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与环保论文十篇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1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西方工业社会目睹了二战以来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的人间喜剧,领略了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无限的风光但也亲身体验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切肤之痛。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存,经济与环境必须协同发展。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核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参考文献:
[1]谢志强.企业污染控制与绿色经营实务全书(第4卷)[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2]王祥荣.生态与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新论[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3]刘思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创新[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4]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闫廷娟.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1.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2
敦煌为我国典型的荒漠化地区之一，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形自汉代就开始显现。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再加上深受佛教及其所倡导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无住涅槃"和"人间净土"等生态思想的熏陶和教化，敦煌当地僧俗民众逐渐孕育和树立起了朴素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并积极投身到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之中，通过广植林木，绿化美化寺院环境;爱惜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公共环境，促进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等举措，为延缓敦煌生态环境恶化进程做出重要贡献。
1．1广植林木，绿化美化寺院环境
寺院是佛教僧徒潜心修行的空间和场所，也是佛教徒从真正意义上践行"无住涅槃"最高理想，创建"人间净土"的范本。因此，敦煌地区佛教寺院的僧徒极为重视寺院及其周围林木的种植和管护，使得地处荒漠化地区常年受风沙侵扰的佛教寺院环境得到绿化和美化，在一定程度上为敦煌绿洲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了积极贡献。据《高僧传•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传》载:"(蜜多)遂度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沼，极为严净。"又《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载:"面伍斗伍升，窟上大众栽树子食用。"这里所说的"窟"即指著名的莫高窟，窟前有宕谷。宕谷环境优美，宛如人间仙境一般。如《翟家碑》、描绘道:"(宕谷)溪聚道树，遍金地而森林;涧澄河［泛］，涟浞而流演。"《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云:"碧涧清流，森林道树。榆杨庆设，斋会无遮。"除莫高窟外，敦煌当地其它寺院的园囿中也广植林木，这从敦煌文书有关寺庙帐目的记载中就可窥见一斑。如净土寺:P．2049V载:"面壹斗伍胜，园中栽树众僧斋用。"报恩寺载:"面壹斗，园中栽树子日众僧食用。"、载:"面伍升，桃园栽树子日僧食用。"载:"右崇圣一奉大众驱使……虽然自寸栽种园林，犹若青云护，果物每供，僧众不悯……"当地其它不知名的寺院园囿更是多不胜数。此外，敦煌佛教僧徒在寺院周围也植有大片林木，并悉心加以保护。如《敦煌录》中就提到:"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林荫森。"又《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并序》、载:"树仙果百株，建浮图一所辉浮孟敏之津，影曜神农之水，门开慧日，窗豁慈云，清风鸣金铎之音，白鹤沐玉豪之舞，林花散地，茂叶芬空。"据考证此寺位于孟授渠和神农渠之间，由于水源丰沛，故林木生长茂盛，环境清净优美。
1．2爱惜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
佛教提倡以慈悲为怀，慈悲行为的对象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一个生命个体。珍惜和爱护自然界的一切动植物，对保护敦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不杀生"是佛教保护动物的重要内容，《律戒本疏》云:"知水有虫取用犯堕。"又"故夺畜生命，上以虫水浇草上。一以虫水自用，诚无慈恻，而意不为害。此则迦留陀夷(桥)慢显能故夺鸟命也。若自若教他若遣使，是三种杀，彼命断时比丘犯堕。又三种杀或以身，或以非身，以此三事故害众生，死者犯堕，不死犯突。乃至初受胎身根命根，以身口意业因缘故方便欲杀，死者犯堕，不死犯突"。不但对水中的虫要爱惜保护，更要保护已有胎身的生物，如伤或致其死，就会遭到"突"或"堕"的报应，此外，佛教还主张放生，这是佛教保护动物的又一重要方式。《敦煌愿文集》中就录有"放生"的愿文范本。如《释子文范》(P．2044v)云:"乃见飞禽为食，误践网罗;心怀啄粟之忧，身遇擒粘之难。长者乃起慈悲之惠，赎命放生。羸禽添刷羽之欢，迍鸟有腾空之跃。遥奔林木，电击飞空;远志高林，揩磨羽翼。"在《斋琬文》(P．2940)的"祐诸畜"中亦载有与"放生"相关的诸多内容。此外，"放生"场面在壁画中也多有体现，如莫高窟中盛唐第148窟和晚唐第12窟等。所有这些记载和描绘，不仅真切反映了当地僧徒信众对佛教倡导的"放生"善举的积极响应，而且还深切表达了对此类生命个体尊重与关怀之情。另外，壁画《金光明经变》中"流水长者救鱼"的善举、以及《萨埵舍身饲虎》和《尸毗王割肉贸鸽》图中描绘的"舍身饲虎"和"割肉救鸽"义举，等等，都反映出佛教对各种动物的保护和珍爱之情，必会对当地民众环保意识的形成发挥重要影响。佛教不但提倡多植草木，而且还要精心加以保护，不得以污物秽之。如《律戒本疏》规定:"不草上大小便啼嚏。"不但严禁污秽草木，且不得砍伐。如"生草木等不得断，断者犯堕。枯作生想断者犯突，复次三戒守护佛法"。认为草木等皆是有生命的，不得随意砍伐和采摘，否则必然受到严厉惩罚。此外，在敦煌壁画中亦绘有大量的花草树木，而且其数量、品种和纹饰更是不可胜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僧俗民众对草木的珍爱之情以及环保意识的提升。
1．3保护公共环境，促进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在敦煌，干旱鲜雨的气候特点和沙漠戈壁包围的地理环境，使得当地僧俗民众积极投身水利建设事业，科学合理地利用和保护当地水资源，注重公共环境卫生维护，这对构建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促进地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如《辛巳年(公元921年或公元981年)某寺诸色斛斗破历》(P．3490)曰:"麦陆斗叁胜西窑修堰僧食用。"又P．2049背a九二五年帐目:"油壹胜，西窟修堰僧食用";"麦叁斗，西窟上水修堰众僧食用"。修河、补堰不但保护了水资源，也成为僧人修行的功德之一。同时，还严禁污染水源。如《四分僧戒本》规定:"不得净水中大小便涕唾。"隋代302窟《福田经变•浴池》中就绘"两人在果园洗澡，旁边挖有污水排放渠道"的画面，其目的在于保护生活用水的干净和卫生。除兴修水利、净水外，还注重对公共环境卫生的保护。如规定"不得立大小便，除病";"不得佛塔下大小便";"不得向佛塔大小便";"不得绕佛塔四边大小便，使臭气来入"。《佛说弥勒下生经》中就给世人描绘了一个干净、卫生、一种七收的弥勒净土世界，在那里有一大城，"名翅头末……街巷道陌，广十二里，扫洒清净。有大力龙王名曰多罗尸弃，……常于夜半，降微细雨，用淹尘土，其地润泽譬如油涂，行人往来无有坌尘。……又有大夜叉神名跋陀波罗赊塞迦，常护此城，扫清清净。若有便利不净，地裂受之，受之还合。"佛教所追求的这种理想环境是世人梦寐以求的，反映出人们对清洁卫生环境的向往。这在敦煌文献和壁画中均有生动的反映。如榆林窟第38窟《弥勒下生经变》中绘有一位母亲抱婴儿拉尿，和几个小胖孩在旷野挺肚撒尿地裂缝承受的画面，这样既干净、卫生又便利。此外莫高窟北周第290窟的佛国故事画中，有一幅"蹲厕"图，厕内蹲着一个正在如厕的人，蹲处下用木板锯出方洞，下为粪坑，以容屎尿，等等，诸如此类注重环境卫生保持的例子不胜枚举。
2结语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3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江泽民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当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将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把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社会价值基础，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冲突的总战略。生态文明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以“六论”为标志的这个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中，“发展论”是指导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思想，因为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靠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国策论”是国家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定位，“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是“国策论”的扩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面对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付出过大的问题，就今后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国家对“发展论”和“国策论”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本，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一个互为补充面向未来的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有这个思想体系做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已经日益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在中国特色环保思想指引下，全民环境意识已经显著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环境形势仍然异常严峻，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仍没有得到全面遏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更好协调，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局面还有待改观。总之，中国特色环境保护的思想和道路仍需进一步探索。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4
