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安乐死的看法
我对安乐死的看法本文简介：死亡医生安乐死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好死不如赖活”，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而寻求解脱。我认为这种观念并不符合伦理。人应该尊重生命,同时也应该接受死亡,这是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两个方面。根据有利和尊重原则,实施“安乐死”,充分尊重病人对死亡方式的选择,维护病人的尊严;另
我对安乐死的看法本文内容：
死亡医生
安乐死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好死不如赖活”，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而寻求解脱。我认为这种观念并不符合伦理。人应该尊重生命,同时也应该接受死亡,这是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两个方面。根据有利和尊重原则,实施“安乐死”,充分尊重病人对死亡方式的选择,维护病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实施“安乐死”体现了一种公正的公益原则。当人的死亡仅是时间问题,治疗所花的巨大代价只能使生命在反复无常或痛苦不堪的状态中拖延时,采取安乐死是为道德所允许、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免除或减轻病人的痛苦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安乐死”的对象是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痛苦难忍的病人,根据现代医疗技术和检测手段,这些疾病是根本无法治愈,死亡只是朝夕之别。此时,医生竭尽全力地、人为地延长病人的生命,实际上是延长病人的痛苦,这有悖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相反,医生在病人的殷切明白的嘱托下,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痛苦难忍的病人放弃无价值的治疗,实施“安乐死”,让病人无痛苦地、安乐平静地死去,却更符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抢救一个临终而又无望的病人,是巨大的浪费和社会财力的错误分配,是一种社会效益的失衡。节约资源,公正合理地使用医疗资源是社会公益的需要。从家庭角度看,对那些无法救治的病人实施安乐死不仅是仁慈的表现,而且可以使家庭成员摆脱沉重的感情压力和经济负担。因而是合乎道德的,这充分体现了一种公正的公益原则。纵观发展趋势，我认为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利大于弊,且迫在眉睫。
总之，“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置方式。我认为选择安乐死是患者的一种权利。每个人都有主宰自己身体的权利,都有同意或者拒绝别人接触自己身体的权利,所以人们当然也就有拒绝治疗的权利。人活着要看他的生活质量,看他是否快乐,而不能只看他活的时间长短。当一个人处于无法医治的情况下,自己的身体有受着极度痛苦的折磨,这时,对于他来说,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继续活下去只能是无穷无尽的受苦,同时也给患者的亲属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和经济上的压力。人有权要求自己活的尊严,也就有权利要求自己死的尊严。
1杰克在协助病人执行安乐死前，都会对他们录像，让他们或者亲人表达自己的痛苦和选择，这本身就是令人感动的举动，终于，人的苦痛被放在中心位置，你会感到，痛不欲生同忍痛求生相比并没有高下之分，他都是个人的选择，个人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或是继续延续的方式。作为那些绝症患者，他们最大的痛苦在于，他们病重的身体已经不听自己的使唤，“自杀”本身已经成了自己无从选择的一个方式，而无论家人还是医生出于感情或是道义，都很难做出放他们死去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被剥夺了选择权的不幸的病人。
