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之罪与伦理责任：阿瑟·米勒大屠杀戏剧中“同谋者”形象的伦理解读

时间：202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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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与许多犹太作家不同，美国戏剧巨擘阿瑟·米勒在其大屠杀戏剧中并没有刻意凸显纳粹的罪恶，而是集中笔力书写置身其中或置身其外的犹太人的反应和行动，创造出一种“同谋者”的人物范式。米勒戏剧中的“同谋者”通常以受害者或旁观者的面目出现，均是普通意义上的“无罪之人”。但在米勒看来，受害者的软弱和旁观者的冷漠均是姑息暴行的“同谋之恶”，是“无罪之罪”；伦理身份的迷失必然导致对道德规范的无所适从，进而是普遍伦理责任的缺失，最终导致对恶行的旁观。通过对“同谋者”参与作恶而不自知的“同谋情境”的构建和呈现，作者揭示了“同谋罪”的普遍性、隐蔽性和深刻性，鼓励世人勇于承担伦理责任，积极行动起来，反抗世间的各种恶行，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救赎。

　　作者简介

　　罗钱军，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赵永健，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Title

　　 Crimeless Guilt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y: An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pirators’ Image” in Arthur Miller’s Holocaust-Themed Plays

　　Abstract

　　 Unlike many other Jewish writers, Arthur Miller, a great master in American drama, does not intently highlight Nazi evils in his Holocaust-themed plays. Instead, he focuses on depicting the actions and reactions of Jewish figures either involved in the Holocaust or not, thus creating a paradigm of “conspirators”. The conspirators in Miller’s plays usually appear as victims or bystanders, who are, in a general sense, “crimeless people”. But in Miller’s view, the recreance of the victims and the apathy of the bystanders may still be defined as the “evil of conspiracy” or the “crimeless guilt” that condones atrocities. Meanwhile, the confusion about one’s own ethical identity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bewilderment about the code of morality, which in turn leads to the lack of universal ethical responsibility, thus ultimately leading to nonfeasance while beholding evil deed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conspiracy situation” in which the “conspirator” participates，unconsciously， in evil doings, Miller reveals the universality, invisibility and profundity of the “evil of conspiracy”, encouraging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o take on their ethical responsibility and act conscientiously in their resistance against various evils for real redemption.

　　Authors

　　Luo Qianju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is presently pursuing his Ph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nd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mainl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luohank@163.com;

　　Zhao Yongji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nd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mainl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michael_zyj@163.com

　　二战期间纳粹屠犹事件是每一位犹太作家都无法回避的历史话题。大屠杀犹太幸存者常以回忆录的形式揭示德国纳粹在集中营中对犹太人的残忍行径，用文字来书写这场历史惨剧，如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 1928—2016）的《夜》（Night, 1955）和普利莫·莱维（Primo Levi, 1919—1987）的《如果这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 1947）。而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则常借助后记忆叙事来呈现大屠杀及其影响，多聚焦于饱受纳粹折磨的犹太幸存者的身心双重创伤，重构犹太集体记忆，如阿尔特·斯皮格尔曼（Art Spiegelman, 1948—）的《鼠族》（Maus, 1991）和乔纳森·萨福兰·福厄（Jonathan Safran Foer, 1977—）的《一切皆被照亮》（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2002）。其他与大屠杀没有“直接”关联的犹太作家则或明或暗地书写大屠杀主题，或想象性地呈现纳粹的凶残和亲历者的苦难，或从根源上分析大屠杀产生的原因，或反思幸存者的生活遭际，如辛西娅·欧芝克（Cynthia Ozick, 1928—）的《大披巾》（The Shawl, 1989）、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2005）的《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 2000）、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sac Bashevis Singer, 1904—1991）的《冤家：一个爱情故事》（Enemies: A Love Story, 1972）等。

