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伦理学范文
应用伦理学篇1
关键词：应用伦理学 实证哲学 工程模式应用伦理学 原则模式应用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
如果开始我们就否认应用伦理学作为一门完善、成熟的学科存在，那将会引发许多激烈的纷争；因为迄今为止，很多人都认为应用伦理学作为一门新生的学科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勃兴。令人失望的是，应用伦理学至今不是一门认真和成形的学科，他依旧限于一种伦理学理论的应用，它只是作为过程，表明一种方法，运用一种哲学理论，“或者要求一般道德提供一种特殊的法则去解决一种特殊的道德复杂问题。”
在什么都“行”与什么都“后”的生活模式奉行的今天，对道德特权的挪用以及对道德能力的篡夺在伦理工具化与生命伦理虚无化的保护下，已开始与我们进行公开的竞争；其诸多原因中最为关键的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分支，并认为“是以突出民主原则为特征的公民社会的产物，是公民社会的文化发明，是公民社会的道德理论。”
首先，应用伦理学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学科，它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与体系，它只是一个松散、缺乏严密逻辑结构的“应用问题群”，只是便于对实践问题的解释、阐明、陈述和对职业规范的探究，用伦理学的部分理论与研究方法，与社会和人类对话；它只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研究概念、教育概念和体制化传达语式，并为说教或俗世伦理学的传播而进行的相对主义修补，其运用直觉主义或境遇主义的后现代手段，移植或制造一系列“不证自明的”后经典原则实用主义地、分裂地、常常孤立地对具体问题予以说明。如果我们抛开对道德起源、人的情感与理性依据的研究，单纯就现有的道德规定对日常生活、经济社会和科学实践进行指导，并各自居于某种文化偏爱中以“个人价值”取代人类价值，这种结果如能不造成失误那是一种侥幸，对应当的决定和对善恶的评价是充满风险的事。休谟指出：“首先确立一条一般抽象的原则、而后将之分化为各种不同的推论和推断，其自身可能是更完善些，但更不适合于人类的不完善的本性，是道德和其他各种主题中幻想和错误的一个共同的源泉。” “应用伦理学”显然经常获得以一种方式理解正义原则的人与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正义原则的人的激烈争论，即使在关键部分怎样解释《旧约》或另外的极权威的经典以及从一篇文本到另外一篇文本的发展，都能得到一致意见，也没有办法使人们的分歧消解。麦金太尔认为，对福柯来说，学术表述问题作为一个谱系学家所带的面具所经受的压力，比尼采所感受的更为紧张 。官方学术史经常把学术研究的成果作为一种面具，尤其是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观念，一经应用者的修饰，就与经典作家的道德愿望相抵触，结果，“事实上没有导致任何对真理和理性的进步”，却因没有意识到局限性而成为要求毁灭和自我毁灭的牺牲品。 这一切都是因为“应用伦理学”导引的错误。拉丁语基督教的教条主义神学是由哲学的理论和伦理学的论证广泛传播的，“并是在其自身对真理和和理性的奥古斯丁主义的理解之内得以落实的” ，而这些理解与很多最好的注释者的理解都不一致，如果对一项生命伦理学原则不进行重新注释和学理性研究，没有道德哲学的讨论与创新就不能最后解决堕胎、克隆人技术的善恶评判，再多的社会调查与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一种哲学和另一种哲学遭遇，各自都有其评价哲学主张之真理性与合理性之标准，这两套或几套标准明显不可公度，有些互不相容，如何去求证行动的正当性呢？过于强调应用，甚至使其部门化与行业化，势必淡化理性思考与研究，依赖不成功的理论末节去生搬硬套地应用于实践，使这个学问只剩下不变的原则，而没有了“支持原则的理论”。
伦理学不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必须由神学来求证；信仰常常是没有原因的，反对一项高生命科学技术必须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不能用某些人的信仰作为理由禁止科学家不作为。我们为什么认为医生对病人保密或不准堕胎是应用伦理学，而对孩子们说：“你不该说谎”等告诫就是一般的道德问题？叔本华既重视道德实践又不忘记具体训诫的理论来源，他指出：“在科学伦理学中，除意志作用法则外，我们要承认其他支配意志的法则——那些原初的和不以人的命令为转移的法则——以前，我们必须首先证明并且推定他们的实存；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伦理道德事务方面，我们不仅涉及推荐诚实，而且涉及实践诚实。直到给出那一证明，我将只承认一个可以追朔到关于法则、戒律、责任的概念所由输入到伦理学的来源。” 道德法则的应用只能源于伦理学理论，“认为职业领域存在着不同于一般道德情景的应用伦理学，这是错误的。” 哲学与神学不同，即使是来自“摩西十诫”或上帝的话，也必须进行理论的论证；任何特殊情境的理论伦理学应用都必须合乎逻辑，在方法上也必须使人信服。叔本华开始批评康德的第一个错误步骤在于它对道德学本身的概念，不去关心发生之事的理由，而是只一味寻找“关于纵然从未发生、仍应当发生之事的法则.” 其实，普通人为什么认为许多信条或法则是天经地义的，就是因为”道德发生于神学并且是以作为上帝特殊旨意的神学为根据的。” 康德摧毁不可动摇的思辨神学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而用自己的理论支撑伦理学；伦理学的旧支撑物已经认为是腐朽的难道只是康德那一个时代？当我们再回到神学中去思考欧洲的那次反叛和变革时，我们今天的学术界的基本哲学信念已经再次出现更大的危机。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新的适合后医学社会和人工生命科学时代的伦理学基本原理或基础，为什么非要制造一个“应用伦理学”，怀有不同心态、持有不同意见、操有不同语言、来自不同职业境遇的人聚在一起，用一些幼稚又行之无效的“原则”、“宣言”、“声明”、“纲要”等等来捍卫人类的所谓自尊？
叔本华认为，道德发生于神学并且是以作为上帝特殊旨意的神学为根据的；但哲学家一直期望躲开它，尽管他们不得不承认思辨神学一直支撑着伦理学。 我们从来都在寻觅好的道德，但是我们缺乏足够的辩词来有力的论证这些好道德存在的条件与必要性，尤其不注意它们的最初来源，这就容易使生活神学化。应用伦理学创造一些观点让人们来理解境遇，以启发人们的行为，排列或拼凑一些规则，以解释或标示选择的合理性，但是，“这更像用很多方法来运用知识，而不是从特殊的条件中推导或引出结果来。这还是把一般道德（法则、观念）用来处理问题。” 应用伦理学是半自动化的解决实际问题和纷争，甚至把那几个翻来覆去的原则作为“上帝的话”来考证现实境况的应当与否的判断，而往往掩盖了事情发生的背景，“在实际决策对正在被应用的法则和理论起作用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朔本求源。我们成了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牺牲品，这分离刻画了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分离的特征。” 没有应用伦理学，人们从没有放弃伦理学理论对政治、家庭、经济、性以及对生命科学研究、医务或其他职业的指导。“应用伦理学”易于使人忘却道德哲学理论或使人养成肤浅的实利主义习惯。
应用伦理学是急躁和浮躁的学术心绪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简单、粗暴的行动测量工具，反映了“忧、畏、烦”的“后现代”人的一种懒惰、急于求成、躲避深刻的心态与情感。后现代主义初期，主要是使技术纯净并极力使其发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一方面因工具的超现实而吸收且消化了抽象的领域，另一方面，把价值评判作为实现具体目标的手段。一种普遍的玩世不恭成为我们思索问题的障碍，只是这样去做，不必研究为什么，特别是以为没有必要去追问处置原则的起源。他们从不考虑反对克隆人技术的背后已经承认上帝之手的神圣，也更不知晓“14天” 的规定竟然使用了基督教的时间；宗教对他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他们完全没有理性的觉察，显然，理性已经被其工具化和俗世化了。他们离信仰骑士相距甚远，他们没有缺乏理论的恐怖，更不会有悲天悯人的伦理责任，没有专心致志的关注，没有激情澎湃的语言，惟有目标是他们的生活，只有目标是他们的生存的意义。
“信仰的骑士独自为自己负责；他为自己不能为他人理解而深感痛苦，但他并不妄想去教导他人。他的信心就是他的痛苦，但他并不知道虚妄的想法，只因他的心灵太过于诚实。那冒牌的骑士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将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出来，因为他绝不可能明白什么东西处在危险之中：只有另外的个人准备走上同一条道路，它就必须成为那条路上单独的一个，而且听不到任何人的忠告，任何想施加影响的人的忠告。”
应用伦理学产生于伦理学贫困与危急的时刻，我们一方面没有理论应对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环境的改革；另一方面又不适应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的后现代伦理价值的颠覆；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文明的挑战，我们已经耗尽了康德以来物自身的所有知识，他所辟出的宗教与道德的稳妥大道已经达到尽头，如果不重新开辟道路我们将走不到明天。我们应该重新体味康德的这句话：“我必须放弃知识来给‘相信’腾出一个地方。” 应用伦理学是一部矫揉造作的作品，虽然他们故意分别制造了原则应用模式的应用伦理学和理论应用模式的应用伦理学也掩盖不了这一怪胎的窘迫与尴尬。理论应用伦理学只是原则模式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难登大雅之堂的陪衬，他们始终意在用简单的几个拼凑的原则以完成伦理学全部的解释性工作。“他们或者不得不采取某一种理论作为其解释系统而摈弃所有其它解释系统，或者由于采取混合方式的理论解释而牺牲其应有的内在一致性，或者由于始终会处于同应用其它伦理学理论的应用伦理学的对立地位而倾向于认为所有以往的伦理学理论都是应当摒弃的，而勉为其难的从事了取代以往全部伦理学的‘解释性’工作。” 其实，理论模式的应用伦理学并不存在，怎么可能完成检验、纠正和改造伦理学传统的使命？因为热衷于应用伦理学的人只关注原则的应用，而不关心原则的理论支撑，他们已厌倦了理论的研究，其初衷就是逃离理论的“灰色”与沉闷而回到现实中来的，他们如何肯花力气再去挖掘理论的深井呢？