2无论身体机能，还是社会环境，都让一批人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杰克与维拉的可贵也是争议之处就在于试图以个人的努力去纠正这样的不平衡。而杰克与之相比，有着更大的雄心，在医院就职时，就秉承这安乐死合法化的理念，在退休后，没有了体制内的束缚，他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了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道路，甚至亲自实践。由于法律的约束，杰克和支持者不得不选择一种钻空子的方式，设计专门的设备，让虚弱的病人可以亲自启动为自己注入试剂。而这一举措却也无意中更强化了安乐死的价值，从整部影片，我们看到那些病人从有意愿，到与杰克沟通，直到最后的执行，无一不是自己的选择，杰克正是那个给他们搭建了实现自己愿望平台的人。在安乐死上，我从理念上一直持赞同立场，但是技术层面上也有如何正确理解和传达病人正确意图的担忧，而从本片中，杰克表现出了其良好的医德，我们看到有几个案例，他在与对方沟通后，拒绝了病人的安乐死建议，指出了他们只是情绪上的沮丧。杰克对病人的判断也将“医德”问题引出了更立体的思考，在医学领域，无论“希波拉底誓言”还是“南丁格尔誓言”，都表现出了以病人利益至上的立场，但是在后来却被很多人在批驳安乐死时，单一强化出医生应该为病人“求生”。但是，在一个病人希望以最小痛苦结束自己生命时，痛苦的活着难道还是病人的利益所在？所以，为了真正维护病人的利益，需要的恐怕不是条件反射似的反对寻死的病人，而是真正去与病人交心，体察他真正的诉求，而杰克的做法正是一种医德的表现，他尽管有着让“安乐死”合法的目标，却没有因此丧失理智，冷静的与每一个病人沟通，去了解病人真正的利益。
有时候，我们过于将“生”与“死”对立起来，是的，“死”代表着从物质世界的消逝，它令人感到恐惧，但是它又是每个人必达的生命彼岸。所以，“死”也是“生”的延伸，那些希望安乐死的人们，其实也是一种求生，他们求的是有个自己选择的“生”的终点，和“死”的开端，对于他们的选择，我们难道不该给予更多的尊重吗？阿尔帕西诺在这部影片中，表现了一个有些驼背的老态的医生的挺拔立场，他关怀每一个个体，同时又显得偏执，甚至到了最后只身直接去向体制挑衅。同样的老牌影星苏珊?萨兰登在片中也献上了精彩的表演，作为杰克的支持者，当她也终于发现自己身患绝症时，也选择了安乐死，选择了让最好的朋友送自己生的世界最后的一程，这份选择和信任令人深深感动。从维拉?德雷克到杰克?科沃基恩，他们在争议中为个体带去了选择的权利，争议伴随他们一生，法律也给予他们制裁，但是，无论他人怎样看，他们激起的不同观点的碰撞本身就在推动着更多人思考这些禁忌的话题，这也是他们启蒙的价值，这也为今后的改变积蓄着令人充满信心的力量。
克隆岛
这部影片是在宾馆的HBO收看的，而且是在林肯和乔丹逃出克隆岛以后的情节观看的。不过，从后面激烈的动作情节中，有一次体验到了导演迈克尔·贝动作电影的大手笔，广告导演出身的迈克尔的确在处理场面方面非常具有冲击力，除了你想想的那种观赏性之外，我却从中也体会到本片的社会意义——关于克隆人与社会伦理的哲学思考。
林肯和乔丹两个克隆男女的单纯头脑，是否代表的是人们对世界、对爱情的一种向往。两个克隆人代表的是两个只有15岁智力和年龄的心理，他们在现实人类生活中遇见的战争、暴力和人们为了长生不老的贪婪，让他们对自己对人类进行了重新思考，这种单纯和复杂世界的对比揭示的恰恰是人类对自己本身文明行为的思考。人们渴望社会环境的干净、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渴望平静的生活，渴望纯洁的爱情，可是这一切似乎被金钱和贪婪所歪曲，而克隆岛科学家对克隆人形容的外面世界，似乎也正是某些贪婪人心灵内心的写照。
岛的克隆人是不是真正的人类？关于克隆人，影片对人类自己本身的界定进行了思考。很显然，影片谴责了这种违反伦理道德的克隆人的做法，但对既成事实的克隆人的存在又是认可和宽容的，因为他们有着跟人类一样的情感、自学能力和改变恶化的世界和向善的本能，因此，在导演看来，克隆人这种单纯和正义更应该代表真正的人，与那些打打杀杀掌握国家机器的当权者相比，他们更应该得到尊重，最终影片通过克隆人的正义和科学家当权者的对抗，体现出影片倡导真善美的主题。
通过克隆岛禁闭的环境、对克隆人的愚民政策、集中营似的场景描述，影片以一种类似比喻的手法，将人类现存的国家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指控，同时也对人类向往的自由世界的向往进行了歌颂。当看到成群的克隆人被诱导着走向手术台的时候，以及最后克隆人逃出克隆岛走向外面开阔的世界，奔向海边的时候，有谁不想到这与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辛德勒名单》中那些被囚禁的无辜的人们的命运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联系到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警察到处发动战争的现实，这个影片似乎有有了一层向往和平反对战争的意味。