　　美国犹太戏剧大师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 1915—2005）虽未亲身经历过那场灾难，却在其创作的中后期推出多部大屠杀题材的戏剧。与许多犹太作家不同，米勒在剧中并没有着力凸显纳粹分子的罪恶，而是对纳粹人物进行“边缘化”处理，让其在情节中退居次要地位，从而集中笔力书写置身其中或置身其外的犹太人物的反应和行动，创造出一种“同谋者”的人物范式。本文选择阿瑟·米勒三部关涉大屠杀事件的代表性戏剧，通过对剧中“同谋者”形象的伦理分析，探讨米勒对“同谋之恶”的独到见解，解读其深刻的伦理思想和批判精神。不同于明火执杖式的“帮凶”，米勒这三部戏剧中的“同谋者”均以“受害者”或“旁观者”的面目出现，均是普通意义上的“无罪之人”。然而，在米勒看来，“受害者”的软弱和“旁观者”的冷漠，均是姑息暴行的“无罪之罪”。通过对“同谋者”参与作恶而不自知的“同谋情境”的构建和呈现，米勒旨在阐明：不管身为何人，身居何处，都与大屠杀这场浩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之茫然不知、否认或消极对待均是对伦理责任的逃避，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同谋”；而伦理责任是行为主体基于自我伦理身份所作出的伦理选择，犹太人要实现自救，必须要摆脱伦理身份的困扰，深刻“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同谋”，积极地采取行动，从而真正迈出“与屠犹暴行抗争的第一步”（Gosizk 187）。__

　　无罪之罪：双重并置与瞭望塔的隐喻

　　米勒对大屠杀的感悟和认知可以从《安妮日记》（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1947）在美国的传播说起。二战后，由于麦卡锡主义和美国排犹运动的兴起等社会原因，美国大众对纳粹反犹大屠杀事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基本上保持一种沉默的态度。但随着一本小书的引入，沉默终被打破。1952 年，《安妮日记》被译成英文引入美国。1955 年，该书被改编成戏剧并搬上百老汇的舞台，赢得当年的普利策奖。四年后，这个故事又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反响热烈。《安妮日记》的成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大众的实用主义历史观，即美国人通常用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来选择和呈现历史事件，常常将历史“个人化、英雄化、道德化、理想化和普遍化”（Rosenfeld 51）。《安妮日记》恰好迎合了这种“美式思维”。书中主人公的“犹太身份”并不明显，她的“受害者”身份也有些模糊，情节设计上没有凸显罪孽深重的屠犹事件，甚至没有出现过一个纳粹士兵，而是通过讲述安妮一家躲避纳粹抓捕、积极乐观的生活经历，传递所谓的“正能量”，而这恰恰是米勒所不愿意看到的。观看了戏剧版《安妮日记》之后，米勒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它歪曲了历史事实，没能表现出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残忍。他认为：“这部戏理应让观众坐立不安，理应符合生活的真相，〔……〕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内心潜伏的兽性，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不仅是那些受害者的兄弟，还是那些纳粹的兄弟，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生活中那些造成恐怖事件的根源性因素，即我们自己的施虐欲、对上级命令的盲从，以及我们不敢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反抗那源自群体性组织的邪恶力量”（Miller, The Theater Essays of Arthur Miller 187）。在这段评论中，他没有一边倒地谴责和批判纳粹分子的凶残，而是深刻地剖析了人性之恶以及许多人在罪恶面前畏首畏尾、消极被动的态度，诠释了他对人性之恶的深刻理解和他本人强烈的自省意识。

　　米勒对人性“同谋之恶”的洞见较明显地体现在其戏剧人物的塑造上。邪恶事件的发生常常涉及三类人，分别为施害者、受害者和旁观者。邪恶事件能否顺利发生，除了与施害者的“恶”有关，与受害者的反抗态度和旁观者的正义感亦不无关系。受害者的软弱和旁观者的冷漠是促成恶行顺利发生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正是米勒的大屠杀戏剧探讨的核心命题。就人物类型而言，米勒大屠杀戏剧中的主要人物以受害者和旁观者为主，而这两类人物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软弱和冷漠，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纳粹恶行达成“同谋”（complicity）。

