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设计过什么样的架空王朝？
任何时代任何体系都可以。
顺朝（1644-1918）
假设山海关之战大顺取胜之后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后来通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成为列强中的一环，最后在一战的鏖战中自爆。国祚274年，共历14帝。
应大家强烈要求皇帝都改成双字名了，之前都用单字，主要是不想编字辈，献丑设计了如下字辈：天意自民来、敬道致世用、知行并合进。
再解释一下边疆和沙俄问题吧。
三百年前，范文程都认识到明失其鹿，实乃满清和农民军争天下。说明顺朝和满清就是不死不休的关系，二者间必有一方倒下，顺清战争就是李顺皇室的抗美援朝，立国之战。只有彻底打倒清国，吃下东北和内蒙，李家的皇位才坐得安稳。满蒙同盟的存在，肯定使得清朝更重视喀尔喀的经营，但是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就开始直接管理漠南地区。因此，对于顺朝，打倒清国就意味着要拿下漠南。
至于准格尔，没有一个政权会心大到允许一个敌对政权对自己完成三面合围吧？顺廷必然会和准格尔爆发激烈的冲突。清朝拿下疆藏都可以归因于平准，清平准拿下疆藏，顺平准难得不知道至少羁縻疆藏？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清准都是火器帝国，八旗也不是什么铁骑，依仗的是重步兵和炮队。平准的胜利正是基于十八省亿万民力、物资，当时可没有什么中欧铁路，十斤粮食运到前线剩不下一斤，正是中原王朝天文数字级的人口、物资支撑了清朝在西域的拓展，而不是渔猎民族基因这种唯心的东西。当然，中亚丝绸之路衰落后，直辖西域就是亏本生意，所以合理推测对于二地顺朝只会羁縻，西域可能维持少量驻军。不过，左公之前清朝在西域也是实行伯克制，至于驻z大臣更只是个联络员。没有现代铁路、公路，就算换秦皇汉武唐宗来，这两个地方也只能羁縻。
还有一些读者认为顺朝会被沙俄推到长城边上，我只能说沙俄是沙俄、苏联是苏联。没有西伯利亚铁路，五千正规军远征东北的后勤给养就能让沙皇破产，西边瑞典、普鲁士、奥斯曼哪个是好相与的？想啥呢？与之相对，东北可以说是14世纪以来中原王朝的天赐之地。明朝用200年时间实控了辽东，为进一步开拓东北打下了前进基地，万历年间辽东的人口就已经达到300万以上。鸭绿江、松花江、嫩江、黑龙江等水网体系，夏日行舟、冬日走马，随着气候转暖、火器应用、美洲作物普及，中原的移民可以沿着上述的河流，一路驱逐本地人口稀少的土著，将触手伸到东北各处。晚清时期，沙俄之所以能够在东北鲸吞，恰恰是因为柳条边这种防汉政策，直到嘉庆年间开始兴起闯关东，整个东北人口不过200余万，甚至不如200年前水平。如果换成一个积极屯垦、移民的汉人政权，19世纪初东北至少也有500万人口吧？这个人口规模，足够中原王朝在东北维持十万人级别的军事行动了，没有西伯利亚铁路前沙俄不得好好掂量掂量？至少黑龙江以南的地区是可以保存下来的，也就意味着东北有了出海口（海参崴、庙街等），甚至库页岛也可以拿下。
最后，两宋以降，地主氏族崛起，在王朝的大部分时期，构成社会中间力量的都是自耕农阶级。自耕农阶级加中央集权在前工业革命时代就是最强战争机器，三十年战争后的法军、英国内战的新模范军、独立战争的大陆军可都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不都打得敌人头皮发麻。别以为安史之乱后，汉人的武德就没了。哪怕是挫宋在对付陇西、湘西的蛮族的时候，也没有手软过。到了明朝更是打下了实打实的十九省基本盘，可不是汉唐时期在长江以南大片地区只留有几个殖民据点。在这十九省的人力、物资支撑下，任何中原王朝都是东亚、东南亚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存在。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正好是荷西葡等传统殖民帝国衰落，英法等新兴势力尚未染指东南亚、东亚的战略机遇期。在如今的生产力条件下，北越（红河流域）的粮食产量都高于整个新疆，中南半岛就是一块膏腴之地，加上对日的金银贸易、马来群岛的香料贸易，南洋和东洋就是中原王朝的聚宝盆。只要不对海外莠民发自内心的恐惧，都有巨大的动力去经略南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还有，顺初人口、经济恢复速度相比清朝，只快不慢。多尔衮搞出剃发易服、逃人法、投充法几大昏招，导致残明势力拖到1664年才完全平息。之后，康熙再接再厉又逼反了三藩，还搞出迁海令这种打昏招。直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全国丁口不过1900万，按此估计总人口还不到1亿人，等于入关整整50年、两代人了，人口还没有恢复到前明万历年间的水平。经济人口恢复得慢，就会导致经略、开拓边疆的力量不够、速度慢，错过诸多机会。1650-1700年这段时间内，越南爆发了郑阮争端和武公俊反叛、打了第三次英荷战争、沙俄国内政局动荡，只要抓住一次机会，都能实现在西南、东北两个方向的扩展，可惜这个时候清朝在内耗中，坐失良机。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提前解释一下构想真实性的问题，如果说要完全真实，个人建议可以去读《清实录》和《剑桥中国史》中有关清朝部分，既然是架空王朝，肯定有虚构的部分。但是，这个架空的顺朝，确实参照了清朝、德川幕府、德意志第二帝国等多国的历史。
组织架构上，李自成称帝后确实设置了丞相一职，由牛金星担任。所以，在之后君主集权的道路上，顺朝也必然不同于清朝。最现实的方法无疑是将弘文馆改为决策机构，变独相为群相。至于给军户授田，李自成在襄阳建政后便开始给伤残老兵授田，以助其退伍。资政会的设计，则是参照了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而皇帝与政府、议会的关系则是参照了德二，这种模式无疑是皇室最能接受的。连小族临大国的满清都能接受宪政，没道理一个汉族政权在连续两次鸦片战争的重击后，还抗拒进一步的变革。同时，不得不提的是，就算是戊戌变法失败，里面很大原因在于帝后之间别扭的关系，若是一个成年亲政的皇帝主持变法，结果犹未可知。
官职设计上，基本就是李顺政权的体制，复杂的官员工资待遇系统则是参照了雍正改革后正俸和养廉银体系。经济上，文中提及的亩产参考了张显清的《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其中提到明代每亩产麦195.3斤，每亩产稻390.6斤）和曹贯一的《中国农业经济史》（其中提到明后期常年稻谷亩产488斤，麦粟亩产157.斤）。考虑到早熟稻、红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的进一步推广，文中预测顺朝中叶亩产较万历增长20~30%，也是可以接受的。至于棉、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明太祖便有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文中估计棉、桑种植占比6%，已经算低估了。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基本上约等于或略高于清中期的水平，并无夸张的估计。财政上，除了改两为元，一体纳粮、火耗归公、摊亩入丁都是雍正朝的重要改革内容。至于改两为元，无疑对于加强中央的财政税收控制力是一道利器，文中假设昭雍朝进行改两为元也并不突兀，何况晚清确实发行了银元。
文化教育上，李自成逼死崇祯帝，在理学的体系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洗白的。既然明太祖可以把孟子搬出孔庙，顺太祖也可以把朱子搬出去。何况，明中晚期以来，实学思潮兴起，顺朝廷正好借力打力。西学东渐本来就是晚明以来的潮流，顺朝的文化自信远强于清朝，没有文字狱的桎梏，西学的传播只会更广泛。武学的设定上，清朝也有八旗官学专供八旗子弟学习，顺朝的基本盘可是有着授田和铁杆庄稼的府营兵，设置武学无疑是笼络基本盘的最佳手段。至于科举的改革也符合实学思潮的要求，后期科举的变革则是借鉴清朝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最后，在识字率上，参考了北冈伸一的《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其中提到德川幕府后期，成年男子识字率在40~60%之间，成年女子则是在10~20%）以及Evelyn Sakakida Rawski的《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其中提及19世纪中后期，中国30~45%的成年男性识字，女性则是2~10%）。
朝贡体系和都督府的设置也无疑参考了清朝，在东北、疆、蒙、藏地区清朝也是设置了将军辖区，同时晚清一度考虑在朝鲜设省，古代中原王朝对藩国的控制力绝不是一纸诏书那么简单。唯一明显包含私货的，就是为了让李来亨上位，文中强行低估了李自成的寿命。