有人认为，“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不是从解释的起点出发，而是以主要的伦理学解释系统共同赞同或支持的那些有关实践准则或解决方案的共同结论为起点” ；那么，如果应用伦理学的使命不是去研究原则的理论依据和原则获取的基础，只是将现成的原则或方案拿来，这样的“学科”还能称为伦理学吗？连具体实际工作者、自然科学家都不必花思想就可应用的技术，还有必要由我们专注地投身于其中吗？许多自称为应用伦理学家的人，自此便不去探究实践推理的最初始点，躲开一切哲学化的理论歧义和冲突，专事进行个案分析或社会调查，操持社会学家的方法，使用伦理学家的语言，做起行政官员的文章。应用伦理学者首先应是伦理学家，他不可替代当事人进行具体行动的选择，只是通过苦心的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行动准则，提出共识理论和道德规范，而不是为他们做主。但伦理学永远是哲学，不能一经应用就失去了哲学的品性，或是成为一种技艺，或是成为一种术式；如果丢弃对“意义与价值的理想世界”的研究，如果抛开对事务“终极实体和根本属性”的追问，我们将“应用”什么？谁来判断道德的有效性？谁来为科学当事人的行动提供辩护？如果用道德直觉主义去强迫现实，“应用伦理学”与“法律”还有何区别？
现实生活与社会的复杂性，使伦理学论证习惯必须改变，包括经典原则在内许多原则已经无法直接解释或解决各职业领域中的大量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从未有遭遇的甚至以往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道德难题；如果不改变哲学思维就无法接受的高生命技术的现实，直觉主义已经无法奏效，相对主义又不可靠；如果不去追溯逻辑起点、不去创造新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如何能解决堆积如山的新问题。我们毕竟没有生活在一个智性和道德的世界，那种由合理而理性的人所组成的世界离我们还十分遥远或永远也不存在，康德的目的王国只是一个理想。在理想的世界里，道德价值和幸福才可能通过一定方式连接起来并处处、事事、人人都服从于道德法则，每个人都达到了一个完全善良的意志，“康德甚至不试图去证明这些至善观念是如何产生于道德法则的，因此并不试图去证明这两个观念中的任何一个能否成为纯粹意志的先天对象。” 但，康德还是忍不住解释了德性与幸福相称性的根据：
“如果人们追问上帝创世的终极目的，那么他们不应该举出世界上理性存在者的幸福，而必须举出至善；至善为这个存在者的愿望添加了一个条件，也就是配当幸福的条件。亦即这些理性存在着的德性，因为只有它包含着他们据以能够希望凭借一个智慧的创造者之手享有幸福的标准，盖缘智慧……意指对至善的认识，而从实践上来考察，它意指意志与至善的切合，因为只有在切合与作为源始至善的上帝意志的神圣性符合一致这个限制条件时，人们才能思考这种仁慈行动。”
罗尔斯企图说明：至善是上帝创世的终极目标：幸福与德性相称的必要条件是使那个至善充分的意志与作为善的最高源泉的上帝意志的神圣性；上帝向世人把最大幸福呈现为只受他们的职责限制的幸福；一个无偏私的理性要求是德性与幸福相陪伴。康德的庄严设计并得出华丽秩序的理想是必须仰赖上帝的命令和遵守上帝的法则。而在上帝已死的当今经济与技术无限发展的社会，何以由上帝伦理支配我们的行动和思想，我们的选择和意志如何能成为一种至上原则的应用。罗尔斯肯定，无偏私理性观念不隶属于康德的建构主义，“至善不切合于作为被建构起来的道德法则对象的目的王国的观念：它无法成为那个被建构起来的对象。因为在绝对命令程序中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它能够创造出要求我们使幸福与德性相称的戒律。” 哲学神学靠的是上帝伦理，“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第一句话已经表明了真正的神人关系，创世主和被创作的人之间的自愿结合。” 那种许诺与诏令都是建立在牢固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即使这种诏令要求亚伯拉罕作出巨大的牺牲，当事者也极其愿意，因为那是神权政治的高尚品德的力量。
应用伦理学更像是实证哲学的翻版。在实证的状态下，在承认不可能有绝对知识的基础上，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探求世界的本原与目的，更无需说明用什么理论或学说去解决什么问题，只要编制一套原则系统，教给当事人针对具体问题使用就已达到目的，这就是这种伦理学的全部功能与秘密。在他们看来，人事现象的内在原因以及发现原则的来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一心从事现象的实际规律与方法的运用工作，任务就已经完成得尽善尽美。除“实证伦理学”外，应用伦理学还可以称为“实践伦理学”或“实用伦理学”；对它来说，“探求所谓的原因，不论是初步的原因，还是最终的原因，”是根本做不到的和毫无意义的，“他（指孔德—作者注）把所有现象都看成是受不变的自然法则支配的，准确解释自然法则并将其归并成尽可能少的数量，”这才是它努力的目的。
应用伦理学是一个过渡，可以作为一种对研究群体召集的理由；当它已经成为一种习称和流行语时，我们可以就势建立一个单独的学术舞台，把“伦理学理论应用”或“应用伦理”作为交流语式，引导其对一系列悬而不决的问题进行充分研究；在我们的社会中把伦理学理论化成进行社会抉择的理智力量；使道德哲学家重新在公共生活、立法与决策中占有地位。但是，应用伦理学的第二阶段显然已走入歧途，他们丢开元问题和元理论于不顾，依然更加急切地想直接解决迫在眉睫的道德难题和社会问题，由于忽视伦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他们无法正确描述公众的争论与分歧；“他们忙着把自己的深刻怀疑论的、相对主义的态度和非哲学听众（他们打算向这些听众大声疾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尽管应用伦理学家花费十数年时间说明了两个问题：职业决策和公共政策不仅是科学技术或政治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必须通过哲学分析提供价值与意义的判断；伦理学建议和原则可以帮助解决实际难题并指导实际工作者的工作。然而，他们由于缺乏哲学的训练终于没能完成从普遍的道德原则中准确地推出规定性的和禁令性的道德准则，甚至引起实际工作者的不满与科学家的反感，有些人在扮演“卓别林式的既滑稽又可怜的形象”时，“还没有挖井就欲取水，还未能找到火就欲救火，不像一个很有理智的人。” 应用伦理学并没有认真区分由于文化背景和特殊制度的不同其道德原则应用于具体道德决策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注意这些差异对道德行为选择的重要影响。各民族、各地区、各种制度所筑成的道德文化分歧是客观的，用单一的美国或欧洲模式去解决国际和各国家的问题，特别是对道德行为和决策所施加的强制与约束，已经成为伦理原则或准则应用的羁绊。应用伦理学毕竟是价值与意义的评价，他只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指导，它与具体技术不同，如果硬要用工具的本性去规定它的全部内容，结果就弄错了精神、思想、理论、原则和行为的关系，我们很多人过分热衷于社会调查和对案例的讨论而忽视对理论的追究，以为这些原则无须求证就可作为普适的真理标尺，我们与工程师和医生还有何区别。即使把我们这种应用模式作为工程模式 ，也不能忘记道德原则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它必须由充分推理的元伦理学的正当性证明以及不可或缺的逻辑推演才可能被接受。
麦金太尔批评应用伦理学的理由是，在某一原则应用之前就已存在，说明这个道德原则只能是形式的、无内容的；应用伦理学的三个步骤的逻辑顺序也一直受到质疑，并被麦氏认为是不正确的，这个顺序已经在实际应用中被无情的推翻了；它是：把普遍原则公式化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经验地描述特定的社会背景或制度背景，包括体现在个人动机和目的之中的制度习惯结构；把道德原则应用于此背景下可能的行为选择过程。例如，教会权威和天主教道德神学家拒绝接受直接医疗性堕胎是基于与拒绝其他种类的直接堕胎相同，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辜的生命的直接被杀害总是不道德的”原则； 这种原则应用必须在治疗性堕胎的背景和实例的应用中通过阐释而获得内容，它有更高级的神学或教义学的基础，并有强大的《圣经》这一来源；应用伦理学在伦理学的发展中并没有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很多应用伦理学家已经开始参与开井取水的工作，因为他们通过这近20年的实践，已经深知只从伦理学理论家们已开凿的井里汲水已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探明哪些井里是无水的。
Question applied ethics
Applied ethics is not a real subject. It doe not have a complete theory and system rather a loose cluster of applied problems lack of rigor logic structure. It is only convenient for the explanations, clarif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probe to occupational regulations. It uses part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from ethics and only a concept of opportunistic and education. It offers repair for sermonized or secular ethics promulgation relativism. It also uses the postmodern methods of intuitionism or circumstancesm, transplants and produce a series of post-classic principles which are self evident. Applied ethics is born as a simple and brutal measurement tool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fussy and blundering academic situation. It represents the feeling and attitude of postmodern scholars who are anxious, unhappy and fear, superficial and avoid of deep thoughts.
