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下）
什么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知识情境与伦理立场的反省（下）
知识情境 | 田野工作 | 民族志 | 方法论 | 民族志书写
田野伦理 | 主体位置
全文14126字，预计阅读21分钟。
摘要：在田野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用语，众多学科都采用田野工作作为他们的研究方法时，「甚么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成为人类学这个学门迫切需要反思的议题。这篇文章将从究竟「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有哪些性质，使得它与其他种类型田野调查有一些重要差异入手，勾画出我认为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过程，最关键的一些知识上与伦理立场上的特包括：开放性与关系性的自我，主体位置的不确定性，高度的反身性与批判性，情绪与伦理的工作。这些性质塑造与影响人类学知识的性格与人类学家独特的倾向，也带给人类学特殊的学术伦理，有别于一般实证研究上形式性的伦理要求。本文反对用形式性的标准，像时间长短或语言能力来定义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也批评后现代主义那种文本取向的民族志书写，无法解决他们所要挑战的研究过程中不平等关系，反而忽略了田野中实作，才是民族志继续存在的关键所在。最后，本文尝试回应，在当代全球化的情境中，人类学式的田野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关键字：田野工作、民族志、方法论、民族志书写、田野伦理
作者：林开世，时任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E-Mail ： openlin@ntu.edu.tw 。
来源：《考古人类学刊》第84期，第77-110页，2016年，感谢林老师授权在本号推送。
接本号同期推送文章《什么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上）。
情绪与伦理的工作
接下来，笔者要再度强调，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大部分内容，其实是无法用「研究方法」来形容。在田野中，我们做很多事，其中包括根据某些研究旨趣来收集所谓的「民族志资料」，但是更多时候，我们就是「做」。「做」指的就是「做人」、「做事」、建立关系、交朋友等等。换句话说，人类学田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这是一种有关情绪处理与伦理抉择的工作。
人类学式的田野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前提下，它要求人类学者暂时摒弃个人的价值判断来与一些文化主体位置差异很大的人建立长期的对话关系。这种要求其实已经蕴含了一个抉择：这种田野关系能否持续，必须要交往的双方能透过理解、尊重、交涉、甚至争议来继续维系对话的可能。而这个与交会者（interlocutors）对话的过程中，人们是处在一个时时要与自己以及他人妥协，并时时要转换主体位置的情境下。因此，在田野中的人类学家，无可避免的负担起接受对话者的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之责任，他必须进入这种生活世界中，与别人的好恶、猜忌、争斗纠缠在一起，建立一种可以互信的默契，并且承接这段关系可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结果。相同的，田野中的对话者也需要承担让一个外来者卷入其社会生活的后果，人类学者在其社群中的后作为与成败，也成为他们的名声一部份。自此，双方如果想要让这个对话关系持续，那就必须负起打断或削减交往的行为后果。要维系这种对话必然要付出某种代价，而且这种后果交往的双方都要承担。这不是单方面认定人类学家就是强势一方，民族志书写作为一种客体化他者的铭刻，是否会造成被研究者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的问题？而是在交往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质疑、挑战与冲突应当如何被处理的问题。
研究者要透过他们的实践，不论是社会交往上或写作上，一方面与研究对象保持一种对话上的尊重，另一方面还能平衡处理维系关系所必须付的各种不同情感情绪与时间精力而这个交往过程的质量，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书写出来的民族志会以哪一种性质出现。理想上，良好的沟通与友善的交往，应该会产生比较丰富与完整的民族志，但是实际上，这不是必然相关的。能在田野中与人建立起良好的友谊，不能保证就可以生产出具有洞识的见解；相反，到处与人冲撞，得罪了许多在地人的研究者，也不见得就不能清楚掌握一个社群的秩序原则。