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尺度
中图分类号：F590.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4000107
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理论引入我国并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也成为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热点，自此在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保护也被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指出：“在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区域，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了“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确立10个文化生态保护区。截至2011年8月，全国已建立11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而如何建设好实验区并将建设经验推广到全国，是当前文化生态保护理论需要加紧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就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尺度及其进展作一梳理。
一、文化生态的基本内涵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指出，生态学理念被引入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类社会及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生态学就是主要研究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和由这种适应性所导致的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的学科[1]。墨菲则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2]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内容，文化生态主要研究文化系统的组成、功能、结构、空间特性和时间动态，以及系统要素之间与系统内部发生的各种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3]。美国地理学家苏尔开创了人文地理研究的“文化生态学派”，提出既要重视研究人类文化塑造地球表面的过程，即文化景观的创造和变化过程，也要重视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并提出“环境响应”（environmental response）理论，即一个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模式，其产生不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刺激，而是来自于后天获得的文化。这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一个特定文化对生存环境的响应[4]。
文化生态理论的提出来自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对于早期的研究，批评者认为，文化生态学未能充分考虑到人对环境的影响，研究通常在“小型地区”进行，其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较大地区，不仅需要研究过去，而且应该研究变迁[5]。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西方文化生态研究的理论及其应用有了较大拓展，影响也相应扩大，而我国国内尚处于初创阶段，基本理论研究和构建显得薄弱，应用研究却走在前面[6]。
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适宜的研究尺度是明确文化生态保护研究范畴的基础。尺度是在研究某一物体或现象时所采用的空间或时间单位，又可指某一现象或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所涉及的范围和发生的频率[7]。根据文化生态现象的时空表现和演变过程，笔者认为，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尺度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二、宏观研究尺度：
文化多样性研究在宏观层面，研究者强调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把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或者存在状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研究人类文化多样性、文化变迁等内容。
第一，生态系统论。方李莉把文化比作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并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对人类文化整体而言具有结构。她认为，现代性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解决文化生态失衡需要提高文化自觉[8]。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9，10]，具有生态性[11，12]，是生态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13]。
第二，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论。研究者认为，文化生态是人在融合了生态智慧的自我构建和社会构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它不仅着眼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14]，倡导“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15]；它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民大众的心理状态，其核心为社会公理[16]或者是区域性的精神生态[17]。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延伸，它体现在对人类（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强调，以人的审美理想体现着人们的灵魂和民族的心声[18]。
从宏观上来讲，保护文化生态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19]。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文化生态保护；二是某个民族的某类文化或特定文化事项赖以生存的条件的保护。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应注意做好“保护和建构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建立和完善传统文化的适应机制、建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机制、文化生态建设与自然生态建设相结合、加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等方面工作[20]。三、中观研究尺度：
区域文化生态研究把文化生态作为区域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研究，既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涵，也给文化生态保护实践工作提供了指导。对特定区域空间文化生态及其保护的研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特别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经成为政府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区域文化生态
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目的，就是揭示使不同区域各具特点的特殊文化特征和模式的起源，并非要得出能够应用于任何文化-环境区域的普遍原则。对区域文化生态调查可分三个步骤：首先，必须分析物质文化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运用某种特定技术来开发某一地区时涉及的行为模式，三是确定开发环境过程中所需要的行为模式对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影响[21]。可见，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关键是与生产手段相关联的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司马云杰也认为，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重点是人类文化行为，研究环境适应的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22]。