It is only a transition, used as excuse to call up certain people. However, when it becomes a common name and popular language, we could take the advantage to set up a separate academic arena. By the means of application of ethics theory or applied ethic? We could fully investigate a series of unsolved problems and convert the theory into reasonable power of society choice. In that perspective, the moral philosophers might come into power again in public life, policy and legislations.
应用伦理学篇2
关键词：应用伦理学实证哲学工程模式应用伦理学原则模式应用伦理学生命伦理学
如果开始我们就否认应用伦理学作为一门完善、成熟的学科存在，那将会引发许多激烈的纷争；因为迄今为止，很多人都认为应用伦理学作为一门新生的学科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勃兴。令人失望的是，应用伦理学至今不是一门认真和成形的学科，他依旧限于一种伦理学理论的应用，它只是作为过程，表明一种方法，运用一种哲学理论，“或者要求一般道德提供一种特殊的法则去解决一种特殊的道德复杂问题。”
在什么都“行”与什么都“后”的生活模式奉行的今天，对道德特权的挪用以及对道德能力的篡夺在伦理工具化与生命伦理虚无化的保护下，已开始与我们进行公开的竞争；其诸多原因中最为关键的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分支，并认为“是以突出民主原则为特征的公民社会的产物，是公民社会的文化发明，是公民社会的道德理论。”
首先，应用伦理学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学科，它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与体系，它只是一个松散、缺乏严密逻辑结构的“应用问题群”，只是便于对实践问题的解释、阐明、陈述和对职业规范的探究，用伦理学的部分理论与研究方法，与社会和人类对话；它只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研究概念、教育概念和体制化传达语式，并为说教或俗世伦理学的传播而进行的相对主义修补，其运用直觉主义或境遇主义的后现代手段，移植或制造一系列“不证自明的”后经典原则实用主义地、分裂地、常常孤立地对具体问题予以说明。如果我们抛开对道德起源、人的情感与理性依据的研究，单纯就现有的道德规定对日常生活、经济社会和科学实践进行指导，并各自居于某种文化偏爱中以“个人价值”取代人类价值，这种结果如能不造成失误那是一种侥幸，对应当的决定和对善恶的评价是充满风险的事。休谟指出：“首先确立一条一般抽象的原则、而后将之分化为各种不同的推论和推断，其自身可能是更完善些，但更不适合于人类的不完善的本性，是道德和其他各种主题中幻想和错误的一个共同的源泉。”“应用伦理学”显然经常获得以一种方式理解正义原则的人与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正义原则的人的激烈争论，即使在关键部分怎样解释《旧约》或另外的极权威的经典以及从一篇文本到另外一篇文本的发展，都能得到一致意见，也没有办法使人们的分歧消解。麦金太尔认为，对福柯来说，学术表述问题作为一个谱系学家所带的面具所经受的压力，比尼采所感受的更为紧张。官方学术史经常把学术研究的成果作为一种面具，尤其是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观念，一经应用者的修饰，就与经典作家的道德愿望相抵触，结果，“事实上没有导致任何对真理和理性的进步”，却因没有意识到局限性而成为要求毁灭和自我毁灭的牺牲品。这一切都是因为“应用伦理学”导引的错误。拉丁语基督教的教条主义神学是由哲学的理论和伦理学的论证广泛传播的，“并是在其自身对真理和和理性的奥古斯丁主义的理解之内得以落实的”，而这些理解与很多最好的注释者的理解都不一致，如果对一项生命伦理学原则不进行重新注释和学理性研究，没有道德哲学的讨论与创新就不能最后解决堕胎、克隆人技术的善恶评判，再多的社会调查与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一种哲学和另一种哲学遭遇，各自都有其评价哲学主张之真理性与合理性之标准，这两套或几套标准明显不可公度，有些互不相容，如何去求证行动的正当性呢？过于强调应用，甚至使其部门化与行业化，势必淡化理性思考与研究，依赖不成功的理论末节去生搬硬套地应用于实践，使这个学问只剩下不变的原则，而没有了“支持原则的理论”。
伦理学不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必须由神学来求证；信仰常常是没有原因的，反对一项高生命科学技术必须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不能用某些人的信仰作为理由禁止科学家不作为。我们为什么认为医生对病人保密或不准堕胎是应用伦理学，而对孩子们说：“你不该说谎”等告诫就是一般的道德问题？叔本华既重视道德实践又不忘记具体训诫的理论来源，他指出：“在科学伦理学中，除意志作用法则外，我们要承认其他支配意志的法则——那些原初的和不以人的命令为转移的法则——以前，我们必须首先证明并且推定他们的实存；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伦理道德事务方面，我们不仅涉及推荐诚实，而且涉及实践诚实。直到给出那一证明，我将只承认一个可以追朔到关于法则、戒律、责任的概念所由输入到伦理学的来源。”道德法则的应用只能源于伦理学理论，“认为职业领域存在着不同于一般道德情景的应用伦理学，这是错误的。”哲学与神学不同，即使是来自“摩西十诫”或上帝的话，也必须进行理论的论证；任何特殊情境的理论伦理学应用都必须合乎逻辑，在方法上也必须使人信服。叔本华开始批评康德的第一个错误步骤在于它对道德学本身的概念，不去关心发生之事的理由，而是只一味寻找“关于纵然从未发生、仍应当发生之事的法则.”其实，普通人为什么认为许多信条或法则是天经地义的，就是因为”道德发生于神学并且是以作为上帝特殊旨意的神学为根据的。”康德摧毁不可动摇的思辨神学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而用自己的理论支撑伦理学；伦理学的旧支撑物已经认为是腐朽的难道只是康德那一个时代？当我们再回到神学中去思考欧洲的那次反叛和变革时，我们今天的学术界的基本哲学信念已经再次出现更大的危机。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新的适合后医学社会和人工生命科学时代的伦理学基本原理或基础，为什么非要制造一个“应用伦理学”，怀有不同心态、持有不同意见、操有不同语言、来自不同职业境遇的人聚在一起，用一些幼稚又行之无效的“原则”、“宣言”、“声明”、“纲要”等等来捍卫人类的所谓自尊？叔本华认为，道德发生于神学并且是以作为上帝特殊旨意的神学为根据的；但哲学家一直期望躲开它，尽管他们不得不承认思辨神学一直支撑着伦理学。我们从来都在寻觅好的道德，但是我们缺乏足够的辩词来有力的论证这些好道德存在的条件与必要性，尤其不注意它们的最初来源，这就容易使生活神学化。应用伦理学创造一些观点让人们来理解境遇，以启发人们的行为，排列或拼凑一些规则，以解释或标示选择的合理性，但是，“这更像用很多方法来运用知识，而不是从特殊的条件中推导或引出结果来。这还是把一般道德（法则、观念）用来处理问题。”应用伦理学是半自动化的解决实际问题和纷争，甚至把那几个翻来覆去的原则作为“上帝的话”来考证现实境况的应当与否的判断，而往往掩盖了事情发生的背景，“在实际决策对正在被应用的法则和理论起作用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朔本求源。我们成了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牺牲品，这分离刻画了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分离的特征。”没有应用伦理学，人们从没有放弃伦理学理论对政治、家庭、经济、性以及对生命科学研究、医务或其他职业的指导。“应用伦理学”易于使人忘却道德哲学理论或使人养成肤浅的实利主义习惯。
应用伦理学是急躁和浮躁的学术心绪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简单、粗暴的行动测量工具，反映了“忧、畏、烦”的“后现代”人的一种懒惰、急于求成、躲避深刻的心态与情感。后现代主义初期，主要是使技术纯净并极力使其发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一方面因工具的超现实而吸收且消化了抽象的领域，另一方面，把价值评判作为实现具体目标的手段。一种普遍的玩世不恭成为我们思索问题的障碍，只是这样去做，不必研究为什么，特别是以为没有必要去追问处置原则的起源。他们从不考虑反对克隆人技术的背后已经承认上帝之手的神圣，也更不知晓“14天”的规定竟然使用了基督教的时间；宗教对他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他们完全没有理性的觉察，显然，理性已经被其工具化和俗世化了。他们离信仰骑士相距甚远，他们没有缺乏理论的恐怖，更不会有悲天悯人的伦理责任，没有专心致志的关注，没有激情澎湃的语言，惟有目标是他们的生活，只有目标是他们的生存的意义。
“信仰的骑士独自为自己负责；他为自己不能为他人理解而深感痛苦，但他并不妄想去教导他人。他的信心就是他的痛苦，但他并不知道虚妄的想法，只因他的心灵太过于诚实。那冒牌的骑士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将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出来，因为他绝不可能明白什么东西处在危险之中：只有另外的个人准备走上同一条道路，它就必须成为那条路上单独的一个，而且听不到任何人的忠告，任何想施加影响的人的忠告。”
