以和普通士兵同吃同睡，而他的后继者，亚历山大·塞维鲁由于缺乏军事能力，指挥出了问题，被哗变的军队背刺了。所以在3世纪，元首又要忙着亲自与外敌作战以换取军队的威望，又要忙着防止自己不在国内其他统帅想要篡位，那些在两头中只顾着解决一头的皇帝都付出惨痛的代价。比如崇拜亚历山大大帝的卡拉卡拉想效仿英雄英勇地抗击外敌，可他在与帕提亚的战争中连战连败，罗马反而还要支付帕提亚巨额的战争赔款，加重了国内的经济矛盾。相反的一个例子是伽卢斯，他在上一辈和哥特人的战争中忍辱负重，签下了不平等条约暂时保住了边境，可是伽卢斯的窝囊做法点燃了军队的怒火，地方长官埃米利安努斯起兵谋反，伽卢斯和其子因此死于兵变之手。之后的皇帝统御能力更差，地方形成长期的割据势力如波斯图姆斯建立的高卢帝国、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帝国，在后来上台的伊利里亚诸帝身上才能看到合格的军事统帅该有的样子，不过讽刺的是这些皇帝本人就是蛮族伊利里亚人。
最后关于地方脱离中央管理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这离不开对于行省职权的扩大等因素的考察，本人诚意安利王振霞所著《公元3世纪罗马政治与体制变革研究》，还望多多指教，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