文化地理学认为，任何文化都带有该文化形成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印痕[23]。现代文化生态学立足区域，探讨区域文化群落与其地理环境的发生、发展及其内在规律[24]。江金波以此为理论框架探讨了粤东北客家民性及其生态成因与文化生态空间格局的优化[25]。角媛梅认为，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就是以梯田稻作为中心的哈尼族生活与环境相协调的人地系统，其由森林生态子系统、哈尼族村寨文化子系统和梯田生态子系统所构成，在空间上形成了特殊的林-寨-田的结构[26]。
（二）外因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
旅游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是目前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旅游与文化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商业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化生态[27]。张中波以丽江古城为例认为，旅游开发导致古城文化生态失衡：古城本土居民的大量外迁、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商业氛围的加重和文化氛围减弱等[28]。李文兵认为，在旅游背景下，经营者、管理者、游客是古村落文化生态演变的三个切入点，文化生态演变路径为社区旅游参与-物质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村民旅游感知-精神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文化生态演变趋势为：（1）物质文化演变表现为古村落村民居住空间转换，古村落经济结构转换，（2）精神文化演变趋势表现为宗族文化，（3）风水文化的相关仪式以及传统民俗得到部分或全部恢复，（4）制度文化演变表现为建立在现代法制基础上的制度文化保障功能得到加强，民主氛围增加[29]。四川白马地区旅游开发实践表明，大众旅游开发模式会给自然和文化生态相对脆弱的民族地区带来较大冲击[30]。
对于文化生态的旅游开发模式，有学者提出原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次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再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31，32]。王维艳等认为，泸沽湖摩梭本族人口表现出低速抑或负增长趋势，“计生”、外出打工、旅游经营制度及过度旅游开发等文化生态因子正在对摩梭母系文化的存续构成潜在威胁[33]。
刘壮讨论了地震对当地自然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羌族生活、生产方式、民众的文化心理等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影响[34]。苑焕乔认为，城市化所致的人口大幅下降、传统意识淡漠，使得京西灵水村“秋粥节”文化环境急剧恶化[35]。
（三）文化生态保护区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在文化生态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实践。它的建设，是根据同一性质的区域文化特点，选定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整、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观念形态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价值观和民间信仰以及诸多文化具体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点的人群聚落空间予以特别的关注，使这一特定地区的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健康传承[36]，这是生态博物馆的拓展或另类[37]。应在多层面整体推进：在环境层面，着力于对建筑和生态环境的修复、整治；在经济层面，注重对其经济活力的培育，积极营造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和商业氛围；在社会层面，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借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发展帮助解决城镇或村落衰退带来的种种内在问题[38]。文化生态的保护，不是简单划定数片“生态文化保护区”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而是在对抗“现代性”的当代生活世界中逐步形成文化自觉，需要在无形的制度建设和有形的技术支撑下实现广泛的居民参与[39]。要把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结合起来[40]。然而，在文化生态区保护过程中，文化主体存在若干问题：传统生活不复存在、民族文化迷失、文化传承人的危机、留守人口比例失衡，因此应加强民族文化主体保护[41]。
（四）民族文化生态研究
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研究文化生态，其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揭示出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联[42]。杨建华等将西南文化生态圈内的诸多文化群落分别划入到相应的亚文化生态圈、文化生态丛、文化生态簇所构成的文化生态层级体系之中[43]。学者们提出了若干保护方略，如“文化生态园”模式[44]、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45]、民族文化生态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等。以文化生态村和生态博物馆的方式保护乡土聚落和文化遗产的做法，在国内越来越多。但生态博物馆不只是一群建筑，而是一个社区，它所保护和传播的不仅是文化遗产，还包括自然遗产和生态环境、原住民的文化启蒙和教育引导。尹绍亭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村是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由当地民众自觉参与的、自主经营、管理的中国乡村建设的一种新模式[46]。有学者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态村的两个成功模式：一个依托景区的发展模式（贵州仙人洞村），一个是原生态文化村寨的发展模式（云南南碱傣寨），可根据不同类型的村寨特点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47]。民族文化生态村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种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两个重要条件：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方案[48]。四、微观研究尺度：
文化生态因子研究对具体文化因子的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迁予以研究，从整体上探讨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各种民俗、民间工艺、传统音乐、口头传说等都是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对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浩瀚了传统民间文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造物观念、造物与环境的关系、信仰观念、技术因素、民间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文化的时空发展等内容[49]。潘鲁生等倡议把“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计划”纳入全民教育领域，建立民间艺人档案，建立指定的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域，设立文化旅游的景点，建立民艺资料馆所，设立民艺研究机构，在有条件的都市科研院所设立民艺作坊，吸引民众参与，体验民间生产、生活方式[50]。河洛大鼓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都反映着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因此应从河洛文化生态系统的各要素考察寻求保护策略[51]。挑担、砍柴、走纸寮作为闽西传统时期的主要劳动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些劳动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闽西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52]。客家“好歌”文化生态变迁：形式由集体性的山间劳动变成娱乐休闲；内容由爱情生活变为现代化发展；方式由即兴演唱发展到专业化创作；以及多媒体技术运用、团体组织表演等。客家山歌表现形式丰富，并融入文艺创作、民族旅游，但这种变迁丧失了固有的独特韵味[53]。学校教育、自我教育以及生活模式教育三个方面，为云南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54]。有研究认为，传统音乐舞蹈艺术，对其保护主要有三种观点：（1）对于濒危的、难以推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用“博物馆式”方式保护；（2）对有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借助市场力量保护，走市场化道路；（3）对于有些口头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据其形态特征决定特殊的保护方法，即活态传承[55]。
对于微观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有人提出合理旅游开发[56]、“师徒父子”传承[57]的方式，还有一些针对某项文化事项的具体研究，如对“唱新闻”的内容与形式加以发展和创新[58]、对上党梆子要保护好戏曲小生态的活态特征[59]、洮岷地区“花儿”的文化空间保护[60]、非文字生活世界发掘[61]、女书及女书文化的原生态环境保护等[62]。
五、文化生态保护研究简评