对伦理学界来说，克隆人行为关涉到一个很严重的伦理问题，因为它侵犯了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比如不伤害原则，自主原则，平等原则等等。
一、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
伤害了被克隆者。被克隆的是另外一个个体，这个个体是与克隆的原体完全独立的另外一个行为主体，这个主体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什么伤害呢？首先从技术可能性的情况来看，我们无法预知，如果对某一种在功能上与其他基因紧密相连的基因进行干预性改变，生物体内的这种自然的相互牵制的系统会发生何种连锁反应。而根据目前掌握的知识，要想将人类基因组的所有基因重新进行准确的排列，并使之正常的发挥作用，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理据。因为谁也无法排除这样一种风险：克隆技术很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流产与残障婴儿。
二、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平等原则
在克隆活动中，存在一个设计者与被设计者的关系。在克隆人活动中，未来人类的基因配置是由父母、医生或国家决定的，而个体的人仅仅是前者所决定与创造的结果。我们知道，设计是以设计者为前提的，一个有着设计者与被设计者之别的人类图景，对于平等原则是一种基本的违背。因为人们无法回答凭什么他自己或者任何别的一个人有权作为未来人类特征与品性的设计者。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道德优越感”，似乎我们，或者说一个医生、哲学家、国家的行政长官拥有着一种控制他人的实力。然而这种心态不单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危险的。
深知我心
美国某一个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Vivian
Bearing,是48岁未婚单身女性,身体一向很健康,对学生要求严谨,修她的课的学生却很多.
当她被发现罹患卵巢癌时,已是第四期,无法手术摘除.她被转给肿瘤科柯医师接受化学治疗.柯医师跟他的住院医师杰森都热衷於抗癌治疗,柯医师让Vivian接受一种最新的抗癌药,以最高剂量,做长达八个月的注射,但并未告知是否可以完全杀死癌细胞.
满怀希望的Vivian开始接受化学治疗,然而从医师问诊到照X光,以及医师教学查房时,受尽了被医生及技术人员冰冷待遇的委屈.
而最难过的是,柯医师与住院医师杰森对Vivian所接受化疗药品对於她的卵巢癌的药效,以及她所能承受的药物负作用的兴趣,大於对Vivian本人的感受,他们鼓舞Vivian要坚强忍受掉发,恶吐等负作用,因为他们想了解一个人对全剂量的新药能忍受到什麼地步
而最关心她的是照顾她的一位黑人护士,只有这位护士会陪她聊天,吃冰淇淋,而且讨论到临终前是否做CPR(心肺复苏术)的问题.
在反复因白血球过低引发感染,以及最后肾脏终於被抗癌药破坏引起肾衰竭,而卵巢癌仍顽强地留在Vivian体内,且到处转移.
即使Vivian已呈弥留状态,杰森仍呼叫CPR小组要予以做CPR,以期延长生命,此时护士挺身而出,因为Vivian已签署DNR(拒绝心肺复苏),不能让她在死前再接受没有尊严的折磨
这真是一部为医学院医学生及医院医师拍的医学伦理电影,在这座设备良好的高水准教学医院里,仍处处显露出令人心酸的不以病人为中心,违返医学伦理的医疗行为.
一,杰森在向Vivian问诊时,谈到自己在大学时曾修过Vivian的英国诗,他说,因为入学医学院须多才多艺,因此修这门课是为了显示他有人文素养,以期能进入医学院,而以杰森对疾病的兴趣大於对病人本身,就显示出他徒有文学素养的外表而已.
二,柯医师与杰森能说服Vivian接受新的抗癌药,而且以高剂量注射,认为是难得的实验机会,他们密切注意并记录掉发,恶吐,肾功能变化等负作用,随时用超音波追踪肿瘤的大小,无视於Vivian因药药物负作用所引起的煎熬.
三,事实上,柯医师对新的抗癌药是否能有效杀死癌细胞,并没有保握,但他从未告诉Vivian这点.
四,在Vivian生命的末期,两位医师从未跟病人讨论过,一旦停止呼吸时,是否要做CPR,或先签署DNR;反倒是照顾她的护士在陪她吃冰淇淋时向她解释DNR的意义.而最后,杰森竟然无视Vivian的意愿,called
CPR小组要来做CPR,经护士阻挡,CPR小组看到病历上确有病人的签署,马上停止CPR.