另外，哪怕是带清在甲午战争前，也勉强可以算列强中的一员，有着自己的势力范围（朝鲜、安南等）。何况，列强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带英而言，也就德法勉强算列强；但是，对于朝鲜而言，满清和日本都是世界秩序的主宰者。顺朝的改革程度比清朝只会更深，国家动员能力也更强，19世纪后期的顺朝整体只会大于等于沙俄。以下是正文（图有点粗糙，大致示意一下）：
太祖 李自晟（原名李自成）在位1644～1658 年号 永昌
世祖 李民锦（又名李过）在位1658～1664 年号 明德
太宗 李来亨 在位1664～1700 年号 宁盛
孝宗 李敬利 在位1700～1713 年号 昭雍
仁宗 李道祯 在位1713～1763 年号 昌德
成宗 李致沅 在位1763～1782 年号 泰安
宣宗 李世嘉 在位1782～1815 年号 长善
穆宗 李用毅 在位1815～1824 年号 和义
文宗 李知淦 在位1824～1844 年号 通宜
英宗 李行乾 在位1844～1852 年号 平宁
宪宗 李行济 在位1852～1889 年号 熙元
度宗 李并汶 在位1889～1893 年号 宁丰
宁宗 李合祀 在位1893～1905 年号 元泰
末帝（哀宗） 李进璞 在位1905～1918 年号 咸嘉中央
设立中书阁（原名弘文馆），由若干名大学士组成，类似明朝内阁，辅助皇帝决策，但是属于法定最高决策机构，阁内大学士等同丞相。
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每政府有尚书一人、侍郎两人负责主持政策执行。
其他方面和明朝基本保持一致。
2. 地方
设立省——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
省一级由节度使、制将军掌管民政和军事。府、州、县的官制和明朝基本一致。
另外，同前明例，非常设总督一职，统领一省或多省民政、军务。
3、军事
仿效明朝卫所制设立府营制军户制度，凡为军户必三丁抽一从军。但是，各军户具体待遇上不同。
设立前锋、后劲、左辅、右翼、中吉五营作为中央军，每营约有两万兵丁，分别由一名制将军统领，由两名权将军总统五营。五营皆为脱产全职军人，粮草、军械、服装皆由朝廷提供，官兵每月定期发饷。
地方上，共设立一百多个折冲府，每府（理论上）有兵丁5000人左右，由一名果毅将军掌管。折冲府皆开设军屯，军户每户授永业田二十亩，但不得买卖转让。折冲府兵丁，朝廷仅（理论上）提供粮草、军械和服装，不发饷银。
牙兵。昌德以后，地方上的府兵逐渐不堪大用，为应对激烈的边境冲突，朝廷允许制将军在边境设立牙帐进行募兵，所募兵丁称为牙兵。由朝廷提供粮草、军械、服装和饷银，同前明边军例。中央
仿效西方国家，设立全国资政会，会员由地方资政会选举产生，作为立法机构，但是所有议案需由皇帝批准方可生效。
设立总 理一职，统领中书阁大学士，由皇帝任命。中书阁集体对皇帝负责，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但是受到资政会监督。资政会可以发起对中书阁的弹劾案，经皇帝批准，可解散当届中书阁，重新组阁。
设立尚书院作为政策执行机构，下设财政部、人事部、文教部、国防部、建设部、外交部、司法部、商务部、农业部等若干部门。每部由尚书一人、侍郎两人负责。
大理寺更名大法院，负责司法。都察院仍然负责检察工作。保留理藩院，负责处理朝贡体系番邦与大顺之间的关系。三院由院卿一人、少卿两人负责。
2. 地方
保持省——府/州——县三级行政架构不变。但是，将原羁糜统治地区设立为总督区，派遣总督前往管理。
各省设立地方资政会，会员由各县（每县一人）每五年一次选举产生。省资政会主要职责是监督地方政府和选举全国资政会会员：
（1）地方资政会可以行使谏议权，要求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或具体人员进行审查，议案提交全国资政会审议后，交中书阁批准，发文有关部门执行。
（2）地方资政会每五年选举一次全国资政会会员，每省五个名额。由会长组织提名委员会提名候选人，大会投票选举产生。
各级地方设立政府、法院、都察院负责行政、司法和监察工作，省一级分别由节度使、按察使、佥都使负责以上工作。府一级则是由知府、通判、监察分别负责行政、司法和监察工作。
各总督区不设置资政会，由总督直接管理。总督人选由中书阁审议推荐，皇帝批准任命，对皇帝负责。各总督区行政区划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与各省不同。各总督区法律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报全国资政会审议通过，皇帝批准后实行，与各省不同。各总督区亦设立法院和都察院负责司法和监察工作。
3. 军事
全国实行征兵制，凡20岁以上40岁以下男性都有义务服兵役。取消军户制度，永业田转为原军户所有。原五营军户由国家给予土地（每户20亩）或现金（10年饷银）补偿，转为民户。
全国军队分为陆军和海军。陆军设立军、师、旅、营、连、哨、队共7个层级，在整个朝贡圈内划分为7个军区。海军分为北洋、东洋、南洋三大舰队。各军区和舰队由一名权将军负责。另外，分别设置陆军部和海军部，分别由一名大将军掌管，直接对皇帝负责。文官
三公三少（一品），虚职，多为致仕大学士、权将军加官赠官。
中书阁大学士（正二品）
尚书（从二品）
都御史（从二品）
节度使（从二品）
侍郎（正三品）
按察使（正三品）
知府（正四品）
知州（正五品）
知县（正七品）
2. 武官
权将军（正二品）
制将军（从二品）
果毅将军（正三品）
威武将军（正四品）
都尉（正五品）
掌旅（正六品）
校尉（正七品）
共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同时皇帝子嗣除太子外，统一封王。无论五等爵还是诸王，统一降等袭爵：
王（超品）
公：分为国公（正一品）和郡公（正二品）
侯：分为县侯（正三品）和乡侯（正四品）
伯（正五品）
子（正六品）
男（正七品）
顺朝建立了一套相对明朝更复杂的官僚待遇体系。首先，官员的工资可以分为两（三）部分：正俸和职俸，在昭雍朝以后还多了一部分补俸。正俸
正俸直接根据官职爵位的品级禄米折银发放（昭雍改制后实行改两为元，仿效西方制作银元作为流通货币，每元含银一两，因此一两等于一元）：
正一品：一千两百石，折银一千二百两
正二品：一千石，折银一千两
正三品：八百石，折银八百两
正四品：六百石，折银六百两
正五品：五百石，折银五百两
正六品：四百石，折银四百两
正七品：三百石，折银三百两
正八品：两百石，折银两百两
正九品：一百石，折银一百两
2. 职俸
职俸则是根据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发放，勋贵和散官并不发放职俸。同时，昭雍改制后，职俸的发放还会根据所在地区进行调整，例如京官的职俸参照同级别地方官的两倍发放、边关将领参照同级别地方官的三至五倍发放等。大致对应情况如下：
中书阁大学士、权将军：八百两，改制后一千六百两
尚书、制将军：七百两，改制后一千四百两
节度使、制将军：七百两
按察使、果毅将军：六百两
知府、威武将军：五百两
知州、都尉：四百两
知县、校尉：二百两
3. 补俸
宁盛朝后期，由于长期贸易顺差，大量白银输入导致物价渐长，米价已经从明德初年的不到一两一石，涨到了二两以上。物价腾贵，但是正俸的折银却没有调整，加之昭雍改制后火耗归公，地方官收入骤减，官怨沸腾。孝宗皇帝在正俸和职俸的基础上，增加了补俸，作为官员收入的补贴。同职俸例，补俸只对担任具体职务的官员发放：
中书阁大学士、权将军：五千元
尚书、制将军：四千元
节度使、制将军：三千五百元
按察使、果毅将军：两千五百元
知府、威武将军：两千元
知州、都尉：一千五百元
知县、校尉：五百元
4. 恩养
自宁盛中后期，各级勋贵散官由于不担任实职，仅领取正俸折银，入不敷出。皇帝酌情发给恩养银，从男爵到国公每年100两到2000两不定。
皇帝诸子封王后，年俸由皇帝与中书阁商议决定，具体数额一万两到五万两不等。
顺朝定都北京（顺天府），除此之外还有西京（西安府）、南京（襄阳府）和东京（应天府）。
以和义年间为例，共有直隶、辽宁、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十九省。
另外，设立了黑水（驻地吉林船厂，辖区为吉林、黑龙江、外东北）、漠南（驻地云中，辖区为内蒙）、西域（驻地迪化，辖区为新疆、外西北）、西蕃（驻地西宁，辖区为青海）、麓川（驻地木邦，辖区为原三宣六慰）、南洋（驻地兰芳，辖区为马来群岛）六大都督府，由制将军进行管理。
和义五年（1820年），朝廷清点户籍，十九省在籍共6000余万户，3.5亿口。六大都督府下辖各羁糜州、折冲府，共有500万户不到，2400余万口。
喀尔喀王公、藏地法王、缅甸国王、泰国国王、真腊国王、阮主（太宗赐国号广南）、安南国王、兰芳大统制、吕宋国王、琉球国王、日本国王（德川氏）、朝鲜国王皆接受中原皇帝册封。
其中，朝鲜、琉球、安南、兰芳四国留有驻军，由制将军统领。朝鲜、琉球、安南国相由朝廷任命，同两汉各封国例。除以上四国外，喀尔喀、藏地、泰国、广南、日本常驻由朝廷任命的天使，负责维系朝贡圈秩序。
此外，中亚、东南亚还有朝贡国二十余个，每年或三年一贡，朝廷亦每三年派遣天使一名前往朝贡国进行联络。粮食作物
顺朝农田的开垦规模和亩产较前明都有较大的进步。根据和义年间清丈田亩数据，十九省共开垦民田13.2亿亩，军屯3000万亩；六大都督府开垦军屯200万亩，民田1亿亩，全国总计田地近15亿亩。较前明万历年间农田增长4亿亩。
另一方面，据后世学者估计，顺长善、和义年间，全国稻谷亩产约在400～550斤之间，平均值476斤，较万历年间增长约增长20%；全国小麦亩产约在200～300斤之间，平均值253斤，较明万历年间约增长30%。