（一）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应以宏观尺度为指导，立足于中观和微观尺度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然而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宏观研究尺度。因此，需要在现实的空间内和可控的条件下，通过可操作的技术手段，开展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审视文化生态研究的三个尺度，笔者认为，应该以宏观尺度为指导，以中观和微观尺度为基本立足点。其原因如下：一是遵从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原始内涵，二是研究尺度的可操作性。文化生态保护对象是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所以文化生态保护必须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开展。文化生态保护主体是社区居民，只有文化凝聚力较强的社区居民才能真正参与区域文化生态保护。三是现实需要。无论是自然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从整体出发的文化生态保护，都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之一。因此，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开展具体研究是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
（二）文化生态保护原则
文化生态保护强调三个原则：（1）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整体性首先是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即并不单纯保护文化的符号、语言、规范等，而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全面保护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既涉及自然环境，也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其次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性，即互相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2）针对性：区域文化生态差异性明显，环境和文化生存之间的互动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必须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和保护。首先应针对不同类型文化生态开展类型化研究和保护。如历史文化名城、名村、特色文化村寨、以自然景观为核心的特色村寨等。其次，针对具体文化因子开展个别化研究和保护。区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形式多样，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因此，应采取富有针对性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保护方略。（3）参与性：文化生态保护的主体是生产、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社区居民，也是保证文化活态生存、可持续利用与发展的基础。应加强对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参与意愿、参与路径等内容的研究。
（三）文化生态可持续利用
一是应采取分层次的开发模式，即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分层次开发：对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类遗产应优先开发；对工艺、美术类等生产性遗产重点开发；进行产业化开发，对仪式、节事、习俗类制度性遗产控制开发。
二是应对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功能分区。旅游开发可能会给文化生态保护带来消极影响，如过度性开发、商业化污染、社区参与不足、居民迁移、文化涵化等，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功能分区的方式，把文化生态保护区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就是供旅游者观赏游玩的旅游规划区，“后台”就是远离旅游者的规划控制区，目的是保护文化生态原真性的传承，严格控制开发。
（四）多学科综合性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汇集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文化哲学、社会学、艺术学、民族学、旅游学、民俗学、建筑学、规划学、历史学、文学、传播学、博物馆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各学科研究尺度和向度各有不同（参见图1）。图1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学科分布图
因此，研究方法也应呈现多学科特点。文化生态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民族志法等，随着相关学科的介入，抽样调查、跟踪调查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应得到广泛的应用。除此之外，还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深入研究，如GIS、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系统数据库等。
概言之，文化生态系统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文化生态研究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这对文化生态保护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和方法，又要使理论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为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Steward Julian H.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36-42.
[2][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3]赵荣，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 [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9.
[4]邓辉.卡尔?苏尔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实践[J].地理研究，2003，22（5）：625-634.
[5]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6）：19-25.
[6]戢斗勇.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11-24.
[7]邬建国.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7.
[8]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8（3）：105-113.
[9]高建明.论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5，13（3）：82-85.
[10]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2（1）：93-97.
[11]李学江.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J].理论学刊，2004，（10）：118-120.
[12]宋俊华.关于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几点思考[J].文化遗产，2011，（3）：1-7.
[23]《山东省文化生态研究》课题组.山东省文化生态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9： 1.
[14]严俊杰，黄正泉.“两型社会”的文化生态学思考[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3）：63-66.
[15]毛海莹.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海洋民俗传承与保护――以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渔港为例[J].文化遗产，2011，（2）：105-111.
[16]王长乐.论“文化生态”[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1）：47-52.
[17]吴圣刚.论中原文化生态及其生成规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9（1）：111-114.
[18]徐张杰.“文化生态”及其“价值标准”的相对性浅议[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122-124.
[19]刘守华.论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5）：109-112.
[20]段超.再论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建设[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62-64.
[21][美]杰里?D.穆尔.文化学家的文化见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18.
[2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200.
[23]黄成林.徽州文化生态初步研究[J].地理科学，1995，15（4）：299-307.
[24]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84（4）：119-124.
[25]江金波.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26]角媛梅.哈尼梯田自然与文化景观生态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100-103.
[27]付薇.旅游经济与文化生态的关联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7）：52-53.
[28]张中波.文化生态视野中的文化遗产型景区旅游开发研究――以云南丽江古城为例[C]//2008年江苏省旅游学会首届学术年会.
[29]李文兵.旅游背景下古村落文化生态演变机制――以张谷英村落为例[J].社会科学家，2008，（11）：98-102.