应用伦理学产生于伦理学贫困与危急的时刻，我们一方面没有理论应对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环境的改革；另一方面又不适应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的后现代伦理价值的颠覆；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文明的挑战，我们已经耗尽了康德以来物自身的所有知识，他所辟出的宗教与道德的稳妥大道已经达到尽头，如果不重新开辟道路我们将走不到明天。我们应该重新体味康德的这句话：“我必须放弃知识来给‘相信’腾出一个地方。”应用伦理学是一部矫揉造作的作品，虽然他们故意分别制造了原则应用模式的应用伦理学和理论应用模式的应用伦理学也掩盖不了这一怪胎的窘迫与尴尬。理论应用伦理学只是原则模式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难登大雅之堂的陪衬，他们始终意在用简单的几个拼凑的原则以完成伦理学全部的解释性工作。“他们或者不得不采取某一种理论作为其解释系统而摈弃所有其它解释系统，或者由于采取混合方式的理论解释而牺牲其应有的内在一致性，或者由于始终会处于同应用其它伦理学理论的应用伦理学的对立地位而倾向于认为所有以往的伦理学理论都是应当摒弃的，而勉为其难的从事了取代以往全部伦理学的‘解释性’工作。”其实，理论模式的应用伦理学并不存在，怎么可能完成检验、纠正和改造伦理学传统的使命？因为热衷于应用伦理学的人只关注原则的应用，而不关心原则的理论支撑，他们已厌倦了理论的研究，其初衷就是逃离理论的“灰色”与沉闷而回到现实中来的，他们如何肯花力气再去挖掘理论的深井呢？有人认为，“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不是从解释的起点出发，而是以主要的伦理学解释系统共同赞同或支持的那些有关实践准则或解决方案的共同结论为起点”；那么，如果应用伦理学的使命不是去研究原则的理论依据和原则获取的基础，只是将现成的原则或方案拿来，这样的“学科”还能称为伦理学吗？连具体实际工作者、自然科学家都不必花思想就可应用的技术，还有必要由我们专注地投身于其中吗？许多自称为应用伦理学家的人，自此便不去探究实践推理的最初始点，躲开一切哲学化的理论歧义和冲突，专事进行个案分析或社会调查，操持社会学家的方法，使用伦理学家的语言，做起行政官员的文章。应用伦理学者首先应是伦理学家，他不可替代当事人进行具体行动的选择，只是通过苦心的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行动准则，提出共识理论和道德规范，而不是为他们做主。但伦理学永远是哲学，不能一经应用就失去了哲学的品性，或是成为一种技艺，或是成为一种术式；如果丢弃对“意义与价值的理想世界”的研究，如果抛开对事务“终极实体和根本属性”的追问，我们将“应用”什么？谁来判断道德的有效性？谁来为科学当事人的行动提供辩护？如果用道德直觉主义去强迫现实，“应用伦理学”与“法律”还有何区别？
现实生活与社会的复杂性，使伦理学论证习惯必须改变，包括经典原则在内许多原则已经无法直接解释或解决各职业领域中的大量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从未有遭遇的甚至以往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道德难题；如果不改变哲学思维就无法接受的高生命技术的现实，直觉主义已经无法奏效，相对主义又不可靠；如果不去追溯逻辑起点、不去创造新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如何能解决堆积如山的新问题。我们毕竟没有生活在一个智性和道德的世界，那种由合理而理性的人所组成的世界离我们还十分遥远或永远也不存在，康德的目的王国只是一个理想。在理想的世界里，道德价值和幸福才可能通过一定方式连接起来并处处、事事、人人都服从于道德法则，每个人都达到了一个完全善良的意志，“康德甚至不试图去证明这些至善观念是如何产生于道德法则的，因此并不试图去证明这两个观念中的任何一个能否成为纯粹意志的先天对象。”但，康德还是忍不住解释了德性与幸福相称性的根据：
“如果人们追问上帝创世的终极目的，那么他们不应该举出世界上理性存在者的幸福，而必须举出至善；至善为这个存在者的愿望添加了一个条件，也就是配当幸福的条件。亦即这些理性存在着的德性，因为只有它包含着他们据以能够希望凭借一个智慧的创造者之手享有幸福的标准，盖缘智慧……意指对至善的认识，而从实践上来考察，它意指意志与至善的切合，因为只有在切合与作为源始至善的上帝意志的神圣性符合一致这个限制条件时，人们才能思考这种仁慈行动。”
罗尔斯企图说明：至善是上帝创世的终极目标：幸福与德性相称的必要条件是使那个至善充分的意志与作为善的最高源泉的上帝意志的神圣性；上帝向世人把最大幸福呈现为只受他们的职责限制的幸福；一个无偏私的理性要求是德性与幸福相陪伴。康德的庄严设计并得出华丽秩序的理想是必须仰赖上帝的命令和遵守上帝的法则。而在上帝已死的当今经济与技术无限发展的社会，何以由上帝伦理支配我们的行动和思想，我们的选择和意志如何能成为一种至上原则的应用。罗尔斯肯定，无偏私理性观念不隶属于康德的建构主义，“至善不切合于作为被建构起来的道德法则对象的目的王国的观念：它无法成为那个被建构起来的对象。因为在绝对命令程序中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它能够创造出要求我们使幸福与德性相称的戒律。”哲学神学靠的是上帝伦理，“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第一句话已经表明了真正的神人关系，创世主和被创作的人之间的自愿结合。”那种许诺与诏令都是建立在牢固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即使这种诏令要求亚伯拉罕作出巨大的牺牲，当事者也极其愿意，因为那是神权政治的高尚品德的力量。应用伦理学更像是实证哲学的翻版。在实证的状态下，在承认不可能有绝对知识的基础上，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探求世界的本原与目的，更无需说明用什么理论或学说去解决什么问题，只要编制一套原则系统，教给当事人针对具体问题使用就已达到目的，这就是这种伦理学的全部功能与秘密。在他们看来，人事现象的内在原因以及发现原则的来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一心从事现象的实际规律与方法的运用工作，任务就已经完成得尽善尽美。除“实证伦理学”外，应用伦理学还可以称为“实践伦理学”或“实用伦理学”；对它来说，“探求所谓的原因，不论是初步的原因，还是最终的原因，”是根本做不到的和毫无意义的，“他（指孔德—作者注）把所有现象都看成是受不变的自然法则支配的，准确解释自然法则并将其归并成尽可能少的数量，”这才是它努力的目的。
应用伦理学是一个过渡，可以作为一种对研究群体召集的理由；当它已经成为一种习称和流行语时，我们可以就势建立一个单独的学术舞台，把“伦理学理论应用”或“应用伦理”作为交流语式，引导其对一系列悬而不决的问题进行充分研究；在我们的社会中把伦理学理论化成进行社会抉择的理智力量；使道德哲学家重新在公共生活、立法与决策中占有地位。但是，应用伦理学的第二阶段显然已走入歧途，他们丢开元问题和元理论于不顾，依然更加急切地想直接解决迫在眉睫的道德难题和社会问题，由于忽视伦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他们无法正确描述公众的争论与分歧；“他们忙着把自己的深刻怀疑论的、相对主义的态度和非哲学听众（他们打算向这些听众大声疾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尽管应用伦理学家花费十数年时间说明了两个问题：职业决策和公共政策不仅是科学技术或政治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必须通过哲学分析提供价值与意义的判断；伦理学建议和原则可以帮助解决实际难题并指导实际工作者的工作。然而，他们由于缺乏哲学的训练终于没能完成从普遍的道德原则中准确地推出规定性的和禁令性的道德准则，甚至引起实际工作者的不满与科学家的反感，有些人在扮演“卓别林式的既滑稽又可怜的形象”时，“还没有挖井就欲取水，还未能找到火就欲救火，不像一个很有理智的人。”应用伦理学并没有认真区分由于文化背景和特殊制度的不同其道德原则应用于具体道德决策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注意这些差异对道德行为选择的重要影响。各民族、各地区、各种制度所筑成的道德文化分歧是客观的，用单一的美国或欧洲模式去解决国际和各国家的问题，特别是对道德行为和决策所施加的强制与约束，已经成为伦理原则或准则应用的羁绊。应用伦理学毕竟是价值与意义的评价，他只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指导，它与具体技术不同，如果硬要用工具的本性去规定它的全部内容，结果就弄错了精神、思想、理论、原则和行为的关系，我们很多人过分热衷于社会调查和对案例的讨论而忽视对理论的追究，以为这些原则无须求证就可作为普适的真理标尺，我们与工程师和医生还有何区别。即使把我们这种应用模式作为工程模式，也不能忘记道德原则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它必须由充分推理的元伦理学的正当性证明以及不可或缺的逻辑推演才可能被接受。
麦金太尔批评应用伦理学的理由是，在某一原则应用之前就已存在，说明这个道德原则只能是形式的、无内容的；应用伦理学的三个步骤的逻辑顺序也一直受到质疑，并被麦氏认为是不正确的，这个顺序已经在实际应用中被无情的推翻了；它是：把普遍原则公式化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经验地描述特定的社会背景或制度背景，包括体现在个人动机和目的之中的制度习惯结构；把道德原则应用于此背景下可能的行为选择过程。例如，教会权威和天主教道德神学家拒绝接受直接医疗性堕胎是基于与拒绝其他种类的直接堕胎相同，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辜的生命的直接被杀害总是不道德的”原则；这种原则应用必须在治疗性堕胎的背景和实例的应用中通过阐释而获得内容，它有更高级的神学或教义学的基础，并有强大的《圣经》这一来源；应用伦理学在伦理学的发展中并没有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很多应用伦理学家已经开始参与开井取水的工作，因为他们通过这近20年的实践，已经深知只从伦理学理论家们已开凿的井里汲水已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探明哪些井里是无水的。Questionappliedethics
Appliedethicsisnotarealsubject.Itdoenothaveacompletetheoryandsystemratheralooseclusterofappliedproblemslackofrigorlogicstructure.Itisonlyconvenientfortheexplanations,clarificationandpresentationofsomepracticalproblemsandprobetooccupationalregulations.Itusespartoftheoryandmethodologyfromethicsandonlyaconceptofopportunisticandeducation.Itoffersrepairforsermonizedorsecularethicspromulgationrelativism.Italsousesthepostmodernmethodsofintuitionismorcircumstancesm,transplantsandproduceaseriesofpost-classicprincipleswhichareselfevident.Appliedethicsisbornasasimpleandbrutalmeasurementtoolswiththebackgroundoffussyandblunderingacademicsituation.Itrepresentsthefeelingandattitudeofpostmodernscholarswhoareanxious,unhappyandfear,superficialandavoidofdeepthoughts.