五,柯医师带著学生在做教学查房时,把病人当做活教材,掀开肚子,像对著一具标本就教了起来,毫不顾虑病人的感受.
六,连X光技术员对病人也都是冷冷冰冰的,甚至於休息时间一到,就把病人丢在检查台旁,自己去吃点心.
潜水钟与蝴蝶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和科技进步，医学已由过去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现代的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人们已由过去朴实单纯的“治病救人”的医学要求发展到从生命的开始到临终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得到公正的、有效、合理的全程优质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这就要求医务工作者从过去单纯的诊断、治疗观点转向从生理学角度去关心人，而不是单纯关心病，减轻病人精神和肌体上的痛苦使其在有限的日子里过得舒适和有意义，提高晚期病人的生命质量；从心理学角度缓和和解除病人对死亡的恐惧和不安，使其从容地死去；从社会学角度指导患者理解自己生命弥留之际生存的意义；从生命伦理学角度使患者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体会到在濒死之际受到了社会和亲人的关注。“临终关怀”这一医学形式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对医学的认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说明人类进一步认识了生老病死是一切生物的客观规律，因此也可以说，临终关怀全部深刻体现了现代医学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内涵，是人们对生命价值认识加深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临终关怀的观念及设施还不普及，由于传统观念和伦理思想支配，现实情况往往是：对于住院临终即使已处于心跳停止脑死亡的病人，医务人员不能“见死不救”，而必须“千方百计”地挽救生命。而由于医学科技的进步，改变死亡的自然过程和延长死亡时间，已不是一件难事。但由此而来的高昂的医疗费用，对于经济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财务和卫生资源都十分有限的中国，这样的代价和效率，确实是一个不得不考虑、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临终关怀的意义
对于临终患者，专家呼吁，我们必须更新观念，审慎地使用现代化的医疗服务手段。对于那些有严重的慢性病的临终患者，其症状一般都是以下三种情况之一的：A在晚期出现短暂的明显的衰弱阶段，以癌症患者为典型代表；B经历长期的令他们丧失能力的疾病折磨，合并阶段性的病情恶化，并且不知道死亡何时来临，以慢性的器官衰竭为典型代表；C生活不能自理，身体缓慢地衰竭后死亡以老年痴呆为代表等，都应立足于提高临终患者的生命质量，使其安详、平静而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终点。医护人员应从精神上安抚病人家属，用适宜的医学手段尽量减少病人的痛苦与折磨。要使社会公众认识到，保全生命质量比延长没有生存质量的生命更重要，临终关怀对个人、家庭、社会都有益处。
临终关怀病人的心态
对于将死去的病人，往往表现出绝望、接受的心态。在临床中发现有的病人知道自己将死去，流出了眼泪、肢体乱动，双手乱抓，似乎要握住什么似的，要交待什么似的，在期待着什么似的。如有的病人已没有什么反应了，可一听说XXX来了，竟缓缓地睁开双眼，用期待的目光搜寻起来。而XXX似乎也读懂了病人眼中的含义，快步上前，拉住病人枯槁
的双手，一边抚摸，一边缓缓地说：别怕，我在这里。在亲人的安抚下，病人似乎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在关怀和爱护中安详地离开了人世。而临床上在此时此刻往往让家属回避，便于抢救，把患者与家人之间最富有人性的死别时刻变成了医务人员单方面的抢救场面，完全侵犯了濒死者的最后尊严。
临终护理是针对死亡过程中多种问题做出恰当处理，为病人提供温暖的人际关系，舒适的医疗环境和坚强的精神支持。
根据临终病人的心态，对于将终末期病人强行将其与亲属隔离是残酷的，他或她多么希望亲人、子女、配偶在身边，给他力量、亲情、慰藉。终末期病人往往出现一种害怕被
人冷漠和抛弃的孤独感，这时病人身边应有亲人陪伴，重视病人的微小愿望，尽可能满足病人的生理、心理要求，让临终的病人微笑着面对死亡。这是对病人的最好的心理支持，病人希望能够在自己最后的时刻见到自己的亲的；否则，如果去世时见不到亲人，会觉得遗憾。所以我认为此时此刻不应让家属回避而应让家属握住病人的手，给以其亲人临终的关怀。而并不是医护人员单方面
的临终关怀。当医学对于绝症末期患者在救治上确实已经无能为力时，如何使患者获得临终的尊严；而当死亡已经明显地不可抵御时，就应该停止这个搏斗，共同来面对死亡。在这种情形下，患者的任务是怎样尊严地渡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医生的任务是为此创造条件：包括肉体上的解除疼痛和心理上的克服恐惧，这就是临终关怀的意义。
