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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发计划
朴正熙时代的经济政策被总括为"开发独裁(?? ??)"，即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实行独裁，同时也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经济。他上台时，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60年人均国民收入为79美元，人均GDP为82美元，贸易逆差为3亿美元，达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6%。朴正熙在"革命公约"中发誓解决韩国民众的饥饿与赤贫问题。他认为，韩国贫穷的原因在于事大主义和懒惰，决心将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首要课题。发动军事政变两个月后的1961年7月22日，便成立了经济企划院，负责制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开发政策以及编制政府预算。
1961年11月，经济企划院推出了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目标定在构筑基础以建立"自立经济"。但资金无源，于是强行展开货币改革。朴正熙听信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财经分会委员柳原植的建议，对韩国华侨财产和所谓"隐形资金"展开搜刮，并把货币单位由"圜(?)"变为"圆(?)"，每1圜兑10圆，规定只能人均兑换500圆现金，剩余的全部强制纳入冻结账户，变为长期储蓄，其实是强制低息借给政府。这侵犯了财产权，也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混乱。美国也以有损市场经济为由表示反对。于是朴正熙中止货币改革，柳原植这类强烈国家统制主义倾向的经济幕僚被弃用，金正濓等了解美国经济及日本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经济实务专家上位。朴正熙本来不懂经济，通过军政府时期的试错与学习，终于摸索出经济发展的道路。到1966年，韩国经济开始起飞，经过4次五年计划，到1979年韩国就踏进了产业化时代。出口导向战略
起初朴正熙将张勉政府打算引进日本等国外资的构想批为"卖国"，并打算搞"自立经济"。1962年货币改革失败，令朴正熙从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两条经济发展路线中转向了后者。本来，朴正熙是想走进口替代的路线，随即转向引进外资推进工业化及培育出口产业，靠"民族资本"建设国营炼油厂被放弃了，改成了引进外国公司来投资。同时，朴正熙政府效仿日本战后发展路径，确立了依托韩国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贸易立国"和"出口第一主义"的口号。
在20世纪60、70年代所谓"开发独裁"时期，朴正熙最关心的就是出口。自1965年2月以后，他几乎每月召开"出口振兴扩大会议"，在会上与各部门长官、企业界代表、银行行长、其他出口有关组织的100多名代表对各品种、各地区出口业绩逐一进行讨论。如果贸易业界提出所需政策和面临的困难，总统和所有出席者都进行记录，相关部门要在下月报告事后措施结果。每到年末，商会为完成当年的出口目标，忙得焦头烂额。业界总动员，鼓励每天装船，努力提高业绩，甚至不惜亏损出口。当时，总统被称为总司令，发动了一场国家"出口战争"。20世纪60年代初，出口主力是矿工、农夫和渔夫，韩国的5大出口商品是大米、钨、铁矿石、生丝、琼脂。进入70年代，取而代之的是假发、鞋和纺织工厂女工。远洋渔业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7年12月22日，在首尔奖忠体育馆举行的出口日纪念会上，朴正熙宣布:"亲爱的诸位国民，我们终于突破了出口100亿美元大关。"整个韩国陷入了兴奋之中。经济开发计划启动的1962年，韩国的出口额仅为5000万美元，1964年才达到1亿美元，1970年跨过了10亿美元大关。出口突破100亿美元，可以说是"汉江奇迹"结出果实的象征。但是，出口第一主义也导致产业与产业、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资源分配的扭曲、工资水平的差距、对特定企业的金融优惠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为长期困扰韩国经济的负面因素。确立电子兴国
1967年9月，朴正熙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金玩熙邀请到青瓦台，表达了对韩国仍在出口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的现状的不满，并指示他协助韩国发展电子工业。从此，金玩熙奉命跑遍全球，终于在1968年8月1日将《电子工业振兴调查报告书》递交到朴正熙面前。他说:"目前韩国的技术力量远不如世界水平，所以独立开发技术时间会过长，应该想尽办法引进先进技术，开发出口产品。必须得到政府全面支援，在短期内培养电子工业。"朴正熙当即批准电子工业综合五年计划。
从此之后，韩国电子产业突飞猛进。1966年，生产首批国产电视机的金星(LG前身)公司当起了领头羊，另外，因糖精走私案受到重创的三星公司也于1969年1月成立"三星电子工业株式会社"，投入到竞争体系中。1965年仅为180万美元的电子产业出口额，到1976年就超过了10亿美元。电视机和收音机、集成电路、聚光器、录音机、显像管等跃升为韩国主要出口产品。1974年成立了韩国半导体株式会社，由此奠定了发展成为电子国家的基础。所以韩国被认为是赶上了"电子兴国"的末班车。投资重化工业