　　那么该如何定义“同谋”呢？有学者将“同谋”称作是“无罪之罪”，更具体地说，是“无法律罪行的良知罪感”（刘再复林岗 138），是不作为的姑息之恶。换而言之，一个人可能没有直接杀过人，没有直接参与作恶，但只要他“为杀人者辩解过，为他们鼓掌过，或者曾对杀人行为保持过沉默”（刘再复林岗 138），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战争和杀戮创造了条件，无意中成了战争罪犯的同谋”（刘再复林岗 139）。米勒的名作《堕落之后》（After the Fall, 1964）便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恶。

　　《堕落之后》是米勒创作中期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他的戏剧主题从对社会问题的专注转移至对人类深层意识的开掘和对人类阴暗心理的探索。整出戏“在昆廷的意识、思想和记忆中发生”（Miller, Arthur Miller: Collected Plays 3），主人公昆廷对着一位不知名的听者讲述自己过往的经历，梳理和分析自己的“罪恶”生活。随着主人公回忆的深入，以往一个个生活片段也随之在舞台上呈现，其中涉及两起重大历史事件：麦卡锡反共运动和纳粹反犹大屠杀。米勒在剧中将这两起事件并置起来，通过特定历史时期的世态众生相，深刻地揭示了人性深处的“同谋之恶”。

　　在剧中，作者主要通过昆廷与他两位朋友之间的关系来呈现麦卡锡反共运动这一段历史。昆廷、米奇和卢三人本是好朋友，但米奇迫于政府的压力告发了大学教授卢，致使卢的大学教职不保，妻子亦与其反目成仇。卢走投无路，央求他唯一的朋友昆廷为自己辩护。昆廷一开始答应了卢，可当他发现自己因为卢而受到政府怀疑和亲人猜忌时，他犹豫了，思忖再三后停止了对卢的帮助。卢陷入绝望，最终选择了自杀。卢的死让昆廷意识到了自己麻木不仁的“恶”，他对此悔恨不已：“我本该坚持到底，可我害怕惹祸上身，他看透了我这虚伪的忠诚……”（Miller, Arthur Miller: Collected Plays 65）对卢的袖手旁观和对自己家人的背叛交织在一起，昆廷心头萌生的罪恶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愧疚和忏悔最终促使他行动起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在第二幕戏中，昆廷回忆起他在国会法庭上为一位进步人士辩护的场面，表明他对美国政府政治迫害行为所持态度的转变，自己亦从邪恶行为的消极“同谋者”转变为积极反抗者。

　　麦卡锡反共运动是剧中几个场面的历史背景，而“反犹大屠杀”及其隐喻的人心之恶则贯穿戏剧的始终。米勒曾表示：“纳粹统治欧洲大陆那段时期是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从政治意义上说是这样，从人类对待自己同类的整体性态度而言也是如此”（Roudane 144）。为了更加生动地诠释这个观点，他设置了“瞭望塔”这一象征集中营的布景。在剧中，每当涉及到人物的“同谋”言行时，黑洞洞的瞭望塔就会赫然闪亮，警示主人公和观众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此外，米勒在剧中六次重复呈现了昆廷新女友霍尔佳手持鲜花站在瞭望塔旁的静态场面，人物和布景的并置成为剧中一个重要的空间意象。霍尔佳此举除了向昆廷表达爱意之外，也表达了她对人类未来的憧憬。霍尔佳这个人物在剧中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符号存在，代表着理性和理想，象征着对人世间各种“背叛”的反抗。她与瞭望塔的并置凸显了善与恶的对比，有力地深化了主题。瞭望塔除了不断提醒观众关于六百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中惨死的事实，还深刻地指向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米勒看来，集中营不仅是集权统治的象征，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也是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因缺乏沟通而逐步疏远以至冷漠的写照，是潜伏在每个人心中最大的恶。正如米勒所言：“尽管集中营是一种存在于集权国家的现象，但我一直认为集中营也是当代生活逻辑理性的终结〔……〕集中营是人类相互隔绝及其最终后果的极端表达，是一种有组织的放弃”（qtd. in Roudane 108）。借助对往事的追忆，主人公将亲友之间的背叛与美国反共及纳粹反犹罪行关联交织在一起，对“同谋之恶”进行了深刻反省。米勒也籍此使大屠杀记忆成为人类文化记忆的一部分。__