另外，明后期传入国内的红薯、土豆、玉米等美洲作物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推广。据后世学者估计，昌德年间三者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亿亩，占比接近15%。同时，美洲作物的推广，也为开拓漠南、麓川等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2. 经济作物
自前明起，棉衣逐渐成为中原人衣着的首选，棉花种植也在顺朝大面积铺开，主要分布在山东、直隶及江淮地区，通过大运河或天津港出海输送到江浙工场，生产为棉布。据后世学者估计，昌德、泰安年间棉花种植面积已经突破6000万亩，占比超4%。另外，由于经济发展和外贸规模的扩大，桑田种植面积快速扩大。据估计，泰安年间桑田种植面积已突破4000万亩，占比超2%。
除棉、桑以外，顺朝较前明增长最明显的烟叶的种植。至泰安年间，烟草已经流行大顺全国乃至整个朝贡体系，对朝贡国的赏赐礼品中甚至包括烟杆和烟丝。烟叶在云贵及麓川的部分地区甚至取代粮食作物，成为了主要农作物，烟农贩卖烟叶给川商以换取银元，从而购买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维持生活。
此外，甘蔗、甜菜、大豆、花生、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显著增长。农业生产有着明显的商品化倾向，这也进一步推动了顺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纺织业
顺朝棉、丝纺织业较前明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江苏省的苏州府和松江府、四川省的成都府成为全国三大丝绸纺织基地，有着大量官营和民营纺织作坊。在松江和苏州甚至出现了织机数千台，用工过万的超大型棉纺织作坊。宁盛以后，大量水力、风力机械被应用到纺纱的过程中，生产得到进一步提升。所生产的棉布、丝绸，不仅供国内消费，还远销海外，带来大量白银流入。
2. 制瓷业
宁盛以后，珐琅工艺日臻完善，推动了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广州成为珐琅瓷器生产基地，除官营作坊外，由于珐琅技术的推广，还出现部分民营作坊生产珐琅瓷器。不过，无论是官营还是民营作坊，产量都不高。
此外，传统瓷器生产依然在稳步发展，景德镇从明末战乱中迅速恢复过来，至宁盛初年已经恢复到大乱前生产水平。同时，景德镇、苏州、广州涌现出了大量民营作坊，甚至广州还出现专门生产外销瓷器的工场。
3. 采矿业
由于城市化的推进，顺宁盛以后煤炭需求激增，促进了采煤业的繁荣。河北、山西、漠南成为了国内主要的煤炭产地。同时，泰安以后，在江南和四川的部分煤矿中，已经开始采用蒸汽机进行排水，顺朝开始逐步被拉入工业革命的进程中。
4. 金融业
明后期，晋商和徽商便开始经营票号。顺朝在建立之后，便着手深入推行前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全国无论农赋商税皆征收白银。晋商、徽商便察觉商机，提供代理赋税服务。一方面，农户只需出售等值粮食给票号，票号便会代替农户缴纳等值税银给本地官府；另一方面，官府收缴的税银可以寄存在票号中，待收讫上缴时，只需知会票号一声，票号便会通知在省城或京城的票号，输送白银上缴国库。通过提供该服务，晋商、徽商在金融领域迅速做大，形成了日升昌、明寿堂等全国性票号。
昭雍以后，日升昌、明寿堂等票号除提供赋税服务外，寄存银元、放贷、典当业务也迅速扩大，甚至开始从事路货、保险等业务。大票号发行的银元寄存单（俗称“银票”）开始被民间当做纸币使用，甚至部分地方官府也开始用日升昌和明寿堂的银票给官员发工资。昌德38年（1751年），日升昌票号更名为日升昌银庄；次年，明寿堂票号更名为明寿堂银庄，标志着近现代金融业在顺朝出现。
5. 运输业
由于黄河水况恶化，航运条件变差。宁盛以后，海运的地位日趋重要，国内形成了天津、松江、宁波、泉州、广州五大港口。大量物资通过海运往来于十九省、六都督府乃至整个朝贡体系内。
同时，郑氏集团的和平归降，为朝廷带来了一支有力的海上力量。明德三年（1661年），郑成功奉旨攻台，此后在与荷兰人的碰撞中，顺廷开始学习西方造船技术。造船技术的提高也间接推到了海运行业的发展。
孝宗一朝，改制变法成为主题。其中，改两为元、一体纳粮、火耗归公、摊亩入丁都涉及国家财政。经过孝宗十三年的励精图治，至昭雍十三年，朝廷岁入达到近3800万元，国库结余银元达4000万元。改两为元
昭雍三年，孝宗皇帝下旨组建银币制造局，逐步将收缴和库存的库平银铸造为银币。其中，共有含银量一两、半两、一钱的三种规格，称一元、半元和一角。此后十年内，国家征收赋税将不再接受碎银支付，银元和铜钱成为法定货币。
改两为元客观上方便了商业贸易活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外，由于日升昌和明寿堂在税收代理上的优势，以及勋贵集团的入股加持，昌德中期以后两家银庄也被授权铸造银币，进一步推动了民间金融业发展。
2. 一体纳粮
顺朝以“均田免赋”的口号起家。虽然，在占领北京后，出于和乡绅阶级妥协共治的目的，停止了“追脏助饷”的活动。但是，鉴于前明皇亲、勋贵及士绅动辄阡陌万亩，甚至数十万亩，却不纳一升粮，不当一日差的情况，朝廷一直都在着力免除士绅、贵戚的税收特权。只是，集大成于昭雍一朝。
永昌年间，太祖皇帝便组织全国第一次丈田，严格规定仅有举人以上功名者，可免百亩以内赋税，且仅限个人所有田地。另外，加强土地流转流程的管理，凡流转土地必往所在县衙登记备案，否则流转无效，原土地所涉赋税仍由原主承担。
宁盛年间，太宗皇帝对徭役分担也进行了规范，凡皇顺臣民，无论贵贱，皆需服徭役。有产者可使免役钱，由官府使钱寻人代服，但不得因功名、爵位、身份而免除徭役。
至昭雍改制，孝宗皇帝彻底取消了功名免税的规定，要求士绅一体纳粮。但是，作为补偿，凡取得秀才以上功名，却未出仕或任职官府吏员者，由所在县衙每月给予1元2角作为廪膳。
3. 火耗归公
前明地方官府在征收赋税时，便已有加征火耗的传统。顺朝建国伊始，便以白银征税，更是加剧了地方官府以火耗敛财的趋势。至宁盛末期，部分地区每两白银所征火耗已达一钱，引得民怨沸腾。
针对“耗羡”问题，孝宗皇帝从两方面下手：首先，规定火耗不得超过百分之二（每两不过二分）；然后，通过改两为元和组建造币局，直接收缴了地方政府的铸币权。另外，对于银币制造局，孝宗皇帝也要求铸币火耗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否则造币局总办以渎职论处。
4. 摊亩入丁
和一体纳粮类似，摊丁入亩在顺朝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皇顺以“三年免赋”为口号夺得天下。但是，停止“追脏助饷”之后，自永昌三年起，朝廷便逐步恢复征收赋税。明德年间，世祖皇帝两次下旨减免丁银以减轻少地、无地农民的负担。至宁盛20年（1684年），太宗皇帝下旨，永久取消丁银，所谓“地有税，而人无税”，只对田亩征收税收，不对人头征收赋税。
但是，占比很大的少地自耕农依然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压力，而持有功名的地主乡绅却能通过各种方法逃避赋税。昭雍六年，孝宗皇帝下旨实行“摊亩入丁”，按每户田亩多寡、肥瘦决定田赋多少，每丁有田两亩以下，半额征收田赋；每丁有地一亩以下，免除征收田赋。不过，由于“皇权不下县”带来的行政能力不足，该政策在昌德后期便开始流于表面。
顺朝的建立以逼死崇祯帝为基础，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体系下，无疑背负了原罪。因此，新朝建立伊始，便在意识形态领域消除理学的影响。首先，取《尚书》中“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之义，强调皇顺之得天下，乃是有德，从而获得天命。与之对应，前明之失天下，则是朱家无德，也就失去了天命。所谓，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故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顺，则以顺代明，乃是天意。所以，太祖朝便将朱子搬出孔庙，以证明国朝正统性。
官方的行动又和明末以降民间实学的兴起相契合，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为代表的实学学派在皇顺官方的推动下，成为了顺朝的主流意识形态。“经世致用”和“经国济民”成为了儒生的最高追求，“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思想受到普遍的批判。这又客观上推动了大批儒生文人投身农学、医学、数学等实用学问的研究中，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受限于经济基础和研究方法，这些研究仍未跳出传统技术的领域，并未自发孕育出现代科学体系。