1972年12月31日，朴正熙听取了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的持续4个小时的报告。报告指出，要改造工业结构，扩大产业基础。要发展综合化学、造船和机械工业，有必要引进最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要将重化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同时并进，赶超朝鲜。朴正熙表示赞成，并于1973年1月12日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发展重化工业。
从此，韩国走上了同时振兴造船、电子、机械、钢铁、汽车、石化、原子能等技术密集型核心产业的道路。总统秘书长金正濂和重化工业企划团长吴源哲负责总指挥，根据"选择和集中"的原则，各领域选定一两个民间企业，在选址、公路、资金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1973年7月3日，韩国重化工业的象征-年产103万吨的浦项钢厂经三年建设得以竣工。在朴泰俊的领导下，浦项钢铁的产量在1978年达到550万吨，1981年增至850万吨。朴正熙还劝说现代集团总裁郑周永不要放弃造船工厂，于是郑周永飞到西欧，获得贷款，于1975年建成现代造船厂。1976年现代汽车开始出口"小马(PONY)"车。
在朴正熙政府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政策引导下，1973至1979年韩国制造业年均增长了16.6%，1980年重化工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达到了54%。其中钢产量由1965年的22.7万吨增至1981年的1270万吨;造船工业能力由1974年的110万吨增至1980年的240万吨;汽车产量由1970年的2.7万辆增至1979年的20万辆;电子工业产值由1966年的0.22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28.5亿美元;机械工业产值由1970年的5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105亿美元。"重化工业立国"的战略极大推动了韩国的工业化，为"汉江奇迹"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另一方面，韩国在急速发展重化工业的过程中，造就了支撑国家经济的大批财阀，是韩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政治与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建设高速公路
朴正熙任内大搞"国土开发"，兴建基础设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建设京釜高速公路。1964年朴正熙访问西德，当地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给了他极大的震撼。回国后，朴正熙也经常抽时间在纸张上勾画公路图。1967年，朴正熙在竞选总统时承诺，如果当选将"建设连接首尔和釜山的高速公路"。当时的韩国人对"高速公路"的名称还很陌生，因此以在野党为中心形成了强烈的反对舆论。批评意见认为"是要建造为富人服务的游览路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42美元的韩国没必要建造高速公路"，但朴正熙顶住了舆论压力，于1968年2月1日在今首尔良才洞教育文化会馆附近按下了爆破按纽，正式启动了京釜高速公路建设工程。
早在举行开工仪式的3个月前，朴正熙就在没有一分钱预算的情况下，投入陆军工兵团，率先进行了首尔至五山段的公路建设。路线、工程计划、推进方式等全都是总统在做决定。后来，商工部长官金正濂回忆说:"朴正熙就像面临战争一样，亲自指挥战斗士兵进行'作战'。"朴正熙在没有日程安排的日子里，经常会乘坐着凯瑟吉普，风尘仆仆地奔赴现场。大田至大邱的施工段难度最高，其中的沃川隧道更是地形险要的魔鬼地段。在2年5个月的施工期间，共有77人殉职。
1970年7月7日，总长为428公里(后经直线化改造等缩短为416公里)，包括305座(现为353座)桥梁和12个隧道的京釜高速公路全线开通，而且是提前1年竣工。朴正熙对此表示:"这是造价最低(每公里约1亿韩元)、建成速度最快的大艺术作品。"并把一瓶香槟洒在路边。自此，整个韩国处于"一日生活圈"之中，为汽车时代的到来拉开了序幕。据韩国道路公社估算，该公路的年经济效益为13.55万亿韩元。韩国的京釜高速公路是在一无经验、二无技术的情况下，完全凭借实干精神建成的朴正熙的杰作，被韩国人称为"祖国近代化和经济开发的象征"。
然而，朴正熙只重视建设高速公路，却相对忽略了铁路的多轨化和高速化，以及既有道路的扩张建设，是其不足之处。扩大劳务出口
朴正熙政府通过扩大劳务出口与对外工程承包来确保外汇收入、缓解就业压力。首先是派遣矿工和护士到西德，被称为"派德(??/独派)"。1962年，朴正熙政府首次派遣了20多名护士校学生，1966年至1976年共有1.3万名护士被派往西德。1973年，在西德各医院工作的韩国护士总人数超过了6000人。她们凭借对年老患者的精心看护和熟练快速的工作能力赢得了西德人的好评。另一方面，1963年夏天，朴正熙政府打出了招募前往西德挖矿的矿工的广告，在西德挖矿的三年期间，每月可获得159美元的工资。当时韩国的失业率为8.1%。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对在发达国家西德工作并能获得高工资待遇非常感兴趣。第一批申请前往西德的人就有1万4千多名，结果，250多人被选为第一批派往西德的矿工。第一批矿工于1963年12月21日出国。他们要在地下1000米忍受30度的地热，工具也重达50公斤。3年后，他们回国时，大部分人都曾经历过骨折。