　　群像与两种伦理责任

　　汉斯·伦克认为，责任概念是一个多关系、多层次的结构性概念，在责任冲突发生时，必须考虑优先秩序。据此，伦克提出，普遍的伦理责任优先于角色的伦理责任，公众的福祉和共同幸福优先于特殊的和个别的利益（Lenk 106-112）。米勒对伦理责任的选择序列亦作如是观。在《堕落之后》中，大屠杀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并非情节中的主导性事件。而在随后创作的《维希事件》（Incident at Vichy, 1964）一剧中，米勒则直接呈现了大屠杀对普通人的影响，塑造了一组“同谋者”角色，剖析了他们在面临“伦理选择”时所彰显出来的“同谋意识”，表达了作者对人性中普通存在的“同谋之恶”的批判和悲悯，并且借助剧中人之口表达了他对伦理责任的深刻理解。

　　《维希事件》情节并不复杂：一群犹太人和一个奥地利贵族在法国维希市的街头被纳粹抓住，押进一家警察局。他们身处封闭空间，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接受检查和审讯，而情节就是通过他们在等待期间的交谈展开和推进。虽然这些犹太人隐隐地知道此番凶多吉少，但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不过是一次街头例行检查。交谈中没有谁愿意坦陈自己的犹太身份，都不愿提及“犹太人”这几个字，甚至对德国人也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其中一人是饭店里的侍者，曾为一些纳粹军官提供过服务。他在警局里认出了参与审讯的一位少校，于是在与同伴的交谈中多次说这位少校的好话，夸他“有时还会弹奏美妙的钢琴曲，自学法语，总能说出几句动听的话”（Miller, Arthur Miller: Collected Plays 141）。在场还有一位犹太音乐家，坚持认为德国人并非野蛮民族，而是对高雅音乐有着极高的鉴赏力，说“他们充满敬意地坐在音乐厅里，就像是坐在教堂里一样。没有人会像德国人那样欣赏音乐，〔……〕他们对音乐无比热爱”（Miller, Arthur Miller: Collected Plays 149）。与这些人相比，一位名叫勒迪克的犹太心理学家却显得与众不同。他对未来没有抱有任何幻想，对德国人的凶残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没有束手待毙，而是反复鼓励大家奋起反抗，但应者寥寥，多数人都试图规避自己的犹太身份，只是消极地等待自己的命运。面对强大的纳粹权力机构，多数人认为反抗毫无意义，但在勒迪克看来，毫无反抗的死亡更加没有意义，是一种懦弱而又可悲的行为。