马林诺斯基的日记出版了以后，许多人类学家才松了一口气的承认，原来在田野中的许多的厌恶、不耐烦、甚至愤怒的情绪是正常的，没有必要一定要热爱田野中的人，有办法结交到当地的好友，才能成为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在田野中与报导人建立一种契合（ rapport ）关系，继续工作的重要条件，但是负面的情绪与交往中罪恶感，既是无法避免，有时反而是让你反思自己在整个交流中的主体位置应当如何摆放的机会，还有强迫自己去面对有哪些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制约了双方可以交往的形式。
维持某种继续对话的空间，固然需要田野工作者有意的经营、谈判或与他人进行角力，但是有些特殊的事件，田野工作者却必须面临原则性的决断。例如在目睹家暴、虐童，或遭遇性骚扰的状况，研究者可能必须冒着得罪报导人，甚至被驱赶出村子的后果，来介入阻止，特别是当在地的社群，因为各种原因，无法阻止悲剧发生时，可能要选择出面干涉。在极端的情境，当研究者发现自己置身于族群性的暴力冲突事件当中，或者因为研究者的出现，造成原本已经紧张的社会关系，更加恶化。人类学者可能只好选择放弃继续进行田野工作，离开。
虽然这样极端的情况相当罕见，但是建立一个田野伦理的停损点，维持某些为或不为的原则也是一种沟通与尊重的方式。有些不得已的抉择可能只是短期的挫败，把时间拉长，把焦点从少数人扩大到更大的社群，可能我们透过打断对话与得罪别人却获得的更多。
所以，无论是田野中的关系是和谐还是冲突，人类学者都要负担起这种交往所衍生的社会与知识的后果。你是以哪种人格角色或身分地位来面对被研究者，会有不同的知识被激发出来，也会触动起不同的情绪。
大部分的时候，田野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处理如何在这些不同的情绪与关系中，找到一个可以继续被田野中的人们接受的方式；然后设法在各种交错的要求、拒绝、尝试、加强中，持续学习与累积知识。这些多重复杂关系与情绪的加总以及他们能产生与提供的情报，就是田野工作者整体要承担与应对的责任。
此外，田野社群也往往具有复杂的网络与阶序的构造，研究者不可能与所有人都保持同样良好的关系，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人对自己的看法与评价。根据自己的性格与身分，还有被引介进入田野的途径，一个人常常只能选择与某些人建立比较浓厚的交往，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势必要放弃其他的可能连结。但更常见的是，其实是由别人根据他们对情境与人事的评估，选择要与外来的研究者维系甚么样的交情，田野工作者并没有拥有太大的主导权。
进一步来说，过分强调人类学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默契或契合或者沟通技巧与伦理态度，可能夸大了个人特质在田野中重要性。不同的田野社区，会如何接纳你或排斥你，可能反映的不只是研究者经营关系的结果。而是该群人过去重要的历史经验或者时的社会经济处境。我自己在宜兰的几个社区调查的经验发现，一般来说经历过社区总体营造洗礼的村民，比起没有社造经验，更容易接纳外来的调查者，被访谈时也比较能讲故事也愿意讲。
但是因为访谈到的内容，可能都已经透过当地社区干部在沟通与寻求支持的过程中选择与过滤，常常有标准化的倾向。有的社区仰赖外来的公部门资源才有能力来做公共建设，通常对外来访问者就比较友善，但对研究者还是比较有戒心；而职业分化越复杂的社区，或者大量的通勤在外工作的聚落，人们可能还是很友善，但是相较下就越难建立起比较有深度的社会连结。在这么多条件与因素交杂中，所谓「民族志」可以视为要在众多的可能诠释中，运用自己选择的诠释来肩负起研究对象的期许与要求的工作。在绵密的关系与情感之中，要如何呈现你在田野中的经验与学习到知识，又同时对得起当地人对你的信任，一直是人类学者最困难平衡的工作。
此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伦理，并不会随着一次田野的结束而终止。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与研究社群保持长期的关系，双方所负担的责任与义务，往往就会伴随着人们交往的深刻与否以及时间长短来演进。所以整体来看，这是一种以开放性主体为基础，随脉络而变化的伦理关系，也是人类学非常清楚的与大部分的社会科学与生医科学研究不同的地方。
最近几年科技部在推动的学术伦理审查，在人类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弹，就是因为那些审查标准，往往与人类学田野的实际研究情境相差太大，我们与田野对话者之间的伦理关系，无法简单的被化约为有没有得到被研究者知情同意？研究对象有没有牵涉到未成年孩童？或者研究成果有无具体反馈当地人？等等形式上的要求。这些审查基本上关心的其实是：如何从陌生人取得短期性资料，而不致引起法律相关责任的形式性伦理要求。人类学的研究往往仰赖非正式的、情感性、非算计的关系，形式性规范的引入，反而会对这种关系产生不必要的紧张，甚至导致田野工作的窒碍难行。
