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蕴藏的中华习俗与思想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本纪传体通史，其记载的不只有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还有蕴藏在其中的古代思想与习俗。其中的一些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后人，甚至成为了一些人心中的准则；而习俗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那段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阅读与分析《史记》当中的内容，我们会对当时人们的一些做法与行为有所了解。
一、尚贤思想
司马迁生活在秦朝破灭后建立的汉朝，多多少少也有了解研究过先秦的尚贤思想。因此，在撰写《史记》一书时，我们不难发现《史记》在先秦尚贤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它更丰富的内涵，宣扬着一种人才治国的政治理念，对后世的意义重大。
从其他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先秦诸子时代的“贤”包括了德行和才能这两方面的含义，不同的学派也对“尚贤”二字给出了各自的解释。同时，被人们认为贤明的君主或是大臣们往往能够尊贤使能，任用德才兼备的人，留下了“礼贤下士“的美誉。
司马迁受到尚贤思想影响后撰写的《史记》中“贤人“的出场频率不但高，而且身份多样，体现出的”贤“也各有其内涵。
1.贤君与贤臣
通过多个王朝的兴衰，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朝代能否长存，君王的霸主地位是能否稳固，与统治者是否贤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记·夏本纪》中描述大禹治水时写道“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全心全意为百姓付出的举动，正是他勤政爱民的体现。贤明的君主还要学会用贤，秦二世、赵王皆是被谗言麻痹，与秦始皇、齐桓公等尊贤用贤从而建立大业的君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太史公对上述君主不同的评价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司马迁在《史记》对于尊贤用贤的明君的赞扬与肯定。
除了贤君，《史记》中还记载了不少敢于直谏，举贤任能的臣子。从以礼贤下士而闻名的魏公子到敢于自荐的毛遂，这些臣子无一不是心系国家，勇于牺牲，有为国举贤气度的人。因而他们的事迹能够广泛流传至今，被世人称赞。
2.贤女
除了肩负国家重任的君王与臣子，我们还应看到在历史中并不起眼的女性形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应当属于《淮阴侯列传》中的漂母。“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在韩信受尽冷眼时，只有漂母几十日如一日地给韩信送饭，却在听到韩信说将来会报恩时怒斥他。明钟惺曾对这段文字做出这样的评价：“信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漂母虽与韩信素不相识，但她“怒”韩信不争，这一怒，是对韩信的激励，鼓励他成材，可谓刀子嘴豆腐心。当然了，除了贤母，还有像娥皇女英二人聪明且识大体的贤妻形象。
二、士人精神
屈原似乎是公认的士人精神的“源头”，正是从他开始，士人对自身有了胸怀天下，心系百姓的要求。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同，这种精神更偏向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在后世的发展中，也被赋予“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是为三不朽”]这一内涵。这就要求士人要约束自己，做一个合格的人臣，有着强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同时还要讲道义，言行一致，坚守住社会的道德底线与良知。
关于义，《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言道:“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 而死不如死以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6]司马迁在《报仁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上述人物同样出现在《史记》当中，作为一个士人，司马迁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人的价值所在。
正是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激励着司马迁在经受过腐刑后仍能坚守住撰写《史记》的决心，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这本著作。
三、习俗文化
1.座次
古代对于座次有着非常严格的礼法，秦汉时代人们以右为尊，因而“右迁“表示升官，”左迁“表示贬官。《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此也有所记载：“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在宴席上也对座次进行了规范，在两汉以前，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对此进行了演示，“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坐“。由此可见古代时的尊卑有别。
2.秦东民俗
《殷本纪》中这样写到，“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昂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於河渭之闲，暴雷，武乙震死。”这是秦东民俗中不可言语冒犯上天，否则就收遭报应这一禁忌习俗的体现。禁忌习俗还包含了晚辈不可直呼长辈名讳，将长辈随犯错误告知他人这一要求，这一点在《周本纪》中也有所体现。
由此我们能够体会到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尚贤思想的认可以及对那些肩负家国使命的历代士人欣赏，《史记》里大量的对士人形象的塑造同时也展现了其内在的文化人格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一种体现。而藏在文字间对秦东习俗的描写，尤其是敬天敬地的祭祀文化，也是先人对自身文化乐园的建造。司马迁将习俗与思想穿插进看似平淡的《史记》中，赋予其多彩的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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