　　米勒在剧中着力刻画了一组犹太群像，这些人物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存在者和沉沦者①。简单地说，存在者在剧中呈现出积极的精神面貌，通过主动选择来实现自我存在，勒迪克无疑是这种人物类型的代表；而沉沦者则是缺乏主体意识的异化者，常常放弃选择，从而迷失自我，剧中多数犹太人物可以归为此类。面对德国纳粹在法国的横行暴虐，沉沦者选择了不思考和无作为，屈服于淫威，丧失了正确的判断，与“反犹”意识形态形成了某种同谋。该剧对“同谋之恶”的进一步揭示出现在对一位“旁观者”的塑造上，而米勒思想的深刻性也正体现于此。被关押在一起的人中，还有一人名叫冯伯格，他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血统纯正的奥地利贵族。他出身名门，长得也不像犹太人，只是因为说话口音古怪而在街头被捕。与其它在场的犹太人相比，他的心情没有那么紧张和沉重，因为不管怎样，纳粹最终总会将他放走。言谈中，虽然他十分不满德国纳粹的粗鄙，但并没有提及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亦没有对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犹太人表现出同情和怜悯。冯伯格还提到他的一个表兄，此人是个纳粹，曾参与一场屠杀行为，将某医学院里的犹太人斩尽杀绝。冯伯格知道他是个纳粹，也知道他曾犯下的罪行，但因为血缘关系，一直将其视为亲人，从未主动制止或谴责过他。勒迪克一眼看穿冯伯格“窃喜于自己不是犹太人”的旁观者逻辑，认为他虽然对纳粹的罪行感到不齿，内心深处对受难犹太人亦怀有一丝愧疚，但却没有承担起对他人和世界的“责任”，本质上仍属对犹太人苦难的无视。勒迪克对冯伯格的麻木和冷漠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对很多人来说，犹太人只是个代名词，指代的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的苦痛我们不会感同身受，他们的死亡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抽象概念。每个人都有他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就是他者（the other）。犹太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犹太人。眼下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明白你也有你的犹太人——你虽然貌似正派体面，但对他人的死去却感到宽慰，庆幸死去的不是你。这就是你麻木不仁的原因，你将来还会一直冷漠下去—— 直到某一天你能直面你自己的人性，直面你自己的“同谋之恶”。（Miller, Arthur Miller: Collected Plays 179-180）

　　作者借勒迪克之口，不仅进行了自我反省，还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旁观者”的“同谋”属性，其语言之深刻和震撼足以“将观众从自满的状态中拽出来”（Nottage xiii）。在米勒的思想中，此时的“犹太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身份标签，而是升华为一种“他者性存在”，隐喻了人类对异己性存在的漠视，这种漠视态度最终衍化为对别人生死不顾的恶。

　　听了勒迪克这番言辞犀利的分析，冯伯格幡然醒悟，认识到了自己的“恶”，在拿到通行证之后，毅然把它送给勒迪克，将生存的机会留给了他人，以这种方式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伦理责任。这位奥地利贵族在戏剧结尾时由“旁观者”到“反抗者”的转变，蕴含着作者想要传递给观众的寓意。在这部剧中，米勒不仅展现了犹太人的生存困境，分析了他们受迫害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强调对他人的伦理责任。正如勒迪克最后对冯伯格所说的那样：“我要的不是你的愧疚感，而是你的责任心”（Miller, Arthur Miller: Collected Plays 185）。冯伯格最终认识到自己的“同谋罪”，而对该罪行的醒悟也成为他最终留在警局的动因。

　　米勒是一个具有深刻反省精神的人本主义者，他之所以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创作了多部反犹大屠杀题材的戏剧，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世人记住纳粹的累累罪行，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为了“解决当下问题”（Bigsby 426）——这实际上体现了作家的文学伦理观和对伦理责任的担待。米勒自己曾言，《维希事件》“并非‘关于纳粹主义’或者战争时期的恐怖故事，〔……〕从根本上来说，涉及当下的你我，关乎你我个人与非正义、暴力之间的关系”（Miller, Arthur Miller: Collected Plays 744）。他认为，对于邪恶事件，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对付邪恶，而应该“发现我们自己与邪恶的关系，在邪恶中发现我们自己的影子”（Miller, Arthur Miller: Collected Plays 745）。米勒更是明确指出，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固然很重要，但在此后的态度和行动则更为重要，美国当代社会之所以会频繁发生暴力事件，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无人勇敢站出来进行制止和谴责，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承担普遍的伦理责任，对抗自我和他人的罪恶行为，而不是消极面对生活，否则世界仍然有毁灭的可能。__