Itisonlyatransition,usedasexcusetocallupcertainpeople.However,whenitbecomesacommonnameandpopularlanguage,wecouldtaketheadvantagetosetupaseparateacademicarena.Bythemeansofapplicationofethicstheoryorappliedethic?Wecouldfullyinvestigateaseriesofunsolvedproblemsandconvertthetheoryintoreasonablepowerofsocietychoice.Inthatperspective,themoralphilosophersmightcomeintopoweragaininpubliclife,policyandlegislations.
应用伦理学篇3
【关键词】管理伦理学；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
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全球化的趋势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都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种社会系统工程，一种现代化社会重要的管理方式，必须善于调整自己，发展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解决思想问题，保证党的各项工作目标的实现。因此，面对新的形式，我们必须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必须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借助一定的手段。使目的与手段相适应。
“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目标是提高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i启发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武装人们，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使之更好地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而加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进程，在现阶段，人们改造世界的时间活动，最主要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实践活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帮助人们清楚错误的思想，保持思想意识的纯洁性，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科学信念，饱满的热情，坚强的毅力和旺盛的斗志，自觉自愿地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时间中，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手段。“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在思想政治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随着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继承传统有效的思想教育方法，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突破和创新。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有典型示范、自我教育、理论教育、情感激励、社会实践、心理咨询等。” ii
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人们提出目的和实现目的，依赖于一定的手段。手段是提出能实现的目的的现实条件，又是保证目的得以实现的现实力量。目的和手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由于人们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是人自己创造的，因此在一定阶段或在一定范围，人们可以把某种手段的创造当作目的，而某个已经实现了的目的又可以成为实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要依赖于一定的手段，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与手段在一定条件下试可以相互转化的。可以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的创作当做某种目的，也可以把实现了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当做实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
在现今的企业中，很多职工都把企业仅仅看做是一个工作的地方，职工在企业没有一种归属感，做不到全身心的为企业服务，企业的潜力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可以通过建设企业文化的手段来实现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是一种从实际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之中形成的组织文化。” iii企业文化建设紧密结合生产经营工作，通过文化活动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内容以更易为职工接受的方式，融入企业发展各项工作中。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调动职工积极性、增强企业凝聚力上起着重要作用。具体的做法有以下几种：
1、培养职工的价值观。将职工的切身利益与企业的效益挂钩，深入贯彻“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改变职工的思想认识，逐步引导职工形成企业的价值观。增强发展业务，增量创收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增强自觉创收意识。
2、塑造职工的精神世界。“人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只有高素质的人才、高质量的管理、切合企业实际的经营战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iv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就是通过改造职工的思想意识形态，来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支柱。在抓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注重营造一种氛围，明确一个方向，使职工的精神世界不空虚，工作起来有目标，有奋斗方向。
3、规范职工的行为。“人的行为习惯的养成，靠教育和约束。约束就必须有标准，有制度。建立建全一整套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是搞好企业生产的有效途径。”v企业职工的一言一行反映着企业的精神。因此，设立行为规范或规章制度是必要的，这些制度或规范在开始实施时，会对一些职工有约束，但坚持下去，职工的行为变成了习惯。
4、增强职工的企业向心力。一个企业，要想增强职工的凝聚力，就必须在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或影响，这样才会把职工牢牢地吸引在企业的周围，职工因此对企业产生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
5、树立职工的学习榜样。在日常工作中，善于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树立典型，给其一定的物质、精神奖励，激励企业职工朝着典型的方向发展。
6、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能使职工感到企业这个大家庭的和谐、温暖，增强企业凝聚力。在紧张的生产之外，该局注重举行一些有益的文娱活动，调节职工的精神状态。“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是增强职工凝聚力的一种好的形式。” vi
采取以上这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可以有效的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效的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借助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了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更好的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服务。只有结合企业特点，采取灵活的方式，才会使思想政治工作深入人心，真正发挥作用。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全方位的管理手段，是新形势下加强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有效手段。
注释：
i 思想政治工作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91-92.
ii 思想政治工作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0.
iii 企业文化与评价[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6.
iv 现代企业文化通识教程[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163.
v 现代企业文化通识教程[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162.
vi 现代企业文化通识教程[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163.
【参考文献】
[1]中国思想政治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主编.思想政治工作概论[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李田贵.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构建与应用[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3]俞滨.思想政治工作百法百例[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9.
[4]中共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工作委员会党校主编.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工作[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浅谈企业思想政治工作[J].商场现代化，2007（23）.