姐姐的守护者
基于自主性原则的身体自主权是医学伦理学中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电影开场，我们便与安娜一同陷入了一个道德的两难（Dilemma）命题。一方面，画外音安娜在冷静的讲述自己如何作为姐姐的“备品”而出生，并不断的贡献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电影的画面却在展示这个家庭孩子成长中经历的快乐和美好的画面。我们开始怀疑，影片是要向我们传达一种同情吗？同情安娜的出生和“被动”帮助姐姐的这种自主权(autonomy)的丧失？并为她诉讼自己的父母而给予道德和法律上的辩护？我们如果抛开感性因素，理智的区分，又该如何在凯特的生命和安娜对自己身体自主权的捍卫之间做出选择？律师坎贝尔接了安娜的官司，显然说明在他的观念中，安娜寻求自主权的行为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认同的。坎贝尔的观点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他本身患有严重疾病，很大程度丧失了身体的自主权，对安娜的行为在情感上支持和理解；二是他从律师的角度进行理性的思考，父母和医生对安娜身体的“滥用”缺乏道德和法律的支持，因为这种行为与社会普遍认同的公正价值相冲突，亦是说，对安娜来说这很不公平：以拯救姐姐的方式出生并持续作为供体导致了安娜个人人生完整性的破坏，她本来不该被卷入这件事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如果坎贝尔持这种看法，那么它属于德国哲学家康德主张的绝对主义义务论(Absolutism
Deontology)准则。在康德看来，世界上存在着普遍和绝对的道德规范准则，这些规范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当遵守。以“扳道工悖论”为例：如果司机正驾驶一辆火车，突然发现前方有10个施工人员，来不及刹车将被撞到丧失性命。而铁路旁的扳道工发现此时如果他改变搬动铁轨可以使火车改变方向，而变向后的火车将会撞向在另一条铁路上的一位路人，他将丧命。那么此时我们便陷入了一个道德上的两难。在绝对主义者看来，我们不能改变火车的方向，因为另一条铁轨上的路人本来不属于这次事故，他不该卷入其中丧命。选择牺牲他是不公平的，他人生的完整性因此受到了侵犯。但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会选择损失最小的方式，即牺牲那个路人，拯救其余10个人的生命。这种观念以美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为代表，我们称之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结果论(Consequentialism)。结果主义认为,不管以何种方式，只要能带来更多的善的结果，带来最多数人的快乐的最大化就是合理的。严格说来，电影中的父母，特别是医生站在了功利主义的立场。如果凯特的父母是出于对女儿的爱和不舍决定“牺牲”安娜，那么医生实际上经常遇到晚期癌症患者和临危的病人，他也知道自己的“私人”建议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但之所以这样做，是想籍此挽救凯特，同时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的希望，也完成自己作为医生救人的最高使命，与这些“利益”相比安娜的牺牲似乎是值得的。这种功力主义的看法也充满了批评和争议，反对的观点说：这实际把人当成了工具和手段；同时发问，我们是否有权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承认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就是承认，为了好的结果做恶的事情的也是合理的，那么，长期遵循这种规范执行，将会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滑坡（比如有五个人需要不同的***，而一个正常人身上刚好有分别适合他们五个人的不同器官，我们是否可以杀死这个人把他的器官分别移植给看起来能带来更大效益的五个人，救他们的性命？答案显然是不能）。