　　两种病症与伦理身份的迷失

　　通过《维希事件》，米勒意欲唤醒世人的伦理责任，而伦理责任是行为主体基于自我伦理身份所作出的伦理选择。聂珍钊认为，“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伦理身份是人在经过自然选择、伦理选择之后，承担着责任、义务、道德的身份” （263），并且“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与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265）。可见，伦理身份的迷失必然导致对道德规范的无所适从，进而导致普遍伦理责任的缺失，最终导致对恶行的“旁观”。米勒在 20世纪九十年代创作了一部以“大屠杀”为背景的美国家庭剧——《碎玻璃》，该剧以纳粹迫害德国犹太人的“碎玻璃之夜”为背景，在舞台上呈现了充斥着“旁观者心理”的美国犹太人形象，谆谆告诫美国犹太人应牢记自己的族裔身份以及对苦难中的犹太同胞所应负的伦理责任。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都与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与伦理规范相悖，导致伦理冲突，构成文学的文学性”（聂珍钊 264）。因此，只有“研究人的身份和身份确认问题，才能对人物的伦理选择作出合理的解释”（聂珍钊 263）。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此处笔者聚焦于三种伦理身份：族裔身份、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通过分析《碎玻璃》中男女主人公伦理身份冲突造成的伦理选择困境，解读两种病症——即瘫痪和阳痿的深层次隐喻意义以及作者想要通过剧作传递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寓意。

　　女主人公西尔维亚出生于典型的犹太家庭，犹太传统伦理对她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家庭、家人在她心中的地位是至上的，作为长女，她自小就身负照顾三个妹妹的责任，与盖尔伯格结婚后，因为丈夫不想她回公司工作，就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工作，尽管她曾经是纽约长岛市帝国钢铁公司的主管簿记员。此后，她的职业身份是空白的，只剩下“盖尔伯格太太”这一空洞的称谓，相夫教子成为她人生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所在。但丈夫的冷漠、寡情和专横，使得家庭日渐成为缺乏温暖的“囚牢”，这在他们唯一的儿子上军校离家后更是如此。职业身份的缺失，家庭身份（作为妻子）的被忽视，族裔身份很自然地成为西尔维亚所珍视的倚靠，成为支撑她生活下去的力量之源，而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她自小养成的族裔认同感。因此不难理解，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欧洲犹太老人遭到纳粹暴徒无情羞辱和虐待时，她内心的愤慨如此强烈。除了愤慨之外，西尔维亚更为强烈的心理感受是恐惧，因为在她周围没有人关心欧洲犹太人的死活，她自己的妹妹哈莉特对“碎玻璃之夜”事件无动于衷，不理解姐姐为何如此关注德国新闻，不理解大洋彼岸的犹太人与她们有何干系；犹太医生海曼则轻描淡写地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Miller, Broken Glass 95）；至于自己的丈夫盖尔伯格，则更是毫不掩饰对犹太同胞的厌恶和鄙视。大屠杀的恐惧让西尔维亚疾呼失声：“谁来阻止这一切？他们会把我们全部杀死的！”（Miller, Broken Glass 98）正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感无能为力的愧疚感击垮了西尔维亚，让她陷入了瘫痪的状态。西尔维亚的瘫痪没有病理性原因，而是心理困扰的结果，这样的情节安排颇为耐人寻味。纳粹屠犹事件是整出戏剧的时代背景，是导致她瘫痪的诱因。尽管意识到自己应该为欧洲大陆的犹太同胞担负起责任，西尔维亚却没有拿出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她的瘫痪也因此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除了象征她个人的软弱和不作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象征着美国犹太民众对大洋彼岸犹太同胞所遭受的悲惨命运的消极态度，一味地消极观望或等待，没有积极地行动起来，没有意识到“旁观”行为内含的“同谋之恶”。