晚明以来的西学东渐，在顺朝得以继续发展。西方诸国在传教和对华贸易的过程中，也将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带到顺朝。同时，由于实学学派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位置，一部分儒生也希望通过格“西方”的物以致知，从而实现经世致用的目标。由此，大量西方的文献书籍被翻译发行，有关现代数学、西医、天文学、物理学等方面的学问，也被统称为“西学”。如明末的徐光启、孙元化等人一般，部分西学派也进入了朝廷高层，或有意或无意地推动着西学传播。
同时，因为经略南洋的战略，顺朝和西方诸国的碰撞、交流也不断加深。特别是郑成功攻台以后，朝野上下开始认识到欧洲诸国在航海、火器、建筑工事等技术上的优势，官方也开始有意加深与西方诸国的技术交流。顺朝暗中和英法结为同盟，共同挤压东南亚老玩家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
由此，不仅限于科学技术，大量西方的人文思想也开始在顺朝国内扩散。特别是启蒙思想和明末以来儒家的变革遥相呼应，受到不少儒生追捧，孟德斯鸠被尊称为“西孟”、伏尔泰被尊称为“伏子”、卢梭也被尊成为“卢子”，三人合称为“西洋三贤”。不过，法国大革命以后，李家皇室对于启蒙思想也心存芥蒂，认为这些邪说有悖人伦、祸乱纲常，在官方层面持否定态度。然而，朝廷也无力阻拦民间思想启蒙的态势，甚至不少中书阁的大学士私下也对“西洋三贤”表示赞赏。
随着朱熹被搬出孔庙，理学思想失去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顺朝的人文风气较之宋明也更加活泼自游。同时，皇顺起自草莽，又以实学为指导思想，使得社会整体上更务实功利。前明许多陋习因此遭到社会摒弃，诸如裹脚、守节等行为都不再被官方提倡。另一方面，身份等级制度也出现松动。由于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顺军借助了奴变的力量，顺朝禁绝了晚明以来世家大族蓄奴、豢养家丁的现象。大族中的奴仆名义上只是被雇佣的服务人员，不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且，士农工商的区别也逐渐模糊，都是作为良家子存在，匠户制度也随之取消。
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市井文化呈迸发态势涌现。明代以降，流行起来的小说得到进一步传承发展，出现了如《红楼梦》《聊斋》《儒林外史》等诸多佳作。其中，《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道中落，根据自身经历写就《红楼梦》，在昌德年间一炮走红，实现名利双收，反而成了一段佳话。《红楼梦》一书更是衍生出了一门“红学”，后世学者更是将此书和《金瓶梅》合称为“千古唯二奇书”。同时，诸如戏曲、评书、相声等民间艺术消费形式也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以致于泰安年间文人叹道，“坊间茶舍酒家，必以戏班、评书、相声、抓耍把戏以揽客，非如此，酒食虽佳，亦不足以留客也“。流程
相较于前明，顺朝大幅度简化了科举的流程，取消了童试这一层级，仅保留了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同时在每一层级的流程上也进行了一定修改。
院试：由各府/州、折冲府举行，每年一次，考试通过后即为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秀才资格后，即可应聘各府州县衙吏员，若不出任吏员也可从所在县衙领取廪膳。另外，不同于前明，在顺朝各府州县所雇吏员不属于贱籍，也是良家子身份。只是吏员不属于朝廷经制官员，而属于地方官府的雇员，名额、待遇由地方官府自行决定。不过，还是有不少秀才任职吏员，以减轻家里经济压力。
乡试：录取名额由中央决定，每省、都督府、国名额数十名至百余名不等，每三年总计录取一千八百名至两千名。具体考试事宜由各省、都督府、天使府处理。通过乡试则可以取得举人身份，同前明例，举人可以前往吏部报到，出任官职。若不出任官职，仍可领取廪膳。
会试：于乡试次年在北京礼政府举行，每科录取三百余人，通过者取得殿试资格。
殿试：于会试下月中举行，同前明例，候选题目由中书阁拟定，皇帝选择；殿试不再黜落，只排定名次。一甲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若干名，分别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之职，二甲、三甲进士则还需进行一轮馆选，成绩优异者入职翰林院，其余进士则授予其他官职。
2. 科目
同前明例，顺朝科举分为文举和武举。但是实学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后，多为批判前明科举空疏无聊、似通非通。因此，顺朝对科举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作出诸多改革。
文举：分为经义和策论两科，经义主要考核应试者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沿用了八股文的体格形式，但是应试者可以旁征博引非四书五经的内容进行论证；策论则是考核应试者对实际问题的理解，不限文章形式，不限引用内容，要求言之有物。
武举：分为经义、实务和技艺三科，经义依然考核应试者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但不限形式，难度也低于文举；实务则是考核应试者对于军事实务的理解运用，内容涉及兵法、地理、数学等诸多方面；技艺考核应试者的体格武艺，涉及骑马、射箭/放铳。
3. 覆盖范围
相较于前明，顺朝科举覆盖范围更广，不仅十九省定期举行科举考试，六大都督府和部分朝贡国（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广南、兰芳、泰国）也会举行科举考试，以选拔人才任用。
都督府：院试在各折冲府治所举行，由都督府下属学政命题并组织实施；乡试则由礼政府选派翰林前往都督府驻地举行，考试内容和录取名额由中书阁协同礼政府商议决定。
朝贡国：朝廷不在各国组织院试，参加乡试人选由各国内部推荐。以日本为例，参与乡试人选为各藩大名推荐，多为各藩大名次子。推荐人选前往天使府参加考试，考试由礼政府选派翰林前往都督府驻地举行，考试内容和录取名额由中书阁协同礼政府商议决定。
4. 改革
通宜年间，中英战争惨败后，朝廷便觉得西方船坚炮利源于西学。平宁年间，大量西学内容加入武举实务科考试，包括现代数学、格致、地理等方面。此后，中英法战争的再次失败，进一步刺激朝廷，从而加大改革力度。在此后的洋务运动和熙元维新中，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巨大变化。首先，考核内容上无论武举和文举，都引入了现代数学、格致、地理等现代科学内容，但经义和策论考试依旧保留。其次，在考试形式上，科目进一步细分，科举考试被分为文科、武科、经济科、律法科、格致科等，入职不同部门需通过不同科目考试。例如，文科适用范围最广，普通岗位通过文科科举即可入职；入职两院（大法院和都察院）及其下属机构，则需通过律法科考试。最后，考试层级被进一步减少，仅保留院试和会试两级，通过院试可入职成为政府基层工作人员（吏员），通过会试则可入职成为领导岗人员（官员）。熙元廿六年（1878年），科举更名为皇顺政府工作人员入职考试，标志顺朝建立现代政府人员选拔制度，但民间仍习惯以“科举”称呼。
太祖、世祖和太宗皇帝多次回顾前明军制，都感叹道，前明太祖皇帝行卫所制虽养兵百万不费粮一粒，然而为官者世代为官，为兵者世代卫兵，至明中叶，军户已沦为世官的奴仆，卫所屯田变为世官的私田，武备废弛。于是，太祖皇帝便开始在折冲府和五大营内安置武学，凡府营军户子弟皆可入学，武学学子参加武举中第者即可授予军职。至宁盛后期，十九省六都督府置武学过百所，武学子弟已经成为府营军官的主要来源。
同前明例，顺朝在各府、州、折冲府置官学，凡是取得秀才身份便可免费进入官学学习，至宁盛中叶，全国已有官学达二百余所，生员人数超过二十万。同时，前明“科举必由学校”之例被取消，无论是否就读官学，凡取得秀才、举人身份皆可参加乡试和会试。因此，民间办学也由此兴盛，除了为孩童启蒙的私塾外，还出现了大量颇具规模（生员过千）的书院，如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等。这些书院除了指导生员准备科举外，也兼具学术研究的功能。受实学风潮影响，除儒家经典外，书院内还珍藏了大量农学、地理、数学乃至西学方面的书籍，供教师和学生查阅学习，客观上促进了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的传播。另外，民间还存在大量以传授实用知识为目的的教育机构，如算学馆、医学馆等。并且，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不少科举无望的读书人也选择投身上述教育机构工作，力求经国济民，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知识的传播。至平宁年间，据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估计，按能够简单读写和记账为标准，十九省的识字率已达30~40%（男性识字率50~60%，女性识字率10~20%）。
该部分涉及顺朝和非朝贡体系内国家关系，朝贡体系各国和顺朝关系已在第五部分介绍。