总之，田野工作是以个人全部身体作为研究的工具与知识的载体的一种知识实践，在其追寻新知与累积经验的过程中，研究者是以一个完整的人，具有可以改变和不愿意改变的自我，来面对另外一群同样是完整的人，也具有改变或不改变能力自我。透过接触与建立契合，研究者与对话对象商量谈判出某些知识与产生知识的关系，因这种知识及其脉络都是透过田野实践，在社会关系与情绪流动中建构出来。这是人类学田的另一个重要的特性，在各种关系与情绪中工作，生产出难以被化约的动态知识。
小结与进一步的讨论
古典民族志传统从十九世纪自然历史的调查方法所借来的一些经验观察标准，强调要在自然的环境中，对物种作近距离的直接的密集考察与形貌分类。 7 到了二十世纪初，由英美为首的人类学家逐渐发展出一套观察人群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强调长期的田野，密集与近距离的接触，在尽量接近自然的环境中观察，参与当地的生活，习在地的语言，掌握「在地者的观点」。这些形式上的要求，虽然是理想，不是别的学科的学者就做不到，也不是所有人类学者都做得到。但从这个经验主义的田野工作传统中，人类学建立了一些特殊、先于理论的倾向，形成了一些特定的态度与习性。这篇文章认为至少有四点值得特别重视：开放性与关系性的自我；主体位置的不确定性；高度的反身性与批判性；情绪与伦理抉择的工作。
这些归纳出来的特殊性可能会招来两个方向的质疑。
第一，有人或许会质疑本文所提出的这些后设理论的倾向，如何能超越文化的差异？难道开放的自我与不确定的主体位置，不会因文化社会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与不同形式的展现吗？难道反身性与批判性不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吗？从本文的立场来说，可以简单回答：会，这些研究倾向的确会因文化处境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并没有否定不同的文化生活方式，可能会产生不同形式的田野工作，不同的田野可能需要不同的描述与理解的形式。 8
但这些差异之下，即使在文化规范最为严谨的情况，自我与主体性仍然是具有反身性与不确定性的可能。这种能某种程度的客观化自己的主体位置的能力与人类的语言使用与身体实践是相关的。虽然许多文化不必然会有主客对立的分类思考范畴也没有清楚的自我概念，但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社群与文化，变得前所未有的自觉；商品经济与消费市场的渗透与扩张，更让个体的主体性透过货币与物的流通与累积，更加清晰的展演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这些倾向与特性，一方面是当代文化互动、相连的处境所激化出来的效应，另一方面也是面对这种处境所发展出来的应对与反思。这些对社会现实的后设概念，本身也是在历史过程中继续的演变。
第二，有些人也许会抗议，这四点并不需要经历田野工作才能有，有了田野经验也不一定就会有这些体认。话虽如此，但这四点特性，都牵涉到一种对于「甚么是社会现实」的后设。本文的论点就建立在如果人类学家愿意面对社会文化现象的不确定性与偶发性，而不是去掩盖或克服它们，那么田野工作就可以说是最能体现这种现实观的一种理论实践（ praxis ）。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类学家都会接受这一后设，很多人反而是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如何去除、筛选掉田野中的那些不确定的「杂音」或混乱」。但是正因为人类学长期以来就是在殖民主义的脉络中，来调查与理解所谓的「非我的他者」，这种建立客观性理论的努力，难以避免的与不平等的政治文化关系牵连在一起，更可以被视为是殖民统治技艺的一环。 9 因此，即使是实证论的人类学者都意识到他们的理论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上的道德暧昧性。人类学在 1980 年代后现代主义会引起如此大的回响，正是因为再现他者的书写权威被解构后，田野与书桌之间的空隙，突然变的宽到难以跨越。书写民族志再也无法诉诸于科学性、中立性的标准，而必须成为有意识的政治介入，无论是激进或保守的观点都必须要找到合理化自己的研究的基础。