[6]田广研.企业裂变――企业与社会[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田雨.现代企业管理基础知识[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8]付宜新.现代企业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9]任志宏.企业文化[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10]李玉海.企业文化建设实务与案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1]华瑶.企业文化与评价[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应用伦理学篇4
关键词:营销伦理学;煤炭企业;应用
一、企业营销伦理缺失现状分析
当前企业营销伦理建设的滞后,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较晚,市场还不够规范,企业也还未走向成熟等原因造成的。道德现象的日渐增多,企业营销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煤炭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奇,有些企业道德意识低下,企业营销理论尚不被他们接纳,这些企业对在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往往较多地强调产值和利润,却忽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其现状突出表现在:企业对外侵害消费者利益对内侵占员工利益的事件经常发生;对企业的各种投诉日益增多;企业虚列成本、伪造账目、偷漏税现象普遍;产品的虚假宣传,用降低交易透明度等手段来谋取企业的一时局部私利,忽视社会利益;还有些企业自身利益至上,野蛮式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环境非伦理行为现象严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意识淡薄。
不可置疑,作为企业营销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得利益最大化,但是获得利益最大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去违背法律,违背有关最基本的企业营销伦理准则——即:维护社会和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以推动社会进步、创建和谐社会。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尚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很多方面留有纰漏被一些利益至上的企业营销者所利用,与传统的“以义谋利,利义共存”的传统经商理念发生对立或矛盾。
(一)社会文化环境及企业文化的影响
与社会文化相比,企业文化对企业营销伦理的影响更为直接。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营销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而我国现在的大部分企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导入和冲击,使一些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发生偏移,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背景下,单纯追求以企业自身的利益为唯一标准,这样的企业营销道德水准是绝不会高的,在参与市场活动中表现出营销不伦理行为在所难免。
(二)经济体制及市场因素的影响
市场因素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发育的程度及市场供求状况的市场趋势。煤炭市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始终没有彻底完成,包括定价权、合同签订等方面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状态下的后遗症。市场因素的优化,为企业营销伦理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不健全,等价交换与公平竞争原则被扭曲,市场就会缺乏良性竞争。加快经济体制建设,完善市场体系整改不容忽视。
(三)政府监控不力及政策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一些政府部门的执法机构在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管制过程中,形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状况。地方政府或者为了自己的政绩,推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或对企业造成的社会损害行为的麻木与不作为,助长了一些企业的违法、违反伦理经营。此外,我国的政策法规尚不健全,政策上有许多纰漏,法律上还有不少盲点这是导致企业营销伦理失范现象产生的主要基础。
(四)企业的短期行为及竞争意识的偏移
当今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企业的经营充满着风险。由于企业缺乏一个可指导其发展的长期战略,导致企业出现了短期行为。一些短期利益诱导企业片面追求当期利润最大化,采用一系列非伦理的手段竞争,如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掺杂使假、冒用其它大煤矿企业的品牌等等不伦理行为。漠视甚至损害社会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二、煤炭企业营销伦理问题的防范对策
我国的企业结构和性质比较复杂,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形成不同的企业伦理层次。但是,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企业,都是同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平等主体,其经营行为必须既要服从市场规律,又要遵从社会伦理准则;即享有一定的权利,又有承担一定的义务和伦理的责任;在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又要兼顾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切实处理好企业与社会、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具体而言,企业营销伦理问题的防范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重加强:
(一)加强企业自身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涵盖范围很大,拿我们现在的开滦来说:企业形象建设,本质安全人管理,人文关怀,准军事化管理,ISO质量认证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简单说企业文化建设就是企业的品牌建设,企业的特质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是在为经济建设铺路,为经济建设护航。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开滦品牌在大众心理的认知度,增强企业内部活力,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力。从合同的定制、履行、售后服务等各方面都自发遵从社会伦理的约束。
(二)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
通过宣传教育形成关注企业营销伦理的社会氛围,企业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经营,需要一个规则清晰、秩序井然的社会大环境,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诚实守信、公正公平、尊重他人、成为每一公民的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企业在进行营销活动时,把消费者长远利益和社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形成全民注重企业营销伦理的社会氛围。
(三)强化行业监督
行业协会是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组织,由于个别企业的非道德营销行为会损害全行业的商业信誉和利益,行业协会能针对本行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营销道德准则以及对非道德营销行为的处罚规则,起到强化行业监督,规范全行业的营销行为,维护全行业的利益作用。因此,强化行业监督的作用不可忽视。
(四)增强新闻监督作用
增强企业营销活动中的新闻监督作用,新闻监督的特点是非功利性、影响大、制约性强。用现代大众媒介对企业道德行为进行评议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唤起民众注意,引起国家执法部门的关注,增加这类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投机成本”,通过舆论的力量制约企业营销不伦理行为,使其回到道德营销的规范上来。
(五)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消费者应自觉抵制各种不健康消费观念的影响,从维护社会及自身利益出发,拒绝购买和使用假冒伪劣产品及污染环境的产品,反对一切不良营销活动及行为。强化消费伦理意识,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同样需要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消费者的整体素质和伦理水准,直接影响企业营销方式的选择和效果。
(六)企业的自律建设
应用伦理学篇5
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之后又一次人类文明史上质的飞跃，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它反映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康德说过:世界上最让人敬畏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我们头上满天的繁星;一个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敬畏自然，敬畏道德律，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伦理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给予人更多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应用伦理学应对生态文明的时代回应。 一、科学伦理的生态文明审视 科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和探索客观真理的认识活动。科学活动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已内化为科学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和道德律令，既保持着科学的优良传统，又促进了科学持续不断的发展。在今天生态文明的召示下，需要把科学伦理置于生态文明的视域下审视，注入生态文明的时代内涵和伦理要求，使科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一)求实求真与循自然之道 科学的实质与核心是求真，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科学之所以以真理为进步的目标，归根到底是由人类认识的目的决定的。人类只有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和本质，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才能有效获得物质生产的成果，才能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探索真理是科学的最高使命，尽管我们得到的科学真理只具有逼真度的意义，永远到达不了绝对真理的彼岸，但并不能改变科学真理的内容，真实性是科学的根本特征。求真的科学探索要求科学伦理应诚实可信，实事求是，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其资料来源必须真实、可靠，结论具有可检验性、实验可重复性。对科学事业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勤奋耕耘，永无止境地探索未知的领域。“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只有他们才能建造起雄伟壮丽的科学殿堂。他们相信，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总可以找到宇宙先定的和谐秩序。于是，向往探索自然的奥秘与和谐，深深地吸引他们以浓厚的兴趣、坚忍不拔的毅力、超乎寻常的满腔热情，如痴如醉地全身心投入到自己酷爱的科学事业中去。真理是科学的中心动力，探索真理是科学追求的终极目标，增长知识是科学的首要任务，科学家的惟一动机是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增进认识而探求知识，不断扩展知识的宝库，这是科学家的崇高理想和本质特征。［1］ 确证自然秩序是科学探索的根本目标，求实求真的科学使命，驱使着科学家们肩负着揭示自然规律、生态规律、环境规律的重任，揭明环境生态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互生规律、相互补偿和相互协调的共生规律、物质循环转化的再生规律、物质输入与输出的平衡规律、相互适应和互补的协同进化规律、环境资源的有效极限规律。自觉把握这些规律，揭开自然的真象，消除人们对自然的无知、愚昧、盲目和野蛮，不断获得自然界的真理性认识，促进人与自然协同发展、有序发展，是生态文明赋予科学求实求真伦理的时代要求和新内涵。不可否认，现代科学展现了人类理性的巨大力量，但为什么按客观知识去行动，却犯下了违背自然规律的错误呢?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开始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建立在观察实验基础之上、理性严密的科学知识体系，以客观性作为自己的内在根据和力量所在，认为只要掌握科学，就可以驾驭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实际上，现代科学所达到的客观性只是片面的客观性，各门学科仅是对客观事物在某一领域、某一层面、某一阶段、近似、相对的反映。在以分析方法为主的科学研究中，仅只专注于认识学科领域内事物的构成、机理、功能，力图作出合理的解释和科学的预见。还不能把一门学科和整个生态系统结合起来，去研究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出系统性的认识和综合性的成果。因此，现代科学发展必须向生态理性转变。当代出现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生态系统的失衡，从而导致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崩溃。生态危机呼唤生态理性:“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度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并因此以最少的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现这一点”(高兹)。