　　与西尔维亚的瘫痪相似，盖尔伯格的阳痿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也与他的伦理身份有着必然的联系。表面上，他似乎对自己的犹太族裔身份颇感骄傲和自豪，经常夸耀自己是纽约顶尖的信托公司里唯一一位犹太裔员工，还是唯一一个被老板邀请登上其私人游艇玩乐的犹太人，儿子是西点军校里唯一的一位犹太人上尉，等等。但细读文本，不难发现，盖尔伯格真正自豪的是自己的社会身份而非族裔身份。在面对犹太同胞时，盖尔伯格具有强烈的优越感，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犹太身份，与身边的犹太人撇清关系。对他而言，德国犹太人就是一种“他者性存在”。他接受并内化了美国当时的反犹思潮，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犹太同胞的处境，相反还心生厌恶和歧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自己也化身成为“反犹分子”。对社会身份的功利性追求和对族裔身份的刻意回避，导致了盖尔伯格家庭身份（作为丈夫）的危机，其生理上的阳痿病症，根源在于他对自己犹太族裔身份的排斥，象征了“无根的存在”和精神上的自我阉割。这也导致了他与具有强烈族裔意识的西尔维亚之间的离心离德。在与丈夫对峙时，西尔维亚厉声叱责他数典忘祖，让他正视自己的犹太身份，宣称自己是以“犹太女性的声音说话”（Miller, Broken Glass111）。“越界的身份总是伴随着难以消解的焦虑和不安”（Kristeva 20），盖尔伯格的痛苦是源于自我的迷失，源于没有明确的自我身份定位。

　　西尔维亚的瘫痪源于对犹太族裔身份的珍视，因珍视而害怕失去；而盖尔伯格的阳痿源于对犹太族裔身份的厌恶，因厌恶而导致自我否定，米勒的这种叙事安排可谓用心良苦。临近剧终时，西尔维亚以“我小心翼翼地生活了三十年，我不想再伪装了，我憎恨这一切！”（Miller, Broken Glass 127）来宣告自己的新生，当她决心告别软弱与不作为时，她的瘫痪病症也就豁然痊愈了。而盖尔伯格的阳痿病症则不然，尽管剧终时他向西尔维亚忏悔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也表达了想要改变自己的愿望，但是米勒并没有简单地安排他如西尔维亚般地豁然痊愈，而是安排其陷入另一种病症——心肌梗死导致的昏迷，生死未卜。也许，在米勒看来，告别软弱并不难，但要重拾族裔身份意识绝非易事。

　　作者通过《碎玻璃》提出了这样一个现实而尖锐的问题：“在面对迫害犹太同胞的暴行时，作为犹太人的我们该怎么做？”尽管该剧的情节主要围绕着西尔维亚瘫痪病症的诊治而进行，但美国犹太人对欧洲大陆发生的反犹大屠杀事件的反应和态度才是作者真正意欲探讨的主题。在米勒看来，犹太人要实现自救，就必须要正视自己的伦理身份，而其中的族裔身份更是犹太人生存的根本，任何形式的掩饰和否认均是某种意义上反犹恶行的“同谋”。

　　从上述三出戏剧主人公最后的积极转变来看，虽然米勒认为人性之恶普遍存在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但却没有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态度，而是对世界抱有一以贯之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也反映了犹太文化和犹太历史对他的影响。他曾多次对“荒诞派戏剧”进行抨击，认为这种“荒诞不经”的戏剧形式实际上表达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消极人生观，是“悬崖边的歌舞剧”（Miller, Echoes down the Corridor 310）。他不接受这种人生观，因为“我如果出售虚无主义，那就会为虚无主义的毁灭性力量创造基础，首先遭殃的必然是犹太人，〔……〕，我对虚无主义的这种对抗充分地表达了我的犹太性”（Roudane 185）。在米勒看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面对世间的恶行，如果消极地接受，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这就是“同谋”，只能招致毁灭性的后果。纵观米勒的大屠杀主题戏剧，不难发现，“大屠杀”事件构成了一个伦理语境，剧中人物都身处这一语境之中，互有牵连，不管人物是否亲历了“大屠杀”，在深层次上都背负着“同谋罪”，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而呈网状结构。正是借助“同谋者”这种人物范式，作者揭示了“同谋罪”的普遍性、隐蔽性和深刻性，鼓励世人直面和承认自己的“同谋之恶”，勇于承担伦理责任，积极反抗世间的各种恶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自己的罪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救赎。

　　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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