[30]连玉銮.白马社区旅游开发个案研究――兼论自然与文化生态脆弱区的旅游发展[J].旅游学刊，2005，20（3）：13-17.
[31]林美珍，吴建华.文化生态：民俗风情旅游的开发[J].福建地理，2004，19（2）：22-25.
[32]俞万源，李海山，刘远清.名城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生态思考――以梅州市为例[J].热带地理，2006，26（1）：66-70.
[33]王维艳，林锦屏，李强，等.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孤岛”及其文化生态透视――兼论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的保护[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9，21（1）：18-23.
[34]刘壮.从文化生态看5?12地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J].民族艺术研究，2009，（6）：6-10.
[35]苑焕乔.京西灵水“秋粥节”文化生态保护村构建探讨[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8（2）：70-73.
[36]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当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9-12.
[37]陈淑.生态博物馆的拓展或另类：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分析[J].中国博物馆，2008：（3）：97-101.
[38]张松.文化生态的区域性保护策略探讨――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0（3）：27-36.
[39]张松.历史环境与文化生态的关系研究[J].城市建设，2009，（6）：94-96.
[40]卞利.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J].文化遗产，2010，（4）：24-30、66.
[41]王晖.文化生态问题中的文化主体保护[J].求索，2009，（2）：96-98.
[42]徐建.国内外文化生态理论研究综述[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5）：6-10.
[43]李建华，夏莉莉.文化生态层级理论下的西南聚落形态――以大理喜洲聚落为例[J].建筑学报，2010，（S1）：55-57.
[44]李阳.辽宁锡伯族文化生态资源产业化保护与利用[J].文化学刊，2010，（6）：124-128.
[45]周庆行，曾智，刘燕.论以文化生态为依托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构建[J].生态经济，2006，（1）：44-45.
[46]尹绍亭.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理论与方法[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2.
[47]王国祥.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探索实践之路[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135.
[48]艾菊红.文化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和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云南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比较研究[J].民族研究，2007，（4）：49-58.
[49]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7.
[50]潘鲁生，唐家路.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与调研纵横谈[J].山东社会科学，2001，（2）：104-106.
[51]刘英丽.从文化生态视角看河洛大鼓的兴衰与重振[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3（5）：158-161.
[52]王维娜.劳动与山歌――闽西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J].文化遗产，2009，（2）：134-140.
[53]刘晓春.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J].文艺研究，2008，（2）：92-99.
[54]汪瑶.对红河州石屏县的两所学校和富民县小水井村苗族唱诗班的考察――从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看云南传统音乐的可持续发展[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9，（4）：78-80.
[55]汪瑶.对云南文化生态环境构建的初步探索[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0，（2）：59-62.
[56]潘鲁生.关注旅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资产开发[J].山东社会科学，2000，（5）：108-109.
[57]杨广敏.海峡西岸文化生态保护研究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养机制与经验[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1）：75-81.
[58]孙悦湄.宁波象山曲艺“唱新闻”文化与社会生态研究[J].艺术百家，2010，（6）：152-158.
[59]李春沐.“上党梆子”的名实之辨与戏曲文化生态[J].晋阳学刊，2008：（6）：120-121.
[60]郝苏民，戚晓萍.文化生态?文化空间?政府主导与“非遗”关系――以西北“花儿”的洮岷流派（南路）流行区KPT村为个案[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5-13.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综述
一、引言
我国经过长时间的以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过度破坏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发展，生态恶化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敌。社会主义生态安全到了不能再忽视的地步。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安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生态安全观的内涵
“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的内涵：一方面应避免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短缺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的威胁，维护环境和资源对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避免生态严重退化和资源严重短缺造成环境难民，引起暴力冲突，对区域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
马克思主义生态安全观研究的核心是生态安全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将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从工业文明反思的角度，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安全的威胁，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公平公正等原则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1]。如同封建制度之于农耕、资本制度之于工业；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是必然联系的。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未来社会的存在形态，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趋势。这对于中国现代化高速建设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安全的理论基础和来源
马克思阐释的生态观是指：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人类对自然界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劳动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之间对立――即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必须以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前提，而这一和解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结合自身实际、继承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自然观、生态经济观、生态环境观、生态伦理观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3]这种思想对于解决危机，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在于：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历史观六个维度整合与超越西方环境哲学，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哲学[4]。马恩的“自然生产力论”蕴含了十分丰富的生态维度，“循环经济论”是其一贯主张[5]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循环过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却导致了“无法弥补的裂缝”，因而，必须进行社会性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变革，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6]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形态”“价值系统”等多方面的内容都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被明确提出。十中把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关系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新高度。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来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方面，实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良性发展！[7]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维护生态安全提出以下思路：一严格法律制度，加快建立有效约束机制和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二强化生产者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三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安全本质是要求自然资源在人口、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个约束条件下稳定、协调、有序和永续利用。我国面临的现状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对本已薄弱的生态环境的冲击，以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对生态的严重破坏。生态安全的特点表现为：整体性与全球性；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性；生态恢复的长期性。
生态破坏恢复周期长，难度大，各方利益协调困难。生态破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安全观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用严格的法律来保护生态安全已经刻不容缓。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安全的法治保障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来理解环境，理解自然，着重考察的是人化自然。人类活动的每一步成功都意味着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人越是主动地去改变自然，越是受制于自然。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的构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精神、政治文明的建设应是有机统一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标志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相互联系，互为依托，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一伟大实践。