生态理性要求把整个生态、自然、环境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和归宿，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投入和环境损失，最大限度地为人们提供有用的物品。生态理性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整体、着眼于人与自然协同的价值理性。它告诉我们消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化解生态危机的风险，解构生态伦理的失范和缺失，最终还得依赖于人类理性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既要把握自然的本质、规律和秩序，又要符合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人类才能走上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生态理性的系统观觉醒，将使人类的理性更合乎必然、合乎规律、合乎善的追求目的、合乎人类理性活动的规则。 (二)责任良知与生态道德 科学作为真理性的知识，本身没有善恶、好坏之分，只有对错之别。例如E=mc2，这个质能公式揭示了原子弹蕴含着的巨大能量，但不能由它来承担在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爆炸的责任和道义，正像地心引力定理对于跳楼自杀的人不负任何道义和责任一样。所以说科学规律本身是中性的，科学真理是价值中立的，不因人们价值取向各异而改变科学真理的客观内容。科学既可打开天堂之门，也可打开地狱之门。但科学探索是一种有目的实践活动，造福人类是它的天职，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在社会目标的牵引下，就要受到法律、道德的制约，承担着使科学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更加顺利、健康发展的责任。科学家们有责任去思考、预测他们生产的科学知识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确保科学不被用于破坏性的目的，减少对自然的伤害，尽可能把科学应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降低到最小的限度。［2］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的价值和使命在于追求真理、造福人类，这是科学的真谛。”在科学发达的今天，科学对自然的作用力越来越大，甚至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越来越要求科学家们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和未来的命运具有深切的关怀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道德感、正义感。无论是研究目标的确立、研究手段的选择、研究成果的应用，都应坚持公平、正义、臻善的道德原则，具有强烈的生态良心和生态道德，并把它转化为生态责任，自觉地履行自己的角色和职业操守，有效地预测、控制、化解科学应用产生的生态风险，用和谐的自然秩序来构建和谐的科学理论。科学工作者不仅在科学研究中负有道德责任，而且还负有使科学造福于人类社会的义务。1936年爱因斯坦曾对美国加利福利亚工学院的青年学生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社会，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能成为祸害。”科学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身科学，造福人类，是许多科学家获得成功的最根本、最持久的动力支持。#p#分页标题#e# 二、技术伦理的生态价值重建 如果说科学还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那么技术则是最直接的现实生产力，在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世界，把技术的工具理性和工具价值尽情放大，以致于有人说，在这个星球上，已经没有天敌，没有不可战胜的东西了。但技术这把“双刃剑”随着技术越发展，其正负效应越明显，正面作用是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创造着人类社会的新生活，负面影响是使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巨大风险和威胁。例如，为了使农作物增产，大量使用了农药、化肥，产量上去了，土壤却板结了，江河、植物污染了;汽车、飞机的发明，给人类带来了快捷、舒适，但其尾气的排放，也造成了大气层的严重污染。在将人们把“速度”、“舒适”作为追求目标时，很少有人会思考人类到底需要多快的“速度”与什么程度的“舒适”，这种“速度”与“舒适”，世界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火药的发明开启了人类文明史新的篇章，改天换地、劈山开渠、宝藏涌流，但与此同时，对“爆炸力崇拜”的推进，坚船利炮、荷枪实弹、以致发展到足以摧毁地球的原子弹、氢弹，并非是人类的福音。［3］ 氟里昂制冷剂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堪称是20世纪化学技术的重大成就，以其无色、无味、无毒、无腐蚀性、导热性低、易液化、易汽化的特性和生产成本低、价格低廉的优点，广泛应用于冰箱、空调的制冷剂、除臭、杀虫的喷雾剂、泡沫发生剂、清洗剂、干燥剂、空气清新剂等等，全球年销售额曾达22亿美元。1974年科学家首次发现氟里昂有消耗臭氧的性质，而臭氧层在距离地球22公里的高空，是地球生物的天然保护伞，它阻止了外层空间紫外线的长驱直入，保护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使得生命之树常绿。而大量氟里昂的排放，则会使臭氧层稀薄，南极出现了臭氧层空洞达1300万平方公里，如果空洞继续扩大，地球上的植物光合作用将全部被破坏，那将出现无生命的死寂世界。为此，从生态价值出发，为了保护好人类共同拥有的一个地球，80年代开始禁止使用氟里昂。 又如DDT，在20世纪被称为是“万能杀虫剂”名扬全球，就是典型的一把双刃剑，在铸造辉煌业绩的同时，也在破坏自然、危害人类，其风险也是在使用了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的。DDT最早是德国化学家蔡德勒1874年在实验室制得，1939年经瑞士化学家米勒人工合成，发现其有杀虫的奇效，且生产成本低，易于制造，很快在农业上得到广泛应用，灭杀害虫功效显著，不仅使农作物获得丰收，而且阻断了疟疾、伤寒等疾病的蔓延，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米勒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然而，DDT的负面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显现出来，由于其不易溶于水而易于溶于油，其毒性通过食物链传播:DDT→植物→鱼类、鸟类、动物→人，被人和动物食用，并在体内积聚，当含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给人和动物造成危害，中毒严重则死亡。此外，DDT在杀灭害虫的同时，也杀灭了大量益虫，违背了生态规律。因此，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DDT在世界范围内宣布停止使用。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写了一本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轰动了世界。她指出，由于无限制地使用化肥农药，使自然界发生了一系列可怕的变化，原来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春天，听不到百鸟啼鸣、兽吼虫唤的悦声，看不到万木争春的景色，生物毁灭，万物凋零。过去潺潺流淌的小溪、奔腾不息的河流、清澈涟漪的池塘、碧波荡漾的大海，再也捕不到鱼虾生物，整个自然就象失去了生命似的一片寂静，最后地球就会变成一个无生命的世界，那就是寂静的春天来临了。 技术的两重性不得不使我们把技术伦理置于生态文明的背景下考察，技术手段必须服从于人的目的，把安全、有利、健康、不伤害的伦理原则，转化为技术伦理的道义和责任。一方面应热情讴歌技术进步带来的道德进化，不断使人们从蒙昧、野蛮、愚钝的落后状态中摆脱出来，战胜宗教神学对异端邪说的迫害，击碎邪教对人心灵的摧残，拨正伪科学对人性的扭曲，清除封建迷信对现世的颠倒，拯救神灵对红男绿女的痴迷颠狂，克服腐朽的传统道德理念对人的束缚，厘清道德进步的逻辑发展方向，摈弃传统道德中虚伪和不合理的成分，铲除酿造道德沦丧的深层根源，确立与人类文明进步相适应的新道德、新准则、新观念;另一方面对技术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行道德规约。对那些一味为了技术的功利目的而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至上的短期行为，那些任意践踏自然，疯狂掠夺资源，漠视人类与环境提出的安全、有利、健康、公正、责任的基本伦理诉求，背离技术精神和技术规范的种种行为，进行道德约束，建立技术的伦理原则、伦理规范、伦理范畴和新的价值体系，重建现代责任伦理和发展伦理，制定科技工作者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底线，并把它内化为一种信念和道德意识，自觉抵制技术的不适当应用，有效约束技术功利主义的负面效应，让技术真正惠及人类和自然，给予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 三、工程伦理的生态环境构建 工程是一种造物活动，凡是地球上原来没有的、凭着人类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建造出来的一切人工建造物，都属于工程，称之为人工自然。工程自古有之，从古代埃及气势磅礴的金字塔、古希腊神奇壮美的神庙、蜿延雄壮的万里长城、横贯南北的大运河、巧夺天工的都江堰、整齐划一的庄严故宫，到现代惊震世界的曼哈顿工程、气贯长虹的阿波罗登月火箭计划、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恢宏无比的鸟巢体育馆、栩栩如生的悉尼歌剧院、高耸入云的巴黎凯旋门、纵横交错的交通枢纽，星罗棋布的冶金、化工、采矿、水利、生物、电力、航天、航空、建筑、通信等等浩大工程，无不展示出人类创造文明的伟力和气吞山河的气势。［4］ 现代工程集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法律、文化、艺术、伦理、生态、环境等为一身，融决策、设计、施工、评价为一体，承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为一统，综合运用多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多项技术的融合重组，才能建造出新的人工自然物，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工程目的指向是幸福、安全、福祉。工程决策、设计、施工、管理，有着特定的工程伦理要求，它必须融入环境伦理、技术伦理、社会伦理之中。在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工程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为工程伦理关注的焦点。工程决策要考虑环境容量、资源承受能力、生态修复能力和未来生态风险，严格遵循决策程序，进行可行方案和不可行方案的对比论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工程设计应体现目的与手段的一致性，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把生态保护原则贯穿始终，承担起工程设计中的生产安全、公共安全、环境与生态安全、社会公正与社会责任。工程施工和管理要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不伤害生命，为生态的自我修复创造有利条件，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p#分页标题#e# 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埃及的生命之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水滋润了富饶两岸的种植业、畜牧业，使灌溉、运输便捷，保持了生物多样性，但同时洪水泛滥，水灾不断，也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帮助下，修建了阿斯旺大坝，把尼罗河拦腰截断，认为可一箭数雕:一可控制河水泛滥，蓄水灌溉;二可发出巨大电力;三可提高水位，发展淡水养殖和内河通航。虽大坝建成后，这些目标都已实现，但工程的负面作用已显现出来:一是生态环境恶化，土质肥力下降，土壤盐碱化;二是血吸虫病肆虐，鱼群减少;三是尼罗河出海口处海岸线内退。埃及有位学者曾说过:“建造阿斯旺大坝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是位伟人，但是拆除阿斯旺大坝的人，要比纳赛尔更伟大。”还有我国黄河三门峡水库的经验教训，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大量农田淹没，受灾群众苦不堪言，后患无穷，往日富足的黄河滩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有黄河的低吟浅唱、如泣如诉。这一切无不在警示人们，任何工程都不能违背生态规律，高悬在我们头上的永远是:公平、正义、责任、人性、仁爱的道德律，环境的“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现代工程实践的主体是知识劳动者。工程师、技术员处于核心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工程师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工程方面，而是来自“非工程”方面。一个工程师所要关注的问题已经远远不是某项工程能否完成，还必须关心它是否经济合理，是否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是否与社会发展相容，会引起什么社会后果等种种问题。他们应了解技术、工程的社会意义和生态价值，规范工程行为，增强社会责任，遵守职业道德，使他们成为有较高文化品位和思想境界追求的工程师、科技精英。早在1968年12月，联全国教科文组织就建议:“应当给予工程师以较广泛的教育，使他们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以及生物科学方面具备一定的基础”。“工程师不仅要了解工业技术变革直接的实际影响，还要了解工业技术变革对环境、社会和文化的长期的、直接的冲击……工程师也需要懂得管理技术，具备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知识和群体社会学的知识”。引导工程向着更有利于人类健康、安全、幸福的方向发展，给社会带来最长远的福祉。［5］ 四、生命伦理的生态伦理回应 现代生物技术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对整个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引发了生命伦理问题的困惑和道德的两难选择。其一，基因组研究。基因检测可有效预防和治疗疾病，但也会造成基因信息隐私权的泄露，给检测者带来精神负担和社会歧视，甚至发生基因污染问题;基因重组可以按照人的意愿把一种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另一生物体上，改变生物的性状，增强抵御病虫害和耐寒、耐热、耐旱等能力，提高单位面积的农作物产量，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改善人们的食物营养结构，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转基因食品的不确定性，是否存在对人体的不安全隐患呢?转基因物种的生长又会不会影响生态平衡呢?因为它不是生物长期进化的产物，而是按照人的意志、人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就有可能会使基因库缩小，生物遗传多样性减少，破坏生态平衡。