然而，本文想要指出， “Writing Culture” 一书及其跟随者，从民族志入手反身性批判，固然刺激了人类学重新去面对田野的工作现场与书桌的再现书写之间的关系。但是因为他们仍然把焦点放在书写形式的检讨，反而局限了他们的批判。 10 本文从田野工作作为一种实践出发，强调田野现场的不稳定性与开放性，拒绝让再现的问题，取代真实的流动经验，也反对用一些抽象绝对的标准来制造制造出一些无法克服的主 / 客观对立，然后再宣称可以用各种文学修辞或风格形式来解消问题。田野中，无论是研究者或被研究者都是在经营变动中的多重主体位置，但是是在一个他们无法掌控也无法完全理解的清况中进行。人类学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宣称拥有这个再现的责任，而是要透过实作去学习与开拓不同的知识与选择性的介入在地的生活。田野工作生产出来的知识与研究者的社会位置与文化政治策略是伴随而起，要采取哪种表达或书写形式来呈现，一方面与在地人群知识或社会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研究者介入这个知识生产过程的策略有关，没有哪一种书写方式具有当然的优势。
就这个观点来看，再现田野经验的形式与其重要性应当是随着不同田野而有所差异。例如，在一个相对被边缘化，遭受外来力量所宰制的社群，人类学家可能还能扮演替他们发声，或者协助他们发声的角色。这时透过一些客观化的策略来具体呈现当地社群面临政治经济压力及其后果，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书写形式。在国家或正式组织所设下的框架中，权威性的书写作为官僚性的语言，比较能发挥抗衡的作用，书写者需要负起的再现责任相对上要沉重。然而，当人类学者进入面对的是已经有能力自行发言，甚至抗拒让你代言的社群，研究者不但要降低作为诠释在地知识的角色，而且进入田野要事与需要建立的关系，也随之改变，书形式上当然也必须与你介入的位置与关注的议题性质相配合，不能持续使用素朴的写实主义形式来再现所谓的「在地」。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人类学家认真地看待前面所谈的田野工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反身性与伦理性，那么不只是族志书写再现作为一种铭刻，一种具有稳定性与权力性的知识，需要被我们放在殖民主义的框架中来检讨。田野工作过程中的人类学者与在地者两方，他们的语言与文字，交流、角力与谈判，也同样要放在自我主体性是如何被塑造、取代、延迟、隐藏的过程中去考察。
田野工作成功的要务，并不只是人类学者如何与在地人取得某种契合、某种友谊，而是如何能从这段经验中，找到并肯定人们交往过程中如何继续能维持一种合乎伦理的社会性（ sociality ）。这种以互为主体性为基础的关系，既不是被外在的结构力量所决定，也不是个体抽象的、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田野中交往既不是开放、无碍的对话沟通，也不是一连串不相称的（ incommensurate ）的各自表述。
后现代主义者尖锐地指出人类学的民族志，虽以书写他者为目标，其实写的仍是人类学者自己。但是他们的批评只对了一半，人类学家的确是将自我编织入研究之中，但这件事本身不必然是负面的，只要我们仍然在田野中继续保持对话，继续开放自我主体位置把揣摩、贴近别人性，当成是努力的目标；一方面透过参与别人的生活经验，随着情境而调整新主体位置，另一方面持续将普遍性的范畴具体的放在特定的脉络中考察；那人类学的民族志工作就继续有存在的需要与道理。我们需要警觉的是，当民族志书写做为一种铭刻的技艺，生产出一种稳定、客观的再现知识，宣称能够清楚的定位他者的主体性，能替别人的文化找到界线与范围。当文本取代了「真实」成为比生活过程更具有「真实」的权威，书写的琢磨取代田野的实作，成为人类学的核心关怀，那时这个学科就真的错失了它反思与再生的能力。 11
当代的人类学田野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在当代全球化与流动性的世界中还继续作为一种独特有效的研究方法吗？这是一个复杂而且不容易讲清楚的问题，本文只能简单地从前面所讨论的那些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特殊性来做一些推论，如果要做比较完整的讨论就需要更为多面向的兼顾，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工作了。无论如何，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当然是因为人类学在当代面临了一些严重的挑战，一些习以为常的研究假设发生动摇，让整个学科进入了另一次的「危机意识」。简单地来说，因为经济与科技上的变化，当代进入一个人、物、资本、图像、情报快速且大量流动的时代，这些流动跨越各种过去相对上坚固的界线，形成各种比以前更加快速与密集的联系模式，让遥远发生的事，陌生人做的决定可以影响到原本毫无关联的群与文化，其结果是所谓的全球与在地纠缠一起，时空被压缩的同时，人们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实践也交互连结延展到世界各地。
当代这种全球化与流动化对人类学的冲击可以简单地从三方面来看：首先，在研究的对象上，那些原来被称为「土著」、「在地人」或「村民」的人已经不再是逗留在一个小地方的居民，很多人不但因为工作、经商、求学、打工、移民、婚姻而移动，而且建立了更多的跨聚落的连结与交往，使得「在地人」和人类学家一样都是跨文化的世界人（cosmopolitan）。