绝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争执是否帮助我们解决了道德的两难呢？在观影过程中观众的“道德直觉”并没有对安娜的父母和医生给予太多的道德谴责，于是我们会问：是否凯特的不幸让妹妹来承担真的违反了安娜的自主性？疑问首先指向电影开场，安娜的父母到底应不应该让她出生？如果我们对生育是否基于自主性而进行产生怀疑，那实际上是我们对生命本身的怀疑，因为有史以来所有婴儿的出生都不是建立在主体自愿的基础上，进而这种质疑将会引申为对整个人类繁衍的意义的怀疑，显然并不合理。另外，安娜的不存在是否真的比存在要好？这也值得怀疑，我们很难说，安娜存在的价值和个体的感受都取决于这次“人工”的生命的赋予。影片情节的发展，特别是结尾安娜的自述也确证了这点怀疑，安娜在这短暂的人生片段中，特别是面对姐姐的生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独特的体悟和价值。基于这两点批评，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安娜对身体自主权的主张，在道德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辩护。但是，电影结局安娜和律师坎贝尔在诉讼中的获胜，却与我们的结论相矛盾？这里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道德和法律，在作为社会规范上分属不同的领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复杂也不在本文要探讨的范围之内，所以此处略去不谈。第二点，也就是影片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哥哥在庭审的过程中说出了真相：安娜是受姐姐之托来执行诉讼，因为凯特自知自己生存无望，不想再拖累家人，也不想继续痛苦的苟活下去。这一情节回归到了前文提到的医学伦理学中患者的“自主性”原则问题，既是，晚期癌症患者在自知自己生存无望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利选择一种不痛苦的方式，提早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凯特对自身生命的自主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引申开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问题。本片并没有就安乐死的问题深入的探讨，但从后半段凯特放弃治疗开始，严格说医院已经对凯特实施了一种自愿被动形式的安乐死措施
（安乐死分为四种：自愿主动安乐死，即意识清醒的患者授权医生用药物结束生命；自愿被动安乐死，即患者授权医生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加速其自然死亡；非自愿主动安乐死，一般指无意识或未成年患者经监护人授意由医生协助安乐死；非自愿被动安乐死，指无意识或未成年患者在监护人授权下，医生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加速患者死亡。）。抛开复杂的安乐死问题不论，医院和凯特母亲放弃治疗的做法，甚至法庭的判决安娜获胜，其实是对她个人意愿的尊重，是对凯特的自主权的伸张给予了情感和理性上的支持。这才是影片的关注的伦理焦点，也是驱动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
奇迹最终没能在这个家庭发生，凯特在病痛中离开人世。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但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并不会因为死的到来而终结。凯特生命的价值，在父母、兄妹、男友和医生爱的光芒中重新绽放。如果本片有奇迹，那么这奇迹的伟大属于人类对有限生命的尊重和无限热爱。
2安乐死，一直是个争议话题，未有定论。如果有一天，我病无可医，请将我埋在那春天里……，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死并不可怕，没有意义地苟活才可怕。《非诚勿扰2》中孙红蕾，为自已举办的遗体告别仪式，荒诞不经。但是你不得不为你在或不在，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动容。他用大海埋葬了自已，为自已的生命画下一个干净、不猥琐拖沓的休止符。这是我愿意的方式。生命自有它本身的规律，来的时候来，去的时候去，死亡是每个人的最终归宿，只是早晚不同而已。
最后影片引起我感触的影外话是美国和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差异。中国家庭中有白血病患者了，面临的最严俊的问题，是医药费，他们不对不债台高驻，缴不了医药费不得不向社会发出求救的声音。片中妈妈辞职在家，爸爸是一个消防员，帮忙的阿姨只做兼职，医药费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未曾造成半点困扰，我想美国应该有着很好的医疗保障体系。有一个白血病小孩，加另一双儿女，他们的生活依然富裕，有花园洋房，有汽车，有更好的人生体验。我不是物质至上主义者，但是你明白马斯洛需求理论，明白追求更好的精神生活必须解决基本生存需求吧？
当然片中有恶的护士，但更多的是充满人性的法官、律师、医生，他们比中国的法官、律师、医生更像人，充满爱心，怜悯，宽容。。。这差异不是中国人的本质造成的，这恶的土壤养出恶的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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