保障生态安全要有充足的法治保障：首先，我们应当坚决执行目前已有的关于自然保护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新规章填补空白，建立切实可行保护补偿、惩处等机制，形成建设生态和谐社会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体系。国家应协调好各部门各地方的关系，让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去协同完善生态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在此基础上建立执法监督体系和机制。
其次，加大执法力度。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违法者的惩戒性。严肃公务执行纪律，从严处罚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行为。加强完善监督机制，加强联合执法。充分提高各部门打击破坏生态建设与违法排污企业的积极性。提高处罚力度，严格排放标准，强化保护手段，赋予生态环保部门强制处罚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过程是同社会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一致的。从“对马克思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理论之探讨”到“对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之认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时期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论演进。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到“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在曲折中、探索中不断发展。生态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及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基本框架。“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8]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要以国外经验为参照，不断发展完善理论，不断在实践中修正；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和理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为核心，吸收传统生态和谐思想、西方生态安全思想，真正成为科学、全面、成熟的生态社会文明理论，成为指导和带领中国社会走向新生态文明的理论之光。
此外，生态安全问题毕竟不是一个政策或学术问题[9]，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准确的生态安全评价结果可以提供政策制定的科学依据，推动广大社会公众的责任感并成为行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其实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手，如何让环境公益运动成为人民群众的潜意识而不是政府主导的行政运动对于“大社会、小政府”的政府建设目标的一个值得实践的过程。人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由潜意识来驱动的。全能型的政府，他的老百姓往往公德心不太好。
中国古代兵法和西方战争哲学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思维是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增大己方确定性。而中国传统兵法的重要内涵是“造势”通过引导对方的行动来增加对方的确定性。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心理机制，就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往往要把这个事情抹掉重新当一个好人。环境保护中也是如此，会运动公众的逆向心理化。如何不要让坏的事情发展到后面，可持续发展才有了一种坚实的保障。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区，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政策红利的释放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10]，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由政府主导型社会向公众主导型社会转变，让很多政策不仅仅再是一句口号，限制权利，建立行政追责制度，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依法治国落实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潘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明》，2007年第12期，第8～9页。
[2] 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第17页.
[3] 杜秀娟：《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 孙道进：《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 杜秀娟：《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钱箭星、肖巍：《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循环经济引申》，《复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第32页.
[7]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39.
[8] 王明初、杨英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6
关键词：生态文明；发展；意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0-02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1]
现阶段国内外对于生态文明的研究是智者见智，众说纷纭，生态文明概念，我国最早见于1985 年2 月l8 日《光明日报》[2]，在“国外研究动态栏”栏目载《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生态文明的途径》。从党的十七大开始，就把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生成阶段新的组成要素，作为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密不可分的理论基础。“十二五”规划纲也将“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作为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党的十报告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以及保护自然环境的必经之路。
国外的专家学者们目前并没有直接提出准确的生态文明的概念，但是长久以来，国外的学者们也形成了一套类似于生态文明理论的思想。随着西方工业化社会和消费社会的蔓延，出现了绿色社会运动，在各种思潮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生态社会主义，其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应仅仅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而应是和谐共存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者通过对“现代性危机”的探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性问题结合起来，给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社会就是人化自然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就是追逐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断压榨劳动者不断发展工业化的过程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社会危机致使自然危机的出现，从而指明了走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社会和谐的发展道路。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有别于我们常常提到的生态环境的概念，生态环境主要是狭义的阐述了生物之间以及生物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一种存在关系状况，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而我们在此提到的生态文明不仅包含了自然生态环境，还包含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存在关系，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联系，以及社会的和谐，社会的发展等社会所处的状态。很显然，作为一个更加复杂的概念，生态文明包含了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各种内涵：科学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健康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谐共荣的生态发展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态势，经济、政治、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发展，以及由此保障的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大事，加快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许多现实意义：
（一）可以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构建良性开发格局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是无比珍贵的空间资源。国土的开发应该要按照资源与环境相协调的原则，控制开发力度，调整空间布局结构，创建生态宜居空间，保护天蓝水清的自然生态，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发展留下更多良田，给城市建设提供正确导向。生态文明可以促进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二）建设生态文明可以促进社会资源节约
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环节。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加强工业生产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生态文明的理念可以促进科学技术创新，自从生态文明建设被列入党和政府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设重点，产业结构调整、低碳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生态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保证性因素和驱动性因素，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有了新的生态节能技术，就可以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三）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促进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加大自然生态的保护力度。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面临全球化的生态破坏问题―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湿地减少、森林消亡等等。只有以系统的生态保护的理论为依据，应用多种生态保护技术进行综合治理，才能改善荒漠、湖泊、森林、草原的自然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才能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基本原则，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坚持科学规划，适度开发，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四）生态文明理论符合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前进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在各个领域中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是在我国所创造出的巨大物质财富背后，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一直较落后的产能结构带来了高消耗和高污染，生态环境过度破坏，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难以为继的发展模式。在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在短短30 多年来都集中表现出来。中国的大气污染物、粉尘产生指数、化学需氧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年排放总量居世界前列，环境的迅速破坏也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忧虑。十报告中提出： “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 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现状，中国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突破口。十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大力地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力度，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惠及全国人民的大事。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发展与环境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反映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坚定信念。