接着，研究的地点也就是所谓的「在地」已经不再是「在地」，而是各种远方来的资本、情报、关系聚汇重整的节点，地方不再是一个当然的研究场所，反而是一个必须被解释的「计划」，牵涉到当事者有意的经营与生活伦理的诉求。也就是说，地方不但不一定是研究的单位，反而地方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 ）（Appadurai 1996:178 ）成为一个必须要探究的主题。地方成为各种人、物、资本、情报的流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必然要成为研究分析上的出发点。
研究的主题上，人类学过去所宣称的研究客体 — 文化，在全球化冲击下，不但文化，包括社会、社区、族群这些提供稳定性、认同、限制与主体性的概念都变得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与弹性。文化既不是界线分明的客体，也不具有一致性与一贯性，而是一种社会实践过程。
这三方面的冲击让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地位有了一些根本的改变：
首先，时空压缩的结果就是进出田野不再是漫长与困难的工作，李维史陀当年所抱怨的那种浪费在长期旅行，才能获取一点资料的情况，在当代正快速的消失。拜全球航空与运输业的发展以及铁路公路基本建设的广泛铺设，人类学家与他的田野的距离，前所未有的缩短。原本要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能抵达的部落，现在往往只要数天甚至更短就能方便的造访；更重要的是电信与网络的扩张，使得立即与实时发生事件的消息，迅速的送到人类学家的网络账户以及手机之中。
许多田野中的人透过各种电子媒体与网络社群，更可以与研究者随时联系与交换意见。这产生了一个新的议题，所谓的田野中与田野外的分别不再是那么的绝对，有些田野材料的取得与对于事件的掌握与理解，越来越多是透过电话、电邮、脸书、手机、网页来进行。随时可以获悉田野中的状况并加入讨论与共享情报，人类学家越来越难说他或她已离开田野。这种把田野带回家，或者把家带到田野的情况，在过去的世代几乎是无法想象。现在却已经逐渐是司空见惯的事。
当然这个现象的另一面就是田野中的人，也不再像过去，安全地作为一个他者，与人类学家保持一种清楚的距离。他们现在作为相对上平等的对话者，不论在社会关系经济收入或者文化资源上，都与人类学家拉近。而且在当前这种后殖民主义的时代他们更是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社群的权力位置，不但关心人类学家将如何再现他们，自己也往往主动的呈现自己想要别人认识的面貌。在这样的脉络下，人类学家已经不再垄断过去那种可以代替被研究者发言的位置，充其量只能扮演中介与协助角色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学家与在地人在再现的政治上，已经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这种新关系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类学家在当代运作，往往要说服别人以及自己，你的研究计划的合法性的基础在哪里？
过去人类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来源即是：我们研究他者，那些陌生遥远的存在，将不熟悉不清楚的奇风异俗，转译为可以理解甚至解释的知识。也就是替那些无法发声的差异发声，再现没有被看见（或看清）的文化。但是在全球化的当代，代理发声与再现的工作，已经没有当然的需求。观光与旅游让许多人可以自己去经验体会别人的生活方式；教育的普及与族群政治，也让许多昔日的弱势群体，取得某种程度代表自己发言的权力。这让人类学知识的建立必须重新被定位，人类学家已经没有「原始部落」可研究，也不再垄断再现他者的能力。除非人类学知识能具有更具特殊的用处或批判性，否则它的存在与否就变得无关紧要。
另外方法论上的问题，早在 1980 年代的讨论就已经昭然若揭，古典人类学时期那种在一个定点作长期与密集接触的田野工作，在当代的复杂社会中，已经无法掌握社会动力的多来源；不同的文化实践、社会关系、权力运作、资本流动各以不同的形式与管道，重组地方与跨地方的连结与界限。因此，只靠有限空间内的经验调查是难以分析描述在地事件的意义与脉络，更别说提出解释。目前人类学上一个可能的对应策略就是跟随着流动的人、物、关系与情报而移动，多点民族志（ Marcus 1995,1998 ）、合作民族志（ Lassiter 2005 ），以及跟随路径而建构的研究取径（ Clifford 1997 ）就成为人类学田野工作近年来的显学。