加上后来几批，在西德工作的韩国矿工共有8300人。1964年12月，朴正熙访问西德，在鲁尔接见了韩国矿工和护士，称他们的辛苦是"为子孙后代打下繁荣的根基"，所有人员热泪盈眶。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危机。每桶2.8美元的油价至翌年3月涨了四倍。朴正熙政府一方面展开"节省10%原油的运动"，另一方面在1974年1月14日实行第3号紧急措施，降低低收入人群的负担，扩大了对电视和冰箱等"奢侈品"的征税范围，从而渡过难关。朴正熙政府还使用了"化危机为机会"的逆向思维方式，决定从中东赚回买石油的钱。1974年1月30日，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向朴正熙建议在中东建工厂并输出建筑劳动力。从此之后，从越南撤回的韩国企业大举进军中东。中东热潮达到顶峰的1978年，在中东工作的韩国劳工达14万人。1975年至1979年期间从中东赚取的205亿美元近占同期韩国出口总额的四成。
后来的全斗焕政府继承了朴正熙政府扩大劳务出口与对外工程承包的政策，截至1986年，韩国承包的工程合同额高达812亿美元，对缓解韩国政府赤字起了重要作用。实现粮食自给
朴正熙视粮食自给为摆脱贫穷的首要任务以及国家安全的根基，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下令开发粮食新品种。1971年，韩国农村振兴厅开始推广改良自东南亚品种的新稻种。正式名称为"IR667-98-1-2"，被人们称为"统一稻"。通常一个稻穗会有80至90个稻粒，但"统一稻"大都有120至130个稻粒，有的甚至能达到200至300个稻粒。
"统一稻"作为适合韩国土壤的高产品种逐渐获得了韩国农民的认可，1972年为16%的粮食普及率在1977年猛增至55%。"统一稻"为粮食增产，起到了火车头作用。粮食产量于1974年突破3000万石，1975年韩国终于实现了粮食自给。在产量突破4000万石的1977年，全韩的稻产量为每1000平方米平均494公斤，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在这个时期，韩国也实现了东南亚国家凭借新品种开发完成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后来，统一稻因口感不是很好，逐渐被其他后续品种取代了。
新村运动和四大江流域综合开发构筑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为"绿色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四大江流域综合开发是1972年树立的第一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的一个环节，通过建设昭阳江坝(1967-1973)、安东坝(1971-1976)、大清坝(1975-1980)等水利设施，减少了洪水灾害，并让大多数农田变为没有旱灾的稳产高产田。"绿色革命"让韩国摆脱了延续数千年的饥饿。开展新村运动
1970年10月2日，朴正熙政府决定开展"新村建设运动"，给全韩每个村庄提供355袋水泥，引导人们改善农村环境。但新村运动的目的不止于处理水泥库存。当时的总统秘书室长金正濂说，新村运动蕴含朴正熙"要消除共产主义者可渗透的土壤'贫困'的打算"。1971年向取得事业成效的1.6万多个村子再次提供水泥和钢筋，新村运动就此正式拉开帷幕。
新村运动虽然是政府主导的运动，但坚持只支援业绩好的村子的原则，引进了竞争机制，让村与村进行竞争，这就是"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运动精神中的自助。从此，朴正熙作词作曲的以"晨钟敲响，新的一天开始了"起头的《新村之歌》便通过广播喇叭传遍了全韩农村。屋顶改成石板瓦，农村道路加宽，路边种树，村里建会馆、仓库和畜舍，还架设了电线和电话线。农家户均收入从1971年的35.64万韩元增加到1981年的368.79万韩元，增加了10倍多。从新村研修院培养出的农村领导人对此作出很大贡献。
新村运动取得成功的因素有，以非常具体而实际的目标取得了农民的信赖，并且选择了与传统的农本主义相反的"发展主义"。换言之，新村运动不是出于保护农民既得权利的民粹主义，而是培养农民竞争力和自生能力的运动。劳工政策之弊
朴正熙时代，60万多名离农者涌入城市，这些人大多数沦为城市贫民。其中，大多是就职于纺织、电器等劳动密集型出口领域，长期从事于收入低、难度高的劳动领域。这些贫民在首尔各地区国家公有的土地上形成大片棚户区，被称为"月亮村"。1971年8月，在政府将这些人群集体移居至城市外围的过程中，还发生过对此强烈反抗的"广州大园区(今城南市)事件"。由于朴正熙忽视底层劳工的福利，导致他们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合法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1970年11月14日发生青年工人全泰壹自焚事件，引发韩国社会的关注，同时亦点燃韩国工运之火。
朴正熙劳工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确保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提供适宜的劳动力市场。从人道主义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朴正熙时代的劳工政策可以被看成一个败笔。朴正熙时代劳工政策的一贯性体现在将劳工看成一种生产要素而从经济上加以动员，同时尽可能在政治上让劳工处于解组状态，从而避免劳工运动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带来威胁。这种狭隘的发展主义和国家安全导向的劳工政策导致工人与体制的异化程度不断加深，促成了底层劳工与社会民主力量的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