（五）生态文明理论有利于夯实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基础
生态文明理辩证地吸收了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合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并进行了大胆创新。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年来党和政府指明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和谐社会都与生态文明密切相关，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首先转变发展观念，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有机统一起来。
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不仅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且融合了中华文明和时代特色，还吸收了国际生态文明的理论成果，在国际社会中展示了中国社会改革和建设的特有目标和内质。中国的生态文明起步较迟，但是中华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契合度很高，从文化艺术到社会制度，都反映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的追求。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在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中都有具体的体现。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既具有文化优势，又具有制度优势，理应率先成为生态文明的实践者。当然，中国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不可能再享受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拥有的廉价资源和环境容量，只有在严峻的生态环境下迈向工业化。因此，中国只有走生态文明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才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都是在关照现实和了解国情的基础上，借助理论分析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其中生态文明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提供了肥沃的理论土壤，夯实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生态治理的理论研究，还是生态保护的科研水平，亦或是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创建，中国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不小的差距。在提高并赶超西方生态文明水平的路上，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在党和政府的正确的指引和有力的推动下，在中国人民的强力拥护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战争很快就会打响，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参考文献：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7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实践探索
中图分类号：X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5001305
一、引 言
20世纪中期，西方工业化国家先后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弊端。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到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和瑞典斯德哥尔摩 “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再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等等，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模式，希望走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文明形式的高度来思考工业文明。保罗·伯翰南在其1971年发表的《超越文明》中预见了一种“后文明”即将出现，但没有指明这种“后文明”将是一种什么形式[1]（P1—2）。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正式将生态文明定义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2]（P5—12）。与此同时，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悄然兴起。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发表了著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基于“控制自然”观念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异化的消费观念，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3]（P58—76）[4]（P37—52）。此后，相继出现了双重危机论、政治生态学理论、经济重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生态运动也在西方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兴起。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绿党”受到民众拥护，在工业化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在许多国家的议会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议席。例如，有明确政治纲领的德国绿党，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 1998—2002年还与社民党联合获得了执政地位，现在绿党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三大党。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了“红色绿党”的概念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主张，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促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同志专门就生态文明进行了明确阐述：“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中央政府及主要领导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进展。
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进展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始于1984年，当时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最早使用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他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5]。之后，理论界开始广泛研究生态文明，尤其是“十七大”以后，生态文明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热门课题。据统计，截止2011年底，我国共发表了以“生态文明”为题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报刊文章累计达10 029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 陈洪波，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展 第一，关于生态文明概念与内涵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了界定。一是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如陈瑞清等认为，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在对自身发展和反思的基础上，人类即将迈入生态文明新阶段[6][7][8][9]。二是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如余谋昌等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种文明，四大文明一起支撑和谐社会大厦[10]。三是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发展理念，认为生态文明与“野蛮”相对，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1][12]。四是认为生态文明是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是一种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文明形态。在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转变生产模式和行为模式，走一条依靠自然、利用自然而又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13]。总体而言，目前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的讨论很多，但尚未形成一种公认的、权威的概念。
第二，关于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许多学者从儒释道和佛教中探究生态文明的文化渊源。研究认为，儒释道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儒、释、道都强调“天人合一”，把尊重生命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共同的生态价值观。佛教认为生命主体与生态环境是一个统一体，天地同根、众生平等，天地万物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14][15][16]。总之，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佛性统一、万物平等，等等，这些朴素的自然观及其生态实践观，对于建设当代生态文化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8
关键词：本土化；道德实践；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是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和热点议题。关于什么是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以及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构建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的移植与释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生态阐释、中国现实伦理政策的理论提升是常见的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路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服务于实践，环境伦理学理论亦应如此。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就是要能够从中国的环保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能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讨论和解决，为本土的环保实践提供学理支持。因此，本土化不是从理论源流而是从理论解决本土问题的效能来看待的，只有能够推动本土道德实践的环境伦理学理论才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本土化理论。