基因治疗可修复缺陷基因，使患者恢复健康，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又将如何?人类基因组测序，一旦有可能对人进行基因设计，生命的价值何在?人性何在?其二，克隆技术在动物身上已成功应用，人也能克隆吗?如果人也一旦可以复制，人的尊严损害、人伦关系混乱、种族主义歧视，应不应该为科学研究设立禁区呢?其三，干细胞移植可以为很多疑难病症找到有效治疗的途径，人类胚胎干细胞涉及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心理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界定，以及人格、尊严的捍卫，生命的尊重。其四，器官移植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也诱发了器官买卖的黑市交易，犯罪滋生、损害供体健康，加剧社会不平等和道德滑坡等等。 作为有意识、有理性的人，人的生命旅程，从起源到消失都充满了伦理意义。面对生物技术引发的生命伦理挑战，生命伦理的时代回应是一方面肯定现代生物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改善了人类健康和生命质量，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伦理困惑，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中，重建道德评价体系，建立普适伦理原则和规范，把善的评价和真的评价统一起来，尊重生命，保护健康，让每一个人都活得不痛苦而有尊严，在“善”的评价中更加重视“自主”、“正义”、“责任”、“尊严”的社会实现，把“不伤害”作为生命伦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核心准则。在生命伦理“不伤害”、“有利”、“尊严”、“公正”原则的价值位阶中，“不伤害”处于优先权地位，并把对人的不伤害推延到整个自然界，对动物、植物、微生物和一切有生命形式的物种，都要像关爱人的生命一样去关爱生物，爱护一草一木，一鸟一兽，生命无价，生命至上，对人类命运具有深切关怀和高度正义感。只有在确保不伤害的前提下，才能进而考虑有利、尊重、公正的要求。不伤害是最低要求，也是生命伦理评价的底线标准。［6］同时生物技术还应有利于人类健康和社会福祉增长，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好处、产生最小的危害。尊重人的生命权、自主权、隐私权，公正地对待自身、他人和社会，人人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人与自然是一个无法剥离的有机整体，人干预自然也就意味着干预自身，把人性化泛化于对象化活动之中。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意义上说，自然的就是人性的，人性的也是自然的，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进程中，把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自组织平衡当成人类生存方式的条件和限度，当成人类自我发展的内容、权力和责任，不断实现人与生存环境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
应用伦理学篇6
关键词：医学教育 生殖医学伦理学 教学效果
近年来，受婚育年龄推后、环境污染、不良生活习惯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孕症发病率逐年升高，亟需高素质的生殖医学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一门涉及胚胎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妇产科学、男科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科学，目前设置专门生殖医学学位授权点的机构并不多，大多仍是作为妇产科学下属的一个专业方向。而原有的妇产科学教学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生殖医学人才的培养，如何更好的培养生殖医学专业技术人员是目前生殖医学教学的难点。
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学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在临床的应用为医学伦理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挑战。为促进ART在临床不孕症治疗中的规范化应用，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于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文中简称原则）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件单独公布，着重强调了医学伦理学在不孕症治疗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性。我科从2013年开始尝试在培养生殖医学研究生时，增加生殖医学伦理相关教学内容，并通过问卷调查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以下简单阐述我们的教学方法及教学体会，以期为促进生殖医学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
一、 教学方法
（1）科室教学小组根据《原则》指导精神制定教学内容。（2）授课教师根据已定的教学内容，以多媒体方式向学生讲授生殖医学伦理学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基础理论知识。（3）列举临床涉及伦理问题的典型病例，引导学生借助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4）教师对学生提出的方案进行点评和总结，进一步向学生讲解如何在临床实践中遵守伦理原则，实现最大化保护患者利益。
二、问卷调查方法
采取不记名方式对我科2013-2015级14名生殖医学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评估教学效果。问卷内容由科室教学小组依据教学目的设计，包括选择题15题，简答题1题。内容主要涉及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必要性、教学方法、授课形式及对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建议。
三、调查结果及我们的教学心得
1.开展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必要性
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学教育，提高其职业素养是目前医学教育的共识。但是作为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临床三级学科，生殖医学伦理学属于更专业的范畴。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尽管研究生们大多知道医学伦理学，但是在没有接受生殖医学专业培训时，基本是不了解什么是生殖医学伦理学的。而通过生殖医学伦理学授课，学生们对学习生殖医学伦理学的必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回答“通过此课程的学习，您认为在生殖医学教学中有必要增加生殖医学伦理学课程吗”这一问题时，14份问卷均选择了十分有必要。并认为通过我们定期的生殖医学伦理学授课，有助于“在以后的工作中会更注意同患者做好充分沟通工作”（92.86%），“增加自己的责任感”（71.43%），“保护患者的隐私”（71.43%），“有助于学习专业技术知识”（50%）。
“提高人群生殖健康水平，改善出生人口素质”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生殖医学的特殊性在于临床医师及临床胚胎学家是直接对人类胚胎进行操作，并且这些胚胎将会移植入母体子宫，经历发育、生长、分娩，最终成长为一个正常人。我们的每一个不经意的细微操作，都有可能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给患者家庭带来终身的伤痛。生殖医学工作者不仅要有精湛的专业技术，更要重视医学伦理学素质的培养。在日常医疗实践中，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为不孕症患者服务，促进我国生殖健康的发展。因此，生殖医学高层次的人才在进入临床工作前，接受系统生殖医学伦理学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2.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与教学效果
临床教学的一大困难在于，为了更好的将宝贵的临床工作经验传授给学生，授课老师主要以临床医师为主，而临床医师的主要工作重心在临床医疗，相比专业的授课老师，在讲课技巧、授课水平上还有一定差距。如何活跃课堂气氛，引起学生兴趣，调动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尤其生殖医学伦理学授课内容涉及较多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授课困难。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在此次教学中，我们通过列举临床涉及伦理问题的典型病例，首先由学生借助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再由教师对学生提出的方案进行点评和总结。调查结果显示，92.86%学生对目前采用的授课形式满意；71.43%的学生认为老师的授课水平较高；92.86%学生认为生殖医学伦理学课程对其有帮助，其中50%的学生认为帮助很大。提示我们此次教学尝试是比较成功的。即使是空洞的伦理法规，只要教学方法得当，也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3.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建议
为了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此次问卷调查中我们还请学生回答“您对目前的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还有哪些建议？”。学生们在肯定我们教学成果的同时，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对这些建议归类、总结后发现，学生们对教学临床实用性的述求比较强烈。医学生以后主要从事临床一线医疗工作，因此学生们非常希望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尤其多列举临床真实病例，增加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以帮助他们如果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类似问题该如何处置。另外，对我们的教学方式，64.29%的人建议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以增加大家的印象。
总之，生殖医学教学的重要性已逐渐引起大家重视。现在已有学者呼吁，为促进生殖医学的健康发展，应设置专门的生殖医学课程，以更好地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生殖医学专业人才。伦理学在医学实践中具有重要有意义。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ART在治疗不孕症的同时，也使我们面临代孕、供精、捐卵、胚胎冷冻保存等新的伦理问题。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随着生殖医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也将迎来更大挑战。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摸索出一套适用于临床的教学方法，为我国生殖医学人才的培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祝辉，周作民，沙家豪等.生殖医学课程设置及教学效果的探讨[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2）：162-164
[2]李质馨，王柳行，任旷等.生殖医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30）：127-129
[3]陈慧芬，腾晓明，蒋超瑛.浅论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功能[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29（7）：45-46
[4]佟晓露，古丽娜?马木别克.医学伦理学教学方式方法的探索[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9（4）：47-48
应用伦理学篇7
【关键词】护理伦理学 临床护理管理 体会
中图分类号：R473.7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1-128-02
The application Realization of Nursing Ethics in the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Department Nurses.
LI Yuemei YAO Yumei
（Shizuishan Hui nong area People's Hospital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zip code 753200）
【Abstract】 In order to guard against the medical dispute, reduce the nursing risk, 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and instruct ourselves by using the nursing ethics through many years' clinical nursing management practice, through the review investigation's way,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four years' the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department in hospital in nursing patterns 2515 cases from January, 2006 to the December, 2009 in my courtyard.We realized the nursing ethics theory to the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s remarkable guiding sense,It is advantageous to the nursing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The nursing ethics clinical，nursing management， realization
随着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卫生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患者的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患者对医疗期望值日益增高，护理工作质量显得越来越重要。护理风险始终贯穿在护理操作、处置、配合抢救各环节和过程中，有时即使是极为简单或看似微不足道的临床活动都带有风险[1]。而眼下医疗纠纷频发，