永昌2年（1645年），郑芝龙降顺，封石井（乡）侯，顺朝获得一支强大的水上力量。同时，顺朝也继承了郑家集团所控制的东亚及东南亚贸易线路，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西班牙和葡萄牙构成竞争关系。后来，乘着顺清战争之际，荷西葡三国抢占了顺朝在东亚及东南亚的大量市场份额，几度尝试跳过顺朝，直接开展对日贸易。并且，多次袭击顺朝船队，掠夺、奴役东南沿海渔民。明德三年（1661年），顺灭清，顺治帝死于乱军之中。同年，世祖下旨，命石井侯长子郑森攻台，惩戒荷兰蛮夷，也开启了持续百年以上的“经略南洋”战略。此后，顺朝与荷西葡长期处于敌对关系。宁盛5年（1669年），顺朝解除濠镜澳葡人武装，改濠镜澳为澳门县，规定澳门为所有来华西洋人的住所，由顺朝官府直接管理。宁盛8年至10年（1672~1674年）、泰安17年至长善2年（1780~1784）之间，顺朝借英荷战争之际，主动出击打压荷兰东印度公司，分别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放弃对日贸易和割让马六甲。昌德33年至37年（1746~1750年），顺朝通过援助达俄辉起义，赶走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昌德38年（1751年），仁宗皇帝赐达俄辉汉名李朝顺，册封为吕宋国王。泰安14年（1777年），成宗皇帝册封罗芳伯为兰芳节度使。长善3年（1785年），顺朝置南洋都督府，治所兰芳，标志顺朝对东南亚的控制达到巅峰。
相比荷西葡，顺朝和英法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大致可以分为英缅战争前（1644~1820年）、英缅战争后至顺俄战争前（1820~1900年）及顺俄战争后（1900~1918年）三个阶段。英缅战争前（1644~1820年）
对于荷西葡等老牌殖民帝国，顺英法都是后来者，共同的利益远大于彼此的矛盾。因此，早在顺朝建立初期，便和英法两国有着接触。特别是荷兰乘顺清战争之际，不断试探顺朝的底线，更是进一步推动了顺英暗中结盟。在第三、第四次英荷战争之际，顺英法三国东西两面出击，共同挤压荷兰的势力范围。这种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顺朝控制东南亚和英国开始图谋入侵缅甸。
2. 英缅战争后至顺俄战争前（1820~1900年）
19世纪初，英国多次借阿拉干流民问题，干涉缅甸内政，支持缅甸境内叛乱势力。1824年，英缅战争爆发，两年后英军占领甘蒲，兵临阿瓦城下。缅甸遣使顺朝，请求中原皇帝出面调停。然而，英军坚持缅甸割让若开邦、丹那沙林，且要求缅甸接受英国派遣的代表驻在缅京，等于公开挑战顺朝在缅的宗主权。从此，顺英关系破裂。19世纪三十年代，顺朝借鸦片贸易对英国发难，文宗皇帝下旨全国禁绝福寿膏，并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专职处理禁烟事宜。由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顺朝战败。此后，法国意图侵入东南亚，和英国一同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19世纪80年代发起顺法战争。顺朝和英法走向全面对立。
3. 顺俄战争后（1900~1918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此西北、东北的地缘冲突，顺朝和俄国的关系不断恶化。出于制衡沙俄的需要，英国和顺朝的外交关系走向缓和。1904年，为争夺黑水地区控制权，顺俄战争爆发，英法选择站在顺朝一边，标志着三国重新走向联合。
皇顺和沙俄的冲突贯穿了整个顺朝历史，东北和西北则是两个大帝国不断角力的战场。明德二年（1660），顺朝发起灭清之战，从通辽折冲府（科尔沁）、辽西、朝鲜三面出击，直取沈阳，顺治帝远遁宁古塔。次年，大军北上吉林，顺治帝战死宁古塔，顺军一路追击直到黑龙江城，置黑河折冲府，并招抚周围部族。
在巡视野人女真诸部时，顺军遭遇了南下劫掠的哥萨克骑兵，多次发生冲突。此后数年，朝廷多次遣使警告盘踞雅克萨的哥萨克人，但是并无效果。宁盛四年（1668年），太宗皇帝命宁江（原宁古塔）折冲府和黑河折冲府出兵惩戒沙俄入侵者，雅克萨之战爆发，俄国战败。此后，沙俄多次暗中资助准格尔侵扰顺朝北疆，一度占领河套，威胁李家祖籍米脂，顺俄关系进一步恶化。
19世纪后期，俄国又资助浩罕汗国进入西域，抢夺顺朝势力范围。虽然，最后浩罕汗国被灭，但是沙俄也吞并了外西北和唐努乌梁海。此后，得陇望蜀的沙俄进一步寻求在顺朝东北扩充势力。此时，顺朝国际环境恶劣，在东南亚先后与英法交恶，同时德川幕府被英俄支持的倒幕派推翻。因此，顺朝再次选择与沙俄妥协，以黑龙江（阿穆尔河）为界划定顺俄边界。但是，沙俄仍不知足，时常挑起边衅，甚至染指朝鲜，从而诱发了顺俄战争。顺俄战争失败后，沙俄与顺英法的敌对关系一直维持到一战以后。
顺朝与美国的关系一向良好，除了围绕菲律宾控制权的争夺外，顺美双方没有其他利益冲突。一战时，美国也选择与顺英法结盟，组成协约国阵营。
顺初，皇嗣问题一直困扰着朝廷。由于早年颠沛流离，太祖皇帝李晟直至攻占北京，也未留有一个男丁。雪上加霜的是，皇弟李自敬于山海关大战中阵亡，皇储问题更是成为整个大顺朝廷的头等大事。定顶北京后，太祖皇帝纳窦氏等四人为妃，永昌四年（1648年）窦妃诞下皇嗣，取名李辰。次年，太祖皇帝便将李辰交由高皇后抚养，册封为太子。永昌十年（1654年），太子李辰染天花病逝，绝嗣的阴云再度萦绕李顺皇室。但是，由于悲伤过度且旧伤复发，太祖皇帝致死也未再有一子。
永昌十三年（1656年），太祖皇帝自觉身体不支，下旨将李锦立为皇太侄，以防万一。但是，李锦推辞不受，称道自己虽为太祖皇帝之侄，年岁尚长太祖皇帝六岁，比先万岁而去，万不能受此重任，以误军国大事。太祖皇帝只得召李锦入宫，以后周太祖、世宗故事勉励之。太祖称，“朕时日无多，皇顺甫立，内有余孽窥视，外有东虏入寇。主少必国疑，主弱必国危。彼子来亨甚肖郭荣，平江南、抚西军、伐东虏，皆有参与斩获，德才双全，社稷可与之。今日所托者，非彼也，彼子也。愿彼子身后勿如世宗，多寿且子保我江山耳”。永昌十五年（1658年），太祖皇帝崩于北京，享年53岁。李锦继位，年号明德，并于次年册封李亨（原名李来亨）为皇太子。明德6年，李锦崩于北京，享年65岁，庙号世祖。李亨继位，年号宁盛，此后皇帝皆为太宗皇帝一脉。
熙元维新前，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顺朝并无现代外交观念，对于外国一律理解为藩邦朝贡国。但是，在外交实践中，确实有着区别。对于诸如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国，则是作为藩邦处理，朝贡国君主只能以国王称呼，地位低于中原皇帝（日本天皇在宁盛后以天王称呼，地位等同黄教法王、道教天师，日文以平假名写作テンノウ，国内外都不得再出现天皇字样）。但是，对于沙俄、英国、法国等西洋诸国，原则上对华交往时需以朝贡国自处，实际上本国文件中将自身置于顺朝平等地位，顺朝官方也并不过问。但是，西洋诸国未征得顺朝同意，不得私自接触朝贡体系内藩邦政府或在其境内经商，更不得在朝贡国常驻使者、军队，对朝贡国用兵原则上视同对顺朝的侵略行为。
熙元维新后，顺朝与英、法、美、俄等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常驻。原朝贡体系内藩邦，作为顺朝的保护国和势力范围存在，外交政策需接受顺帝国指导。帝国政府派遣天使常驻各朝贡国，且在朝贡国拥有驻军、关税豁免、自由通行/经商、治外法权等特权。非朝贡国前往朝贡国经商需事先征得顺帝国同意。各朝贡国君主继位需得到顺帝国皇帝册封方可生效。
皇顺起自草莽，建国后对部分繁文缛节也进行了删减。平时臣子面圣仅需一跪一叩首，天子亦需颔首回礼。高阶官员（中书阁大学士、都御史、权将军等）面圣议事，皇帝亦看茶、赐座礼遇。同时，太祖皇帝亦下旨，各级官员见面禁绝跪礼，官属面见上官仅需作揖行礼即可。朝贡国使者面见天子亦需行跪地叩首之礼。但是，在与西洋使者交涉的过程中，顺朝天子特许依其俗，单膝下跪颔首即可。不过，宁盛以后，西洋各国必须以拉丁文DOMINUS ET DEUS称呼顺朝天子。其实，在宁盛以前，西洋诸国亦可以AUGUSTUS称呼顺朝天子。然而，太宗皇帝了解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约瑟夫一世也以AUGUSTUS自称，震怒道：“彼哈布斯堡者，匹夫竖子耳，何以与朕共称二圣乎？”（哈布斯堡什么档次，和我用一样的称号）。于是，大顺西学派穷经皓首找出了戴克里先的自称DOMINUS ET DEUS作为大顺天子在西洋的称号。
顺朝基本沿袭了前明官员朝服、公服、常服体系，只是部分细节有所不同。皇顺尚蓝，三品以上官员着蓝袍，四品至六品着红袍，七品及以下着绿袍。在补子上顺朝也进行了简化，一品官补子为一朵云，二品为两朵云，以此类推。同时，对于平民服饰的限制也进行了放松，除官员、皇室专用服饰外，对于良民的服饰并无特别限制。因此，平民的着装也基本沿袭了前明的风格。