一、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与环境伦理学理支持
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要以问题为出发点，要面向中国环保实践中的问题来提出伦理理论，并且用理论推动和指导环保实践。也就是说，本土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是环境伦理要务是要激发公众自觉践行环保的道德动力。“所谓个体的内在道德动力，是指道德个体建立在一定道德认识基础上的自觉接受和践行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力量。由于内在道德动力是以个体一定的道德理性认识为前提，以个体一定的道德自觉性为特征，所以它一旦形成，就是个体的一种主体力量，对个体的道德追求会有较深刻的驱动。”道德动力是促使道德行为的重要源泉，但道德动力又不是一般的心理活动，它是基于一定的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才能产生的强大力量。因此，环境伦理学理论能否给道德主体提供正确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激发道德主体的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主体的道德意志，是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关键。基于公众环保实践的践行度低这一本土问题的分析，在多种原因别强调环境伦理学理论的不成熟不到位不给力，不能主观臆断而需要有详细的学理分析，也期望通过对已有的环境伦理学理论对于中国本土道德实践的效能来寻求构建中国本土环境伦理学的思路。
二、自然具有道德地位的伦理论证
环境伦理学理论如何给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道德动力，早期的西方环境伦理学家最初探求的思路是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是认为一旦论证了自然具有道德地位，人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就必须发生变化，就应从占有、控制、压榨和破坏自然的态度转向敬畏、尊重、感恩自然的态度，通过公众对自然道德态度的改变来形成保护环境的道德动力。早期的西方环境伦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伦理学理论基础，对“自然具有道德地位”这个命题展开了论证。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以功利主义伦理学理论为基础论证动物的道德地位。按照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一个事物是否具有道德地位是看其是否具有感受快乐和痛苦的能力，因为功利主义理论认为凡是带来快乐的事物就是善的、道德的，凡是带来痛苦的行为就是恶的、不道德的。感受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力是一切存在物拥有道德地位和道德身份的前提条件。辛格说：“如果一个存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不管一个存在物的本性如何，平等原则都要求我们把它的苦乐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乐同样（就目前所能做到的初步对比而言）重要。如果一个存在物不能感受苦乐，那么它就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加以考虑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感觉能力是关系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的唯一可靠界限的原因。”按照辛格的这个看法，动物显然具有感受快乐和痛苦的能力，因而也显而易见地具有道德身份和道德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动物和人一样是道德行为者（moral agent）。从理论促进实践的角度，辛格的动物保护理论在西方掀起了动物保护运动，对西方公众改变对动物的道德态度、采取素食主义、不穿动物皮草等道德实践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西方社会文化和背景下，动物解放理论具有其西方本土的环境伦理学理论效能。
汤姆?雷根（Tom Regen）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从动物权利论开始。动物权利的伦理学理论基础是天赋权利。天赋权利是西方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只要论证了自然界事物具有天赋权利，人类就必须像尊重他人的权利一样尊重自然事物的权利，而不得对动物及自然界进行任意挞伐。循此思路，汤姆?雷根以权利主体的不断拓展为线索，指出在美国的权利斗争运动史中，先是黑人通过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获得了基本权利；接着通过反对性别歧视的社会运动，女性获得了基本权利。按照自由主义的权利拓展路径，下一个要进行的就是反对物种歧视的运动，通过反对物种歧视，动物和自然界将获得基本权利。动物和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岩石河流、飞禽走兽获得基本权利，也就意味着在道德上获得了被尊重的地位。对于动物保护的道德实践而言，动物权利论援用西方的权利概念作为道德理论的基础，对西方的公众具有非常强的激发力和号召力。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一道，促进了20世纪西方国家声势浩大的动物保护运动，对西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持和精神动力。
除了趋乐避苦的善恶感受能力和天赋权利的伦理学理论基础，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也是该事物是否具有道德地位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存在物具有一种自身内在的、不以它自身之外的事物为目的的内在价值，人们就应该道德对待该事物。早期西方环境伦理学家依据西方传统思想中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的理论，把它运用到自然事物方面，肯定自然事物具有不以人类的偏好和利益为转移的内在价值，提供了一种自然具有道德地位、人们应该尊重并善待自然的道德理由。具体说来，自然事物具有先在性、自在性、自为性的特点。所谓先在性，是指许多自然事物是先于人类数万年就存在的，在自然事物存在之后才进化出人类，自然事物先于人类存在。自在性是指自然事物的成长几乎与人类无涉，在人类不曾干涉过的自然界，花草鱼虫自在地生存繁衍，生生不息，并不以人类的喜好为喜好。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自然事物进行了利用，但并不能改变自然事物本身的自在性。自为性是指自然本身就是自身的目的，自然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才存在的，而是为了自身的自我实现而生存变化的，自然自身即目的。早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就具有内在价值的意思，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内在价值一直是比较有力的道德说辞，论证了自然事物具有内在价值，公众在自然中活动的时候就必须尊重小草、小花、斑马、野鹿自身的内在价值，也为西方公众参与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一定的道德动力。
不仅是传统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被用来证明自然具有道德地位，为公众参与环保实践提供道德动力，现代科学特别是生态科学也被伦理化为环境伦理学理论。生态学认为，自然是一个整体、有机、相互联系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自然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息息相关、共生共荣。同时，每个自然事物都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美丽作出了自己的生态贡献，因而具有生态系统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并不比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事物高贵，人类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而且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美丽方面的能力与自然事物相当甚至不及。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事物与人类在生态系统上是平等的，并且衡量事物的价值和地位不应以人类的偏好和利益为中心，而应该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为中心，是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理论。美国大地伦理学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学中论述道：“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存在物有助于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平衡时，它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负价值的。生态价值的观念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自然存在物因其生态价值具有内在价值而具有道德地位。近代以来，科学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科学上正确的在道德上也具有比较强势的地位。作为现代科学的生态学为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生态科学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倾向被赋予伦理学意义后，就对公众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观念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也促进了用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从事保护环境的道德实践。
通过对自然进行“道德赋值”，提升自然的道德地位来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德动力的伦理论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环境保护运动的初期对于公众转变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运动有一定的激发作用。但是，这样的伦理论证本身存在着许多理论困境。在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的理论构建中也提到人，但是其谈及人的语境通常都是以普遍的全称代词“人类”出现，对于国家、民族、地域、个体的人未有细致的研究。而且，在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中，人作为德性主体所具有的内在道德品质、道德修养、个体美德等通通失语。相反，人通常是无知、自大、狂妄、贪婪、短视、急功近利等不道德的形象，有意无意地抬升自然的道德地位和贬损人的道德形象成为早期环境伦理学理论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这样，早期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就形成了一个“道德的自然和不道德的人”的论证逻辑。尽管对自然的重视和人类以往行为的反思和批评是必要的，但如果以“道德的自然和不道德的人”的逻辑建构的环境伦理学不但是不客观的，而且是毫无希望的伦理学。以这样的伦理学思路也许可以对盗猎者、伐木者等人类群体中贪婪无厌、漠视自然的人提出批评，但无法对像徐秀娟、索南达杰、梭罗、卡逊等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表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的人作出解释，也无法激发和号召更大范围的公众自发内在地积极从事环境保护活动。
三、人类具有保护环境的道德能动性论证
意识到通过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来实现激发公众从事环境保护的道德动力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有些伦理学家把视野转向对人的关注，并且提出早期西方环境伦理学家对自然具有道德地位的论证逻辑是“人未到场”的环境伦理，环境伦理应该从以“自然”为起点的逻辑论证转向以“人”为起点的逻辑论证，也提出了环境伦理学应该是建立于新型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伦理学，是以激发人关爱自然的内在道德自觉为主的环境伦理学。一些环境伦理学则对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的论证逻辑的规范伦理倾向进行了批评，提出从美德伦理的角度来关照自然，认为人道德地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