这些发展都指向当代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性质已经改变过去人类学强调的探究并翻译民族志中他者的在地知识，还有长期密集的参与观察，似乎都已经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愈趋不重要。扩大经验调查的规模，仰赖更多巨观的政经资料与统计，人类学的田野好像已经越来越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田野方法没有太大的差别，成为只是众多搜集资料的方法中的一种。
过去当然的研究对象（土著），以及习以为常的研究单位（在地）也已经不再是人类学田野可以宣称的专门领域。总而言之，在当代情境下，有两个对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质疑，我们必须去面对。第一，丧失了过去那些远方异国的他者文化，人类学没有传统田野作为研究的对象，这学科还有甚么特色，甚至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第二，如果传统的长期与密集的参与观察，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这种复杂流动的世界，人类学式的田野工作还有必要吗？ 12
在本文前面有关田野工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反身性与伦理性的立场与讨论后，我们可以清楚与积极的回应这两个质疑。首先，对于那些觉得在全球化冲击下，人类学已经丧失其特殊的研究对象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因而人类学知识已经没有其独立的地位的说法。从本文的观点来看，这其实是犯了以形式来分类的谬误，将人类学等同于人类学者过去所研究的主题与对象。 13
从学科历史来看，人类学在过去的确把研究的主要焦点放在小规模、非西方的社会文化，但是这是因为在大学学科建置中的制度分工与分配资源的结果，并不是这门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论上的取向。一个学科之所以是学科，应当是由它的理论实践来定义，看其学者如何从一些相关连的知识操作中，发展出其特殊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技术，来构成其经验研究的范畴与安排。这不是说整个学科共享一种理论典范或者知识论立场，而是这个学科中的研究者，对于他们的理论概念如何建构研究的现象，有一些基本的倾向与态度。不论在理论建构的方式或研究方法上有多大的差异，同一学科的人应该会对甚么是社会真实与知识的价值有一些类似的假定。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也许在不断的变动与转换中，但是人类学作为一种知识实践，不会因为研究对象的改变，丧失其特殊的关怀与研究取向。相似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在田野时间的长短或参与的程度，而是蕴含在一些特殊的前理论倾向下所形成了一些特定的态度与习性。而从本文前面的讨论，我们更可以确认，人类学式的田野所具有的知识敏锐、批判性与反身性，不一定要依靠自身与其研究他者之间具有强烈的差异，所产生的疏离作用来激起；如果研究者是能接受自己与被研究者都有自我主体性的开放性，并能细致的分析双方在对话过程中主体如何定位与移位，那研究对象就无所谓是在遥远的部落或城市中的白领阶级。
差异性大的他者让我们更容易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本位主义，但透过民族志比较的框架，将原本习以为常的文化习性去熟悉化（defamiliarised），让不同主体位置的不确定性继续成为人类学所关注的要点，有没有「异国情调」的他者可以研究，早已不是问题。田野的实作也许仍是人类学最重要的一种研究技术与实践，也是学科认同的标志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不等于人类学，它可以被视为构成人类学知识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那些主张在当代的情境下，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愈来愈与其他学科重叠与相似，进而就会丧失其独特性的人，其实是错误地以为方法论就是理论，人类学的特殊性只剩下其研究方法 —— 田野工作。
至于传统的田野工作方式，在单一地点做深度的参与观察，是否在当代情境中，已经不再具有优越性与必要性，其实仍然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14 但可确定的是当代的人类学，的确需要Henrietta Moore（2004）所提出一些「观念—隐喻」（concept-metaphors）来重新概念化全球与在地的关系；也需要不同的研究策略来处理全球各地日益繁复的管理装置（apparatus），探究它们如何让没有互相接触连结的行动者可以使用技术与知识所构成的媒介，来理解、介入或控管大量跨地域流动的人、物、情报、资本等等（Feldman 2011）。蹲点密集观察的研究策略，也许已经不足以掌握当代复杂流动的现象，但透过人类学田野实践所培养出来的那些特殊的知识敏锐性、批判性与反身性，以及强调与被研究者相处的伦理关系与情绪沟通，将继续伴随人类学的研究，前往未曾到过的领域探索。