但是，随着顺朝和西洋诸国交流的加深，西洋文化也对顺朝的服饰产生了影响。18世纪以后，西欧巴洛克、洛可可等艺术风格传入顺朝，也引发了汉服的新一轮变革，各种巴洛克、洛可可的元素被加入汉服设计中。英、宪二朝，为应对洪秀全的同济会起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开始设置牙帐、编练新军，同时也参照西式军装设计新军军服。此后的洋务运动和熙元维新中，军队常服全部换装西式戎装。另外，宪宗皇帝参照普鲁士军装简化设计了“新常服”（类似于OTL的中山装），作为政府人员常服推广开来，受到全社会的欢迎，逐渐成为全社会男性的日常着装。从此，全社会对于洋服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富裕阶级）女性一般都有两个衣柜，一个放汉服，一个放洋服。但是，在重大场合（登基、祭天、登科、婚丧嫁娶等），顺人仍会着汉服以示郑重，这个习惯甚至沿袭到之后的共和时代。
鉴于前明太监干涉朝政、祸乱国家的教训，顺朝自建立起就对太监的使用进行限制，整个顺朝近280年的历史中，太监数量的高峰也不到500人。同时，顺朝禁绝皇子、勋贵、士绅私自阉人，各皇室、勋贵府中阉人仅能来自皇帝赏赐。违者以采生折割论罪，处斩立决。由于太监人数较少，顺朝宫廷一般严格划分外宫和内宫，外宫与内宫之间由专门通道隔断，进行严格的检查，内宫人员皆不得前往外宫。外宫是皇帝的办公区，中书阁也设置在外宫内，所有杂务皆由身体健全的侍卫与宫女完成，内宫中皇室成员则是由宫女和太监服侍。同时，为了防止出现汉唐时后宫干政的局面，李顺皇室多有意控制后宫规模，后宫规模最大的仁宗皇帝也不过一后五妃。另外，顺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奏折、诏书等文件，皆不得带入内宫，后宫成员更不得查阅此类文书，因此从根源上杜绝了后宫干政的问题。山海关大战
永昌元年三月十九，北京城破，明末帝朱由检自缢于梅山。入城后，太祖皇帝采纳开国大军师宋献策的建议，封锁城门、实行宵禁，迅速控制京内显贵，尤其是吴襄一家。三月廿一，城内甫定，太祖皇帝便亲赴吴府会见吴襄，称道，“明亡顺兴实乃天意，吴家一门为国守土多年，披荆斩棘、夙兴夜寐，功不可为不高。如今天下未定，大顺求才若渴，若令郎不萌嫌弃，愿以宁侯之爵、制将军之职揽之，望将军切勿推辞。”吴襄见状连忙叩首谢恩，亲笔书信劝降吴三桂，命家丁连夜送出。三月廿五，吴家家丁追上由玉田返回山海关的吴三桂，将吴襄和太祖书信交与吴三桂。吴三桂并未立刻表态，但是当夜军事会议中，吴军将领已经人心浮动。如今明已亡，非降顺即降清，关宁军多与清军有血仇，且清国乃蛮夷之国，东虏老酋杀汉殷鉴不远；与之相比，大顺皇帝起手就是一个宁侯、制将军，诚意不可谓不重，何不安然受之。吴三桂闻言，仍未表态。廿六日晨，吴军将领带头，领全军在吴三桂帐前高呼，“大顺天子当立，请宁侯进京面圣。”吴三桂不再犹豫，欣然受之，以“大顺总兵平西伯吴”的旗号率一支偏师进京面圣，余部仍回防山海关。
永昌元年四月初三，吴三桂抵京面见太祖皇帝，帝嘉其忠勇，许吴三桂为辽东制将军、宁侯。同时，吴三桂也对太祖皇帝袒露了东虏意图入关的狼子野心，东虏满、蒙、汉八旗共有十万余，此番前明已亡，必觊觎中原。太祖皇帝深以为然，命权将军、汝侯刘宗敏和皇弟李自敬领五营兵三万、唐通领降军八千会同吴三桂回防山海关。四月十四，关外来信伪摄政王多尔衮于四月初九已点齐满蒙汉八旗八万，由沈阳出发直奔山海关。太祖皇帝知山海关驻军不过六万，不能与之敌。次日，太祖皇帝亲率京内余部三万五营兵，急行前往山海关助战。廿一日夜，唐通部与清军激战于一片石，不敌，退入关内休整。次日清晨，两方再战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山海关几愈陷落，刘宗敏、李自敬、吴三桂身先士卒，力战于三门，方才堪堪保全关门。但是，是夜李自敬身中数箭，不治而亡。廿三日晨，双方再战，顺军渐难支撑，然而辰时后大风突起，扬尘蔽天；至午时，太祖皇帝仪仗出现在一片石方向，顺军骑兵依托沙尘冲击清军右翼，三堵墙有进无退，太祖皇帝亲临督战。关内顺军见状，士气大振，主动出城迎击清军。鏖战至傍晚，清军逐渐不敌，多尔衮欲暂退，太祖皇帝见势，急命制将军刘芳亮、谷可成各率部一万，乘势直冲清军中军大帐。伪摄政王多尔衮大惊，几欲弃军而逃，清军阵脚凌乱，死伤惨重。多尔衮幸得多铎援救，从而脱险，但是镶白旗主、豫亲王多铎却战死军中，首级为谷可成部所获。
四月廿四晨，战斗基本结束，战后统计顺军五营兵伤亡逾万，唐通部伤亡五千，吴三桂部六千余；与之对应，清军伤亡近三万，此后数年未再犯边。四月廿九，顺军收复宁远。五月初一，太祖皇帝在北京祭天称帝，昭告天下，顺明相替，建元永昌。
永昌元年形势图：蓝色系为顺朝势力范围，绿色系为清国（颜色由深到浅，控制力由强到弱）；西军势力范围红色标注，南明为黄色，粉色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玫瑰色为西班牙殖民点，下同。
2. 定都北京
山海关大战后，李自成会同刘宗敏、牛金星、刘芳亮、谷可成、宋献策等重臣商议，东虏虽然此番受到重挫，顺军也损失不轻。建奴的实力超过了大顺朝廷的预期，在未来必是新王朝的心腹之患。北京地处要冲，前明皇帝尚可天子守国门，我大顺以武立国，岂能多让。永昌元年六月，太祖皇帝下旨定都北京顺天府，设西京长安府（西安）、南京承天府（襄阳），命泽侯、权将军田见秀护送皇室前往北京。另外，太祖皇帝命谷可成携多铎首级巡视九边；亳侯、制将军李锦和绵侯、制将军 袁宗第领五营兵三万出陕西，会同吴三桂南下平定残明实力；刘宗敏任蓟辽总督，接替宁远至蓟州一带防务工作；磁侯、制将军刘芳亮驻防陕西，戒备西军进犯。
永昌元年八月，太祖皇帝大封功臣：
追封燕王 李自敬
汝国公、权将军 刘宗敏
泽国公、权将军 田见秀
南阳郡公、制将军 李锦
延安郡公、制将军 谷可成
荆州郡公、制将军 刘芳亮
宁侯、制将军 吴三桂
宝丰伯、左辅 牛金星
永城伯、右弼 宋献策
同时，对于崇祯帝子嗣，太祖皇帝也选择礼遇，册封前明太子朱慈烺为宋王、定王朱慈炯为定安公，剩余投降前明诸王皆以伯爵待之。
3. 平江南
永昌元年五月，李晟在北京举行登基仪式的同时，在马士英和江北四镇的拥立下，前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称帝，年号弘光。然而，弘光群臣却无心北伐收复失地，反而陷入党争内斗中。永昌元年八月，李锦和袁宗第所领三万五营兵、吴三桂所领两万关宁军以及前明降军数万会师洛阳，誓师南征残明，扑向盘踞江淮的江北四镇。争斗过程乏善可陈，江北四镇除了高杰部做出有效抵抗外，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三部不是望风而降，就是闻风而逃。永昌元年十月，顺军兵临扬州城下。一个月后，扬州城门为内奸打开，守将史可法被生擒。永昌元年十一月，弘光群臣献南京城投降，弘光帝出逃浙江。十二月，弘光帝在浙江被擒，押往北京，册封为永顺伯。
永昌二年（1645年）二月，前明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在福州登基称帝，年号隆武。几乎同时，前明鲁王在绍兴宣布监国。三月，顺军横扫浙江，鲁王政权投降，鲁王朱以海被俘，押往北京，册封为崇顺伯。永昌二年四月，顺军基本控制浙江全境。五月，顺军与隆武朝廷战于仙霞关，次月仙霞关破。七月，顺军占领福州，隆武帝自杀。九月，郑芝龙率部归降，封为石井侯。
永昌二年十月，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宣布监国，同时顺军挥师进入广东。十一月，朱由榔弃广东出逃桂林。十二月，广东全境为顺军控制。永昌三年（1646年）一月，朱由榔在桂林称帝，年号永历。不同于其他短命政权，永历朝廷得到湖广总督何腾蛟、明湖北巡抚堵胤锡等地方大员的全力支持，停止内耗。永昌三年一年间，顺、明两军鏖战于湖广、广西两地，永昌四年（1647年）三月，顺军攻陷柳州，朱由榔出逃贵州，为西军所俘。
4. 永昌废奴
明末之际，“奴变”遍及鄂、皖、苏、浙、赣等地，至顺朝建立，前明贱民纷纷高呼“贵贱颠覆”，起义暴动。以“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为口号，形成了“削鼻班”“里仁会”等组织，攻击富户大族，焚烧卖身契，占田开仓。“奴变”运动有效打击了南明的统治，为顺军南下提供了机会。于是，永昌元年（1644年）十月，太祖皇帝便下旨，“天下赤子皆为皇顺臣民，何有贵贱之分？夏桀人车，民与日丧；殷纣炮烙，诸侯西去。道得众则得国，道失众则失国。皇顺之得天下者，得民也、得民心也。何以效桀纣之举哉！此后，凡天下臣民无分贵贱，前明身契皆废，所谓贱籍来去自由，不得阻拦，违者以略卖良人（拐卖人口）论处。”江南贱户闻“废奴令”大喜，纷纷开门迎闯王，大大加快了顺军攻略江南的速度。同时，大量富户私藏家奴违反“废奴令”，被顺军抄家、流放，乃至斩首。也大大缓解了停止“追脏助饷”以来的财政紧张。此后，顺朝境内不再存在法定意义上的奴仆，无论佃户、佣人和主人家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昌德以后仍然出现以“养子”“养女”等名义豢养奴仆的现象。
5. 征抚西军
永昌三年（1646）一月，顺朝高层见剿灭残明攻势顺利，决定开始攻略西军阵营。二月，刘芳亮与信张献忠，称新朝当立，劝他上表归降。张献忠并未给出明确回复。三月，前方来讯，光山伯、果毅将军刘体纯所领前明降军在湖南战场受挫，顺军速攻计划破产。六月，张献忠决心“联明抗顺”，亲率西军赶赴川北，准备进攻汉中。刘芳亮率军南下汉中，阻击西军。十一月，大西军广元守将、都督刘进忠叛降顺军，并献计突袭大西军西充统帅部。十二月，顺军依计深入西充，突袭张献忠大营，张献忠中箭身亡。张献忠阵亡后，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的带领下一路向南，至永昌四年（1647年）二月，西军攻克贵阳府，并于次月俘获出逃的永历帝。四月，西军携永历帝进入云南府（昆明），受到黔国公沐天波的支持。至此，西军已占据川南、云贵地区。
