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高分电影《寄生虫》，为您分析从审美距离到现实映射的呈现

　　从审美意义上讲，悲剧概念与现实生活具有一定距离，弱化了对现实生活描摹的真实感以及观众的代入感。倘若过度聚焦于代入感，无疑会影响观众在审美层面的娱乐性，取而代之的是严肃性、充满情感伦理的悲悯，即无法抽离观众的参与感，这就需要区分悲剧审美与现实生活的差异性。

　　

　　从影片目的角度讲，《寄生虫》旨在批判韩国的社会阶级差距，因而要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并兼顾悲剧审美效果，即对现实悲剧进行艺术化处理并能映射现实，这就需要导演、编剧在两者之间寻求表达的平衡点。

　　审美距离的营造与现实映射的事实是构成《寄生虫》悲剧审美氛围的两个因素。

　　首先，戏剧与现实的割裂。在情节铺垫环节，导演为给观众营造“必要”的陌生感，“刻意”营造了诸多荒诞情节，以此割裂艺术与现实，为审美提供了情节上的可能性。

　　

　　影片开始，便以长镜头展示了挂在地下室狭长窗前的袜子，进而展示基宇在寻找免费无线网络过程中的最后镜头———“束之高阁”的马桶，以及醉汉在窗前的随地小便，这一系列镜头将底层人物的生存现状真实呈现在观众眼前。

　　

　　在此基础上，导演将这种真实再辅以戏剧性处理，从而让观众从真实中抽离出来，

　　如基宇“突发奇想”让窗外的消毒喷雾渗入家中以消杀蚊虫，导致一家四口被熏得痛苦咳嗽。再如，妹妹基婷为基宇伪造的学历证书，非常自然地实现了瞒天过海，基宇顺利成为入驻朴社长家庭的第一人。此后，妹妹成为绘画教师、爸爸成为司机、妈妈成为管家，由此成功取代了原来的司机与管家。

　　

　　这种戏剧化的处理方式，将后现代主义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即“创作观的荒诞性、杜撰的随意性、方法论的任意性”，从而弱化了现实困境带来的严肃性与压迫性，拉长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这就为观众鉴赏艺术作品提供了可能，并由此体会其传达的信息。

　　在情节安排方面，影片灵活运用了真实与荒诞两种极端风格的情节，一“快”一“慢”的节奏自由转换，引导观众游走于“参与”与“抽离”之间，从而达到悲剧审美的现实映射。

　　例如，在快节奏的叙事环节中，一般会呈现荒诞、幽默的情节，令人捧腹；在慢节奏环节中，又以真实、现实的对话让观众审视现实的残酷性，让人反思。

　　在节奏快慢、荒诞与真实的结合中，观众的情绪不断“被参与”与“被抽离”。

　　

　　纵观全片，较多的戏剧化段落呈现了快慢的节奏转换，如基泽一家诬陷并取代原司机与管家的过程；朴社长一家外出归来时的隐蔽与逃窜过程；影片最后毁灭与杀戮过程。例如，基泽一家像是配合默契的“老手”，手法娴熟、过程顺利、一气呵成，以伪造、谎言、诬陷顺利成为朴社长家的“寄生虫”，不但没有“好事多磨”的阻力，反而让朴社长夫人非常满意。

　　

　　这一系列快节奏的情节转换，以连贯性、紧凑性满足了观众的沉浸式观影。在随后的慢节奏环节，基泽一家人“鸠占鹊巢”，并展开现实的交流，从而将观众从之前的沉浸式中抽离出来，以旁观者的视角重新倾听、审视底层人物的内心独白。

　　例如基泽对尹司机的负疚感，担心其是否找到可靠的工作与老板；母亲发表的“因为富有所以善良”，以及“钱是熨平一切的熨斗”的观点；基宇与多慧未来交往、生活的畅想；基婷“只需要担心我”的自私。

　　

　　在慢节奏的内心吐露与解剖中，人物形象有了自我的审视与自怜时空，观众也能够从愉悦式的观影中转入对底层人物的悲悯，这便是第一个快慢节奏的转换。随后，原管家的敲门又将这种慢节奏转入紧张的快节奏氛围，即两个底层“寄生虫”家庭的相互揭露、厮杀、藏匿与逃窜。

　　在快慢结合的叙事节奏中，《寄生虫》既能够给予观众以审美期待，又能够调动观众的情感参与，更能够以此关照现实，从而实现审美价值与现实价值的有机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镜头语言的夸张化，还是现实生活的理性审视与探讨，影片的节奏安排此起彼伏，观众的情绪从参与到抽离，悲剧审美的现实效果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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