附註
1. 但數目仍然可觀，有兩本同名的論文集， C. W. Watson （1999） Being There:Fieldwork in Anthropology ； J. Borneman and A. Hammoudi （2009） Being There: The Fieldwork Encounter and the Making of Truth 。另外，有關如何在當代從事實驗性的田野，可見 Coleman and Collins （2006）； Rabinow et al. （2008）； Faubion and Marcus（2009）。對民族誌田野做比較全面性的討論，可見 Robben and Sluka （2007）。
另外，有一批和本文討論的議題相關，但不是本文所關心的重點，就是一直有許多作品，討論人類學家在田野工作時的經驗與遭遇，以及應對的技巧與方法，其中最具有參考價值之一的就是 Wolcott （ 1995 ）。
2. 這當然是一個人類學界的神話，也是馬林諾斯基想要我們相信的神話。根據 Young
（ 2004: 162 ），其實遠在 1902 年，馬林諾斯基的老師 Rivers 就已經在 Todas 的研
究時就採用了類似的方式。
3. 最有名的一個例證，就是 Geertz （ 1983 ）的那篇「從土著觀點來看」。
4. 很多人都以為這種主體的曖昧性與不穩定性的概念是 1980 年代後現代主義帶來的影響，但是如果我們回溯人類學史，早在二十世紀初 Franz Boas 的作品中就已經有這種反對各類化約主義，強調歷史特殊性的立場，有關這段知識系譜，見 WebbKeane （2003）。
5. 或者用 Derrida（1982）有名的錯別字 “differance” ，更能清楚表達這個狀態。
6. 這一點，Sangren（1988）也有類似的批評。他提出反省性只圍繞在寫作與文本的權力與權威，只是重新在製造了另一種文本權威，一種仍然在同樣的權力結構之中的再現關係，無法超越這種批判所要批判的。我們應當要做的事，是將文本放在更大的社會、政治脈絡中來理解，反思才有意義。
7. 有關十九世紀博物學家發展出來的調查方法與分類制度，如何形成與發展，再進一步影響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可見 Kukllick （1997）。
8. 有關人類學民族誌傳統中顯現出的那種田野工作與民族誌知識建構之間的複雜關係，可以見陳文德（ 2007 ： 256-260 ）精彩的討論。
9. 有關人類學如何與其他學科知識一起構成殖民主義的知識模式的討論，可見Cohn（1996）。
10. 公平一點來說， “Writing Culture” 一書的作者群，其實不應該被籠統的分類成單一立場。他們之間對於再現政治的看法有不少差異。舉 Talal Asad （ 1986 ）為例，他在此書中那篇討論文化翻譯概念的文章，就對透過實驗性書寫來促進文化之間交流理解的可能，抱持著一個比較保留的態度。他認為文化的翻譯不只是文字之間意義的琢磨，而是「學習另外一種生活形式」（ Asad 1986: 149 ）。而翻譯時的歷史情境以及語言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往往已經是各種權力被制度化的結果。因此，反而是為何會有文化之間翻譯的限制與困難，更值得我們重視。只透過個別學者在民族誌再現的形式上創新與實驗，能否挑戰這個更大的脈絡與制度，他是相當懷疑的。
11. 一個必要的澄清，本文把田野與書寫放在一起對比，並不是要重啟過去那種田野相對於書寫，經驗主義對比於建構論這種二元對立，也不是用「回到民族誌田野」的呼籲來回應有關再現的批評，好像科學性與詮釋性是兩種必然對立的選擇，而是強調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是重要而且難以避免，繼續維持這種創造性的緊張，反而可以是人類學反思性的動力。類似的看法可見 Henrietta Moore （1999:5-7）。
12. 類似的質疑，可見 Marcus ( 2008 ) 。
13. John Comaroff （ 2010 ），也有提出了類似的看法。
14. 有關密集田野經驗在人類學知識生產中的重要性，相關的討論相當的多，像Kirsten Hastrup and Peter Hervik （ 1994 ）編輯的 “Social Experience and Anthropological
引用書目
黃應貴
2008 《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書局。
郭佩宜、王宏仁編
2006 《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高雄：麗文文化總經銷。
陳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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