永昌四年形势图
永昌四年六月，李锦、袁宗第再度与信西军众将，呼吁西军归降新朝，不要再抱残守缺，同时顺朝也会同前例优待永历帝。西军众将并未给与回复。八月，四将军在昆明接受永历帝册封，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九月，顺朝决定讨伐西军，刘芳亮和吴三桂部自北、李锦和袁宗第部自东两面出击直逼昆明。永昌五年（1648年）二月，孙可望和艾能奇兵败川南，投降顺军。四月，顺军攻占昆明，俘获永历帝，押往北京，册封为尊顺伯。六月，李定国和刘文秀在贵州投降，关内归于一统。
6. 三伐东虏
永昌一朝一共开展了三次对清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是辽西之役（含辽海战役）、漠南之役和朝鲜之役，三场战役之后，顺朝收复了辽西、金州（前明金州卫，改设金州折冲府）、东江（前明东江卫，改设东江折冲府）等地，将漠南蒙古、朝鲜收为藩属，同时设置了通辽折冲府、九原折冲府、云中折冲府等单位控制咽喉地带。至永昌末年，顺朝已形成对清国三面合围的态势。
6.1. 辽西之役
永昌二年（1645年）春，太祖皇帝调五营兵四万、新练府兵十万以及抽调直隶、山西、山东壮丁十五万作为夫子，以刘宗敏为主将，绛侯、制将军贺锦为副将，东出发起辽西战役，旨在收复辽河以西广宁、义州诸卫。
另一方面，清国的情况却有些微妙。首先，因为在山海关折损了三万男丁，清国为了应付顺军的出击不得不疯狂压榨人力资源，凡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的八旗男丁悉数被征发上了前线，同时要求漠南蒙古、朝鲜分别调两万壮丁以供差遣。由此，清国勉勉强强筹齐了十二万战兵和八万夫子应战。但是，如此竭泽而渔地压榨人力资源，既造成了农业生产上的人力不足又加大了盟友之间的间隙。永昌二年秋，辽东大规模歉收，爆发严重的饥荒。此后，漠南蒙古与朝鲜也暗中寻求与顺朝的联系，企图摆脱满洲的束缚。其次，入关失败导致清国内部斗争加剧。豪格重新起复为肃亲王，镶白旗也又其五弟继承。八王议事的时候，再度明显分为两派。另外，由于短期入关无望，清廷对于汉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汉八旗、三顺王等前明降军遭到明显排挤。
永昌二年夏，顺清双方对垒于锦州--松山堡一线。经过上番山海关的鏖战，顺朝高层充分认识到了八旗的野战实力，也抛弃了毕功于一役的速胜想法。而是选择与清国拼国力，通过轮番的战斗拖垮东虏。于是，辽西战场出现了相当吊诡的一幕，顺清双方屯兵近三十万，却只是不断进行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并没爆发大兵团会战。永昌二年冬，清国农业危机爆发，由于过度抽调人力、物资用辽西战场，清国大量平民尤其是汉民缺乏过冬储备，辽地民变四起。腊月，清军统率豪格被迫选择决战，全力冲击顺军营地。至永昌三年（1646年）一月，清军仍未取得重大战果，反而损失惨重。二月，豪格下令放弃辽河以西锦州、广宁、义州等地，全线撤军，力保今年农业生产。顺军乘胜追击，至三月陆战基本结束。战后清点，顺军死伤两万余，清军死伤逾三万。
同时，永昌三年二月，郑芝龙（据传由郑森代笔）上《疲虏疏》，称东虏男丁不过数十万，八旗丁壮十万余，穷兵黩武，则少人事生产，长此以往，必用度不足，不战而溃。是以，破虏者，不在兵戈，而在农桑，海陆并进，袭扰辽地，东虏则不能安心生产，必自溃也。顺廷深以为然。调郑芝龙北上，训练水师，准备长期袭扰辽东、朝鲜等地，先穷清再破清。永昌三年秋，水师初成，开始持续袭扰清国和朝鲜沿海地区，并陆续收复了金州（旅顺）、东江等地。
6.2. 朝鲜之役
至永昌五年（1648年），顺军已收复金州、东江地区，黄海地区完全置于顺朝水师的控制之下。同时，朝鲜仁祖世子李淏暗中遣使来京，朝天子共襄“攘夷”大计。不久，李淏计划败露，在清廷的威压和洛党人的构陷下，王世子被废，流放济州岛。同时，前昭显世子长子李栢被迎回汉城，被立为王世孙。永昌六年（1649年）五月，朝鲜仁祖病危，在金自点等洛党的拥立下，李栢继位为朝鲜国王。次月，顺朝以拥立李淏为由，起水师进攻济州，济州守将不战而降。七月，3万顺军登陆仁川，直抵汉城府。金自点携李栢逃往南汉山城据守，并且遣使沈阳求援。八月，山城城破，金自点及李栢被俘，押往北京受审，随后被流放云南。同时，在顺军的扶持下，李淏在汉城继位为朝鲜国王。
九月，沈阳方面听闻朝鲜沦陷的消息，议政王大会上多尔衮和豪格难得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出兵朝鲜。十一月，顺、清双方会面于义州。永昌七年（1650年）二月，由于义州久攻不破，多尔衮和豪格分兵，带队绕道直取平壤，但是中了顺军埋伏，战死途中，首级为三原（乡）侯李来亨所获。豪格闻讯，立即撤军，准备回沈阳接收豪格政治遗产。三月，太祖皇帝使者持诏谕来朝，正式册封李淏为朝鲜国王。李淏面西行跪叩大礼，领受服饰、王玺等器物，朝鲜自此改元“永昌”，世为顺臣。五月，以攘夷为“目的”，顺军在朝鲜境内设置义州折冲府（驻地平安道义州）、楚山折冲府（驻地平安道楚山）和仁川折冲府（驻地京畿道仁川），由顺朝派遣一名制将军（首任朝鲜制将军为三原侯李来亨）进行管理。另外，此后朝鲜国王任命“领议政”及“左右议政”需上报北京核准，方可生效，由此朝鲜的国相任命权实质上落入顺朝手中。
永昌七年形势图
6.3. 漠南之役
自永昌三年（1646年）以后，顺军在辽河西岸多置营堡，不断袭扰辽河沿线农业生产。同时，顺朝水师也持续袭击辽东半岛，导致清国农业生产濒临崩溃。清国不得不选择加大对蒙古和朝鲜的吸血力度，每年要求二地进贡大量粮食、牛羊、马匹以维持八旗战斗力。永昌七年（1650年），朝鲜之役后，清国丧失对朝鲜的控制，导致国内经济状况雪上加霜。期间，豪格、多尔衮虽然多次组织八旗和蒙古协军试图入关劫掠，但是入不敷出，几年来前前后后已经折损兵丁近两万。永昌八年（1651年）秋，辽东再度歉收，爆发粮食危机，多地爆发民变。摄政王豪格不得不抽血蒙古，要求加大进贡力度，导致漠南蒙古诸部颇为不满，暗中联络顺朝，准备脱离清国控制。
永昌十年（1653）年，太祖皇帝下旨北伐，五万五营兵会同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等地府兵十万出征河套。次年，顺军征服鄂尔多斯、土默特两部，在河套地区置五原折冲府（驻地包头市）、云中折冲府（驻地呼和浩特市）。同时，册封两部统领为果毅将军、世袭乡侯。永昌十二年（1655年），豪格领八旗6万、察哈尔和科尔沁两部蒙古兵4万，进犯河套，意图收回对鄂尔多斯、土默特两部控制权。顺朝再发兵十五万，与清军战于河套地区。同年末，清军战败，满蒙折损兵丁逾两万，豪格死于乱军之中。永昌十三年（1656年），顺朝发兵征服察哈尔部。次年，顺军征服科尔沁部，其余漠南诸部也一并归降。同鄂尔多斯、土默特例，顺朝对于归降蒙古诸部首领，根据部落大小，册封为果毅将军或威武将军、世袭乡侯或伯爵。同时，顺朝又设置了开平折冲府（驻地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通辽折冲府（驻地通辽市），并在云中归化城设立漠南都督府，由一名制将军进行管理。除驻军屯垦外，顺朝还通过多重手段加强对蒙古诸部的控制：
经济上，漠南所有折冲府和都督府内都置互市，用于蒙古族人和中原商贩互通有无。凡蒙古人入城交易，需持有都督府签发金底红字勘合，否则不得入城。各部首领需依规纳贡、服徭役方可前往都督府领取勘合。
政治上，北京朝廷划分了各部所有的牧场范围，并且规定各部因游牧问题发生冲突，需上报都督府裁决，不得擅起兵戈。各部首领继承爵位、军职需前往北京朝廷接受册封方可生效。
文化上，在各折冲府、都督府设置官学、武学，收纳蒙古贵族子弟入读，在漠南地区开科取士，允许蒙古人通过科举成为朝廷官员。另外，顺朝皇帝还通过羁縻藏地da赖、ban禅，从而获得“文殊菩萨皇帝”称号，以黄教为手段强化对蒙古的控制。
永昌十五年东亚形势图
至永昌十五年（1658年），顺朝终于完成对清国的三面合围。同时，清国内部矛盾重重，顺清之战大势已定。
7. 羁糜藏地
永昌三年（1646年），收复辽西之后，顺朝高层便制定“翦除两翼，直捣黄龙”的对清方略。具体来说，就是先解决朝鲜和蒙古，对清国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再发起灭清之战，一战解决满洲势力。自永昌七年（1650年）收复朝鲜后，顺朝便着力控制蒙古势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笼络黄教（格鲁派）。
1642年，固始汗出兵日喀则，随后便征服整个卫藏。随后，固始汗将整个卫藏献给五世dl阿旺罗桑嘉措，藏地统一。永昌八年（1651年），太祖皇帝遣使携礼出使藏地，邀请dl和bc进京朝圣，dl和bc也意图借中原皇帝威名巩固统治，于是欣然同意。永昌九年（1652年），dl和bc携三百僧众抵京，太祖皇帝盛情款待，在北京西黄寺居住近一年。期间，太祖皇帝多次与dl商讨蒙古问题，并邀请黄教僧众于次年随大军前往漠南传教。同时，太祖皇帝册封dl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dl喇嘛”、“前藏黄教护国法王”，册封bc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bc博克多”、“后藏黄教护国法王”，赐予dl和bc金册金印。dl和bc则尊奉顺朝皇帝为“文殊菩萨皇帝”，承认中原皇帝乃是“文殊菩萨”转世，属于现世佛。次年，dl和bc返回藏地。
此后，顺朝皇帝便以“文殊菩萨皇帝”身份，干涉蒙藏事务，对两地进行羁糜统治。
8. 清户丈田
自永昌三年（1646年），顺朝恢复征收赋税起，太祖皇帝便下旨各府州县衙门协同折冲府官兵，在十八省范围内清查户口、土地。至永昌八年（1651年），清户丈田工作基本完成，十八省共计2000万户、9000余万口，田5.2亿亩。清户丈田工作增强了顺廷对国内经济的掌控力度，同时也修复了晚明以来崩坏的财政体系。此后，历代帝王都极为重视清户丈田工作，每20~30年朝廷便会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清丈工作。但是，受限于封建王朝行政能力的不足，自昌德以后，清丈工作多流于形式。
永昌十五年（1658年）四月，太祖皇帝崩于北京紫禁城，享年53岁。皇太侄李锦继位，改元明德。
1. 灭清之战
明德元年（1659年），世祖皇帝册封临王李亨（灭南明有功封三原伯，征西军有功封三原侯，征朝鲜有功封临侯、制将军，北伐漠南累功晋临国公、权将军，永昌十五年封临王）为太子。明德二年（1660年）秋收后，世祖皇帝命太子李亨总督，自漠南、辽西、朝鲜三面出击发起灭清之战。漠南方面由漠南都督、宁远郡公、制将军吴三桂领府兵五万，自通辽折冲府进攻；辽西方向，由安国公、权将军谷可成领兵营兵六万、府兵九万渡辽河出击；朝鲜方向，由荆国公、朝鲜经略、领权将军衔刘芳亮领营兵两万、府兵四万，自义州折冲府进攻；共计26万大军，另外调直隶、山西、山东、陕西四省壮丁20万、漠南诸部壮丁5万、朝鲜壮丁5万作为夫子助战。
另一方面，清国却已是风雨飘摇，自永昌十二年（1655年）末豪格战死漠南后，顺治帝亲政已近五年。但是，五年内辽地已经爆发三次农业危机。为了戒备顺朝入侵，清国在辽河和鸭绿江沿岸构筑了大量堡垒，国内民力竭矣。备受压迫的汉民多逃亡辽西、漠南、朝鲜，五年内三地收容汉民竟达五十万。同时，经济上的崩溃，也引发了清国军事实力的暴跌。八旗兵丁披甲率直线下滑，汉人工匠的逃亡更是导致清国火器得不到补给，八旗火器多破损且缺少弹药。
因此，灭清之战相比之前顺清之间的较量，显得异常轻松。顺军甫一入境，清国境内就爆发了大规模暴动，大量营堡不战而降。顺治帝也深知社稷崩坏，非一人之力可挽狂澜，直接弃沈阳出逃宁古塔。明德二年冬，三路大军会师沈阳。休整完毕后，宜将剩勇追穷寇。次年春，太子李亨命三路大军北上宁古塔，誓擒伪帝福临。顺治帝不再北逃，亡命一搏，战死宁古塔，首级为吴三桂部所获。同时，顺军一路追击清军残部，直至黑龙江城，置黑河折冲府，招抚四方野人女真诸部。
清国既灭，世祖皇帝下旨置辽宁省，在辽东、辽西广置州县，安置原汉人流民。同时，迁关内无地农民，授田定居辽宁。对于前明奴儿干都司辖地，顺廷置黑水都督府，由一名制将军管理，下辖宁江折冲府（驻地宁古塔）、黑河折冲府（驻地黑龙江城）、安东折冲府（驻地前明船厂）、建平折冲府（驻地通化市）、滨州折冲府（驻地哈尔滨市）、屯河折冲府（驻地伊春市）等六折冲府，驻军开垦。同漠南例，女真诸部首领，根据部落大小，授世职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封乡侯/伯爵。女真诸部需履行朝觐、服役、纳贡等义务，方可获得朝廷册封，前往都督府领取勘合。
2. 征台之役
顺朝建立后，鉴于前明因严重的土地兼并而亡，朝廷对于赏赐土地格外谨慎，就算是国公、诸王赐田也不过万亩，且对于兼并土地多加限制。为缓解勋贵的不满情绪，顺朝在其他方面给与勋贵群体特权。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外贸勘合。皇顺共开天津、松江、宁波、泉州、广州五港对外通商，凡皇顺商人出海贸易，必持朝廷签发勘合，否则市舶司不得放行。由此，勘合多作为赏赐，用于嘉奖勋贵，诸如刘、田、高、谷、袁、吴、郑等功勋外戚家族皆持有多个外贸勘合，通过香料、瓷器、金银等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
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入台，建立殖民据点。此后，便以ww为据点，进行对日贸易。特别是在顺清战争期间，大肆抢占顺商在日贸易份额，侵占了皇顺功勋大量利润（日本国内金银比1：5，而顺朝则是1：10，对日金银贸易是功勋集团重要利润来源）。勋贵阶级对此多有不满。同时，荷兰人甚至变本加厉地在福建、广东、浙江沿海掠夺良民，用于开垦ww、巴达维亚等地。明德三年（1661年），果毅将军、南井伯郑森上《经略两洋疏》，称东洋、南洋恰如汉唐丝路，天朝与诸夷互通有无，其间收获不知凡几，经略两洋类似张骞凿空西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同时，荷兰蛮夷藐视天朝，侵占大员、掠取良民，不加惩戒，置天朝体面于何地？于理于利，天朝当起水师，征台以讨蛮夷。世祖皇帝准郑森所奏，命郑森提督水师，发府兵两万渡海征台。
然而，征台之役并非一帆风顺，海战中顺军60艘战舰方才击败荷兰4艘战船，陆战则是围困tw城超半年荷军方才投降。明德四年（1662年），荷军献城投降，承诺不再掠夺顺朝沿海居民，且限制对日贸易规模。顺朝方面由此也认识西洋在火器、造舰和构筑军事工事上的技术优势，在海外贸易利润的激励下，顺朝开始寻求军事变革，加大火绳枪、火炮列装比例，同时学习西方打造软帆战舰。
明德四年形势图
明德六年（1664年）夏，世祖皇帝崩于北京，享年65岁。太子李亨继位，改元宁盛。扶持莫氏
明德三年（1661年），盘踞在高平的前明安南都统使莫敬宇遣使入顺朝圣，被世祖皇帝封为果毅将军、安南都统使。宁盛二年（1666年），伪黎朝郑主郑柞率郑根、郑栋、丁文左等部大举北伐，攻打高平。莫敬宇弃城逃往顺朝云南，乞求天朝垂怜，助其复国。宁盛五年（1669年），太宗皇帝遣使责难郑主，要求其归还高平四州于莫氏，莫敬宇得以回到高平。为感谢天恩，也为表忠心，莫敬宇改名莫敬顺，在内不再以帝号自称。宁盛八年（1772年），伪黎朝郑主郑根携伪帝南征阮主，盘踞宣光镇的武公俊反叛，随后与莫敬顺合流。太宗皇帝明白这是拿下安南的天赐良机，下旨册封莫敬顺为安南国王，武公俊为安南国相，援助大量军械、物资助莫氏复国。莫氏政权迅速控制了越北山区地带，兵锋直指安南国都升龙。
伪郑政权大惊，急忙同阮主媾和，同时联络荷兰东印度公司求援。宁盛九年（1673年），因为ww和对日贸易问题，荷兰东印度公司同顺朝多有冲突，决定借机谋取南洋和东洋控制权，发兵援助郑主政权。太宗皇帝通过英国使者已然得知，去年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荷兰陷于欧陆战场，不可能派兵援助东亚。于是，太宗皇帝果断下旨，命西平侯、云南制将军李定国（永昌朝降顺，封西平子；平定云南土司有功，封西平伯；随吴三桂北伐漠南、灭清，累功晋西平侯、云南制将军）自陆路领府兵五万，南井侯郑森自海陆提督水师，协同莫、武二军并进消灭伪郑主和荷兰援军。同时，顺朝以征讨郑主的名义，在谅山、新安等地设置折冲府，驻军屯垦。
宁盛十年（1674年），荷军再度兵败，东印度公司与顺朝媾和，承诺不再援助郑主，对日贸易需征得顺朝同意、领取勘合后方可进行，撤走在长崎兰岛上所有居民。宁盛十一年（1675年），顺军占领安南全境，伪郑主郑根和伪帝于灵江自杀。同年，太宗皇帝正式遣使往升龙，莫敬顺面北行跪叩大礼，接受册封为安南国王。同时，任命武公俊为安南国相，李定国为安南制将军、靖侯，并于升龙安置天使府负责联络安南地方、开科取士。次年，阮主遣使朝圣，请太宗皇帝赐国号。太宗皇帝赐号“广南国”，册封阮主为广南国王，并于顺化设置天使府负责联络、科举工作。
2. 郑森下东洋
明德四年（1662年），郑森收复ww，置一府三县。宁盛元年（1665年），郑森上表称，如今四海承平，前明有三宝太监下西洋，皇顺亦当遣使晓谕四方夷狄，加天朝恩威于藩邦，愿代天巡边，使蛮夷仰中华威仪。太宗皇帝一方面觉得出巡外邦，确实可以扬我天朝国威；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构建朝贡贸易体系、排挤荷兰人在东洋影响力的需要（对日金银贸易也是李顺皇室内帑的重要收入来源），于是命郑森由泉州出海，巡视东洋各国、蛮夷，扬皇顺天威，晓四方风土。
次年，郑森领天使团和水师官兵共计万余人，各色船只数百条，扬帆起航，先驶向ww，巡视全岛。再前往琉球，琉球国王尚质携百官奉迎，同时向天使哭诉，前明万历卅七年（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强迫琉球称臣纳贡，如今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萨摩藩财源骤减，对琉球更是敲骨吸髓，乞求天朝垂怜，惩戒萨摩乱徒，以靖海内清平。郑森收下尚质奏表，一路驶向萨摩，遣使责难藩主岛津光久，岛津光久态度傲慢，甚至一度想命岸炮攻击郑森舰队。郑森船队炮击萨摩港口后离去，前往江户。
宁盛十二年（1676年）形势图
至江户，征夷大将军德川家纲携众僚迎接郑森使团，郑森宣读太宗皇帝圣旨，册封德川家纲为日本国王，赐朝服、金印、金册。郑森在江户逗留数月，会见保科正之等辅政幕僚，密谋协助德川幕府修理萨摩藩、长州藩等反对势力，条件是：1. 限制除顺朝以外（荷兰）商人前往长崎经商，只有持有皇顺颁发贸易勘合，长崎方面方可放行；2.日本国内不得再出现天皇字样，但仍可以假名テンノウ称呼，但汉字不可写作天皇；3.天皇之后需接受大顺皇帝册封，地位等同藏地法王、道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